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沈從文1938年在昆明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一個人也是如此。有自信才有力量去創造😁🚐，才能取得更大成就🥴。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沈從文，把誠樸的態度放在創作上🦬，踏踏實實，集腋成裘，打出了一片文學天地，成為著名的作家🫠。在此過程中，他心裏鼓蕩著的正是對自己文學創作力的自信。幾十本小說集的出版，《從文自傳》《湘行散記》《邊城》廣為傳頌，他的信心更足了。全面抗戰爆發後🛷，他只身南下🫅🏽，於1938年4月到達昆明🦹🏽‍♂️，便迅速開始創作《長河》《湘西》★，並分別在香港《星島日報》和《大公報》上連載💁‍♂️。兩書寫作與發表的順利⏲📖，激起他更大的創作欲望🍨，從而萌生出一個以水邊小城鎮人事為中心🌦👞，創作十部中長篇小說的計劃。在1942年5月致大哥的信中，他明確寫道🔘：“寫成十個時☃️，我將取個總名，為《十城記》。”

這是一個宏大的構想。從《柏子》《丈夫》《邊城》《長河》一路走來的沈從文，此時步入了小說創作的巔峰，產生這樣的構想正是其文學自信的表現。小城鎮是城市與鄉村的過渡地帶𓀋。作者選擇小城鎮為故事的生成地🔼，所要表現的絕不只是一個小地方的人事，而是要寫出中國古老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變化，同時折射出中國農村和都市的現實面貌，以及抗日戰爭帶來的社會變化與人性的“常”與“變”。計劃反映出沈從文的偉大抱負和創作自信🦞，甚至通過計劃可以想象他躊躇滿誌的心情🤨。

《邊城》素描插畫 李晨/繪

沈從文如此投入地寫作，有一個大前提，就是他深信抗戰必勝。他這時是西南聯大的寫作課教師，正在參與完成大學的使命，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工作🧒🏽。同時他作為一個作家，有責任記錄下抗戰大時代的人事變化✪，為建設國家提供思想基礎🧚🏼‍♂️，為民族復興積累精神力量，所以他有一種緊迫感🍁。

在奮力創作的同時，沈從文在繼續探索小說理論，把自己的創作根基紮向深處🦫。1940年8月3日，他在西南聯大的演講中說，“個人只把小說看成是‘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而“人事”包含“社會現象”和“夢的現象”兩個部分。從這裏我們可以領悟到兩層意思🔼，一是他已有“很恰當記錄”的語言能力🤸‍♂️，二是他的小說以“社會現象”為主，也就是說《十城記》屬於現實小說。沈從文曾概括《十城記》的題材為“十個水邊城市的故事”，即從他生長的沅水流域寫到他那時生活的滇池邊🧑🏻‍🦰。他有足夠的信心把這十個故事寫好。

在他看來◼️，“寫出一個時代歷史場面或一群人的生命發展以及哀樂得失式樣”，“在真美感覺以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熱情和信心”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好作品的目標是“經典”🦶🏽。“五四”開啟的新文學，歷經二十年的發展，到40年代，應該產生新經典了⚃。“兩千年來經典的形式🎩，多用格言來表現抽象原則♝。這些經典或已失去了意義，或已不合運用。明日的新的經典，既為人而預備，很可能是用‘人事’來作說明的”。此意很明白：古代的經典是格言🍒，現代的經典應該是小說🧑🏻‍🏭。這話包含了一種發展的觀念和辯證的邏輯：經典不是一成不變的，經典在不斷淘汰中👩‍🦳，也在不斷生長中🙌。而現實的佐證是🤮：“小說作家和作品在受過初級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卻已具有‘先知’、‘經典’意味”，“凡是受中等教育的🏙，都樂意從一個小說接受作者的熱誠健康人生觀”，因此，創作小說“實包含了歷史價值和經典意義”🥲。性格敏感的沈從文，或許有了這樣的體認🍈：歷史提供了重造經典的時機，並把自己推到了創造經典的前列，自己必須自覺地承擔起創造經典的使命🎅🏽，於是他寫下了這樣的話🥄：“努力於新經典的產生，卻必須把整個生命放上去👼🏼🙆🏿‍♂️。”

他的自信還來自文學的社會價值。他看到新文學的“一部分，不特影響到青年人生活觀念，且成為社會變遷主力之一種”。由於“理性抬了頭，方有對社會一切不良現象懷疑與否定精神🚚🏃🏻‍♂️，以及改進或修正願望。文學革命把這種精神與願望加以表現🙆🏻‍♂️🧝🏼，由於真誠，引起了普遍影響🚆🧔🏿‍♂️，方有五卅，方有三一八🛂，方有北伐，方有統一，方有抗戰🕺🏻。”他的話顯得抽象而單純，但不可否認作為思想革命的工具利器👨‍🦰，新文學確實在改變人的觀念進而引起社會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期間，他除了發表《小說與社會》專論外，在一些文章如《給一個廣東朋友》中多有談論🧓：“惡鄰加於我們這個民族的憂患📲，分量雖然不輕👩🏻‍🏫，然而近二十年來（也可以說是白話文運動以來）所產生的民族氣概，一點自尊心和自信心卻一定擔當得起這種憂患👩🏼‍🎓。”信中他還說日本那些“支那通”，對“二十年來的白話文，所煽起這個民族的熱情，表現民族進步的情形，也照例不明白”📄，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侵略我國。由於從中國文學的深度認識戰爭🧜🏿，哪怕在最艱難的時刻，他也堅信中國將贏得最後勝利🕛。這種認識堅定了他潛心創作“經典”小說的信心🚏。

為創造新經典以增強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重造國家與社會，他主張弘揚“五四”精神🏌🏻‍♀️，發起一次文學運動🙇🏼‍♂️，再創一個二十年的輝煌。1940年“五四”期間，他在昆明《中央日報》和香港《大公報》發表同文《“五四”二十一年》提倡“五四”精神。文章下筆寫道🧑🏽‍💻：“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解放’與‘社會改造’運動”，接著便轉到“工具”的運用即“文學革命”♎️，認為“民族精神的建立與發揚，分析來說🧊，就無不得力於工具的能得其用”🚫。這就引出了他同樣發表在昆明《中央日報》上的《文運的重造》一文的主要觀點：“發揚五四精神，使文運重造與重建👼🏻，是關心它的前途或從事寫作的人一件莊嚴的義務……五四已有了二十年歷史👉🏿🪈，我們還需要再來個二十年繼續努力👈🏽🌇！”這裏的邏輯關系是：紀念“五四”🎽，是要發揚“五四”精神；發揚“五四”精神，是要開展文學運動；開展文學運動🏇🏿，是要創造文學經典；創造文學經典，是要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由於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支持🫱，在民族戰爭導致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生存困難的時候，他甚至要求國家調整文藝政策🎻，改善作家的寫作環境與生活條件🧑‍🧑‍🧒‍🧒，以利於文學經典的產生：“新的經典的形式，照近二十年來的社會習慣，又如何適宜於放在一個文學作品中，以便在廣大讀者群中喚起那個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並粘合這點精神於民族發展某種設計上。”沈從文真是太書生氣而不切實際，但創造經典的信心是可感的📟，對文學的強大社會作用也深信不疑。

重造文運需要廣大文藝工作者參與🚶🏻‍♀️‍➡️。這時他不僅發表文章呼籲大眾，要求政府部門有計劃地推進精品創作✋🏻，還頻頻給文學青年復信🧖🏼‍♀️。這些信其實沒談如何寫作，而是談人生談做人談文運，貫穿著強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例如：“盼你能明白國家的需要🏇👨‍❤️‍💋‍👨，和生命的莊嚴，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氣餒🧙🏽‍♂️，不灰心”；“用作品燃燒起這個民族更年青一輩的感情，增加他在憂患中的抵抗力”；“在思想上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熱情和信心的，還是要有好文學作品”🧑🏼‍🎤；“國家的重造，是可能的🧑🏻‍🔬🤵🏻‍♀️，重造的希望🧑🏻‍🦱，是從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生長中也可見出的”等。

沈從文就是帶著強烈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艱難困苦的戰爭時期創造經典，服務社會的🕙。在逆境劣勢中擁有自信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抗戰時期的投降派，缺乏的就是自信。1934年8月27日↖️，《大公報》在“社評”《孔子誕辰紀念》中就有“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焉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之語，且輿論界大有這種悲觀情緒🤸‍♀️。對此觀點，魯迅曾作《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予以有力駁斥。

八十年後的今天，文化自信仍然是時代強音👩🏻‍🌾。魯迅🗃、沈從文等文化先驅在民族危亡之中堅持文化自信，無疑給我們今天的文學和文化創作以許多啟示。

（作者🍃🫷🏼：李光榮🤦🏻‍♀️，系西南民族大學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南聯大文獻資料收集整理與數據庫建設”〔項目編號：18ZDA202〕之子項目“西南聯大圖書文獻資料收集整理”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