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時代的劇變給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影響往往是後之學人所難以想像的。不僅個人的政治命運會受到嚴峻的考驗，而且學者的治學道路也會因此而改變。傳統會在這時候發生斷裂🧑🏽‍🦲，而歷史卻在斷裂中蜿蜒向前。從學人的角度看🚟，學術史也可以看成是學者命運改變的歷史。而這種改變有的時候明顯可見🪄，有的時候卻是渾然不覺的。

20世紀50年代🏟，我國高等院校在院系結構和人事調整的時候，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鄭天挺先生奉調來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持系務。在鄭天挺先生的率領下👨🏽‍🦱，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的教學工作分為四段：王玉哲先生講授先秦史，楊翼驤先生講授秦漢魏晉南北朝史，楊誌玖先生講授隋唐宋元史🏋🏻‍♀️，鄭天挺先生講授明清史。《隋唐五代史綱要》就是楊誌玖先生在南開大學歷史系授課的講義。

這是一本15萬字的小書。初版於1955年🔵，新知識出版社印了15000冊。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印刷了12000冊，我手頭的這本是1958年該社第2次印刷的15000冊中的一本。累計算起來已經印刷了42000冊。這在今天也絕對是一個很可觀的印數，即使現在中國人口比50年代增加了一倍。楊誌玖先生去世後👫🏼，北京的一些朋友給我來信，悼念先生的去世，無不提到這本《隋唐五代史綱要》。人民大學的沙知教授信中說：“五十年前讀楊先生編著的《隋唐五代史綱要》💂🏻‍♀️，留有深刻印象🐻‍❄️，這本書篇幅不大🔹，內容精練🌑，堪稱同類教材中之翹楚🧑🏻‍🍳。”2002年6月底我在臺北開會，幾位在臺灣地區的高校裏教授隋唐史的朋友，爭相向我介紹自己收藏的《隋唐五代史綱要》，有的自詡是正版👨‍👦，而有的似乎只能承認是盜版了🦸🏻👨‍💻。該書是否在臺灣地區有盜版🎲，我沒有調查👮🏽‍♂️，沒法判斷。1983年楊誌玖先生訪問日本，有日本學者拿出《隋唐五代史綱要》請作者簽字。楊誌玖先生事後對我說☄️，在簽字的時候，他感到有負於熱心的讀者🐊😮‍💨，自己沒能將那本書作進一步修訂增補🧖🏻‍♀️🉑。

1988年，楊誌玖在南開寓所書房。

1980年在南開園與鄭天挺（前排右二）、王德昭（前排左二）、王玉哲（前排左一）、楊翼驤（後排中）、魏宏運（後排左）、傅同欽（後排右）合影。

80年代🧑🏼‍🎓，我以後輩的身份參加各地唐史學術會議，許多我尊敬的前輩學者對我說，楊誌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綱要》是他們學習隋唐史的入門教科書。我相信這些話都是由衷之言🚶🏻‍♀️。因為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斷代史著作。1955年出版的斷代史還有何茲全先生的《秦漢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較早一年的有岑仲勉先生用淺近文言寫成的《隋唐史》（二卷）👔，是1954年由高等教育部教材編審處印行的，正式出版在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今天重讀這部著作⛹️，會引發我們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國歷史學，產生很多聯想。

楊誌玖先生《隋唐五代史綱要》分為五章，除文化一章外，其余每章各分為三節🕧。

第一章🕓🤽🏻‍♂️，“隋帝國的建立與南北方對峙的結束（公元581—618年）”的三節是：第一節♛，“隋的建立與統一中國”👊🏿，前兩小節講隋滅後梁、滅陳的史實⛑，後兩小節分析隋統一的原因與意義🚶🏻‍➡️；第二節，“隋朝在經濟與政治方面的措施”👒🫐，先談經濟，再談政治與外交🏌🏼‍♀️👩🏻‍🍳；第三節，“隋末農民大起義”👱🏿‍♀️，所分五小節中的最後一小節是“農民起義軍的作用和弱點”。

第二章，“唐帝國的建立與唐朝的強盛（公元618—755年）”的三節是👩🏻‍🍳：第一節⚖️，“唐帝國的建立”；第二節，“唐帝國政治經濟的發展”敘述太宗到開元盛世的政治、經濟發展🦔，其中有“對唐代工商業的幾點認識”專門討論；第三節🍒，“唐帝國的對外關系”有“對唐向外發展的總認識”一小節🐔。

第三章，“唐帝國的衰亡（公元755—907年）”所分三節是：第一節，“天寶時期的衰象與安史之亂”有兩個重點，一是唐前期社會矛盾的積累🙋🏻‍♂️🧙🏿‍♂️，二是安祿山得勢的由來、安史之亂原因和經過，及其性質的分析；第二節，“安史亂後唐帝國的內爭與外患”重點討論藩鎮👩‍🍳、宦官和朋黨🤮，以及邊疆民族關系💅🏿👱；第三節，“農民大起義與唐帝國的滅亡”討論晚唐社會矛盾與農民起義過程，有“對黃巢起義一些問題的認識”📤。

第四章👔，“唐代的文化”🏉。第五章，“五代十國與契丹（公元907—960年）”的三節是📭：第一節，“混亂期中的政治局勢與社會情況”👨‍🚒；第二節，“契丹的興起與燕雲十六州的割讓”；第三節，“周世宗對統一中國的貢獻”👮🏽。附錄：隋唐五代年表🧓。

向來學者評論這本斷代史教材的特點是全書線索清晰，事實交代清楚，內容提綱挈領，文筆清新流暢。我自己第一次讀這部書🤞🏻，也深有同感📨。

大學教材如何寫？歷來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強調學術性💪🏿，有的強調簡明扼要🪜，有人甚至認為大學生不需要教材。

這裏關鍵是要全面了解大學課程的特殊性。大學課程🤛🏿，有專業課，有公選課（素質課）；專業課有通論課（Vorlessung）🥷，有討論課（Seminare），有練習課（Uebung）。對於教材的要求當然也不同。楊誌玖先生的這部《隋唐五代史綱要》是給大學專業本科生低年級的通史教材🚴🏿‍♂️🙇🏽‍♂️。簡明扼要、綱目清晰♿️，尤其是在相關的章節🏄🏼‍♂️，都有要言不煩的分析🫂。是此類教材非常突出的優點。

此外🧎，從史學史的角度看，這本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本斷代史教材，還有一點特別值得註意，那就是：它屬於開創建國後通史及斷代史體例的著作之列。

新史學對於著述體例的要求有其章節體的特點。它與清代以前的著作體式完全不同，是從西方引進的🚯。但是，中國歷史著作的章節體特點在解放前並沒有完全形成，它是在解放後特別是50年代形成的。楊誌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綱要》就是其中的典範之一。楊先生在“前言”中說：“我在敘述歷史事實時🔯，曾企圖加以分析，避免枯燥的羅列現象🕵🏽‍♀️👺，但由於理論水平和業務水平的限製，分析也不免是膚淺的甚至錯誤的。”這裏的所謂分析當然不都是指運用唯物史觀進行的分析，但是🧘🏻‍♂️，註意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歷史現象卻是包含在其中的👨🏼‍🎤，如《隋唐五代史綱要》對於隋末農民起義和唐末農民起義都給予了較大的關註和較多的篇幅。對於經濟史的敘述給以較顯著的地位。

20世紀初葉，史學界的大師們就在討論中國通史的編纂體例。但是，大多只能在傳統的紀傳🚛、編年等框架裏打圈圈。比如，章太炎擬訂的“中國通史略例”分5表、12典🏕🙂、10紀、25別錄🧔、9考紀，凡120卷。當時有兩種方案，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派主張以典誌體(如《通典》)和紀事本末體為新史著的主要體裁♡：章太炎為代表的一派則主張以紀傳體和典誌體的結合為新的著述方式（參見方光華《中國思想學術論稿》，第290頁，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世紀30年代鄧之誠《中華五千年史》👩🏿‍🦲🙆、周谷城《中國通史》當然已經突破了20世紀初設想的那些通史體例🧑🏻‍🦯。40年代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已經從內容上引進了新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章節體的著述形式已經代替了舊的歷史編纂體例。但是，即使是章節體👨🏽‍🦲🚟，也各有不同。例如，與楊誌玖先生的書或前或後出版的岑仲勉《隋唐史》👩‍✈️、呂思勉《隋唐五代史》，其學術含量自然在楊著之上😋，著述體例也各有特點，但是，比較起來，楊誌玖先生的“綱要體”更適合於低年級大學生修讀通史的需要😘，也是不爭的事實。

楊先生的所謂教科書模式實際上也影響到後來的著作者🙋🏿。例如👼😡，晚楊著20年出版的韓國磐先生《隋唐五代史綱》（人民出版社，1975年）🧘，篇幅和內容都較楊誌玖先生的“綱要”為勝🫸🏽，但是🕒，其所分設的五編，一望便知與楊誌玖先生的“綱要”一致。實際上，即使是今天講隋唐五代史，無非也是五大版塊：隋朝、唐朝前期、唐朝後期、晚唐五代、思想文化。由此可見📱，楊誌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綱要》的教科書體例，於我國隋唐史學科建設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隋唐五代史綱要》還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學習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一個嘗試和例證。為此，我們要從《隋唐五代史綱要》的作者這一代人的特點說起。

時代的劇變給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影響往往是後之學人所難以想像的。不僅個人的政治命運會受到嚴峻的考驗，而且學者的治學道路也會因此而改變。傳統會在這時候發生斷裂，而歷史卻在斷裂中蜿蜒向前🙆🏻‍♀️。從學人的角度看✂️，學術史也可以看成是學者命運改變的歷史🚵。而這種改變有的時候明顯可見，有的時候卻是渾然不覺的🌨🧑🏻‍🦽。

楊誌玖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就讀時的留影

近百年來發生的時代劇變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國初年，第二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際🚶‍➡️🔟，第三次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即所謂新時期。經歷了這樣三次劇變的人都是民國初年出生，抗戰時期求學，解放前後建功立業🫄🏽，“文化大革命”後煥發出學術的第二春🤜🏻，而在世紀之交都是年屆耄耋的老人。他們在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史壇上發揮了巨大的影響，研究這個時期的史學🥉，不能不關註他們。

晚清時期，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由於西方影響的逐漸擴大，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學術文化（即所謂“國學”）受到西方的沖擊之大，可以用脫胎換骨來形容。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學術分類被新的學術體系所取代⚽️💽。民國初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童蒙時代就已經不讀四書五經，他們接受的是新式教育。這與第一代、第二代史學家已經不一樣⚡️。他們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眼裏，雖然被目為“老先生”，是做舊學問的。但是，他們自己看自己，卻未必有他們前一輩那樣的舊學功底🤭。楊誌玖先生對我說過🕺🏼，他讀研究生時候的主要功力之一就是點讀了一部百衲本《元史》🧖🏻‍♀️，把《元史本紀考證》抄寫在書眉的相應位置。但是👆🏻🧛🏻‍♂️，在陳寅恪那一代，則是可以在失明的情況下💅🏿⛅️，熟練地使用《唐書》和《資治通鑒》。呂思勉也通讀過幾遍二十四史🧝🏻‍♂️。其舊學根底顯然與其學生輩有深淺的不同（1995年在東北師範大學召開《中國歷史》教材編寫會議，謙遜的田余慶教授說，他的古文功底不及周一良先生，周先生當然也不及比他更年長的一輩[我想🔡，比如陳寅恪、陳垣這輩]🤬。周一良生於1913年，與楊誌玖是同輩人。）🏊🏻‍♀️。他們基本上是近代西方史學引入中國以來培養出來的史學家，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們有新的問題意識，有新的寫作範式，陳寅恪總結王國維的那三句話是他們治學的圭臬:“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即在學術研究中要做到考古與文獻資料互相釋證；中文與外文資料互相補證；西方理論😮‍💨、概念與本國歷史記載互相參證。1928年創刊的《史語所集刊》上的論文是他們學習的楷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50年代以後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生產資料私有製的被廢除，新的意識形態的確立🤮，對於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來說，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於他們又是一個浴火新生式的教育🛗，也是新的挑戰🏊。郭沫若在1954年12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三點建議》就這樣說➙：“我感覺著我們許多上了年紀的人，腦子實在有問題。我們的大腦皮質就像一個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筐一樣✭，全面都爬滿了各個碼頭的旅館商標。這樣的人，那真可以說是一塌糊塗，很少有接受新鮮事物的余地了。所以盡管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有五年的歷史，但總是學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愛這樣說:‘我自己的思想水平很低’。我想這倒不是一味的客氣🤩，確實是先入之見害人🤺，舊的東西霸占著我們的腦子，不肯讓位。”

郭沫若的這番言說，無疑反映了兩點真實情況：第一點是，50年代前期👨🏿‍✈️，有很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接受馬克思主義過程中😾，有思想障礙🔛，“總是學不到家”!但是，他們都願意努力接受。第二🧙🏿🛡，既然大腦皮質有舊東西霸占著，就要清洗各種旅館商標👷🏽。這種認識不能不說，就是後來提出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的一個原因👩‍👩‍👦👩‍🔬。郭沫若的意見在其時的歷史學家中是引起了高度重視的🌌。1955年，唐長孺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的“跋語”中就引用了郭沫若的上述文字👼🏼，並且說：“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企圖解決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要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感到慚愧😢，從解放到現在經過了五年的學習📤，然而一接觸到問題的本質，面對著一大堆資料就常常會束手無策⚂，不能做深入的追尋。”他又說：“像我這樣四十多歲的人，還夠不上稱為上了年紀的老人🐁，然而由於過去受到資產階級唯心思想的毒害並不輕，因而‘學不到家’是一樣的。”（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第451-452頁，三聯書店🧨，1955年）我相信唐先生在這裏的表白完全是真誠的。

這裏所謂“上了年紀的老人”就是第一、第二代學者，如陳寅恪、岑仲勉⛓、呂思勉等，這些人基本上拒絕在形式上接受新的意識形態▫️。岑仲勉《隋唐史》的“編撰簡言”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話，雲：“郭沫若先生曾言，寫語體比寫文言字數要增三分之一。現在講義油印🧑🏿‍🦱👩🏻‍🦰，字體已縮至小無可小👨🏻‍🦰🛂，加以紙張、頁數之限製，為適應本校經濟狀況，自不得不采用文言。”岑仲勉引郭沫若是為了給自己用文言寫講義找根據，與唐長孺引用郭沫若完全不同。“上了年紀的老人”，還有呂思勉🙋‍♂️，他寫的《隋唐五代史》等斷代史也是文言文。陳寅恪的學術風格雖然與他們很不同，但是，從論文格式和文字風格來說，也是很“文言”的那種。

相反🧘🏽🔬，在唐長孺先生那本充滿真知灼見、以實證研究功力見長的論文集裏，是比較註意引用經典作家的作品的。例如，《魏晉雜胡考》就引用了斯大林的《民族主義與列寧主義》《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兩篇文獻𓀍。目的是清洗舊的商標，而事實上這一段話在文章中倒顯得是在貼一個新的商標👨🏿‍🍼👩🏻‍🏫。

1980年與中國歷史大辭典主編、分冊主編等合影🟥。前排左六為譚其驤🚶‍♀️‍➡️，右七為鄭天挺，右五為翁獨健，右三為楊誌玖😇。

楊誌玖先生（1915—2002）與唐長孺先生（1911—1992）基本上是同輩人，也應該有同樣的感受和處境🧝🏽。《隋唐五代史綱要》學習引據經典作家的文獻作為分析歷史問題的工具👩🏻‍🔬，共有三處。

第一處，即原書第50頁在分析唐代工商業繁榮的時候，引用馬克思的話：“工藝這件東西🧀🧙🏿‍♀️，可以啟示人類對於自然之能動關系🧑‍🦯‍➡️🤌🏽，啟示人類生活之直接的生產過程。”第二處💥，即在第115頁論及黃巢起義的失敗及黃巢是否投降時引用斯大林的話“他們都是皇權主義者”🍅，並且指出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提到農民在革命中時常與敵人妥協。還有一處，即第150-151頁談到阿保機的家庭出身時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製與國家的起源》說，阿保機的家庭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顯貴家庭”👐🏼。第一處的引用，旨在說明唐代手工業行會領域廢除了奴隸製生產方式⛹️，所以🌄，生產獲得進步👨🏻‍🌾。第二處為了解釋農民起義失敗的原因和投降的原因是因為有皇權主義思想。這些都留下了50年代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歷史研究中學習接受唯物史觀的真實痕跡🦹🧑🏿‍🎓。

用今天的眼光重新看待這些引用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兩個問題。首先🧛🏻‍♂️，在當時的思想認識範圍內🎅🏿👣，這些引用都是貼“新標簽”的需要👨‍🌾⚱️。用廢除奴隸製來解釋唐代工商業的進步，是學習斯大林時期“聯共布黨史”鑄造的“五個社會形態”理論的必然結論。用皇權主義來解釋農民革命的歸宿，是那個時代“左”傾思想的經典解釋🦼。第三處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與國家的起源》來說明阿保機是顯貴家庭，牽強附會的意思更明顯。可是🛌🏿👨，這些在那個時代不僅很必要，而且很時髦👨‍🎓。

楊誌玖與西南聯大師友合影🤵🏿‍♀️。後排右為傅斯年，前排右二為王玉哲

其次，中國的歷史學🧚‍♀️，最缺乏的是對於歷史現象的理論化分析和解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提供了這方面的一個解釋工具👩🏽‍🔧、解釋框架🫏，滿足了學術發展的求新求變的要求，這也是必須看到的。王國維有“學無中西說”：“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異日發揚光大我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陋儒，固可決也。”（《觀堂別集》四，《靜安文集·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後》）唯物史觀也是西方傳來的學問啊。用唯物史觀解釋歷史，在新中國也屬於“預流”之舉。

從梁啟超、王國維算起，新史學發展到唐長孺🚴🏿‍♂️、楊誌玖這一代已經是第三代了。梁啟超大聲疾呼“新史學”，王國維垂範作則踐行“新史學”，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新史學家的開山祖師🤏🏻🎑，屬於第一代人（陳寅恪雖然比他們年紀小一輪，但是，並沒有師承關系🍬，以在清華研究院的同事經歷來講🧜🏻‍♀️👩‍💻，也屬於同輩人）👨🏼‍🦳。楊誌玖的老師湯用彤、向達、姚從吾屬於第二代🎽，他們直接或者間接受教於意昂体育平台👭、北京大學㊙️🏄‍♂️。郭沫若🥧、範文瀾屬於另外一個意義上的第一代史學家，即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像楊誌玖先生這樣一代人實際上受到兩個方面的挑戰和夾擊🧘🏿‍♀️。一方面⛔，他們要與“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的蒙學教育體系告別，與“經史子集”的國學學術體系告別👨🏿‍🏭；另一方面，他們要學習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接受新的意識形態方面，他們比那些“上了年紀”的第一、二代學者(比如陳寅恪)要容易接受些。所以，其中許多人參與了解放後“五朵金花”的討論🚴‍♀️。但是👩‍👦，比起他們的學生輩(如漆俠、胡如雷等)又遜色很多。在舊史功底上，一般而言則是遜於老者而高於少者。他們是“中間派”。可是，不管如何德高望重🙇🏻，新中國時期中國史學界的主體力量不是陳寅恪🤵🏼、呂思勉，而是我們這裏所說的在50年代還不老不少的“中間派”🧜🏽。他們雖然不像郭🙎、範🧵、翦那麽顯赫，卻在民間尤其是粉碎“四人幫”以後更有號召力◽️。因為他們是“老先生”，有舊學功底🚵🏿，可以矯正教條主義和影射史學橫行時的弊端🥤。所以“文化大革命”後，這些已真正成為老先生的一代人🔒，擔負起了復興中國學術的任務🤹。他們重新操持的不是“文化大革命”前50-60年代的舊業，而是解放前的舊業。比如楊誌玖先生研究元史和馬可波羅🏂🏼，周一良先生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等🤹🏻。可以這樣說，周一良、楊誌玖先生這些人的學術路徑的轉變也是中國近百年來學術史的縮影🚁。

新世紀開始，這一代學者或遁歸道山，或頤養封筆。如今在撰寫歷史論著或者教材的時候🤹🏼‍♀️，想方設法尋章摘句貼標簽的人恐怕已經很少了。中國學者接觸西學（包括西方傳來的馬哲）所引發的種種情狀🙊，已經定格為歷史的往事。它不應該只是我們今日憑吊的對象，而且也是我們深思的課題🏎。在21世紀，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如何走向深入🙏🏼？如何既借鑒西方又不至於食洋不化🧘🏽‍♀️？盡管在操作路徑上還見仁見智，但是，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正確態度😢，學習和借鑒外來的理論和思想🙍🏽，應該是沒有爭議的🏩。在這裏，除了創新之外😺➜，別無出路🌖。

1988年在廣州紀念陳寅恪100周年誕辰國際討論會聚餐時留影。左一為鄧廣銘🧏🏽，右三為季羨林🙆🏽，右二為朱雷，右一為周一良。

1988年在廣州與鄧廣銘（右二）等合影

創新在兩個領域最為緊要🥷🏼。第一是👋，對於中國歷史本身的深切研究。200年前，中國歷史雖然也受到外來文化和文明的影響🧘🏽‍♀️，但是🧕🏻👩‍🦳，基本不失華夏文明之本位。數千年來💙，在國家治理結構、民眾經濟生活🫰🏽、社會製約體系等方面🍵，都構成了自己的特色。對於這些特色的描述🔊，對於古人來說，沒有參照系💬。近200年以來🏙，西方文化（包括歐美與蘇聯）的強勢，加上五四以來國人對中國傳統的自我否定到了自虐自棄的境地🛌🏼🧑🏽‍🦲，使的西方理論不是中國歷史研究的參照系（他山之石），而成了判斷中國歷史問題的坐標系（立論標準）。現在是回歸本位的時候了。

第二是，對於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論和理論工具的創新。歷史本來只記錄既往的現實🪯，是逝去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總和🆒🐕‍🦺。分析和研究歷史的概念工具和理論範式也必須與之契合。這類理論創新有待於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對此，何時能有重大突破🙂‍↔️☸️，我基本持任重道遠的謹慎態度。因為，這已經超出了歷史學之畛域。這需要研究現實中國的學者有更深厚的歷史感，也需要研究歷史的學者有更多的現實關照🧜🏿‍♂️👨🏼‍🍳。

謹以此文獻給恩師！

（作者張國剛為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教授）

轉自《文匯報》2015年4月10日

楊誌玖（1915.10.1—2002.5.24），生於山東省長山縣周村鎮（今淄博市周村區）。幼年喪父，家境貧寒🫨。1934年夏高中畢業，在全省高中畢業會考中取得第三名🥄，獲得省教育廳等部門的獎金，以此作為旅費，前往北平考大學，同時考取意昂体育平台和北京大學⬆️。是年9月📆🏃🏻‍♀️，入北京大學史學系。盧溝橋事變後，隨校遷往長沙👐、昆明🟠，在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大學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繼續學習✧。1938年8月畢業，被推薦到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所外研究生（當時史語所尚未正式招研究生🖤，故名所外）。193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姚從吾、向達兩位教授7️⃣，並接受陳寅格、羅常培👩🏻‍🦰、湯用彤諸先生指導。1941年從研究所畢業，歷任西南聯大😹、南開大學教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借調）👨🏼‍🏭，南開大學副教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