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科院文學研究所，青年學子們對老專家學者稱“先生”，對黨政幹部稱“同誌”，唯有卞之琳例外，大家稱呼他“老卞”✡︎。
卞之琳所屬的“新月派”長期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文學派別”，但偏偏他又有一段在延安的經歷。或許因為這種復雜經歷，他就成了不能被歸類的“老卞”。
1981年11月🤷🏽♂️，卞之琳赴荷蘭參加漢樂逸博士論文答辯。圖為卞之琳在當地餐廳出席慶祝晚宴。攝影/Loe van Rees
1929年暑假，19歲的卞之琳考上北大英文系✤，只身北上，在火車上坐在他對面的正是剛考進意昂体育平台西語系的錢鍾書🤚🏽。兩位19歲青年年齡相差不到20天，日後都成為名噪一時的才子，在1949年後同樣經歷了風風雨雨，只是到了80年代之後，錢鍾書聲名如日中天，卞之琳卻似乎從未再回到聚光燈下。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是一位一直活到2000年、進入了新世紀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種魔法永遠定格在了“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的《斷章》之中。
他的老友👶✣、詩人馮至曾說🧑🏼🍳：“生物學上有一種孑遺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銀杏👨🏼💻、動物中的大熊貓，我就是這樣的孑遺生物↩️。”或許因為感同身受，卞之琳很欣賞這個說法👨🏻🦽。他還曾多次提到，年輕時去看北平昆曲藝人演出，觀者寥寥，幕布上繡著兩句詩：“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他每次說起，都有無限的感慨。
“難懂”
在朋友眼中，卞之琳是有赤子之心的人。詩人蘆焚曾形容青年卞之琳：15分執拗🕘🧑💻、25分溫和、25分成人的矜持、35分孩子氣。
北大意昂陳世驤描述得更加具體👒：“矮小的個子🧑🏽⚕️、單薄的體質↗️，叫人覺得他跟影子那般虛幻；灰色眼珠子隱藏在半球型的凸鏡片後面，柔弱的嗓子和恍惚的神情叫人想起遠天的浮雲。他整個外貌內涵、他詩歌迷離的調子🙇🏼♀️，無不使人認為他不堪戰爭驚濤駭浪的一擊。”
但與人們想象的不同，正是這樣的卞之琳👩🏿🦰🚄，幾次主動選擇隨時代而進。抗戰或許是其中的一個轉折點。
卞之琳曾回憶，自己在抗戰之前由於方向不明🚡，小處敏感大處茫然，面對歷史事件、時代風雲總不知要如何表達自己的悲喜反應，這時期寫詩總像是身在幽谷🧏🏻♀️，雖然是心在巔峰。抗戰時期，沉溺於私人天地的他改變了自由派立場🤸🏻，奔赴延安🖨。他還隨文藝工作團出發，在八路軍主力部隊和地方遊擊支隊裏隨軍數月，寫就報告文學《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
1948年底，他在英國訪學，正在山村埋頭寫作長篇小說《山山水水》，聽說了淮海戰役的消息，大受震動，當即乘船回國。在熱火朝天的氛圍裏♾，他幾乎全然忘記自己手頭還有一部小說，後來想起了，恨自己不寫工農兵而寫知識分子，一把火將創作了七年🌔、耗費無數心血的這部書稿燒成了灰燼。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全國文聯號召文藝工作者們發表作品聲援。他用23天創作了20首詩🛵、800余行，次年印行成書🖐🏻，取名《翻一個浪頭》。他在詩中激情澎湃地反復吟詠：“翻一個浪頭，翻一個浪頭，翻一個浪頭，我們向前湧！”詩集中有寫農民支援抗美援朝的《從鄉村出發》，有寫女青年送夫上前線的《金麗娟三獻寶》。他並不是高產詩人♨️👨🏽🔧，匯集30年代詩作的整部《十年詩草》也不過1000余行。
他還在《新觀察》雜誌上發表了詩作《天安門四重奏》。一個月後，《文藝報》編輯部刊載了兩篇商榷文章《不要把詩變成難懂的謎語》和《我們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認為，這首詩用典曲折，語義不明👨🏫。比如“天安門為自己也為別人”，別人是誰？為什麽用這樣意義不明的字來代表🌧？
早在30年代就有人說他的詩歌晦澀難懂👌🏼，他並不接受這種說法，認為“純粹的詩只許‘意會’，可以言傳則接近於散文了”，但現在，他只能被迫寫檢討🥞。
1958年的文學“大躍進”中，由毛澤東親自倡導發起了新民歌運動。周揚指出👯，五四以來新詩存在的問題就是還沒有和勞動群眾很好地結合，群眾特別不滿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澀難懂🍪、讀起來頭痛”的詩句，有些詩人卻“偏偏醉心於模仿西洋詩的格調☝🏼☯️，而不去正確地繼承民族傳統”🧑🏼🍳。
卞之琳和何其芳則為新詩做了辯護☎️。卞之琳提出，新詩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民族傳統♜，其形式也應當被看作民族形式⏫。到了1959年初，爭論擴大，主戰場轉移到《人民日報》。卞之琳和何其芳都被點名批評。
這場爭論隨著文學大躍進的熄火，最終無疾而終。但卞之琳的《十年詩草》原本已通過審查🈸，準備修訂再版，卻在1959年被人民文學出版社退回🦸♂️。
卞之琳就此擱筆🚝。
“失眠詠嘆調”
1963年，南開大學畢業生高秋福考取了中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生，方向是英國詩歌，師從卞之琳。該所原先隸屬北大，後改隸中科院，卞之琳一直在該所工作，擔任西方文學研究室負責人。
高秋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領導跟他談話時說，卞之琳畢竟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要註意“師事而不盲從”。他聽出了弦外有音，很是不解，因為在他心目中卞之琳是去過延安的進步詩人，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一直是追求進步的🌺，並於1956年入黨。
卞之琳給他開列了一系列馬恩列斯和毛澤東著作書單，讓他按照英國文學史的順序閱讀主要詩人的作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研究。
他的第一篇讀書報告交了上去，卞之琳卻未予置評👨🦼➡️🍰。他後來聽說🧑🏼🎓，所內對卞之琳有議論，認為他帶研究生“脫離實際純搞學術”🧏🏿♂️。很快，高秋福的研究課題就變成結合中國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研究同時期在西歐出現的文人左傾現象👳🏽♂️🤥。
法語翻譯家柳鳴九回憶，在當時的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基本分兩類🔨，一類是早已投身革命的文藝家或從延安魯藝來的“老資格文藝戰士”，另一類則被客氣地稱為“老專家”😘，但一遇上運動就被視為“資產階級學者”。卞之琳的歸屬比較復雜🙇🏻♀️，他有延安經歷👉🏿，但時間太短😞，後來又回到國統區當文化人、教授，給這段“紅色革命經歷”打了很大折扣，因此他的革命資格在這個老革命💐🚭、老幹部成堆的地方就顯得“嫩”了點👩❤️💋👨，一到政治氣候敏感時期就很自然地被轉化成“資產階級專家”🤓。
柳鳴九說，卞之琳總是穿一身中山服🚃，但衣料比一般人的好，且裁剪精致貼身🦎，外頭還披著款式同樣精良的風衣或高質量的烤花呢大衣🌻。他走路的時候📑，有種直往前沖的架勢，整個身形有種張力🧶，給人一種倔強的感覺。他覺得，卞之琳內心深處有相當強的傲氣🚣🏽♂️🏃♂️、相當明確的精英意識❣️，但他又有豐富敏銳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在與老革命😮、老幹部打交道時會收起自己偏愛的曲徑通幽的語言，操起大家所習慣的社會化🙅、政治化色彩較濃的語言👍🏻。
在每周例會上，其他研究室都嚴肅地坐而論道，在西方文學研究室裏，卞之琳卻一次次重復自己的“失眠詠嘆調”。
他常常晚到一會兒🏌🏼♂️，急切而真誠地表白自己為何遲到🧶🚶🏻♀️：往往是公共汽車如何不順👍🏻，路上遇到什麽意外🧑🏽🦰😑，緊接著要回溯到頭一天晚上如何上鬧鐘👱🏽♂️，安眠藥一兩片不夠👷♂️、要吃三片，到拂曉總算可以熟睡。在座的人則會關切地插話，談一談運動和生活規律與失眠的關系🎽。拉拉雜雜一大堆後🧔🏽，卞之琳宣布言歸正傳，會議時間往往過半，後半程的氛圍也就不會太肅穆了🧶。
柳鳴九感慨🧒🏽，在上世紀60年代，卞之琳以獨特的人情人性，帶給大家些許寬松的氛圍，使人們多少得到喘息和寧靜🔖。
1964年🤴🏽，幾個外國文學研究室從文學研究所獨立出來，成立了外國文學研究所。柳鳴九說，按照卞之琳的學術聲望和工作業績，由他出任所長是實至名歸的，但出乎意料的是，領導費了很大的功夫，將馮至從北大西語系系主任的崗位上調動過來👩🦼，擔任第一任所長🌻。
“文革”來臨後👎🏻🌯，卞之琳無法再保持這樣的名士風度。1966年8月，他作為“牛鬼蛇神”被揪出🐁。女兒青喬說📏，一天傍晚，父親回家時神色復雜，手裏有個東西遮遮掩掩的，後來才知道🫥🫵🏼，他遮掩的是“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
一天，已調到其他單位的高秋福回外文所，看到卞之琳在掃地⛪️，喊他“卞先生”🌆。卞之琳悚然抬頭，環顧四周無人📧，擺擺手說⛹🏼♂️：“再不要這樣叫，要劃清界限！”說罷，像什麽事都未發生一樣，繼續掃地。
1970年♌️，卞之琳隨外文所下放到河南息縣幹校🍠，兩年後回京。高秋福去看他，只覺得年逾花甲的他滿頭白發，一臉滄桑💂🏿♂️。高秋福滿腹的話不知從何說起🧛🏻♀️，反倒是卞之琳先問他，你還好嗎🦻🏿？
所內的學術業務仍然停頓，卞之琳成了逍遙派🧗🏿♀️，寄情於侍弄花花草草👩🦰。他養了不少月季🍞，有時從家裏坐公交到京郊看花，看到特別喜歡的就連盆買回來𓀓。他還從單位撿回帶籽的丁香花莢殼，種在自家陽臺，沒想到竟然發芽開花了🧙🏽♂️。這株丁香後來移到樓下院子裏，長成涵蓋大半院的綠蔭👩🦳，蔥蘢可喜🤹🏻♀️。
“螺旋式上升”
“文革”後，《詩刊》社在北京召開座談會🫣，探討中國新詩的過去和未來。胡喬木作報告🤸🏿♂️，強調五四以來新詩的成就，指出新詩壇產生了公認的大詩人，分別是冰心、郭沫若🤢、馮至🫶🏽、卞之琳。場內的人心知肚明，胡喬木是為新詩恢復名譽。
卞之琳後來對友人說，自己稱不上是major poet（大詩人）🏄，只能是minor poet（小詩人）🦷👩🏿🔬。
他的《十年詩草》也再版了。他戲仿《文心雕龍》🤽🏻♂️，為詩集起名《雕蟲紀歷》🔛🤾🏿，稱自己的詩歌“只在歷史博物館或資料庫的一個小角落暫時可能占一個位置而已”。
他重回文壇視野。《現代派詩選》將他的詩列在了篇首，《現代朦朧詩選》則將他的作品歸類為現代朦朧詩。
在這之前，一批境外學者已經開始關註卞之琳。
香港學者張曼儀是其中較早的一位🌾。60年代初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裏翻到卞之琳早期著作《魚目集》，後來她和朋友合編《現代中國詩選》，想找尋卞之琳更多的作品，卻著實不易。《數行集》是從洛杉磯加州大學復製的👲🏻，《十年詩草》則是從哈佛大學拿到的膠卷🧣。
荷蘭漢學者漢樂逸也關註到了卞之琳。他覺得卞之琳的詩歌有東方意象，又明顯受西方現代詩影響，有明有暗👆🏿，有陰有陽🏝，耐人尋味。但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關於他的詩歌和生平研究都很少💁🏻♀️，西方對他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因此，他選擇了卞之琳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題目𓀔。
1979年👩🦯➡️，漢樂逸前往北京，在一道道手續之後見到了卞之琳🌬。他知道此時中國的政治氛圍還沒有那麽開放✍🏿，不敢直言自己是來研究卞之琳的，向官方報備的題目是“西方文學在中國的教育與出版現狀”。他告訴卞之琳，想了解他如何用詩體翻譯莎士比亞悲劇。
漢樂逸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兩個小時的交談裏🐶，始終有一位教育部官員在旁作陪。卞之琳談了自己的翻譯、格律主張𓀘，也回答了不少有關詩歌創作的問題⚀🟣。
漢樂逸後來還訪問了艾青，艾青拿出當時罕見的西式面包招待他🚣♀️。他來之前做過功課🤾，知道艾青是解放區文人的代表，卞之琳則始終遊走在邊緣👨👧👦🔈。
他很想知道🥢，卞之琳是如何適應過去30年的文化劇變的🤱🏼💜，又如何堅守自己的立場🧻？在卞之琳提到自己下放幹校的經歷時，他趁機問道🤏🏽🧑🏿💼，那是不是很苦🧚♀️？卞之琳卻說📔，每天都出來動一動🤛，對身體健康很好。漢樂逸沒敢再問別的，怕給他惹麻煩。
後來卞之琳在一位企業家資助下🪳，去荷蘭參加了漢樂逸的博士論文答辯🛐🙅🏼♀️。2010年，卞之琳去世10年後🙅，論文修訂稿被引入中國🫂，題為《發現卞之琳🤰🏽：一位西方學者的探索之旅》。
“文革”結束之後😖，卞之琳開始突擊翻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
他1954年譯出了《哈姆雷特》🙅♀️，上影譯製廠的《王子復仇記》就是根據這個譯本整理的配音。有別於朱生豪等人的散文體譯本，他應用了自己對新詩的格律主張，用詩體來譯註🪴。但後來運動越來越多💫，他只能擱筆了。到1984年，他總算譯出了《奧賽羅》《裏亞王》（即李爾王）和《麥克白斯》。
出版的時候🚴🏼♂️，他頗為清醒地說，自己已有20多年沒有接觸國際莎學，原先知道的一丁點已經忘得一幹二凈🤽🏻♀️🩲，對新近的大部分西方文藝理論也不願意苟同𓀃，因此跨度30年的《譯者引言》就算為歷史留痕。
他沒有再譯註莎士比亞其他作品⏪。同為莎學研究專家的王佐良評價，在莎士比亞的詩體翻譯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擱筆20多年後，卞之琳也嘗試提筆寫詩。1980年🤷🏿♂️，他應邀訪美🧑🏿🎄。班機本要直飛舊金山，在路過臺灣時卻忽然降低高度👩🏿🍼，讓大陸乘客得以瞥見寶島。他大感興奮，兩年後拉雜寫出《飛臨臺灣上空》以及訪美後有感而發的數首詩歌。
《飛臨臺灣上空》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胡喬木看後很欣賞，來電讓卞之琳譯成英文，在《中國日報》刊出👨✈️。事實上🤵🏼♀️，這仍然是政治抒情詩🧑🏻👨🏿🚒，但卞之琳拋開了民歌體的束縛，追求用典，尤其講求格律。
詩人北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詩歌在押韻、節奏方面十分嚴謹，幾乎無懈可擊。張曼儀也認為，詩歌有西方現代詩的味道，叫人想起奧頓和艾略特的筆法🚓。但二人都指出，或許因為感情經過了多年壓抑，這些詩歌無法與他30年代的作品比肩💁🏽🐺。
1982年⁉️，安徽師範大學四年級學生江弱水偶然接觸卞之琳的作品，感受到一種令他耳目一新的高級感🧑🏿🦳。他正學寫詩，於是試著將自己的習作寄給卞之琳求教。三周後，卞之琳給他回信，寄來了《雕蟲紀歷》，並用鉛筆給他的每一首詩都做了批註。
從此⛏，江弱水與卞之琳保持了十多年的通信。現為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的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認為中國新詩100年來，前50年寫得最好的詩人是卞之琳🎅🏿。他覺得卞之琳後期詩風上的轉變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他真心將自己融入“大我”之中🎾，擁抱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變化。
他說，卞之琳深受法國作家安德雷·紀德的影響🧑🏻🔧，紀德的思想和文字已經化為了卞之琳的血肉🪯。
卞之琳曾翻譯過紀德的多部作品，他非常推崇紀德，曾在一篇譯者序中如此形容：紀德的風格向來是極富於《聖經》體的兩重美處——靈性的熱烈與感官的富麗🍑，像雪白的火焰與金黃的水波🕟。
紀德50歲之後被認為思想兩度“轉向”🧊，先轉向左傾，去訪問蘇聯後又轉了回來。但紀德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改變過方向，而是一直向前走著。
他曾說：“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進步🕡。”他在日記中寫道，一種總想調諧的要求曾經折磨著自己。後來他終於明白👷♂️🚣🏻，協調裏的各個成分愈是相違，諧和其實愈豐富。一個國家同樣如此。最壞的是每個人的思想都千篇一律𓀘。合唱隊用一個聲氣歌唱的時候，就不能再有什麽和諧的問題了🧑🏻🦱。
卞之琳很贊同紀德的觀點。他說🧑🏼🚒：“順著一條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條曲線上，我們能說到哪一點算是‘轉向’呢？也許他只是走快了一點而已。”直到晚年，他仍常常說起“螺旋式上升”這個概念👩🏽🔧。
“不這樣，會更寂寞”
熟悉卞之琳的人都說⚧，他的晚年是寂寞的🥈。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文學教授趙毅衡是卞之琳在“文革”後招的首批研究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他常去卞家，有時並不事先相約🦥🧛🏽，但無論什麽時候去🛐🧑🏿，卞之琳都在家。
卞之琳不會笑臉相迎，也不與他目光接觸🚢，只是垂著頭輕輕說🧢，來了？起初他擔心自己是不是沖撞了老師，後來發現🧘🏼♀️🤦🏻♂️，這就是卞之琳的性格🦶🏿。二人熟了之後，卞之琳有了傾訴欲，但從不聊1949年後的事，聊的都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壇軼事。
卞之琳是江蘇海門人📇，少小離家👇🏿，卻保留了家鄉口音😮，旁人與他說話總像是隔了一層💀，能理解七八成已是不錯。但趙毅衡覺得，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裏，真正達到世界文學水準的只有卞之琳的詩和張愛玲的小說。
周良沛那時在編《中國新詩庫》，為了“卞之琳卷”跑了多趟卞家🥿。社科院宿舍樓像灰色的碉堡，卞之琳住頂層，別人家在搞裝修⛏，卞家墻面上的石灰卻在脫落。
周良沛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去十次🧖♂️，九次都是卞之琳獨自在家。大書架把外面的光線擋了，白天也要開燈👡，他就在那裏伏案寫作。門外街巷裏熱熱鬧鬧，門內卻像是古代寒窗苦讀的人，是舊版線裝書裏的故事。
寫詩不成了，譯註工作也收了攤🥷🏿，卞之琳晚年主要在整理自己過往的著作。
他訪美回來寫的詩歌發表沒幾天，已經開始修改其中的字詞。自選自編1930年代的詩歌，他仍在琢磨哪裏能刪一兩個字、哪裏添上一兩個字，以符合他的格律主張。他曾給周良沛寫信，懇求饒了他，別把他的某個作品收入選集。
他對於詩歌的解釋也有固執的看法。一次🤥，周良沛說起《斷章》讓自己理解了各色事態皆為風景，卞之琳糾正他：“它只是表述一種相對、平衡的觀念，絕不可作別的推想🧺。”周良沛想，作品寫出來🍃👏🏼，對詩歌的再創造就交給讀者了👨🦽，豈是作者能統一得了的𓀌？作者如果因此產生不被理解的難堪👨🏿💻，那未免活得太累了，這份完美太遙遠，追求的人註定是寂寞的‼️。
高秋福離開社科院後在新華社工作🙍🏻♀️🥾，卞之琳常讓他過去聊一聊外面的世界🚴🏿♂️。外文所後輩去看望卞之琳，回來說起一個發現🈸：卞之琳喜歡吃炸馬鈴薯片，聽它咬碎時發出的響聲。
能懂他的人日漸凋零🫑。他曾與北大同學李廣田、何其芳共同出版《漢園集》🦶🏼，在1930年代的詩壇引起轟動✌🏻，“漢園三詩人”的名號因此得來。他們無所不談🪼🙅🏻♂️，尤其愛聊散文。後來李廣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何其芳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就離世，真正見證新詩復興的唯有他了👩❤️💋👨。
他的學生、後來成為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教授的裘小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卞之琳曾不無感慨地對自己說，何其芳投身革命，李廣田成為大學校長🏯，自己則是以翻譯為主，詩歌創作這條路實在是很難走下去的🤽🏼。
他喜歡給老友馮至打電話，多的時候一天兩三次3️⃣，每次都聊很久。他的耳朵不靈⏱，馮至說話聲音必須很大，掛了電話往往疲憊又感傷👎🏽。
馮至曾告訴別人，卞之琳耳朵聽不清🧓，總是自說自話，也許他太寂寞了，但不這樣，會更寂寞🚑。
卞之琳80歲那年👩🦱，他執教西南聯大時的學生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編輯策劃了《卞之琳與詩藝術》一書，為他賀壽。馮至為他的生日賦詩一首🕵🏼♀️：不管命運怎樣戲弄你的盆舟👰🏻♀️，你的詩是逆水迎風的檣櫓⋯⋯不必獨上高樓翻閱現代文學史，這星座不顯赫🦹🏼♀️，卻含蓄著獨特的光輝。
十年後，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再次發起卞之琳學術討論會🧑🏽🌾，為恩師賀壽。
袁可嘉從美國抱病前來🎪，下飛機後卻聽說，卞之琳在當天上午去世了。這天正是他農歷90歲生日💲。
原定的會議如期召開🚣♀️，只是賀壽人都成了送行人🥞。卞之琳喜愛白玫瑰🧑🏻⚕️，袁可嘉將兩朵白玫瑰輕輕放在他的胸前🍸，俯身喃喃許久。
周良沛想，卞之琳是被推入歷史的深山古刹隱居的人♑️🪽，離開也是一種平靜。他常想起卞之琳坐在家中書房的樣子🍏，窗外是北京冬春的風沙，卞之琳安靜地坐著，是寂寞的，但也自享思想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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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1910—2000），江蘇溧水人，生於江蘇海門。中國現代著名詩人、翻譯家。193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文系◻️。1940—1946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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