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鄭敏

馮至 現代詩人🏄，翻譯家，教授👱🏻‍♂️。1955年被選為首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今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1941年創作了一組後來結集為《十四行集》的詩作🐩，影響廣泛👃🏻。小說的代表作有《蟬與晚秋》《仲尼之將喪》《伍子胥》等👩‍🏫；散文有1943年編的《山水》集🥭。馮至還是瑞典🤚🏼、聯邦德國、奧地利等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或通訊院士，獲得過德國“大十字勛章”等多項獎項。

鄭敏 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唯一健在的九葉派詩人。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1952年在美國布朗大學研究院獲英國文學碩士。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60年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任教🦻🏻。1949年出版《詩集👩🏽‍🦲：1942—1947》🧑🏽‍🍳，成為九葉詩派中一位重要女詩人。

1939年，我在西南聯大哲學系攻讀的是西方古典哲學♉️，選修了馮至先生關於歌德的課，並讀了馮至先生翻譯的裏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這些都對我影響非常大🟣。馮至先生研究歌德、裏爾克，我也學德文，與他的路子很接近⛴，都看重哲學↔️，覺得德文詩比英文詩更直接🎰。

那時馮先生剛步入中年，雖然按照當時的習慣穿著長衫🤵🏼，拿著一支手杖🧑🏽‍🦳，走起來卻是一位年輕的教授📑，而他在課堂上言談的真摯誠懇更是充滿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氣質。可馮先生是很少閑談的，雖然總是笑容可掬，卻沒有和學生閑聊的習慣👬。

地方小，“跑警報”的日常活動使得師生在課外相遇的機會增多。在知識傳播和任教方面存在課內和課外兩個大學🪚。我就曾在某晚去馮至先生在錢局街的寓所，直坐到很晚🧑‍🎓，談些什麽已記不清了，只記得馮至先生、姚可昆先生（馮至先生的夫人，北京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和我坐在一張方桌前，姚先生在一盞油燈下不停地織毛衣，時不時請馮先生套頭試穿，馮先生略顯猶豫👩🏽‍🎨，但總是很認真地“遵命”了🦸🏻。當時師生關系帶有不少親情的色彩👨‍💻，我還曾攜馮姚平（馮至先生的長女）去樹林散步，拾落在林裏的鳥羽。但由於那時我的智力還有些混沌未開，只隱隱覺得馮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氣質，卻並不能提出什麽想法和他切磋。但是這種不平凡的超越氣質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卻是不可估量的👩🏽，幾乎是我的《詩集🤍：1942—1947》的基調。

念了哲學之後𓀉，我開始對歌德和裏爾克特別感興趣🥤，我就不喜歡那種純粹抒情的詩了，喜歡智性多一些的。自己在課余的時候就開始動筆寫一些白話詩。當時我們精神營養主要來自幾個渠道，文學上以馮先生所譯的裏爾克信劄和教授的歌德的詩《浮士德》等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地閱讀了20世紀初的英國意識流小說，哲學方面受益最多的是馮友蘭、湯用彤♑️、鄭昕諸師。這些都使我追隨馮至先生以哲學作為詩歌的底蘊，而以人文的感情為詩歌的經緯。

我大學三年級時，在一次德文課後，我將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詩作的紙本在教室外遞上，請馮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課後先生囑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後先生站在微風中🐈，衣襟飄飄👨🏻‍🎤，一手扶著手杖🧑‍🦰，一手將我的詩稿小冊遞還給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藹而真誠的聲音說👨🏻‍⚖️：“這裏面有詩，可以寫下去，但這卻是一條充滿坎坷的道路👰🏿‍♀️。”我聽了以後💘，久久不能平靜🏌🏽，直到先生走遠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註定了我和詩歌的不解之緣。

馮先生對我的影響一方面是他所講授的文學，另一方面是他詩歌中的境界。我認為馮先生的十四行詩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他的十四行詩受到很多尊重👨‍🚒，而真正理解他的十四行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文字十分樸素，但是其中蘊含的深層的文化積澱，融合了西方的哲學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他的詩是深厚的文化產物，達到了中國新詩的最高層次🫅🏿。但是🖥，由於中國的普通群眾，一般的詩歌愛好者和學者，很少能夠達到馮先生的文化層次，所以他們更喜歡令人激動的🙇🏿‍♂️、浪漫主義的（或革命浪漫主義的🧘🏼‍♀️，或西方浪漫主義的）詩歌作品。但是，馮先生的詩歌並不屬於這種流派🧏🏼‍♀️。而我由於有了與他類似的哲學文化背景，我特別喜歡他的作品🤵🏻‍♂️。因此，這種影響並不是單純的哲學的影響，而是文化的影響🚒。可以說，文化對人的觀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我不是馮先生在外語系的學生，但是🚸，我確實認為，我一生中除了後來在國外念的詩之外，在國內🍒，從開始寫詩一直到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的形成，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先生。這包括他詩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層次👩‍🏫，哲學深度🧝🏽，以及他的情操✴️。我覺得我跟他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是先念哲學，然後進入詩，在詩歌上我們的趣味很接近。他是一個絕對的學者，非常嚴謹的老師，我好像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玩笑話👨‍🦰；他的文章也是這樣，沒有一句是隨隨便便的，每一句都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馮至先生的家與我們的宿舍離得很近。我不知道為什麽，會經常冒冒失失地跑到馮先生家去坐著，卞之琳等人有時候會去看馮先生⏳，他們聊天的時候我就坐在邊上聽🐎，一言不發，他們也不會趕我走。我非常尊重馮先生🏄🏻‍♀️🧜🏼‍♂️，可是無法跟他瞎聊，好像我一定要帶點什麽問題去請教他🚵🏿‍♀️🫠，否則不會到他那兒去串門。有相當一段時間我經常去找他，但每次去他那兒好像上課似的😳，你如果不提問題他絕對不說🧑🏽‍⚕️，尤其是生活瑣事，與他無關的事。所以我後來也沒有怎麽去訪問他，因為畢竟不能老一本正經地提詩歌的問題。

抗戰勝利以後，清華北大就遷回北京了，我在1943年畢業。我的詩開始是在天津《大公報》文化副刊發表的，馮先生是當時的主編。幾年後👲，袁可嘉接替了這個位置，我的詩就一直在上面發表。我的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是巴金先生親自編的。巴金對當時的青年作家非常愛護，給大家發表詩歌、編書🧕🏼，包括我和陳敬容的詩歌🚵🏽‍♂️。

許多許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在寫新詩方面🤚，我無意中走上了馮至先生在《十四行集》中開創的那條中國新詩的道路🔙。可能因為在求學期間我和馮至先生一樣👩🏽‍🦱，步入了哲學和詩歌的殿堂。套用德裏達的一句話，柏拉圖和老莊永遠出現在我的面前，而我總在傾聽他們和繆斯的對話，並且尋找表達他（她）們對話的漢詩藝術。（祁雪晶🧕🏻、項健采訪整理）

轉自《光明日報》2014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