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遒🤦🏻，1932年9月生於浙江省慈溪縣（今屬寧波市江北區）☔️。1951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1952年10月，因院系調整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1955年🫳，留校任教。1961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獲副博士學位。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北京大學自然科學處處長、教務長、副校長4️⃣、常務副校長等。長期從事波譜學和量子電子學研究🌂，是量子頻標領域的奠基人之一。
“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時間，是如此神秘又令人著迷，從古至今，人類一直沒有放棄過對時間計量的探索。原子鐘作為世界上已知最準確的時間測量和頻率標準✦，在科技發展、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國波譜學和時間頻標領域知名專家🔊、著名物理學家、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教授就是我國早期原子鐘研製的主持者之一。數十年來，他懷著“國之所需✊、我之所願”的初心🤸🏿，勇攀科研高峰👩🏽🎓🥷🏽，服務國防建設；鉆研教育管理，赤誠培育新人。
接受紅色啟蒙⚃🏃🏻♂️，走上進步道路
在中學時期🧑🏽⚕️，王義遒就已經十分關心國家前途命運🙆🏽♂️，閱讀了許多進步書籍，初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接受了紅色啟蒙。他確信中國一定要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之路👷🫃🏼，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為此，他還辦進步壁報，撰寫文章⛵️👩🏻💻，擁護和歡迎解放。1949年5月📃，寧波解放🖊。此後，王義遒更加積極追求進步💕，給同學們講解“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製”▫️，還組織“識字夜校”，動員周圍居民來學習。1949年11月，作為追求進步的有誌青年🙇🏿♂️，王義遒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51年🧗🏿♂️，高中畢業後🤸🏿，王義遒考取了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一開始，他對學文還是學理拿不定主意📸，請教了當時的國文教師、班主任徐文星。徐老師說，現在國家要建設，更需要理工科人才。於是，他將清華物理系作為第一誌願🙍🏻♀️。從這時候起🫲🏿，王義遒就樹立了“國之所需💚，我之所願”的信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的氣象深深觸動了王義遒，他迸發出滿腔熱情，積極追求進步，希望在黨的領導下全心全意為建設新中國奮鬥✍🏻。1952年6月25日🏆💛，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系裏同年級第一個入黨的學生👩🏽。
1952年院系調整後，王義遒來到北大物理系。1953年暑假👮🏼，為迎接蘇聯專家來學校指導教學🏏，王義遒等五名學生被選中作為翻譯。當年暑假，他們放下其他的學習任務📌，突擊學習俄語🦅👉🏻。蘇聯專家來校後，王義遒擔任柯諾瓦洛夫的學術翻譯😁。王義遒的俄語只經過三個月突擊學習，為了能夠更好地滿足學術要求👩🦲、完成翻譯任務，他只能請柯諾瓦洛夫提前將課堂講授內容寫成講義，提前進行翻譯，保證了翻譯的質量和教學的正常進行🙅🏿♀️👨🏽🦰，最終還算勉強完成了翻譯任務🫓。一年後，他與蘇聯專家分手時得到了專家的贊許👨🏽🎨🚵🏻♀️，這位專家在未名湖畔與他邊走邊說：“一個人的幸福來自受到別人的需要🩲。這一年我感到幸福，因為我滿足了中國人的需要🫴🏻🏊🏻♀️。”這句話讓王義遒記憶深刻💃🏼，直到2022年，他九十歲時，在自己的回憶錄《後記》中還寫道：“我是有滋有味、有苦有辣地生活過，並被人需要過🧑🏼🔬，我這一生就算是幸福的了。”
矢誌報國，服務國防建設
1954年，王義遒畢業後留校任教，一開始從事光學方面的教學研究工作🙎🏽♀️。後來受丁渝教授影響，王義遒意識到在一些問題上波譜學的研究方法比光譜學更有效。於是ℹ️🧠，他轉修波譜學。1957年11月，王義遒到蘇聯學習波譜學。1961年10月🦩，他回到北大無線電系波譜學教研室。
在蘇聯，他學的是核磁共振🥉，回來以後很想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還創辦了“核磁共振在化學上的應用討論班”6️⃣。不過，無線電系系主任汪永銓教授一直希望，北大無線電系要承擔重大國防課題，為國家強大作出突出貢獻，為此他勸說王義遒從事原子鐘的研究🎏。經過了解，王義遒意識到🛠，在精確打擊時代，原子鐘的作用甚至不亞於原子彈，要維護國家安全與政治獨立🚵🏼，實現科技的自立自強，必須發展自己的原子鐘。於是🟪，他義無反顧選擇了原子鐘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
1963年🐋，王義遒將原子頻標作為教研室的主要科研方向🧛🏽。當時，國外做的多數是銣頻標，少數是銫頻標。從研製技術和性能看，銣頻標最好😛，可是研製光抽運銣頻標必須用到銣的同位素，我國當時還不能生產，而美國對華禁運此類物質😠，從英國訂貨周期至少一年且價格昂貴。於是，他們決定先從銫原子鐘做起🫷🏼。研究的過程充滿了艱辛與枯燥🧑🏽💼，一些問題都需要幾十甚至幾百次實驗來驗證。例如：銫燈在什麽時候共振光最強？他們進行了各種物理實驗，在銫燈中充入不同的啟輝氣體✋🏽👩🏽💻，觀察光抽運信號，直到經過反復實驗，最終才發現那種能發出暗紅玫瑰色燈光的狀態得到的銫共振光最強。到1965年🤧，王義遒成功主持研製了我國第一臺原子鐘——光抽運銫汽泡原子頻標，穩定度達到六百年誤差不大於一秒，翌年二月經國家科委審查批準參加“全國科技新產品展覽”。
在“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相關科研工作暫停。直到1972年，四機部希望王義遒恢復原子頻標研究，研製出指標適當、符合社會多方面需要、可以批量生產、可以帶動一些產業的原子頻標🤤。經過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調查，王義遒決定先研製能規模生產的光抽運銣原子鐘。經過反復實驗，到1975年底，光抽運銣原子鐘基本定型🧑🏿🌾；1976年2月↘️，通過了生產設計定型鑒定會，開始批量生產，這是我國第一批批量生產的光抽運銣原子鐘，至1978年共生產約160臺整機，發揮了重要作用🏷；1978年♛，被授予全國科學大會獎。
改革開放後，國家重心調整為經濟發展💁🏻♀️，國防項目和經費大幅壓縮👇，原子頻標研究也受到影響🔹。但王義遒堅信📋，原子頻標研究是必須堅持的🤮，因為這是保證國防力量獨立自主所必需的課題🧑🏽🏭，我們要為今後發展保留“種子”和“火苗”。於是在1983年10月，王義遒啟程先後赴法國、美國訪學🙅🏿♂️，跟蹤國際前沿。
1985年2月，他回國擔任北大自然科學處處長🧘🏼♂️，此後雖然轉向教育管理🏋🏻♀️，但是始終沒有放棄原子頻標的研究🩳，繼續開展科研工作並教授課程。一方面，他繼續推進激光抽運銫束頻標研究，1993年，他與楊東海因“斜光檢測激光抽運銫束頻標”科研成果獲中國物理學會饒毓泰物理獎；另一方面💬，他積極開展激光冷卻原子的工作，帶領團隊參與了“原子光學與時間基準的研究”重大項目中“基於原子噴泉的新型銫原子頻標研究”🤽♂️，在國內首次實現了銫磁光阱，被認為“為我國實現原子噴泉頻標和開展激光致冷獲得超冷原子研究打下了科學基礎”。
在專心科研的同時📽，王義遒先後講授了“核磁共振”“光的受激發射”“量子電子學基礎”“波譜學基礎”等課程🏙，編著了《量子標頻原理》這本我國原子頻標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必讀書。2019年👷🏿♂️，他榮獲由中國宇航學會計量與測試專業委員會💯、中國計量測試學會時間頻率專業委員會、中國天文學會時間頻率專業委員會👩👧、中國衛星導航定位協會授時與時間專業委員會聯合推薦的全國時間頻率領域終身成就獎🧜🏿♀️。
如今，我國自主研製的銫原子噴泉鐘已經參與駕馭國際原子時。我國的原子鐘從一無所有👌🏼，到奮起直追，再到現在站在了國際前沿，從“跟跑”到“並跑”甚至“領跑”，其中凝聚著王義遒等老一輩科學家的奉獻和心血🏌🏿♀️，正是他們“坐住冷板凳、下得苦功夫”，才有了我們今天科技自立自強的底氣。
丹心育人，將教育管理當作“專業”
1985年2月➡️，王義遒從法國、美國訪學回來不久，時任北大校長丁石孫和他談話，讓他擔任北大自然科學處處長，並且囑咐說，“在這個崗位上要先抓科研，將北大理科科研水平搞上去。”對於教育管理，王義遒一開始有些顧慮，畢竟還想在原子鐘領域再做研究，不過🧑🏼🚒，他想到了“國之所需、我之所願”的初心，即使個人的研究方向進展放慢一些，甚至收縮一些，要是能使當前國家急需的科研方向在北大發展起來𓀀，給那些教師、科技人員以寬敞的舞臺，為他們充分發揮才華提供英雄用武之地🎽👩🏿⚕️，自己也算盡職盡責了。因此👷🏻♂️，他接受了任命，全身心投入教育管理中。
1986年1月，王義遒又擔任北大教務長，此後又歷任北大副校長、常務副校長等，直到1999年退休前夕⛰。歷經十多年的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王義遒既親身參與並推動了北大乃至中國高等教育改革👨🏼⚖️，也用做科研的態度精心研究教育管理，作出了突出成績🌶。
作為北京大學教學科研工作的管理者之一👨🏻🚒，王義遒感到肩上責任很重。1953年9月全國綜合大學工作會議賦予綜合大學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綜合大學是其他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的基礎，是國家文化和科學發展的重要標誌。”這段話對王義遒的影響很大🍰，一輩子銘記在心，北大作為綜合性大學，“是國家文化和科學發展的重要標誌”☁️，這是多麽沉甸甸的重擔！
在科研管理方面👨🏻🦽➡️，王義遒回顧近代以來物理學自身的發展歷史🕵🏻，他發現現代科學一直在分化，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分化，才需要來一個“反作用”，進行“整合”與“重組”，以使科學技術更健康地發展，解決分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這種“整合”與“重組”會產生一系列的交叉學科、邊緣學科，這將是學科發展的前沿🧚。王義遒希望能夠改變北大院系調整以來科研方面單純強調基礎和理論學科的局面，發展和加強應用💇𓀈、技術🧑🎨、前沿、邊緣🌲、交叉和綜合的學科👳🏻。他到處奔走，大力發展交叉學科中心⭕️，推動邊緣交叉學科的科研工作。在他的任期裏，北大從無到有🧔🏿♀️，建立了 15個國家級的重點或專業實驗室和2個工程研究中心，對此後北大學科和科研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擔任北大教務長後🔽，他開始參與教學管理工作🙎🏿♂️。20世紀80年代中期，原有的計劃經濟時代人才培養模式已經不太適應時代需要🫁，如何與時俱進推進教學改革？是擺在王義遒面前的最大課題🧏🏽♀️。為此👏，從1986 年開始，他參與組織了幾次大規模的文理基礎學科人才使用的調研活動👩🏻🎓。這次調研實際上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北大的人才培養效果做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經過調查💂♀️，他們感覺到，作為基礎學科人才，基礎打得寬厚紮實是最重要的。科學技術雖然不斷發展，但有了牢固的基礎，就能在百般變化中應付自如。王義遒認為，“這裏最重要的基礎當然就是一種自主學習👮🏼♀️、獨立獲取知識的態度和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1]於是👨🏼⚕️，在學校領導下🐕🦺，他推進北大教學改革，進一步確定了“加強基礎、分流培養”的教學改革方針，同時拓寬專業面𓀆，淡化專業界限👨🏻⚖️🤸🏽♂️，全面貫徹學分製🖕🏻，實行“活”而“嚴”的教學管理製度💼。1988年，王義遒等提出 “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 十六字作為教學改革的方針，隨後逐漸推廣😒，直到如今仍是北大本科教育的指導方針🗃，並對全國高等教育改革產生一定影響。
此外🛏，王義遒對學風建設也非常重視👩🎨。改革開放初期🙍♂️，受社會影響，高校也出現了一些浮躁的不良氛圍⚓️🦮，為此🏋🏼♀️，王義遒力主在師生中提倡和宣揚一種規範的北大好學風。他和學校領導、同事經過反復溝通商量🌟，最終決定以“勤奮🪃、嚴謹、求實😭、創新”作為北大學風🖕🏼，希望北大人保持不求名、不求利的純真📐、求真風氣。從此🧑🦱，“勤奮🧛♂️、嚴謹、求實、創新”這八個字作為北大學風而深入人心、流傳開來。
作為一名科學家🍎，王義遒也用做科研的態度對待教育管理。“既然幹上這一行了🟡，我就要將它作為專業工作來看待🧑🏻🦼➡️，要思考、要研究🪭，探索規律🧕🏿🦩、做到極致。”[2]他提倡，學校教育管理工作者要結合工作任務來研究問題🏌🏽♀️🚶🏻♀️➡️、理清思路🪂、寫些文章🤵🏽，人人都要成為思想者，爭取做出一些有自己獨立見解的建樹。在教務長任期內🖐，他極力支持汪永銓創辦《北大教育評論》的前身——《高等教育論壇》，作為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者研究和交流的園地🎱。王義遒本人也以身作則🌪，結合自己長期在教學一線和擔任領導職務中對出現的新問題的思考，寫作了大量教育管理的文章。
2002年退休以來，他始終退而不休✳️，帶著老驥伏櫪的情懷和精神，繼續發揮作用🧑🏿🦲、貢獻力量📳。科研方面，他自稱繼續“老來服役”，擔任星載原子鐘技術管理組首席專家，參與了對我國北鬥導航系統至關重要的星載原子鐘的研製，擔任國防相關的重要項目專家組組長，以服務國防事業作為自己的主業。教育管理研究方面，他長期兼任著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高等學校教學研究會和高等理科教育研究會等領導工作👳🏽♀️，經常思考大學管理相關的事👩👩👧👦，繼續撰寫相關文章，在全國高教界引起了較大反響🦢。
“小我”融入“大我”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王義遒對此體會很深。從基礎性理論研究，走上為國防服務的原子鐘研究，王義遒對理工科“基礎”與“應用”的關系有深刻見解。他認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輔相成，基礎引領應用，基礎是應用的先導、源泉與後盾；而應用促進基礎，應用為基礎出題，做基礎的推進與支撐。他還認為👕，基礎研究有兩種：一種是自由探索性的；一種是任務導向性💺。對於我們目前來看🕛👩🏻🎤，任務導向性的研究應該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們國家還有很多“卡脖子”的問題，亟需科技工作者奮起直追🩴、勇攀高峰👨🎤。
在教育管理中，王義遒也認為：“一流大學之所以成為一流大學，就在於其在使國家成為一流強國的過程中發揮應有作用。”[3]大學也要承擔為國家謀富強♦︎、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的重任。“為國求學🔸、努力自愛”，是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張亨嘉就任的訓詞，王義遒對此非常欣賞🪩🎺，他認為“為國”是學生“求學”的一個基本要求，這個傳統應該傳承下來🤲🏿、發揚光大✊🏻。
年少之時，王義遒堅定了為黨和人民🧑🔧、為新中國建設奉獻一生的信仰👎🏼；科研探索中，他以“國之所需🧑🏿🚒、我之所願”為導向，為國家的需要轉換研究方向，為國防事業貢獻力量；在管理崗位上🤟🏼，他用科研的精神鉆研高校管理，推動北大教育改革👩🏿🎤、科技創新。回顧王義遒九十載人生歷程，如同大川，波瀾壯闊，也深刻感受到老一輩科技工作者的家國情懷：帶著深深的愛國情、報國誌，他們始終將自身專業與時代需要深度結合，將個人奮鬥與歷史進程深度融合，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祖國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與時代同步伐🏄🏽♂️，與人民共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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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2]王義遒.行行重行行——王義遒口述史 [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9:124，26.
[3]王義遒.湖畔瑣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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