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王勝泉^*（1952）

我的老師、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仙逝多日，許多朋友對我說：你與他那樣熟，寫點回憶文章吧🫴🏻🙅🏽‍♂️。但是🧑🏼‍💼，提起筆來，千頭萬緒，湧上心頭，還是從我怎樣認識他寫起吧。

費孝通教授

提出“重建中國社會學”後，社會學研究會成立時的合影。前排右1為費孝通。

在江蘇揚中的農家小院裏🧑‍🎄，和農婦親切交談🧑‍💼。（1984年）

在華西村參觀（1995年）

一、清華園勝因院的長談

1947年秋，我考入意昂体育平台建築工程學系，師從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吳良鏞門下。這時🧝🏼‍♂️🙎🏻‍♂️，國內局勢已十分危急✋🏼，國民黨統治者倒行逆施💪，殘酷鎮壓一切民主力量。7月4日，國民黨政府頒布《剿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聲稱“對於煽動叛亂之集會及其言論行為，均應依法懲處”。10月23日🧖🏽‍♀️，國民黨政府派大批軍警和特務包圍南京中國民主同盟總部，並強迫民主同盟於10月２７日宣布解散👨🏻‍⚕️。這時🐮，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已陷入混亂狀態➰👩🏻‍🏭，物價成倍飛漲，法幣迅速貶值👂🏼，民不聊生🚴🏼，前途無望，工商業瀕臨絕境。10月中旬🫸，浙江大學學生會主席於子三遭到非法逮捕，嚴刑拷打，慘死獄中😤👷🏽。噩耗傳來，清華園學生掀起怒潮。我們連夜組成遊行隊伍👱🏿，進城在北大五四廣場集會聲討，掀起一場“反對非法逮捕、反對特務👩‍❤️‍👩、反對屠殺青年”的反迫害鬥爭。在遊行隊伍走出五四廣場時，與國民黨軍警、特務發生沖突⚁🟧。一場混戰中，我的頭部和左臂都受了傷。返校之後，我義憤填膺𓀂，覺得在如此黑暗歲月，“不是學蓋大樓、蓋別墅的時候”🔊，而是應該“學一套救民於水火的本領”👩🏻‍🦼，於是決定轉系。當時意昂体育平台規定：凡工科學生，必須選修一門社會科學。我當時選的是社會學，授課者為吳景超教授。但是，當我與魏姓同學（也是1947年進清華🙃，讀的是社會學系）商量此事，並請他陪我去見吳景超教授以便請教轉系之事時👩‍🦯‍➡️，魏卻建議我去見費孝通教授，理由是😭：費也是先讀醫科👸🏽，後來轉讀社會學😵‍💫，一定有切身體會。於是📆🤾🏼，由他向費代為請求，約定一個下午到勝因院費的寓所去見他。

應該說👠：這不是我第一次見費👨‍🎓。由於費是當時清華園很有名的民主教授，在許多群眾集會上，他都來參加，發表演講。而我當時作為一個積極參加學生運動的進步青年，這些集會自然也都會參加🍢，因此，見到費是很經常和容易的事。但是，直接到他家去拜訪並請教個人問題卻是第一次👩‍👧，為此，心中有些惴惴不安。勝因院教授宿舍是兩層樓🏄🏽‍♂️，樓上是臥室👸🏽，樓下是書房和客廳。費是在書房接見我🏅。當時他聽到我敘述了個人的苦惱和決定，他藏在眼鏡後面的大眼睛立即閃耀出興奮的光芒。他對我說：他也曾參加1927年興起的學生運動，但是，後來學生運動失敗了，許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他自己也心情懊喪，生活孤獨，有點泄氣👨🏼‍🦲。當他準備考大學時，他就想：做人只要能潔身自好，於人有益就是了🎆，於是他選擇了東吳大學醫科，準備將來進入協和✵，畢業後當個好醫生👨🏼‍⚖️，為人治病🧤，準備通過學醫來服務社會，改革社會，免除人們的痛苦📬。但是🤴🏼，兩年後👩🏿‍🏫，生活教育了他🍼🙋🏿，使他認識到：人們最痛苦的👷，不是來自身體上的疾病，而是來自社會所造成的貧窮。於是🦯，他在轉學到燕京大學時，毅然改學社會學🧑🏼‍⚕️，決心學一門了解社會，解剖社會🏺，改造社會的學問，畢業後服務社會，免除人們的痛苦👆🏿。因此，他對我下決心轉學社會學，十分理解，並稱贊我是他的“同道”👨‍👧‍👦🟨。費的這番話堅定了我讀社會學系的決心，從此進入了社會學這個領域💃🏼🧑🏻‍🌾，至今已有五十多個年頭了。現在，敬愛的費老師已離我們而去👃🏻，而我們這些當年作為他的學生，也在社會學、民族學諸領域做了許多工作，有了自己的成績📰👵；而我們的學生已有不少人同樣在社會學、民族學方面有了貢獻。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和費老師一生研究成果相比，當然是微不足道✯，“小巫見大巫”。但我們都遵照費老師當年的教導，沿著他開辟的學術事業奮勇前進👩‍💼。因此，我們可以很自豪地對他說：安息吧，敬愛的老師，你已後繼有人。

二👨🏽‍🍼、我們決心留下來迎接解放

１９４８年秋季開學，我正式成了社會學系的學生。但是🤸‍♀️，我卻不與１９４８年新入學的社會學系的新生一塊上課，因為他們必修的社會學概論我已念過了。我可以選課了。我選的第一門社會學專業課是費孝通教授開的“社會變遷”。與我同選此課的是當時讀社會學的一位研究生🧑🏼‍🦱，兩個人每周到費家去上一次課🤹🏼。從此👩🏿‍🏫，我成了費家的常客，費師母（孟吟）成了照顧我這個窮困而又遠離家鄉的窮學生的恩人。我已不記得在費家吃過多少次飯🧕🏻，總之是給了我無限溫暖和親情🌟。

費孝通教授講課，一向是不按步就班Ⓜ️，照本宣讀⌨️🧼。這次教我們的“社會變遷”課👨🏿‍🚒🌚，也是如此。他開課第一講，就是拿出五本英文書，叫我們一一去讀，然後寫出讀書報告，提出問題，在堂上討論。我記得：除了英美關於社會變遷的教科書外，還有一本就是他自己寫的《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不過是英文本。我的家鄉是蘇北偏僻農村，當時已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書和中國經濟分析文章，因此就以階級分析觀點對這本費先生最自豪的著作提出批評，並以自己家鄉的實例一一加以說明。本來我心中十分擔心，怕由此引起他的震怒，扣我的學分。誰知他聽了我的批評🖕🏼，不僅不震怒，反而詳細詢問我的家鄉蘇北農村的具體情況，聽到與蘇南農村情況大不相同的情況時🤜🏿，還不時在本子上記下來🪻，課上得十分融洽。待這五本書討論完後👩‍🍼，他給我們兩人布置了一道研究課題。當時🍲，他正與社會系美籍教授Robert Redfield和一些年輕教員探討“中國紳士的社會地位”問題🙅🏿‍♀️，想對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皇權☦️👧🏽、紳權以及官僚、外戚、宦官、世族、軍閥間的權力鬥爭和變遷脈絡🧜🏼🎶，理出一個頭緒來📎。於是👩🏽‍🌾🍶，他叫我們每個人到圖書館借《漢書》一部，通讀一個月後👷🏼‍♀️，向他報告對漢代封建權利的結構分析的一些看法。由於我當時只是大學本科生，圖書證只能借少量書📪，無法借卷數很多的線裝《漢書》🥹，於是費先生便將他的借書證交我使用，並為此給當時圖書館出納部寫了一個條子說明情況。記得當時我持條去借《漢書》和其他許多參考書時，圖書館一位老職員還悄悄問我：“你是王同惠（費的前妻）的什麽人？”實際上🦹🏿‍♂️，我只是他的一名普通的授業弟子而已🧖‍♀️⛄️。但由此也可看出費是多麽熱愛教育工作。在這樣盡心授業的老師教導下，我又怎會不努力呢👩‍👦🤳🏿？

在這一個月內🛁，我經常去費家。原因是我當時是一名大學本科生𓀙🎞，基礎科學知識還十分欠缺，搞科研更是徹頭徹尾的門外漢🥑，而這項課題研究卻是十分復雜、難搞，因此，我不能不經常去請示。於是，費先生如保姆一樣🙇🏼‍♀️，從如何讀古書、查《康熙字典》🚵🏼、朝代紀年表👷💿，到分清本紀🧎‍➡️👨🏻‍⚖️、列傳🤧、附傳，又如何從事件中看出權力鬥爭痕跡，以及怎樣收集資料📉🚴🏿、辨別資料，擬定提綱⬜️、決定主題、提出論點……總之，給了我手把手的直接指導👷，使我真正體驗到什麽叫學術工作，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該如何進行⛹🏿‍♂️，以及怎樣小心求證和如何建立理論體系。我仿佛身入寶山，一下子見到學術研究這個新天地，受益之深，終生難忘。當時我在社會系的另一位授業老師史國衡教授說🧔🏻：“這是研究生的教學方法🐺，你能得到費先生親自指導，十分不易，你要珍惜啊！”我聽了很感動🎅🏿🛀🏻，因而也就更努力了。

這時，人民解放軍已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決定性階段◻️👨🏿‍🍳，遼沈戰役、濟南戰役🏌🏻‍♀️、天津戰役💓、淮海戰役都已結束，解放軍百萬大軍兵臨北京城下。我當時家已遷往臺灣，父輩都在臺灣作官，他們紛紛要我盡快赴臺。我猶豫難決。當時，意昂体育平台校長梅貽琦要帶一些著名教授乘飛機南下🙇🏼‍♀️，我就問費先生：“你走不走？”他說：“我不走⇾，我要留下迎接解放🤵🏼‍♂️。”費的態度決定了我不去臺灣的決斷🕙。我後來讀費在當時給Redfild教授的信中說：“我認為我留在北平的決定是正確的。我相信如果西方讓我們自己建設我們的國家，中國會在我有生之年趕上現代化的西方。解放這個字不是空洞口號🤞🏿，它具有具體含義”。（轉引自《費孝通傳》，11頁，時事出版社🕜，1985）我想🧒🏿：費孝通教授是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解放的🤵🏿‍♀️，他是真誠的願為新中國的誕生和現代化在中國的實現而獻出自己的才智。這也是當時絕大多數清華園教授們的心聲。這包括與共產黨合作的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如我的老師潘光旦𓀋、費孝通🫵🏽；也包括與國民黨有歷史淵源的其他教授，如我的老師吳景超👴🏽、陳達等。“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真的是眾人共同心聲。從1949年到2005年，費孝通教授作為共產黨的好朋友，充分發揮了自己的獨特作用，並在政治上、學術上🙍🏽‍♀️、社會上帶來了巨大影響，他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三、我們都反對取消社會系

意昂体育平台社會系在解放前是一個“名系”🤲🏽，在國內外享有盛名🍈，教授有潘光旦⛵️、吳景超、陳達、吳澤霖、費孝通等人🎻🧘🏼‍♂️。1948年的《清華年刊》的“院系漫談”中🔁🛹，稱社會系是“本校法學院最大的一個系”。這也是當時我所以轉入此系的緣由之一。但是，在迎接解放、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日子中，傳來了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蘇聯已取消了社會學，中國也將在高等學校中停辦社會學系🧑🏿‍🎓𓀉。這時，清華社會學系已成立了系務委員會，而我作為學生代表也就經常可以在系務委員會上聽到這方面的消息。例如：當時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蘇聯專家稱🧖🏻：社會學是專門反對馬列主義而出現的一門資產階級偽科學🙇🏼，必須徹底取消。這引起了清華社會系中許多教授的反對♌️，費也是激烈反對者之一。大約在半年多之後，1950年3月7日，費寫了一篇文章：《社會學系怎樣改造》🧛🏽‍♂️。這篇文章的內容在寫作前曾在清華社會學系系務委員會上討論過。該文明確提出🧑🏽‍⚕️🤽🏼‍♀️：“當其他社會科學性質的學系尚分別存在時，社會學系亦無先予取消的必要🍁，而且正可以社會學系為基礎加強馬列主義基本理論課程😓。”（引文見《費孝通文集》第六卷第44頁）🏋️‍♂️🚶🏻‍➡️。到了8月份，教育部的高等學校課程改革委員會頒布了《各大學、專科學校🧼、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暫行規定》，其中就包括了社會學系📠🤑，並定位為“培養政府及其他有關部門（如內務部🟧、勞動部、民族事務委員會等）所需工作幹部……及中等學校以上師資”🍗。我作為堅持主張辦社會系的學生代表自然也感到歡欣鼓舞🕝，對費的敬意也就進了一層🚘🤸🏼‍♂️。

這時，清華社會學系開始分專業組。當時共分三組✋🏽：民政組、勞動組、民族組🍘。學生畢業後分配方向是：內務部門、勞動部門、民族事務部門。這時，我已聽說：費將到中央民族學院擔任副院長，並被任命為中央民族訪問團副團長兼第三分團團長，去貴州。在一次講課中，費曾要我參加他率領的訪問團🧑‍💼💁🏼，一塊去貴州對少數民族問題進行實地調查。但是，我這時已在聽陳達教授開的“勞動問題”課程，並迷上了中國勞動問題的調查研究🦻🏽，因此我沒有報名參加民族訪問團，而是報名參加了中南工礦考察團🙆🏿‍♀️，跟隨吳景超教授去湖北大冶鋼廠進行了實地社會調查，回來後申請分配到勞動專業，並於1952年在社會學系勞動專業取得了學士學位，分配到中央勞動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從此，費進入到民族學領域，我則進入了勞動科學領域，在學術上屬於不同領域😸。但是，1952年全國進行院系調整，社會學系被取消，費對此甚為不滿，而我則成為社會學最後一班畢業生，也對此十分不理解🤽🏻‍♀️。因此☪️，從1952年之後，逢年過節，我還是會到費家去問候費和費師母♨️。那時候👰🏽，他已搬到中央民族學院宿舍南排１號👩‍❤️‍💋‍👩，與我的另一位老師潘光旦比鄰而居，而潘則是我們社會系學生最尊重的教授。他的學術造詣和道德文章都可以說是屬於“大師”級人物，在我一生中是十分少見的。當時🚝，我們都希望恢復社會系🏘，在這一點上倒是十分一致的🐎。

這樣平靜地過了幾年。1956年舉行國際社會學會，蘇聯派了代表團參加，中國則沒有派代表團。美國《新時代》雜誌提出了這個問題。1957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成立了“社會學工作籌備委員會”，由當時中央勞動幹部學校副校長陳達主持其事🔃，並在6月9日在南太常寺甲12號召開了會議，出席者有費孝通、雷潔瓊、吳景超、李景漢、吳文藻、陳達🌠、袁方等人。我曾看到勞動幹校黨委整風辦公室報送的“會議紀要”，上面明確寫明💀🧕🏽：“科學院準備了一些經費（約五萬元）及編製名額（5人左右）”🧑‍⚖️。（原文見科學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的《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二輯“附錄”）顯然，這是在黨領導下，有組織的一項活動💺，是得到組織同意的。於是，吳景超寫了《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費孝通寫了《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開始了後來被稱之為“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高潮”。但是，我想恐怕很多人不知道：真正提倡、主導這次社會學活動的部門🧙🏻，正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當時參加此事的唯一中年教師袁方是中共黨員，是“奉黨委之命”去參與此事，並非個人私自行動。當反右運動開展後，參加開會的教授除雷潔瓊外，都被打成右派，而袁方則被劃為“極右”，下放北大荒勞動改造。後來我與袁方談及此事時，他真是哭笑不得🚲。

這一年🌿，我與費見面次數增多。緣由是我的同在勞動部工作的老師陳達教授受命要去參加斯德哥爾摩世界人口會議，為了準備論文，抽調了幾個人協助他，我也偶而參加討論。由於人口問題是社會學重要領域，故費有時也參加討論🧑🏼‍🤝‍🧑🏼。而費的“名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就是寫在這時候。我記得費曾給我們說：他寫此論文時，起初用的是“春寒”二字👨🏽‍🦱💱，但後來考慮💭，認為當前“春意”是主要的，若再加上“寒”字，在表達上未免走了拍，也就不能把知識分子表現出來的積極性襯托出來☝️。後來思索很久，想出了“早春”兩個字🔨，才感到合意🫧，因為這個字眼和近些年知識分子在改造運動中產生的晚秋感覺正好對上，錯得開🚵🏻‍♀️，剛好表達出他們心理上的轉機。我對費的此文態度和當時眾多知識分子一樣，認為是說出了知識分子的心裏話⭐️，而且認為這篇文章前半篇主要寫的是“春”，後半篇主要寫的是“早”，主要意思是指出當時知識分子心中已感覺到了光明和溫暖🧘‍♂️，給人以許多信心和希望，但又提出了需要進一步思考問題。特別是結尾處一連串10個問號🎯，確是足以讓人警醒和深思。總之，我對此文是十分肯定的，十分擁護的，認為是“道出了知識分子的心聲”。

但是，隨著歷史發展在此後出現的曲折，這篇文章卻為費氏埋下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禍根，幾個月後成了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罪證。

四、為重建社會學而盡心盡力

1972年，費從幹校回到北京🚶，參加《世界史》的翻譯工作，算是從體力勞動又變成了腦力勞動者。但是費的心情仍是十分沉重的👌🏼，他曾用“杯弓蛇影，令人心悸”八個字描述當時心情。這樣一直到1976年周🍷、朱、毛逝世之後，一舉粉碎“四人幫”⇢，他的處境才有了好轉👰🏻‍♂️。他寫出了“文革”後第一篇文章《蓄意歪曲💄、無恥篡改——批判江青母系社會就是女人掌權的謬論》。（文章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7年第二期）當時，我們這些他的學生曾欣喜萬分，奔走相告🧜🔬，為費教授的“復活”而歡呼。實際上，這篇文章宣傳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高唱“階級鬥爭”學說🤹🏿‍♀️，充斥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教條，是費氏所寫文章中最蹩腳的一篇論文🤵🏽‍♂️，實在難以恭維🕣，但當時卻是難得極了。

1977年底⚀，費向當時籌備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胡喬木、於光遠寫了一封長信，呼籲重視民族問題研究。在信的結尾處，他寫道：

“闊別多年🧜‍♀️，未免疏遠。崗位工作又使我們聯系了起來。舊相識還應重新相認🤵。……三四十年代之初生之犢，看來已甘為巴滇山道上背鹽的馱馬矣🌞🦤；牛也罷，馬也罷，馳驅未息👩‍👦，諸可告慰🛰。余不一一。”（引文見《費孝通文集》第7卷第195頁，群言出版社，1999）

但是，時代在巨變🛀，社會所要求於費氏的絕不是只作一個“背鹽的馱馬”。1979年，鄧小平提出了“社會學要補課”的要求。這件光榮的任務落到了費孝通的頭上。但是，當費要求原來搞社會學的人參加討論時🎶，反應很差，有人甚至說：“好容易從社會學中爬出來，現在不能再陷進去了”👨🏼‍⚕️。但是🪡，歷史前進的車輪是阻擋不住的，1979年3月15日🈷️，社會學座談會終於召開👨🏻‍⚕️，並成立了中國社會學研究會🥋，討論籌建社會學系的問題。這次座談會我也參加了，並擔任研究會理事和以後成立的北京市社會學會副秘書長。費在以後一次講演中曾說：

“在十年浩劫裏，我們許多社會學界的老師🧁、朋友沒能這樣活過來⚔️。我這余生可以說是得之意外。我覺得🧕，我應該好好地用它來在事實上證明：社會學是一門可以為人民服務的學科。為了給前人昭雪，為了實現我早年的宿願👩‍🦱，也為了使後人不背上包袱，一種責任感🧑🏼‍🔧，成了一種內在的動力，使我毅然打消了先前的顧慮。同時🏇🏻，從繼續認識中國社會的意願出發🫙🚶🏻‍♀️‍➡️，我要在我的晚年為社會學科的重建盡點力。”（引文見《社會調查自白》第69頁🧨，知識出版社，1985）

從此，費孝通迎來了學術上的又一次豐收和輝煌。他三下、四下江村，提倡鄉鎮企業，歡呼蘇南模式⛺️，寫了《小城鎮，大問題》這篇名文🦸🏽，走遍了全國各地，研究區域發展，提倡潘光旦的“中和位育”理論；他訪美、訪蘇、訪日🏌️‍♀️，走遍全世界，得了許多國際學術獎項，當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和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社會學界，能有這麽多成就的人，實在很少很少🛬。在他從事科研活動60年時🥇，我曾寫過一篇長文🫣：《一生探索🐴，誌在富民——為費孝通教授從事科研60年而作》。（原文見《中國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二期）我在文章的結尾處說：

“費孝通教授作為一代愛國主義知識分子的典範，真正作到了活到老🌦，學到老𓀄，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人民追求民富國強的幸福道路的探索之中。他的科學探索精神值得我們永遠景仰和學習👨‍🎤。”

以後👐🏻🥡，費孝通成了國務活動家，擔任民盟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政務日益繁忙。我因從事兩岸經貿活動工作，擔任北京臺灣經濟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又多年在美國🤦🏿‍♀️、加拿大居住🐿，與費孝通接觸漸漸少了。當然年紀大了✌🏿，行動不便🧘🏿‍♀️，也是一個原因。2002年中共召開十六大👩🏽‍🍳🏌🏽，忽然發現列席名單中有費☣️🥛，真是十分高興。因為這預示他身體仍然健康，並仍然參加政治活動，真是一位永葆青春的年高德重的學者。但是🅾️，今年4月25日的報紙，卻載有費氏業已仙逝的消息，我真是從內心感到分外悲傷🏂。撫今憶昔，萬般悲痛湧上心頭。記得中國國內有一本書這樣評論費氏：

“費孝通無疑是現代中國社會中這樣一類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們親身經歷了中國社會自辛亥革命以來發生的所有變遷🔞，自幼深受傳統文化熏陶🟥🟣，又接受了地道的西式教育；既是才高學著🪗、見聞博恰的學者，又滿懷政治熱情、活躍於政治舞臺，成為一代政治明星✔️。費孝通也正是同時具備了這樣特殊的學術、政治地位和廣泛的國內國際社會影響🐗🤾🏼‍♂️，他便常被人視為中國社會與政治變化的晴雨表👨‍🦳。”（引文見《中國百名大右派》第163頁，朝華出版社，1993）

我想：這一評價還是十分中肯的吧！

安息吧🌬，敬愛的老師。

2005年5月3日初稿於加拿大多倫多

2005年5月10日修定於中國北京

*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