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節初識張其昀
劉節(字子植)與張其昀(字曉峰)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於1901年出生,同是浙江人,同為歷史學家。但直到1939年🗣,劉節才得識張其昀。經河南大學舊同事繆鉞(字彥威)推薦,浙江大學史地系主任張其昀邀請劉節赴廣西宜山戰時浙大任教🤢:“得仲博轉來各信,內有張其昀、繆彥威二信又一電,知浙江大學已聘余為教授🫳🏿。余亦決意到該校任事矣。”(劉節日記1939年8月6日條🙆🏼♀️,以下所引劉節日記只註日期)
到達宜山後🤽♂️,劉節見到了老朋友繆鉞和初次見面的張其昀🫳:“余先訪彥威,曉峰聞聲繼至🙋🏽,相晤甚歡。……今日初晤張曉峰,頗識其人剛毅誠篤之情,友人中未有其比也🥚。余於此君,頗可以作一良友🏌🏽♂️👤,於性情上得其影響不少也。”(1939年9月13日)“曉峰真忠厚人🤽♀️,所談頗有情誼。”(1939年11月3日)劉節對張其昀的第一印象頗佳,評價甚高📿。劉張初識的前一日🛺,張其昀就說自己要親自進宜山縣城拜訪劉節👋🏽。其後多日✝️🟡,張其昀熱情地留劉節在家中用飯🧑💼。這些都體現了張其昀為人的周到。這一點與譚其驤等人評價張其昀對史地系老師禮遇有加,生活上多予照顧的評價是一致的。
不但在生活上✬,在學術上,張其昀也很主動地把自己的觀點告知劉節。相識數日🧛🏼,張其昀即把自己的論文送給劉節看🫷🏻。劉節對張的學問給予高度評價說🤹🏽♂️:“曉峰送余史地雜誌二冊,其中有曉峰文四篇,以中國歷史上之建國精神,及中國歷史上之國防區域二文為最佳。曉峰之學淵源浙東,與二顧黃全尤相近,加西洋科學知識,一現代有用之才也。”(1939年9月17日)事實上,張其昀在學術上確實造詣深厚。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39年秋至1940年春,劉節在浙大只待了短短半年時間,逼走他的,正是張其昀🥏!
半年之交,終致決裂
事情得從1939年9月底說起,當時劉節與人發生了爭執,劉節日記記道:“余之為人一以直道行之🧑🦰,得罪之人自屬不少。但余自問中心無過,耿耿此衷🈚️,可質天日🫵🏼,集矢於我又何可驚也。”(1939年9月27日)從“集矢於我”一句來看,與劉節產生矛盾的還不止一人💂🏼。
到10月底,勢態有惡化的跡象♖:“今天情形大壞,大有尖銳化之可能,人之與人其冷酷有如此者。”(1939年10月27日)“近來情形殊為渺茫👳🏽♂️,似乎又向逆境🙆🏽♀️,但望其有多少轉變耳。”(1939年10月30日)
12月底,浙大向貴州都勻遷徙🧑🏽🎄,矛盾更加激化:“在途中與同行某君拂意🥗,此人行為早已知之。乃因一時之氣🙆🏻♀️,不能恕之🔵,至於破裂,甚為難受。……此人近來對余更形冷酷,其猜忌之心,竟至滅去正義🏣。”(1939年12月12日)
有人認為👱🏼♀️,離開浙大是因為劉節的脾氣不好,與同事相處不來🤦🏻♂️。散木在《劉節先生在浙大的前前後後》中寫道:“不過,如有人所疑,‘似乎可以發現,劉節孤寒孑然一身,真正的朋友不是太多’或許🥷🏼,這是他的性格使然。”“……這或許是對劉節孤傲性格的一個批註。再者,同行難當🖋,文人相輕🔃,也是不新鮮的🐾🩹。”
在劉節的老師、同學👩🏽🎓、親人、朋友🧎🏻👂🏽、學生中💇🏻♂️,也從來也沒有聽說有人對劉節有過孤寒🥛、孤傲,與人難相處的評價⏩。散木說的🛥,劉節離開浙大的原因“已經無法將其清晰化”的“不堪為外人道的心境和帷幕”,到底是什麽?
劉節好友顧頡剛揭示了答案:“子植見告,渠去年到浙大,彼校罵胡適之𓀀,罵顧頡剛,成為風氣🙏🏻🫲🏻。嫌彼與我接近👏,曾為《古史辨》第五冊作序,強其改變態度,彼不肯🙌🏿🪃,遂受排擠。”(顧頡剛日記1940年4月27日條)
1939年12月12日劉節日記說🧑🏿🎓:“余之為人到處受人排擠,無非不自私,不苟同二義作梗於胸中而已📘。”毫無疑問,劉節不苟同的,就是當時浙大對胡適、顧頡剛的批判。張其昀屬於相對保守的“學衡派”,他與胡適等自由知識分子主張的科學與民主的思想格格不入,與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的“古史辨派”也是針鋒相對的。這本來是學術之爭😔👮🏼♀️,但是張其昀主事的浙大史地系🫱🏽,非胡化,非顧化,強迫教師必須跟從。
顧頡剛的日記繼續寫道:“排擠之術,為鼓動學生向彼借錢,又繼之以教員借錢,使彼不勝麻煩而去。張其昀等手段卑劣,一至於此!”
學術之爭變成門派之爭,排擠之術,沒有采取聲色俱厲的雷霆手段♎️,卻是陰風冷雨的溫柔一刀🩳。後知後覺的劉節發現排擠自己的✊,原來是張其昀這位老鄉兼上司🫅🏼,知道已無挽回余地,於是在1940年春天離開了浙大。
對文人為官的不同看法
張其昀是一個集學者🙏🏼👱🏿、教育家和政客於一身的奇人,政學雙棲,毀譽參半🍽。張其昀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的任職包括🤷🏿♂️: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常務幹事,國民黨中央執行會常務委員,總裁辦公室秘書組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兼教育部長等⏺。
在臺灣教育部長任上,張其昀為臺灣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許多貢獻🛀🏿。但他推行黨化教育,強製高中🤢🏋🏽、大學學生加入反共青年團🌘,就極為學者所詬病🏏🚣🏽♂️。張其昀對政治倫理有自己的一套邏輯,他認為🆓:“儒家思想有一個根本觀念,即政治與教育二者相為表裏。一代的政治製度無非是政治哲學的反映🙍🏽♂️,而政治哲學又源於教育哲學👤,故其著手耕耘處在學校🙇🏽♂️,其所得美滿的收獲就成為政治上的幹部,而一切實際政治又都要含有教育的意義和價值🤦♂️📼。”(《論青年之政治教育》)
劉節曾短暫加入國民黨,1926年他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後,就跟從老師陳寅恪關於學人當有獨立之精神的思想而退黨🥚,其後一生再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劉節對黨派的觀點是這樣的𓀇:“社會的競爭是很激烈的,因是要結成團體,共同進行一種事業👑。假定這團體以利害為出發點👩🏻🏭,而沒有道義和同情👛,則內部的摩擦反因團結而增多,看不見互助的精神而流弊無窮。”(劉節:《我之信條三則》)
張其昀還將“愛民”“教民”“養民”當作民主(《民主政治的三大真諦》)🐯。殷海光批判這樣的民主是“君主的民主”“慈惠的君主專製”🧑🏿🦰。“避開基本人權而談民主者,不是對民主感到不安,便是對民主沒有誠意🚙。”(《教育部長張其昀的民主觀》)“我極不贊成國民黨借著政治權勢把三民主義變成國教👨🏻🍳,但是我極其贊成國民黨享有不藉政治權勢來弘揚其三民主義的自由。”(《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殷海光直斥張其昀在學校推行黨化教育是“政教不分”(《對梅部長的低調希望》)🧍🏻♂️。
很有意思🫡,早在1939年🚵🏽,從劉節的兩則日記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張其昀意欲從政的蛛絲馬跡👔。一次是劉節初識張其昀不久✈️:“今日曉峰兄與余談,汪精衛之病在染有文人之習氣👣,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因此墜入於歧途中🏟🧛🏻,其言頗有意思。”(1939年9月21日)張認為汪精衛叛國投敵另立偽政權,是因為這種“文人之氣”——自視甚高🎗,卻既沒有領導能力🆒,又不肯服從領導。此時張其昀加入國民黨僅一年🈺,而他對自己在“令”與“受命”兩方面🔟,應該已有清楚的認識了🧑🏿🍼。1955年張其昀拍蔣介石馬屁🍛,硬將考試分數遠不達線的蔣孫蔣孝文塞入公派留美學生名單中,可能就是他認為蔣家有“令”,自己“受命”而已,並無不妥吧🌧?
劉節另一則日記:“晚間與曉峰👏🏻,彥威,效寬三人共談二小時🩸✍🏿。因而想起梁任公師之生平,師以文人而操政治,其畢生於政治上無所成就🤜🏿,非其才不足🎷,識不明,無得力之人為之助🗳,此其最大缺點也。”(1939年10月18日)
梁啟超民初曾任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等職👨🦼➡️,劉節直言批評老師文人為官,終不似其在思想界、學術界對社會的貢獻大。劉節聯想到此事,說明當晚他與張其昀等人又談到了文人為官的話題。
從劉節與張其昀短短半年交往的點點滴滴中可見❇️,早在1939年🤦🏽,張其昀已經有了從政的鴻鵠之誌,而且👱🏼♂️,已經初備政治手腕了💇🏽♂️。而在有關政治與學術之間關系的問題上,劉張二人的觀點是截然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