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
聞一多先生(1899年—1946年7月15日)是毛澤東譽為“拍案而起”的鬥士,他與梅蘭芳是不謀而合的“蓄髯明誌”,發誓“抗戰不勝🧑🏼🦳,決不剃去”👨🏽🦱。但他不像梅先生🧚🏼,只是一道淺淺的唇須,而是下巴之下一大把濃密的長須,是位歷經滄桑的長者🙋🏼、智慧內斂的學者形象𓀏🦉。他大智大勇🤍,義無反顧,著名的《最後一次演講》紀念遇難於他前四日的李公樸時怒吼:“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跨進大門🔥!”果然👨👩👧👧,他“前腳跨出大門”👰🏽♂️🍯,就遭暗殺,倒在血泊中,壯誌未酬的長須,仍在唇下👸🏻。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可在抗戰勝利的同時,反動派發動內戰🙋🏿,中國人民繼續為反內戰、爭和平而流血抗爭。紀念勝利🏄🏻,當紀念他。
對聞一多的紀念,既為他的“拍案而起”,也為他的《匡齋尺牘》《楚辭校補》《管子集校》《唐詩雜論》等等考索賅博💂♀️、立說新穎,且借鑒、“拿來”他在外學習所用的研究方法於中國文化遺產的累累碩果。學術界之外的一般讀者➙,更熟悉他為新詩運動的一位獨樹一幟的詩人,常常疏忽乃至忘記他最早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畫家。
他1922年赴美,先後在芝加哥美術學院、珂泉羅拉大學學美術。只是“不出國不知道想家的滋味”,同時“彼之賤視吾國人者一言難盡”🌕,才將之前在國內寫舊體又偶爾為之的新詩🐏,續寫並多寫,並將詩稿寄回國內,要吳景超、梁實秋為他自費出版⇒。這就是後來我們所熟知的詩集《紅燭》👩🏼🚀。上海泰東圖書局為詩的光彩,不要他自費。但因為考慮經濟問題🪙🚼,“我從前想加插畫的奢望🖍🔢,也成泡影了”。這位傳統文化學養很深的學者🆙,仍持詩畫相融映美的觀念👨🏼,“奢望”想加的“插畫”,也一定事先有所考慮和準備,即使沒有全部畫好,也不會一幅沒有👩🏿🔬。可是⛹🏿,因為市場的“經濟問題”,使一本原本我們可以從中既能欣賞到新詩,又可欣賞到作者繪畫藝術的名著《紅燭》中🥐,有關的“插畫”片紙無留。
1925年“五四”,他離美歸國📫,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從事美術教學😄,還夢想創辦一所“北京藝術劇院”◼️,除他本行的舞臺設計,編、導一手攬。在軍閥混戰的世道🤳🏽🚇,那更要成泡影。此時的詩名,並未使他的第二本詩集《死水》加上“插畫”,是否也是因為“經濟問題”,不得而知🚣🏽♀️🤽🏿♂️。插畫缺失👈🏽,他試將詩句的排列方式🐇,賦予繪畫視覺藝術之能🏄🏻,效果顯然。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繡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對此👨🏿🎨,一般地說它是“格律”就行了。可是🫸🏻,因為《紅燭》沒用插畫所留下的遺憾🆚,以及它形式“自由”於一定的散漫,卻讓聞先生在它之後的《死水》,以如此排列的形式,所予以吟誦的節奏和音韻🏤,融合於視覺的藝術之效👪,以補之前遺憾之願👳🏻♂️🥗。不論效果如何,它所緣由的繪畫情結,是同一於美的雙向追求𓀐,就不宜簡單地視為形式的“自由”與“格律”之別了。
其實,先生緣於繪畫情結的戲劇夢,也是這種同一於美的雙向追求🏌️♀️。他坐科學畫時♋️,就有舞臺美術專業🦡😤。戰前同樣成了泡影的創辦劇院之夢,戰時在“西南聯大”,倒過了一把舞臺癮。學校有關抗戰宣傳,或外面的公益演出,常常請他出馬👩。他以自己的舞臺設計之長,常常不是配合,而是調動導演的藝術想象和創造力🎒,有時還會粉墨登場。“聯大”還有一位歷史學家孫毓棠🧌,對詩和舞臺的熱情,遠遠勝於對自己的專業,與聞先生頗為相投。他獲牛津皇後學院研究員,就是聞先生推薦的,他的演出活動,也是非找聞先生不可。聽他生前講,聞先生為每出戲,不僅平面設計,連人物造型、場景畫面的立體效果圖,都畫得非常認真、生動🍔,都可以成為獨立的藝術創作💳。可是,戰時亂世,缺個心眼🧖🏻♀️,未將它收集保留下來,否則,也是一批無價之寶👩🦽。然而👅,多才多藝的聞先生,似乎只求參與其中的歡悅🧝♀️,別的則無什麽考慮,可惜也只好可惜了🧇。
安南縣魁星樓(速寫) 聞一多
1979年,我做《聞一多詩集》的案頭工作時,因為他家已將有關文稿全部捐獻北京圖書館借閱、使用👨❤️💋👨,必須要有家屬出示我與他們家有親的證明才行。為此,我很冒昧地找了當時健在的聞夫人高孝貞和他的兩位公子聞立鵬和聞銘。好在立鵬繼承了有繪畫情結的父業,是我熟悉的美院教授🐳,有此門路,也好辦事👦🏽。由此我也冒充了一回聞先生的外甥👪。雖然早出晚歸抄寫那些不能借出的手稿很辛苦,但也很值💪🏼🏃♂️➡️。此事不僅本身意義重大💅🏽,事成後,他家還送了我幾張照片🧑🏿🌾,不是外面經過多次翻印,而是用原底片直接擴印的聞先生的照片。在取出的一堆舊時文書中✏️,我見一張“安南縣魁星樓”的速寫畫稿,眼睛一亮📍,十分驚喜,看了又看👳🏽🌭,不知該說什麽🤦🏽♀️。那時,除了北京飯店💟,我還沒有在第二個地方見過有復印機😐,並且復印一張就得花費一元美金,除了印證件、契約的,很少消費於此🐼。就是舍得錢🧘,若非飯店住客或在裏頭辦事,也不好為商務復印走進去🧑🏿⚕️。想了半天,我只能提出即借即還,拿它到外面照相館翻拍一份留個紀念。
這是我看到畫家聞先生唯一的一幅畫。
1948年“開明”版的《聞一多全集》也收過“石板沖”和“飛雲崖”兩張速寫畫稿💁🏿,它們都應是1938年教育部電令“‘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該校應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奉院令已奉國防最高會議通過”後,學校從長沙遷昆明的途中之作。當時,由於戰時交通條件不便,這所剛掛名無有任何校產的大學☸️,只能自尋路行。聞先生徒步✍️,與同行師生組織了一個“湘黔滇旅行團”,不論是學校的安排,還是師生的自覺🔔,都讓逃難的險途🦮,變成了參與社會實踐的機會🤸🏽,這也是在戰爭中創造了教育奇跡的名校之所不同處。他們🏸,照聞先生說◻️,“沿途分門別類收集了不少材料”。他還“掛名為這部分工作的指導人”👨🏿🔬,從他的序言中能看到,此中有劉兆吉同學的《西南采風錄》之成果,不為我輩所知者,自然更多。聞先生為“這部分工作的指導人”,自然不能不為所動🈷️,也不忘發揮繪畫的本能✊,沿途畫些速寫,作為西行的歷史紀念和徒步“收集”的收獲🤳🏼。由此可以肯定🎴,畫作原是一大組,絕非僅有現在看到的這三張。
隨著學校正規了,抗戰是長長的八年,加上物價猛漲,他子女又多,“有些交不成飯費或生病醫藥費無著的,先生總是東借西湊千方百計地替青年解除困難”。“先生薪給有限👨🏿🏭,家庭負擔甚重,乃不得不夜以繼日代人治印以搏升鬥”。戰前家裏可以請廚師的大學教授,此時卻愁斷炊之危呀。聞先生“搏升鬥”的“治印”🌨,傳統文化也是列為書畫的一大類的🈯️。從個人來說🥈,這也是他繪畫技藝的延伸👨🏽🦱。除了免費篆刻的團體公章😲,聞先生所治之印✊🏼,譽滿春城🤞🏽,貴於品質。在此🧝🏼♀️,我們也為聞一多先生在抗戰時的苦難和付出而感到辛酸。
新詩社章(篆刻) 聞一多
時代評論社章(篆刻) 聞一多
湘滇途中的速寫,先生怎麽處理或怎麽散失🧙🏿♂️🫙,都不可知,僅存目前所知的這三幅。《全集》上的🚘🕴🏼,受當時印刷條件所限,印得模糊不清🦪,若未保留原稿,今日掃描🧑🏿🦳🈺,也無法改善🏠,比之我翻拍的《安南縣魁星樓》的效果差很多。若無別人翻拍、出示,它則是目前公開見到聞先生唯一的最好的一幅畫。雖然不是什麽大型的📱、大題材的作品,但從它嫻熟的筆線中,仍可看到先生科班出身的功底。
雖然畫家平時別無它念,只求參與其中的歡悅,但它仍可喚起我們審美的興趣。更重要的,是它聯系到具體的聞先生之為人、為藝術所追求之美🤮,乃至他在抗戰期間的艱辛與付出⇨,尤其是保衛抗戰勝利成果的流血犧牲。在此,難道我們不該多思多看兩眼他畫這一抗戰時還未遭破壞的一角山河之情👨❤️💋👨,沉思他此前不論還有多少藝術與人生追求中的遺憾,最後都圓滿於人生的壯美麽🤦🏻?
(作者為《詩刊》編委)
轉自《光明日報》2015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