百年清華

水仙 汪曾祺繪

前段時間看到消息，說汪曾祺先生生前的書房已整體遷移至高郵的汪曾祺紀念館中。作家蘇北寫過《汪曾祺的書房》一文。想來這是他晚年住房條件改善後才整出的🔡。當年住房局促時連個“下蛋”的地兒都沒有，遑論書房🙋🏻‍♂️。他自己原也說過生性隨便、不藏書、不做筆記之類的話，但不能否認，汪先生絕對是個酷愛讀書、飽讀詩書的人。

讀書是暗功夫🤳🏿，是為一個人插上“隱形的翅膀”🖕🏻。寫作更是受閱讀的影響。汪先生專門寫讀書的文章並不多，大概只有《開卷有益》《讀廉價書》《談讀雜書》《書到用時》等數篇。從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閱讀史及對讀書的態度，主張隨性讀書🤽🏼、讀雜書等💆🏻。

本文所涉書單不是汪先生書房中的書🌔，而是常見於其筆下、那些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書。梳理一下大致可分四類：傳統文化👨🏽‍🦰、外國文學😩、雜學、民間文學🧴。筆者試著從這方面入手，走進他的閱讀世界，探討閱讀與寫作在汪先生這裏有著怎樣的呈現。

傳統文化類

汪先生書畫兼擅🦹🏼，古典詩文隨手拈來，語言雅致精確🛢，有“最後一位士大夫”之美譽。這源於幼年的積澱。他說自己是在“溫柔敦厚的詩教裏長大”（《認識到和沒有認識到的自己》）🤚🏼。十一二歲時跟祖父讀《論語》😾、背唐詩；跟韋子廉先生學桐城派古文，對他所傳授的姚鼐《登泰山記》👮🏿🐼、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畫網巾先生傳》等諸篇留有深刻印象，說自己的作品講究文氣就很受桐城派的影響👨🏼‍🦲。與此同時，還跟鄉賢🙎‍♂️、名中醫張仲陶讀《史記》。“他教我的時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記》🧔‍♂️，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並不怎麽看，只是微閉著眼睛，朗朗地背誦一段🤏🏼，給我講一段。（《一輩古人·張仲陶》）初中時又跟著老師高北溟讀歸有光♏️、鄭板橋👧。說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淒婉”🫲🏼，跟自己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說裏還時時回響著歸有光的余韻”🚣🏽‍♂️；說鄭板橋詩文中藹然的仁者之心，使他深受感動🤞🏽。

小學、中學時代大量讀宋詞，《漱玉詞》《斷腸詞》《劍南詩鈔》都讀過⚽️。高中時還買過一部詞學叢書，一首一首地抄，既練書法，又略窺詞意👩🏽‍🏭。他說詞中的情緒應合了少年無端感傷的心，“到現在我的小說裏還有一點隱隱約約的哀愁👌🏿。”（見《自報家門》）

除了幼年時的家傳、中學時代的熏習，待到了大師雲集的西南聯大，汪曾祺更是接受著傳統文化的深深浸染。他對面向新生的通識課《大一國文》大加嘆賞📓，認為選文獨具匠心🙇🏽‍♀️。聞一多先生的唐詩🚷、楚辭課，朱自清先生的宋詞，唐蘭的“詞選”，王力先生的“詩法”課，楊振聲先生的“漢魏六朝詩選課”，另還有左傳、史記、杜詩諸課⚡️，都對年輕的汪曾祺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讀過的書籍不經意間就出現在他的筆下🙍🏼。比如在談到文學創作的語言問題👨🏻‍💼，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讀過的書🏒：說《史記》裏用口語記述了很多人的對話，很生動🧑🏽‍🚒；說《世說新語》以極簡筆墨摹寫人事🫅🏻，“全書的語言都很講究”，記錄了很多人的對話📍，寥寥數語🧑🏻‍🦳，風度宛然；說《陶庵夢憶》的語言生動，有很多風俗的描寫。在創作談中他也常建議年輕人多讀一些古曲作品🧑🏼‍🔬，這實在是其經驗之談。

外國文學類

汪曾祺接觸外國文學是在上大學前。高三時為避戰亂，躲在鄉下的庵中，隨身所帶是《沈從文小說選》和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日後他曾說這兩本書改寫了他的人生，引他走向文學道路，“屠格涅夫對人的同情，對自然的細致的觀察給我很深的影響”（見《西窗雨》）🙎🏼。但大批量地閱讀西方文學作品則是在西南聯大時期😕。

這期間汪曾祺讀過尼采🧟、薩特、伍爾夫🟤、紀德等。他對巴爾紮克提不起興趣🗡，說他總是站在讀者之上👩🏻‍🍳𓀘，有些欺負讀者；對托爾斯泰也不喜歡👨🏿‍💻，直到四十多歲時才勉強讀了《戰爭與和平》🫐；對莫泊桑和歐·亨利也不感興趣，說他們“耍了一輩子結構”，但顯得很笨，實際上是“被結構耍了”🙅。他鐘情於契訶夫、阿索林、海明威等，說契訶夫按照生活的樣子寫生活，喜歡散文化的結構，喜歡他把文字丟來丟去的，這正是他的現代性所在；說阿索林的小說“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他喜歡長篇《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等意識流式的小說，說《追憶似水年華》“纖細😙、飄飄忽忽”，還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寫個像這樣的自傳性的長篇🧛‍♂️🧑🏼‍🎤。

青年時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意識流的影響，那時寫就的小說《復仇》和《小學校的鐘聲》，就有意識流的味道♡，很空靈。曾有人認為他的小說是有點“洋”的，應是指這一時期的作品🤾🏽。

寫於1992年的散文《西窗雨》，可說是汪先生自陳外國文學對他的影響及他對外國文學的態度。他認為年輕人寫東西要多嘗試，濃麗華美都不為過，不要一開始就流於平淡。但他也主張，要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要納外來於傳統，融奇崛於平淡。想來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雜書類

北京有個青年問他🧑🏼‍🌾：“你的修養是怎麽形成的？”他說：“古今中外，亂七八糟”，並勸這個年輕人要廣泛地吸收。

汪曾祺讀雜書的興趣大概始於十一二歲，那時他看了家中所藏的《嶺表錄異》《嶺外代答》9️⃣，就對筆記🫃🏿、遊記類的書產生了濃厚興趣。“這一類書的文字簡練樸素而有情致🧑🏻‍⚖️，對我作品的語言風格是有影響的”（《開卷有益》）📫。《嶺表錄異》是本地理雜記，為唐人劉恂所撰，記述嶺南異物異事🧑🏻‍🦼，尤其是各種魚蝦、海蟹、蚌蛤的形狀、滋味和烹製方法🏊‍♀️，嶺南人喜食的各類水果、禽蟲也有記述🛋；《嶺外代答》為宋代地理名著，記載了宋代嶺南地區（今兩廣一帶）的社會經濟﹑少數民族的生活風俗及物產資源﹑山川﹑古跡等情況。

汪曾祺在江陰南菁中學讀高中時，常逛書攤🏝，買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書🧚🏽‍♂️。多是供人消遣的筆記小說、雜書類，如《子不語》《夜雨秋燈錄》《續齊諧記》等🪹，還有余澹心的《板橋雜記》、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等🧏🏿‍♂️。

西南聯大的翠湖圖書館🥪、系圖書館🎳、茶館都留下他深夜苦讀的身影。從《南昭國誌》到福爾摩斯，逮著什麽看什麽，甚至讀過講驗屍的《宋提刑洗冤錄》等等🖇。

聯大畢業後在上海的兩年，他常和黃裳等人逛舊書攤，買過掃葉山房的《景德鎮陶錄》、張岱的《陶庵夢憶》及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董解元西廂記》等雜書。《董西廂》對他影響很大，常在文章中引以為例：“董解元把韻文運用得如此熟練，比用散文還要流暢自如，細致入微👴🏻，神情畢肖。”（見《小說筆談》）

歸納一下，汪先生所讀雜書大約可分為遊記類、草木蟲魚類🎅🏿、飲食類、風俗節令類幾大塊🧖‍♂️，而這也多能對應到他的創作上，他的散文也大致分為這幾類。

前文提到，汪先生喜歡遊記類散文。他本人也喜歡到各處遊歷，據有心人統計，中國的省份他大概只有一個青海沒去過。所到之處也多留有文字，像《滇遊新記》《天山行色》《湘行二記》《初訪福建》等皆是🤑。

草木蟲魚類文章也深為汪先生所喜歡。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他多次提及💇🏼‍♀️，還在小說《晚飯花》的開頭引用了原文。鄉人王盤的《野菜譜》也甚得其心⛽️，給予很高的評價，說其有“人民性”。他常看法布爾的《昆蟲記》🧟‍♂️，說從中知道知了是個聾子，著實高興。為寫瓢蟲，他曾專門寫信給好友朱德熙👌🏿，請後者幫忙推薦一位昆蟲專家以便請教，還借來《中國經濟昆蟲誌·鞘翅目·瓢蟲科》一書並通讀一過。肯在這種書上花心思，自然也反映在創作中，這一類散文在汪曾祺創作中也占有一定比重。

汪曾祺大學時代就讀過元人食譜《飲膳正要》，甚至還饒有趣味地研究驢皮的製作。《隨園食單》必也讀過，他曾批評袁枚只會吃不會做⟹。為寫一篇《宋朝人的吃喝》遍檢《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諸書👨🏼‍🏫，都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魚翅、燕窩的記載，遂得出吃這種滋補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從明朝才開始的結論……汪先生的談吃散文，寫得活色生香、搖曳多姿，更為難得的是文化趣味，不是僅憑多吃幾回的所謂美食家所能為。

汪先生的很多作品就像是一幅幅動人的風俗畫卷，《大淖記事》《歲寒三友》《受戒》等莫不如是。有評論家稱其小說中有風俗畫🧽，他自己也不否認。他喜歡看風俗畫，也愛看各種講風俗的書🔉。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他細細看過，那些講風俗的書《荊楚歲時記》《一歲賀聲》都愛翻翻，放在手頭經常看的是《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認為“這樣把記兩宋風俗的書匯成一冊，於翻檢上極便👏🏽，是值得感謝的”。像宋元筆記中《夢溪筆談》《容齋隨筆》他都很感興趣👵，最感興趣的是那些有關各地民俗的記敘。

汪曾祺這樣定義風俗：“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風俗“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他還說🐔：“風俗中保留一個民族的常綠的童心㊙️，並對這種童心加以聖化。風俗使一個民族永不衰老。風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風俗有這麽高的評價，對其作品中充盈的那些濃郁的風俗風情就不難理解了。

民間文藝類

汪曾祺先生筆下汪洋恣肆的雜家氣象🎪，除了他博采雜書的原因，還有民間文藝的浸潤。當然這源於他獨特的經歷。1950年代他在《說說唱唱》《北京文藝》《民間文學》等刊物做編輯🌅，還因組稿等事宜到各地采風收集民歌🐞，這讓他有機會接觸閱讀大量的民間文藝作品。“語言文化的來源，一個是中國的古典作品，還有一個是民間文化，民歌、民間故事，特別是民歌。因為我編了幾年民間文學，我大概讀了上萬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覺得中國民間文學真是一個寶庫。”（《小說的思想和語言》）他曾說過🥃：“敦煌變文⏪、《雲謠集雜曲子》🧎‍➡️、打棗桿、掛枝兒🎾👸🏼、吳歌，乃至《白雪遺音》等等🥈，是野菜。因為它新鮮👩🏿‍💻。”（見《四方食事·野菜》）這是汪先生對民間文藝的態度👼🏿。

正因有著這樣的淵源，汪先生對民間文藝造詣很深。早在50年代就寫過《魯迅對於民間文學的一些基本看法》📝，發表於《民間文學》1956年10月號。“文革”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小說，而是有關甘肅民歌的論文《“花兒”的格律》，還寫過《讀民歌劄記》《我與民間文學》等。他說過🙀：“我甚至可以武斷地說，不讀一點民歌和民間故事🙎🏻‍♀️，是不能成為一個好小說家的。”（見《兩棲雜述》）這麽強調民間文藝，實在是他的“現身說法”。

汪先生和戲曲的緣分也深，年少時學唱青衣𓀑🦁，上大學唱過昆曲🥇， 60年代以後開始在北京京劇團做編劇，一做二十多年直至離休。這些經歷都讓他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戲種👨🏼‍🍳。而戲曲也是民間文藝的主要形式。汪先生在編劇上頗有建樹，不僅創作了諸如《一匹布》《裘盛戎》《一捧雪》《大劈棺》等文學性極強的劇本，還寫了不少戲曲方面的理論文章，被徐城北譽為“一腳梨園一腳文壇”。他自己也認為戲曲對其文學創作有著較大影響✋🏼，有人說他的小說有“音樂感”🧑‍🦲，他認為這與會唱幾句京劇、昆曲，寫過幾個京劇劇本都有關系。

（作者：段春娟，系山東財經大學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