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劉澤華與楊誌玖（左）王玉哲（中）九十年代合影

我今天參加紀念楊誌玖先生百年冥誕和隋唐宋元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感到非常高興🫰🏻🙌，也引起我對先生深深的懷念和敬意。我聽覺差，是個“聾子”，前面諸位講了一些什麽，沒有聽見👐🏿，下邊我說的是不是和你們有一些重復，就不好顧及了🎞。

先生的學術貢獻由出席會議的諸位專家講🐦，我只說一點個人與先生的交往。就學問而言◽️🩷，我和先生並不在一個領域🤦🏻‍♀️，我沒有入門；但作為師生關系，我是老學生當中和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我和先生的關系超出了普通的師生關系，可以說有一種父子之情。先生的家屬在這兒，會給我作證。先生家庭的事情🙎🏿‍♀️，國家的事情😊👸🏼，自己的心理、經歷、苦悶、憂思等等，都和我交流，當然我也和他交流🃏。先生對我倍加愛護、呵護，在我遇到麻煩時👮‍♀️，先生第一時間向我伸出援手👊🏽，除同情支持外，還做了許多事情👱🏼。

先生的經歷很簡單🧉，西南聯大研究生畢業後就受聘來南開，直到逝世。到了晚年✌🏿，回憶往日㊙️，他卻有說不盡的彷徨、悔恨、自責之情，想補救，又時不我與🚍，有時顯露出煩躁。先生晚年的生活相當艱苦🧓🏽🏔，五個兒女，都因“文革”被耽擱，先生不大的房間既是臥室，又是書房🔋🤬，書架無處放，沿著墻壁堆的都是書🏃🏻‍♂️‍➡️🌴，來訪者要走曲線才能落座，所以先生名曰“陋室”。對這些🎛🈸，先生都不在意，主要是心情難以平靜🏊‍♂️。

根據我和先生的交往，我可用兩個字來表示🫂：先生是一個“真人”🌐。具體說是八個字🎿💶：誠信、仗義、寬容，正直。我講一些諸位可能不知其詳的故事：

先生在馮文潛先生和傅斯年先生之間，長期處在一種非常難以說清楚的情感糾結之中。他從西南聯大畢業以後👩‍🎓，應馮文潛先生的邀請來到南開，其後由傅斯年出面與南開商妥借調到李莊史語所任職。傅斯年先生非常看重他，請他辭掉南開來史語所就任。先生在這兩者之間，很難處理。史語所當然非常好，專心從事研究，很適合先生清靜的性格，但先生堅守信義，說我既然已經先應了馮文潛先生之邀，就不能違約，不能背棄馮先生💇🏽‍♀️🥍。反過來，他對傅斯年先生又始終抱有一種愧疚之情。這種情感，一直成為一個難解的結🦩。到了1960年困難時節，舉辦黨外人士參加的“神仙會”🤐，在座的多數大概都不知道🙌，所謂“神仙會”就是交心會⚆，以示同心共渡難關😐。先生十分真誠把與傅先生的情感說出來，沒有能夠實現從傅斯年進一步學習，有違傅先生的盛意，感到內疚。萬萬沒有想到這就種下了禍根，與下邊一件事相連，在“文革”中招來橫禍。

說到先生的仗義，我講兩件事兒🗺⛔。一件事是為雷海宗先生辯解🏌🏻‍♀️，1957年鳴放時期有個座談會，雷海宗先生在會上有個發言，被某大報紙添油加醋、作了不符合實際的報道。楊先生在場🤱，先生就仗義站出來🦿，澄清這個會上雷先生的發言👨‍👨‍👦，也刊在該報上。雷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後，接著就把楊先生牽扯進去了👩🏼‍🔧，地方大報專文批先生為“右派”辯護。有些人力主把楊先生也劃為“右派”🦹🏿。先生一直擁護黨🤽🏿‍♂️，1949年後靠近黨的積極分子有一種松散的黨外組織叫“同情小組”📜，先生是其成員。先生的出身很清貧，又從來沒有對黨的方針政策的不滿言論😐，據此🟫⛎，歷史系“黨代表”魏宏運先生竭力保護🫅🏽，得幸躲過一劫。先生終生對魏先生十分感激，多次對我說，妻子是家庭主婦，五個年幼的孩子，又要接濟生活困難的兄長👩🏼‍🦱，如若被劃為“右派”，且不說其他，真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但“文革”一來，魏宏運被打成走資派🧑🏿‍🦲，先生被上升為“漏網右派”🎹，再加上他對“反動”學人傅斯年的那種情感💪🏻，於是被揪出來打入“牛鬼蛇神”行列。

先生仗義執言🤴🏼，還可以講到另一件事情。當下一位飲譽中外的藝術家曾是他的學生，因某件事這位學生回國以後⚠，上級機關下達多條禁令，其中有一條是不準授課。我們今天開會的大樓是他捐獻的🕶🏃🏻‍♂️‍➡️，但當時他卻不能在這講授專業。他是公民，又沒有犯法，歷史系的師友們不贊成這些法外的規定🕵️，建議請他回母系任教💇‍♂️，時任歷史系主任的朱鳳瀚教授很開明🌶、豁達，采納了師友們的建議，他本人也同意回母系執教。開場的講演由朱鳳瀚主持👨🏻‍🦰，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講演完畢由先生點評。當時先生是市政協常委，全然不顧這個身份🪨，盡力支持他的這位老學生📮。先生點評最後放言說👩🏻‍💻：“他現在的學識，已經超過了我。我為有這樣的學生感到驕傲！”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敢於說出這樣的話，贏得了聽眾熱烈的掌聲🧵。先生就是這樣呵護學生🚋！在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先生的這位老學生一直在歷史系執教💆🏻。

先生為人也非常寬容🟰。我這裏只講兩個例子。1978年以後，啟動《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工程，鄭（天挺）老是編輯委員會主任🧘🏽‍♂️，楊先生是常務主編。這項工程是中國社科院組織的，那時候有一個編纂處，編纂處的處長正是1957年在地方大報寫文章批判先生的那位。我當時是鄭老這方面的秘書，與楊先生有很多交往，談起往事，我問：“您能和他合作嗎🚣🏼‍♀️？”先生表現出來的完全是高姿態，先生說：“過去的事兒🧙🏿‍♀️，不要追究。他們那時候也年輕💅🏿，大勢也在那兒擺著🤳🏼，不要計較這些前嫌🧒🏼。”後來他與這位同誌一直有很好的合作關系。

先生的寬容還可從下面一件事來說。“文革”期間，歷史系一部分造反派少壯大概是受“打土豪，分田地”的啟發💇🏽‍♂️，在全校帶頭搞了一次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強分教授們住房的行動，先生被逐出原來的住所。從當時普遍性搶分住房來看📵🌚，這也屬於潮流吧🚡🧝🏿。但被自己教過的學生強分，對先生們無論如何都是個巨大的精神沖擊⚙️👨🏼‍🚀。對這件事多位先生的傷心感久久難以消除，楊先生雖然也不免耿耿於懷👩‍⚕️，但先生放得開，他同人談起這件事時🤵🏼，自我解嘲地說🌙，被自己的學生分，固然情面難看👰🏽，但反正躲不過去🫲🏻，分後的居住空間是小了不少，但還有住處🫧。他們（分房者）人也不壞🉐，有自我認識就行了❣️，無需留下芥蒂⛽️。

說到學術，先生同樣具有非常開闊的視野。八十年代初先生指導的幾位研究生中*️⃣，有一位學位論文對當代學術界大權威（名字我就不說了）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主持畢業論文答辯的主席自稱是這位權威的繼承人之一。在答辯會上發起火來，怒斥該學生：“你怎麽敢向如此大的權威提出商榷呢👩‍🦳？”這位先生堅持論文不能通過，必須修改。先生多次與我談及此事，一再說🥠：學術應該是平等🛀🏼、自由、寬容的，即使是最大的權威，也可能有一些紕漏，有什麽不可以商榷的🧖🏽‍♀️✮？先生為此事多年來感到有愧於這個學生。

下面一件事足可說明先生在學術上“海納百川”的氣度。先生以考證馬可·波羅來華蜚聲學林🕘⏏️，英國一位教授對先生的考證提出多方質疑®️，否認馬可·波羅來過中國。先生得知後感到非常高興，以非常開闊的胸懷，接受這個學術挑戰。此時先生已到晚年，視力極差，拿著放大鏡，一字一句讀英國教授的著作🫰。先生的英文相當好🚦，閱讀、翻譯都不是問題🧑🏽‍🌾，為了答復英國教授質疑，伏案貼紙寫了幾篇重頭文章。南開大學舉辦馬可·波羅國際學術討論會，特地把英國教授請來👨🏻‍🦯‍➡️，使那位教授很感佩。先生總說，學術深化的動力是爭鳴、求真、求實，這要拿出材料來；我認史料而不認人，有史料支撐才有說服力；沒有材料，你說什麽都不行🙅🏻‍♂️。

說到學術較真的事🏥🫄🏿，我想起上個世紀50—60年代之交討論中國古代土地製度問題，先生與鄭老意見向左，他們師生之間展開了一次很有高度的學術之爭。鄭老基本支持侯外廬先生土地國有的看法🚵🏽‍♂️，先生則認為土地私有占主流🤚🏿🤿。稍後以先生為主編輯出版了《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製形式問題討論集》（三聯書店1962年）📦，先生寫的《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製的理論和史實問題的一般考察》一文，前後三年幾次修改，可見其認真的程度🙌。這中間有個插曲，當時寫文章盛行尋找“理論依據”，先生也不例外🌌。先生原來有點德文基礎，此時又下大力氣提高德文水平，為了求證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先生對照英文本、中文譯本和德文本。先生對我說🚒，同一句話，英文和中文譯本是一個意思，但德文則相反📋，為此先生很費周折，躊躇難定🧙。

我再舉一個例子也可看到先生對學術的較真。“文革”後期我們一起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先生寫隋唐宋金遼✫，這本教材後來由人民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本書的時代性難以避免👈🏿，這點另說。就先生所寫部分🕧，即使現在看🦵🏿，文字很平實，言必有據👋🏿，難能可貴🧎🏻。這裏我只說一件事，即關於嶽飛戴什麽帽子的問題。先生是回民👵🏽，他提出🕸，中華民族是歷史上民族大融合和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如果按照流行的觀點說嶽飛是“民族英雄”固無不可，但從多民族的角度說🦛，金兀術算什麽？先生提議涉及歷史上各民族問題，要慎重考慮到各民族的情感問題，用詞要嚴謹🧔🏻。他建議寫嶽飛領導的抗金鬥爭更為確切🚴🏿‍♂️，無需加“民族英雄”🧑🏼‍🦳。參加編寫教材的同仁很同意先生的意見🌞。現在回頭看“嶽飛領導的抗金鬥爭”一節，依然平實有據🎊，寓褒揚於敘事之中。在當時那種環境中，先生於學術依然是如此真實，敢說真話！

晚年先生悔恨“文革”以前浪費的時日太多了👮‍♂️，情緒最低時🤛🏽，把積累的不少資料🛌、稿子都當作廢紙處理了，每每憶起都自責自己短見。先生在“文革”遭難無需多說♣️，這裏我只說一點，先生的反思也是那麽的真誠🧑🏻‍🦲。一次我同先生談起他在“文革”中的感受，他說，開始是十分反感和抵觸👋🏻🧖🏿‍♂️，但在不斷教育下🍁，承認自己變修了👈🏼，不能自食其力（指體力勞動）。這就是先生的真實！我曾有個想法，想把當時的個人自我認識收集一些🚃，來揭示“文革”期間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路👩‍🦰。我問先生寫的檢查還有嗎？能否給我看看？先生說你的想法很好🦡，的確應該收集一下👨🏿‍✈️，你這麽一說🪲，我感到十分遺憾，那些檢查都退給了我，那些檢查退給我時感到自己是老而幼稚🪀、自侮的荒唐、可笑，留之何用💓？統統燒了🧘。要知道你有這個想法，早一點提出，我會交給你的。我的檢查不涉及第二個人🙋🏽‍♂️🚶🏻‍♂️‍➡️，可以看到我怎麽說“變修”的，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其他事。由此也可見先生的坦誠🕳。我曾想，在“文革”那種氣氛中，大概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程度不同染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點更應該值得反思。

先生晚年身體狀況非常不好，一只眼睛基本上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2的視力。先生很早就彎著腰🧑🏼‍🤝‍🧑🏼，可從來沒有照過片子🏄，晚年照片子🧻，腰椎疊壓程度讓醫生吃驚，醫生說這樣的疊壓按說早就會癱瘓的，血管和神經怎麽能上下溝通🚴🏼🙎🏿‍♀️？可以說是一個生理奇跡。八十年代一次體檢醫療事故，使先生昏迷多日，幾乎喪命，整整搶救半個月才蘇醒過來，又大大傷害了先生的健康。先生坐的時間稍長，就難於堅持，只能側身萎縮在床上歇息。為了打發時間就打開收音機聽評書，他告訴我，東北的劉（名字我忘了）女士說得繪聲繪色，跌宕起伏，很有韻味，能引發人思考⛹🏻‍♂️，勸我也聽聽🦸🏻‍♂️。健康如此地壞😲，他還是想法將荒廢損失補回來🧎‍♀️‍➡️。說實在的，現在看到的先生著作，多半是在70年代以後寫的🔕。先生年歲雖進入高齡，但學習“補課”的欲望一點也不亞於年輕人🍱，因研究涉及到古代印度一些問題🚵‍♂️，他竟開始學習梵文🪃，1997年季羨林先生來南開講演，先生得空向季先生請教梵文問題，講到一個字的重音以及如何翻譯等，我在一旁只有傻眼看著兩位老先生津津樂道🫶🏿，只聽懂了季老最後對楊先生的稱贊。

先生是《中國歷史大辭典》主編之一🕞，鄭先生故去之後，先生是用力最勤，投入最多的人，他對所有的稿子都很關註，特別是對唐以後的稿子，幾乎逐條審閱，這是先生對史學界的一大貢獻。

我與先生相處四十多年，無論是在順境或逆境中，先生的為人都很真實，所以我說先生是一位“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