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聯絡

　　1939年暑假後，父親初到西南聯大🪐，人地生疏📩，只知認真上課🤷🏼‍♀️，改作業一絲不苟，過了一段時間，朋友就多了起來。首先👩‍🎓，中文系教授楊振聲、朱自清、羅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學長👋，他入北大讀書時🚵🏽‍♂️，他們都已經畢業🚣‍♂️，但是🧔‍♂️，他們都很關心他，給了他很多幫助和鼓勵。後來，李廣田、卞之琳也都來到聯大教書。他們也都是北大學生🤾，不過🌃，他們入學時🦎🔷，父親已經畢業。他們三人都學外國文學，都是詩人，當時都是三十多歲😮‍💨🧑‍🔬；李、卞常到家裏來，給我的印象很深。卞之琳與眾不同，父親的朋友都穿長衫🫀，只有他總是穿一身咖啡色的西服🧜🏽‍♀️，還戴著金絲邊的眼鏡🦑，我覺得他特別精神🗻，用現在的話說可能就是“酷”了☀️🚎。常常是來了就坐在桌前，用父親從德國提回來的打字機打字，原來那時他和聞一多正在協助英籍教授白英編輯《現代中國詩選》🙅🏿‍♀️。他從來不理睬我，我也從來沒有想到去跟他說話。李廣田則不然🌻🙇🏿，他穿著長衫，微黑的臉上總是掛著誠樸的笑容，他的女兒李岫和我差不多大🌙，所以他見到我時總要和我聊兩句♻️。我曾經養過一只兔子，記不得是哪位聯大同學送給我的🥬，李岫對此很感興趣，說不定還有點羨慕🧖‍♂️，有一次，李伯伯高高興興地來了，對我說🧑🏻‍🦰：“你看李岫多有意思🛌🏿，她問我‘馮姐姐養了兔子為什麽不做件兔皮大衣呀?’”欣悅之情👩‍🚒，溢於言表。有時候，他還把李岫帶來，我們兩個“獨女”(那時我還沒有妹妹)有了玩伴，就到院子裏“瘋”去了🔪；大人們則在屋裏談話，相互傳閱個人的創作，互相啟發。

　　有一段時間，大約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楊振聲建議🐞，彼此熟識的朋友每星期聚會一次，互通聲息，地點就選在位於錢局街敬節堂巷的我家。他們每星期有一個規定的時間⏯，聚在一起🚣🏼，漫談文藝問題以及一些掌故。每次來參加聚會的有楊振聲、聞一多、聞家駟🥂、朱自清🫛、沈從文🧑🏻‍💻、孫毓棠📡🧏‍♂️、卞之琳、李廣田等人。這樣的聚會不知舉行過多少次，有人從重慶來，向父親說：“在重慶聽說你們這裏文采風流，頗有一時之盛啊!”這樣的氛圍無疑催生了父親的創作🏫，例如《伍子胥》。20年代末，父親第一次讀到裏爾克的散文詩《旗手裏爾克的愛與死》時，就產生了用這種體裁來寫伍子胥故事的想法，設想寫成一部帶有浪漫色彩的散文詩，但是始終沒有動手。這時，卞之琳把自己翻譯的《旗手》手稿拿給他看🫱🏼，使他又想起伍子胥🧑🏽‍🍼，一時興會，就寫出了這篇小說。但時過境遷，作者的心情已非昔日了🦃，他意象中的伍子胥已經沒有浪漫的色彩，而成為一個在現實中真實地被磨練著的人，小說反映出一些現代中國人的痛苦🫂。他們還有一個朋友就是桂林的陳占元。父親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詩草》等都是明日社出版的🤾🏻‍♂️，這明日社實際上就是陳占元自己，約稿、編輯🤵🏻‍♀️、找地方印刷、校對⚀👵🏽、發行都是他一個人⛈➡️，同時他還在作研究和翻譯工作。他還和李廣田、卞之琳、我父親編輯出版了一個文藝刊物《明日文藝》📭，《伍子胥》的一些章節就首先發表在上面🔍；可惜因為桂林遭日軍轟炸，疏散人口，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當時在昆明，不只是在聯大🌚，匯集了一批有識之士，其中不乏父親的親密朋友☎️，如當時任雲南大學教授的陳逵、中法大學教授夏康農和同濟大學畢業的翟立林，他們常常和他談論政治形勢和社會現象，由於陳逵的介紹🖐🏼👨‍🦳，我的父母第一次讀到《新華日報》🧑。他們對於父親在思想上、政治上有過不少幫助。

　　漸漸地，父親認識了一些同學，有聽過他課的🧑🏽‍🎄，有沒聽過的。他在1940年10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應冬青文藝社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會講演🕓，聯系人為袁方🙇🏽，杜運燮。”這是他和學生社團接觸的開始。後來又有“冬青社劉北汜、王鐵臣、江瑞熙請之琳👩🏼‍🏭、廣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紅樓晚飯”等記載。冬青社原屬聯大早期宣傳進步思想最活躍的群社🕞，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群社停止活動，許多骨幹轉移到鄉下，但冬青社在文藝範圍內仍然堅持工作，團結了大批聯大同學中的文學愛好者。從此父親常常參加學生的文藝活動👨🏼‍🦳，每逢“五四”和魯迅逝世紀念日的聚會他都去參加，1944年5月4日，他和聞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沈從文等人應邀參加紀念“五四”文藝晚會，遭到特務破壞而中斷，8日繼續舉行📹🌀，他在會上作了題為《新文藝中詩歌的前途》的講演，這件事在很多人的回憶文章中都曾提到。向父親約稿更多的是林元。林元也是群社成員，皖南事變後🦹🏼‍♂️，到鄉下避了一段時間，回來籌辦文藝刊物《文聚》並出版“文聚叢書”；這個刊物邁出了聯大校門🫐，走向社會🦹🏼‍♀️。林元是組稿的能手，常來我家和父親談他的出版計劃🔟，父親在他的刊物發表了散文、詩歌、小說和翻譯，後來林元在回憶文章裏寫道：“發表文章最多的是馮至。”他們成為朋友🦽，父親一直給他編的刊物寫稿，直至林元逝世⚠️👧🏽。

　　這個時期父親寫得最多的是雜文👮🏽，發表在《生活導報》🕵🏻、《春秋導報》📟🧙、《自由論壇》🤝、《獨立周報》等各種小型刊物上🪨，內容與風格跟他以前的散文都有所不同了👩🏿‍✈️。在這些雜文裏他提倡工作認真🧑🏿‍🍳，反對社會上對於事物漠不關心的“差不多”態度🈂️；他提倡說實話，反對大言不慚的空話🤞🏿🤸🏼‍♂️；他提倡中國人要正視自己的弱點🐢，反對用“外國也有”以自慰。他以為人際之間是不斷的“問與答”🦻，有問與答，才有生活意義；生活到某一階段時要有嚴肅的決斷，遲疑不斷是最大的痛苦；繼承優良傳統必須排除復古主義🖖🏽；事事要有個界限，而界限隨著時代的不同都在變化著🙅🏿‍♂️；等等🗃👩🏽‍🦳。其中有些文章到現在讀起來還很有現實意義，可惜當時沒有收集起來🏃🏻，很多都失散了。（供稿🏊🏿🪻：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