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10日下午🏋🏿♀️，“鄉土文學之父”沈從文在北京病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這是沈從文先生墓碑的碑文。從“桃紅色作家”到“文學大師”🔪，理解一位在20世紀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何其艱難🐃✍️。我們不妨聆聽沈從文先生長子沈龍朱的私人記憶☝🏻，從中了解一個世紀的歷史風雲，感受沈從文先生由文學家到文物專家轉變的心路歷程👌🏽。
父親“從文”🙋🏼♂️🆒，我和弟弟學理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先生和張兆和女士在北京中央公園水榭舉行婚禮。1934年，長子龍朱出生，1937年次子虎雛出生。
先有《龍朱》《虎雛》小說🕵️♀️，後有我和弟弟🚵。父親以自己的兩篇小說名字為我和弟弟命名，可能希望我們能夠從事文史和寫作🚵🏻♀️。但我和弟弟都沒有“從文”，都學理工科。我1953年高中畢業，填報誌願選擇醫學和美術，後響應組織號召，為了參加國家建設，考入北京工業學院（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我弟弟喜歡機械，不聽父親的勸說考高中上清華，而是初中畢業就選擇了機械中專，1956年到北京第一機床廠開始工作。
《沈從文年譜》中有這樣的描述👨🏻🦼：沈虎雛報考重工業學校時🫷，沈從文先生有些失落👩🏿🍳，盡管他已經預見到了。沈從文先生在《綠魘》中有一段文字描述龍朱、虎雛兩兄弟：……今夜裏卻把那年輕朋友和他們共同作成的木車子，玩得非常專心，既不想聽故事🏦⛪️，也不願上床睡覺🧛🏽。我不僅發現了孩子們的將來，也仿佛看出了這個國家的將來。傳奇故事在年輕生命中已行將失去意義，代替而來的必然是完全實際的事業，這種實際不僅能縛住他們的幻想❤️🏌🏻♀️，還可能引起他們分外的神往傾心☂️！
我雖然沒有學文🔒，但父親對我影響至深。父親教會我們樂觀，讓我們學會了忘我。父親為人謙遜，一生隨和。雖然見過極其悲慘的景象🗜，但生活態度永遠樂觀。且對事情有自己的觀點和評價，不受外界影響🔎。可以說是一個隨和又“頑固”的人。
在昆明，跟著父親跑警報
1937年“七七事變”後，沈從文扮成商人💂🏻♂️，同楊振聲、朱光潛、錢端升👩🏼💼、張奚若、梁宗岱等先生結伴🐥，擠上淪陷後第一列開離北平的火車🐀，幾經輾轉👨🏽🔧，到達昆明。1938年11月，沈從文在昆明的西南聯大任教，張兆和帶著沈龍朱、沈虎雛和沈嶽萌、楊蔚（楊振聲的女兒）一起，從北平到昆明團聚。1939年4月，由於昆明頻頻遭到日軍空襲，沈家疏散到呈貢😎。
父親從青島大學教書時開始🧝🏽♀️，一直在楊振聲先生跟前工作。1933年離開青島大學後🦸🏼♂️💂，楊振聲在北平負責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寫🦶🏻，父親也參加教材編寫的事。抗戰爆發，父親南下武漢、後又到昆明之初，都是在做教材的事❕🍄🟫。
初到雲南時，我們住在昆明北門街一個院子裏👩🏼🦰，集體開夥4️⃣，同院好像還有鄧穎孫先生和張充和等，後來到呈貢也住得不遠，楊振聲先生的大女兒就是1938年和媽媽🫙、姑姑🥚🧄、我和弟弟一起從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海防去昆明的👋🏿🏊🏻♀️。
沈虎雛在《團聚》有這段歲月的描述：全家在昆明團聚時，我倆的變化叫爸爸吃驚：小龍精神特別好，已不必人照料⇒，唯太會鬧，無人管住🥤，完全成一野孩子🎦。小虎蠻而精壯，大聲說話🍂，大步走路，東西吃畢嚷著“還要”，使一家人多了許多生氣！我倆不顧國難當頭，不考慮家中有無穩定收入⛅️，身子照樣拼命長👩🏻🎤，胃口特別好✏️。（爸爸寫道）：尤以小虎🧑🦼➡️🫷🏽，一天走動到晚🤰🏿，食量又大，將來真成問題。已會吃飯、餅、面。爸爸說👬🏻：“天上有轟炸機🌍、驅逐機🤵🏽♂️，你是家裏的消化機。”
在昆明🪚，父親常帶我上街💂♀️💇🏼♂️，愛逛古董鋪🚙、古董攤，買瓷器👸🏻、漆盒之類的東西🛞。
因為昆明常有日軍飛機轟炸，我和弟弟便隨母親住在呈貢龍街鄉下。父親每周都回來住幾天👰🏼♂️，帶著我們到鄉野裏去🍲，撿塊小石頭🧝🏻♀️👱🏼♀️，他告訴我們說是塊瑪瑙♚；采一個野果，他會說那是酸莓……我偶爾也有機會去昆明看望父親🚦🏌🏻♀️，也跟著父親“跑警報”🧔♀️🥏。
一次巴金伯伯去昆明看望蕭珊🧑🏽🦱，父親邀他到鄉下我家（呈貢龍街子）🧟，我們曾同往一個叫烏龍浦的滇池邊碼頭山上看風景▶️，結果日機從頭頂飛過去炸昆明🤩，回來時🦹♂️，在我們附近還扔了一個在城裏沒有脫鉤的炸彈🚶🏻，一位農婦被害。
父親自殺,我當時不理解
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學出現用大字報轉抄的郭沫若文章《斥反動文藝》，這使沈從文先生感到極大的震恐，精神陷入極度紊亂中🍃。沈從文於1949年3月6日之後🏃🏻，第一次試圖自殺⚈，被家人發現、製止。3月28日，沈從文在極大的恐慌中自戕👨🏽🔧，用剃刀把頸劃破，兩腕脈管也割傷👵🏻，又喝了一些煤油。
1948年，解放戰爭在東北華北取得勝利，傅作義的軍隊受困於北京🧜🏼♂️🫱🏼，北京成了個孤城。當時在北大教授宿舍的中老胡同的院子裏🔌，包括父親和朱光潛先生👒，好幾家都收到了國民黨教育部陳雪屏派人送來的飛機票🤽🏻♂️。但是父親決定留下來迎接北京的解放。
北平面臨解放時©️，北大民主廣場上貼了好多壁報📇、標語，其中有罵父親的。我想看個究竟🌑，就專門去看了。回來後，我告訴家人🕐🥰：“挺長的，題目叫‘斥反動文藝’，說爸爸是什麽粉紅還是桃紅色作家，也罵了別人，不光是爸爸⛹🏽。”當時我實在不懂原作者郭沫若的權威性👡，又忽略了那個權威論斷：“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
當時我們都不理解他。對於我們家其他成員來說，迎接解放是自然的🧑🏽🚒、興高采烈的事，是嶄新生活的開始👩🏻🦱⚪️。他卻陷入誠惶誠恐，老覺得有人在竊聽、偷窺🦹🏻♂️、監視他。第一次他打算觸電，我把插銷拔了，後來一直盯著。第二次他在巨大的恐懼中自戕，幸好在清華讀土木系的張中和舅舅來到我家，及時發現，送醫院急救⏰。這一次我沒有參與急救，因為我在上學。父親脫險後轉到一家精神病院療養。
作為家人的我來說，對父親也有一個逐漸理解的艱難過程。這裏🤌🏽，我想引用母親張兆和在《沈從文家書·後記》中的一段話🧃：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漸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我母親和父親從認識到成立家庭🌻，直到1988年父親去世，相處和共同生活了近六十年🤿，尚且存在理解的問題🍒，對我們這下一代人，理解就更是難上加難🧚🏻♀️，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出版他全集的機會🥒，我們也就不太可能認真去整理他的全部作品和遺留下來的大量書信🙆，就不可能有現在對他的認識和理解🙋🏽♂️。
轉行成為文物專家
1949年8月👷🏿，沈從文先生病情好轉，由鄭振鐸介紹到新成立的歷史博物館工作🕵🏼。9月8日，沈從文先生給丁玲寫了一封長信：“我補救改正，或放棄文學，來用史部雜知識和對於工藝美術的熱忱和理解，使之好好結合，來研究古代工藝美術史😵💫。”信中表示“文字寫作即完全放棄，並不惋惜”👩🏫。
全家人都針對他的問題發愁，勸說👷🏽♀️、辯論實際上使他感覺在家裏也是孤獨的。
幸好在他病後有不少老朋友關心，從精神病院出來後已經無法再在北大教書，父親轉到了歷史博物館工作。
我在1949年暑假參加了為青年學生舉辦的暑期學習團，天天帶著小馬紮，排著隊，唱著革命歌曲去當時北大的民主廣場聽報告……在開國大典前夕的9月🧛🏿♀️，我被批準入了青年團👩🏼⚖️。憑著最初步的信仰，我儼然覺得自己已經參加了革命，除了積極在學校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還自以為是地在家裏要積極支持媽媽幫助爸爸進行思想改造🍖。
1949年12月，父親在《政治無所不在》中有這樣幾句話寫到我：“……一天總有事忙著。提起工作幹部👨👩👦👦，照例充滿著尊敬和崇拜，只想學幹部忠誠刻苦為人民服務。我知道👷🏼♀️🥞，政治浸入了孩子生命已更深。”
有一天晚上🪢🏡，我和弟弟從東單勞動服務歸來，累極了，但很興奮。上床後，和坐在旁邊的父親討論問題🛢。父親在《政治無所不在》中寫到這次談話😠：
“爸爸🧷，我看你老不進步🐦🔥，思想搞不通。國家那麽好還不快快樂樂工作🕞🤸🏿♂️？”
“我工作了好多年，並不十分懶惰👨🏿🌾。也熱愛這個國家。明白個人工作和社會能夠發生什麽關系🉑🧜🏽♀️。也長遠在學習，學的已不少。至於進步不進步，表面可看不出。我學的不同，用處不同。”
說進步不同，顯然和孩子們所受教育不合🐬。兩人都說“凡是進步🎱，一看就明白。你說愛國🧝🏿♂️，過去是什麽社會，現在又是什麽社會？你得多看看新書，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寫文章，怎麽不多寫些對國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館弄古董🧑🏻🍳，有什麽意思！”
“那也是歷史🤸🏿♀️，是文化……”
這裏反映了我們對他的好幾種不理解：一是對他的改行去搞文物認為是一種逃避政治的消極表現🧧；二是對他深層次的思索學習不理解，總覺得他太慢。
後來，令我們比較欣慰的是他有機會去革命大學研究班學習了🥑，1950年6月還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表態文章《我的感想——我的檢討》。
現在來看父親的轉行🧕：一👩🏽🏭，他本來就喜歡文物🏧；二，在寫作上又有自己的看法，從“思”出發，如果不允許獨立思考，他只好不寫🤞🏽；三，《斥反動文藝》一文在解放前夕給不少作家劃線，已把他推到反動之列⚈。
許多人都希望他能重新寫文學作品（包括毛主席也曾親口說），他也搜集過大量關於張璋的素材準備下一步創作🤛🏻，但是終於還是沒有拿出真正意義的文學作品來👷🏻♂️👩🦽➡️。一是無法用獨立思考的方法辦事🥠；二是丟不開已經下了許多工夫，而自己又是真正愛好的文物研究⏳。
遭遇“思”與“信”的矛盾
1956年，沈龍朱上大學三年級時，被批準成為預備黨員🎶。1957年的暑假，沈龍朱成了被批判的右派。1966年，“文革”開始⛩👵🏼，沈家被抄家🏇🏽。沈從文先生在單位挨過鬥，接受勞動懲罰去打掃廁所。繼張兆和下放鹹寧之後🤾🏼♂️，1969年11月30日🏌🏻♀️，沈從文也被下放到鹹寧五七幹校。
我被定為“右派分子”，人們總會問是不是與家庭🎊、父親有關⚽️🌏。其實毫無關系。
成為右派，原因恐怕還是在我自己。我當時正在做班上的團支部書記，一切從“信”字出發，黨一號召要大鳴大放，寫大字報，我當然要帶頭響應。1958年春天正式帶上“右派”那頂帽子，被開除黨籍👨🏼🦱、團籍和校籍，被提前分配到學校的機械廠勞動改造，當了第三車間鉗工班的一名學徒工👨🏼🦳。
這事肯定對我們的家庭是一個巨大的沖擊🧑🏻🦯➡️。我長時間呆在西郊的學校不回家，寫信把自己的事逐漸地告訴了父母。我仍然從“信”字出發，相信是我自己有錯誤，相信勞動可以改造自己🏂🏽，相信自己雖然已經不是黨員，但是還會為革命幹一輩子🤸🏽♀️。父親在這件事上也仍然是從“思”字出發，默默承受著一切，也許他早就估計到我的人生裏需要這種重大的挫折。
1966年，那場“文革”浩劫對許多家庭都是一場生死的沖擊。“反右”中我一點也沒有受父親的牽連🛄，“文革”中，我家卻首先受到了我的牽連😖。我所在單位的紅衛兵押解著我，讓我帶路，到我家抄家🧛🏻♂️⏮，這是第一次。隨後，父親單位的紅衛兵又陸續清查了七八次。父親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被扣留在單位“隔離審查”👦🏽。家裏的三間平房宿舍，被要求讓出兩間給造反派。放不下的家具只好送人🦴👨🦲，大量的書籍被查封搬走後💁🏻♀️，突然又被發還。因為房間太小🧛🏻♀️，只能堆在院子裏。最後🌞，表嫂張梅溪（黃永玉夫人）借來平板三輪㊗️，母親和她一起推出去當廢紙賣了。
父親在單位挨過鬥🔅，是不是也在脖子上掛過大牌子，是當作“走資派”的陪襯，還是以他為主🌑，他從來都沒有說起過。只是很輕松地說🔔🌳，派他打掃女廁所，他是作為被造反派所信任的笑話來談的🧑🧑🧒。他高血壓，常常達到180、200甚至220，帶著沒有書、沒有工作可做的痛苦🤹🏽，熬過了“文革”中的多次沖擊👂🏻。
父親老惦記著中國服飾研究尚未最終完成的任務✪📶。他從鹹寧寫信給當時博物館的革委會👬🏼，竟然要求調回來繼續工作，在當時，這顯得迂腐而可笑，根本沒有人理睬他。後來，他讓留在北京的我轉信給已進領導層的老同事，要求發還原稿🈯️，他好繼續做下去，人家回答是：那份原稿還有待批判呢🙋🏿！別人看來💵，這種回答會是多麽沉重的一種打擊呀👩🏻🎨。他經受住了，自己憑記憶在惡劣的條件下動手整理相關的資料卡片👨🏽🍼。
父親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在大時代的變動中，恐怕都經歷過這“思”與“信”的矛盾鬥爭🤏🏽。巴金先生在晚年寫的許多文字，實際也是在反思這些問題。我想說，父親的 “思”與我的“信”，真實反映在我們家的整個經歷裏，反映在我們對父親理解的整個過程中。（沈龍朱 口述 劉宜慶 撰寫）
摘自《名人傳記》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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