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文人外交家

葉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廣東番禺人。早年留學美國和英國，歸國後任北京大學、意昂体育平台、西南聯大等校教授，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葉公超桃李滿天下，如吳晗、梁遇春、錢鐘書、卞之琳、季羨林、穆旦、王辛笛、楊絳、楊振寧等都是他的學生。

葉公超本可以在文學上獲得長足發展，卻陰錯陽差進了政治領域。葉公超晚年的時候說：“若沒有抗戰，我想我是不會進外交界的。現在，我倒有些後悔沒有繼續從事文學藝術。”他的朋友“九葉”詩人王辛笛說：“在舊日師友之間，我們常常為公超先生在抗戰期間由西南聯大棄教從政，深致惋嘆，既為他一肚皮學問可惜，也都認為他哪裏是個舊社會中做官的材料，卻就此斷送了他13年教學的苜蓿生涯，這真是個時代的錯誤。”葉公超那一代知識分子與傳統文化靠得比較近，向來有古代知識分子的風骨，文人從政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比如當時的羅隆基、胡適、張申府等人都從政了。

文人入仕

20世紀40年代，是葉公超人生的轉折點。抗日戰爭爆發後，葉公超在西南聯大教授“英美文學”。他的上課是欣賞性的，平常從不涉及時政。但有一次例外，在談到日本侵華與國家存亡時，他便說：“日本蠢動一開始，那它便是自挖墳墓了，不管平時破破爛爛，大家四分五裂，對外戰爭一開始，大家會拋棄成見，混聚在一起救亡圖存，擬訂方案。中國太大了，要吞，誰也沒有本領吞下去。”1940年秋天，葉公超為保護國寶“毛公鼎”趕到上海，被日本憲兵逮捕下獄39天，這一經歷改變了葉公超後半生的命運。

1941年，葉公超被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選派到馬來亞任外交專員，1942年2月，葉公超又被委任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駐倫敦辦事處處長。1947年3月，葉公超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參事兼歐洲司司長，同年7月升任為外交部常務次長。1949年5月，葉公超正式擔任外交部部長。

葉公超出任外交職務後，並沒有淡忘文學，一直熱心關註文壇的發展。1946年9月，儲安平創辦《觀察》周刊，葉公超被列為《觀察》的“特約撰稿人”，1949年，雷震草擬的“自由中國社”發起人名單上也有葉公超的名字。他雖沒有直接寫文章，但卻以他的名聲影響著文壇，這個作用也是不可磨滅的。

1949年，葉公超隨蔣介石去了臺灣。到臺灣之後，葉公超於1950年2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和“僑務辦委員會”委員長。作為外交家的葉公超很有氣派，許多熟悉葉公超的人都說他“方面大耳，頭發溜光，個兒高，背微駝，肩胸寬厚西裝挺，口銜一個栗色大煙鬥，一派英國紳士風度”。他的朋友陶希聖也說他是“文學的氣度，哲學的人生，國士的風骨，才士的手筆”。

這個外交家到底是文人外交家，依然有文人的血氣。朱自清曾說“他是一位極不容易被了解的人，喜怒無常、狂狷耿介，……他常罵人，但被罵的人並不懷恨，而且感激。”畫家陳子和說：“他看不得別人有錯，有錯就當面指責。”葉公超常常目中無人，連蔣介石等都敢得罪。1950年，國民黨退到臺灣之後，開始反思在大陸失守的原因，在臺灣搞了一個“革命實踐研究院”，國民黨要員陳誠親自擔任主任。但葉公超對於這個研究院並不看好。有一次吃飯時，他當面對陳誠說：“研究院是做官的‘終南捷徑’，受過訓的人除了多一件護身符外，看不出什麽效果。”這一說把陳誠氣得半天說不出話。還有一次，葉公超被邀請去聽蔣介石的報告，他覺得無聊，就無所顧忌在下面跟同事發牢騷：“兩個小時可以辦許多事情，卻一定要讓我來浪費。”

1955年，記者樂恕人曾與葉公超在日本有過一席長談。葉公超說：“我是做的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不是做的哪一個人的‘外交部長’。我執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運用和決斷上，我有我的自由，某某也幹涉不了我。”這個“某某”當然是指蔣介石，這也是葉公超一貫的風格。當記者樂恕人問可否引用這句話時，葉公超無所謂地回答：“你引用好了，我不在乎。”

葉公超的“外交”生涯並不長。1961年，聯合國討論蒙古入會問題，時任臺灣“駐美大使”的葉公超，沒有聽從蔣介石的命令投票。這之後，葉公超奉命回臺述職。這一回成了他與“外交”生涯的永別。據說，葉公超回臺見蔣介石，又一次頂撞了蔣介石。他當著蔣介石的面說：“別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當記者問他感想時，他憤然說：“葉公超死了，以後別來找他！”葉公超被免職，終日呆在家中，不準去美國和親人團聚，“我會被困死在這個島上。”

歸隱江湖

1962年春天，葉公超的朋友英千裏、梁實秋等人邀請葉公超到臺大、師大兼任教授，開現代英美詩選等課。臺大學生聽說葉公超要來開課，教室內外常常都擠滿了人，場面之熱烈在臺大可以說前所未有。但好景不長，國民黨當局一直監視葉公超的上課。結果，葉公超只教了一個學期，就被迫永遠離開了講臺。

中國古代文人在政治上失意之後，大都選擇了歸隱。宋代蘇軾在遭貶之後，靠遊山玩水、作畫賦詩以治療心靈上的創傷。葉公超離開臺大之後，便在家中作畫賦以消遣，大有古代文人風度。他曾賦閑後自雲：“怒而寫竹，喜而繪蘭，閑而狩獵，感而賦詩。”葉公超自小有學畫蘭和竹的經歷，對文人畫竹歷史頗有研究，他認為竹子象征著反抗壓迫，宋元以來文人畫竹實為抒發胸中靈氣和不滿。1962年，葉公超和高逸鴻、黃君璧、陳子和、姚夢谷等畫家組織“壬寅畫會”，共同切磋畫藝。經過幾年的努力，葉公超的繪畫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1966年和1977年，葉公超的書畫作品先後兩度在香港展出，一時轟動香江，獲得很多畫界人士的贊譽。黎晉偉言：“公超之書畫，有才人之筆，書卷之氣躍然紙上，其所寫書畫多寄意之作，重精神而不重形態，所謂‘胸中有丘壑，紙上無俗塵’者是也。”但在這兩次畫展中，葉公超均未親到現場，而是在寂寞中排遣憂愁。

葉公超畫竹的時候比繪蘭的時候多

葉公超的書法作品

晚年時的葉公超被困孤島，晚景淒涼。他曾承認自己“一輩子脾氣大，吃的也就是這個虧，卻改不過來，總忍不住要發脾氣”。1977年12月，有人向蔣經國進言：“現在要修訂僑教標準課本，要與美國僑教主持人及大學中文研究所會商檢討修訂，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學養豐富的葉公超出國作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悶，又可讓他與美國老友見見面，藉以證明我政府開明作風。”蔣經國當即表示：“只要擔保他按時返國，似無不可。”葉公超才有機會再次踏上美國那塊自己熟悉的土地。時在美國的蔡孟堅打電話要去拜訪葉公超，他直言：“我這次能來，等於火燒島犯人的早晨‘放風’，必遵限期歸國，否則擔保人受連累。請你不要費車程一兩小時來看我，有話返臺灣面談。”

晚年的葉公超與夫人

1981年11月18日晚上，葉公超在病榻上對記者於衡說：“我希望能再活個三年五載，整理一些少年時寫的作品。”就在他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絕筆《病中瑣憶》在《聯合報》上發表，文中最後不無沉痛地說：“生病開刀以來，許多老朋友來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淚。回想這一生，竟覺得自己是悲劇的主角，一輩子脾氣大，吃的也就是這個虧，卻改不過來，總忍不住要發脾氣。有天做物理治療時遇見張嶽公，他講‘六十而耳順，就是凡事要聽話’。心中不免感激。”

葉公超逝世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程滄波曾這樣挽葉公超：“學術擅中西，零落山丘同一哭；達官兼名士，蒼涼身世又誰知。”這個學貫中西的文人本該在文化事業上作出巨大貢獻的，卻誤入了官場，拖累了自己的後半生，這又是怎樣的悲劇呢？臺灣報人陸鏗說：“一個彌漫著假道學氣氛和充滿勾心鬥角的中國官場，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況葉公超是天才。這不是葉公超的悲劇，而是中國的悲劇，時代的悲劇！”（何賢桂）

轉自 《中國青年》 200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