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49年🧘🏻，面對改朝換代的變革👂🏼，錢鍾書夫婦最終選擇留在國內👏🏼。楊絳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我們發現新中國並不像反蘇小說中所說的👍🏻。我們既然只求‘坐冷板’，端上‘金銀飯碗’生活無憂🏄‍♂️，有書可讀，還要求什麽呢？”（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我們仨》🤏🏽，第12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其實早在1948年，香港大學就曾約錢鍾書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邀他去臺灣大學任教授👨🏻‍🏫🧜🏼‍♀️，朱家驊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牛津大學也約他去任Reader🫲🏼。但他們寧死都不願離開大陸這片故土🔒，以最壞的打算留在國內，以最低的要求求生於新中國，所以結果往往使他們有“始願不及此”之感🧑🏿‍💼。

“有驚無險”的1957

1957年的春天👢，天氣異常。《顧頡剛日記》4月9日記🙇‍♂️：“今日仍大雪👴🏼，北風頗厲，以清明後四日而有此，為我生所未見💇‍♂️。氣候又降至零度下，如此倏寒倏暖，不知又病倒幾人！”（《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229頁🪻，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京城裏病毒肆意📇，流感流行。

楊絳說，就在這個早春時節，錢鍾書被請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可能參加了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當時多數知識分子都認為毛決定發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號召鳴放是真心誠意的🏦，感到很興奮。錢鍾書的好友傅雷參加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後，在給國外的兒子傅聰的信中寫道：“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們黨外人士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我的感覺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確是數十年的教育事業，我們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鬥爭；自己也要時時刻刻求進步——所謂自我改造👳。”（《錢鍾書：20世紀的人文悲歌》💕，第552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他的興奮、激動、虔誠溢於紙面♧。毛的一席話就讓他對其頂禮膜拜，可見講話多麽具有煽動效應。即使如此🤦🏿👰‍♂️，像錢鍾書這類知識分子，對形勢的認識仍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保留🙇🏼‍♂️💁🏼‍♀️。費孝通在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寫出了當時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顧慮：“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吃不定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早春天氣”，說出了許多人對形勢的看法🩴，傳達了他們復雜的心緒🚣🏼，從一個側面“標示當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潮流中所處的‘夾縫’位置，以及他們難以把握自身命運所必然產生的復雜的思慮。”（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23-24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初春時節🤌🏽，天寒料峭，錢鍾書心裏惦記著父親錢基博的病。這時冒著嚴寒，他來到武昌🤦🏼‍♀️🙇🏼‍♂️。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他似有預料，在這一年寫下的《赴鄂道中》詩五首最後兩首中，他寫道：

奕棋轉燭事多端⚖️，飲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應褪凈，夜來無夢過邯鄲。

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懣雷。

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

楊絳說後兩首詩寄寓了錢鍾書對當時情形的感受。許景淵解讀後兩首詩說：“‘反右’之大潮即將到來，山雨欲來，風滿高樓🧺，一時人心惴惴，詩中‘脫葉’‘啼鳩’句喻知識分子之心態也☀️。‘邯鄲無夢’‘妄膜盡褪’則言先生胸懷高曠，超然物外，妄念全消，自不致再墮塵劫矣👩🏽‍🏫。足徵詩人穎悟👩🏽‍🦰，見微知著🧒🏽🖐🏽，故能擺脫塵煩，得非所謂機動心應者乎？”（許景淵《從錢鍾書先生學詩散記》，《記錢鍾書先生》第9頁）“脫葉”二句尤其形象地表現了“放”而將“收”前夕知識分子的惶惑心理🦥。脫葉猶飛，風向未定☛；古人過此💁🏿‍♀️，尚有黃粱美夢可作，而他夜過邯鄲🚎，正是入夢之時，卻早已妄心全息🌶，如膜褪凈，連夢都沒有了……（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隨筆》1988年第4期）錢鍾書曾在1986年4月把這兩首詩寫贈與錢基博的學生吳忠匡🟨，以紀念吳在“反右運動”裏的遭遇（1957年吳被補劃成右派）。

錢基博在1949年後，也選擇留在大陸，一直在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即華中師範大學）就職。這位著作等身、深受尊重的國學大師，對新中國充滿了熱情和期望。1953年（67歲）開始，他身體轉差，說話有困難，不再去教室上課，而是在家幫助指導青年教師。1957年春，兒子錢鍾書再次來探望他時👫🏼，他已病勢沉重。此前，錢鍾書每年寒暑假都會來武漢探望雙親💤。誰也沒料到💂🏽‍♀️，此番一別，父子竟成永訣👦🏿。

4月👨‍🦼，中共中央正式號召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文學所內立即組織號召鳴放👨‍🎤。但錢鍾書並不“買賬”，依舊“咬緊牙關”。“我們認為號召的事，就是政治運動。我們對政治運動一貫地不理解。”（《我們仨》第135頁）“風和日暖，鳥語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上面一再號召鳴放🧏🏿，四面八方不斷動員催促，請客吃飯座談，鼓動鳴放。其中有我們的老相識🪵，也有人是我們心目中的政客。幾位老相識還親自登門來敦勸我們鳴放；當初號召知識分子改造是他們♓️，這會兒號召鳴放罵黨也是他們。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話都正確。錢鍾書說：‘難得有一次運動不用隨聲附和。’”（吳學昭《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大公報》2010年11月7日）

5月，他的叔叔錢孫卿正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當時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錢鍾書夫婦卻一言不發，只是靜靜聽著。但在最後🗻，錢鍾書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許大雄《我與〈圍城〉中的趙辛楣》，《文匯報》2010年9月11日）

就在“反右”開始之前💃🏽，有出版社編輯來京向他組稿。他說，這幾年自己專註於翻譯，沒有創作🗜，拿不出東西來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圍城》🧬，他也婉言拒絕🚣🏻‍♂️。編輯對他說了一些“百花齊放”一類的話🪩🩴，“他呢，好像早拿定了註意🆕🚴🏼，只是微笑👖，總不點頭”♦️。（劉金《已到春暖花開時》，《記錢鍾書先生》第206頁🤥，大連出版社1995年）

錢鍾書從武漢回京後🤾👨🏽‍🎓，“只愁爹爹亂發議論”👱🏼‍♀️。（《我們仨》第136頁）沒想到擔心什麽來什麽。重病之中的錢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這一年，年屆古稀、身已患疾、擔任政協委員的錢基博，響應中共“鳴放”號召，抱著切實幫助執政黨整風的態度，“本著愛國愛黨愛民族的良好願望”，給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寫了一封後被人稱為“萬言書”的信。信中，他本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敞開胸襟，提出了很多事關黨和國家建設大計的真知灼見。

6月🥷🏼👶🏿，“反右”開始。錢鍾書的眾多師友和親屬紛紛落網。文學界的馮雪峰👨🏼‍💻、周勃、陳湧、何直等相繼落馬。家人中錢孫卿、許景淵、錢鍾漢、錢鍾毅都被劃為“右派”🌠，錢基博受到批判💼。

錢基博的“上書”震驚湖北省委。省委當即將這封信轉交中共華中師範學院黨委，要求學校組織對其批判。1957年夏，華師校園內開始出現揭發與批判錢基博的大字報🤟🏽。7月初，錢鍾書有“突擊任務外調工作”👩🏻‍🚒，未能請假探親。（羅厚《錢鍾書書劄書鈔續一》，《記錢鍾書先生》第329頁）在父親因言獲罪後，組織上派人來京就此事“征詢”他的意見🦹🏿，他回話說：“他年歲大了✤🦹‍♂️，你們認為該怎麽處理就怎麽處理吧。”（王武子《關於六“不”說之說》👩‍🦽，《文匯讀書周報》2009年11月27日）雖不說饒其一劫，只是提醒人家自己父親年事已高👈🏻，何必追究；也深知大勢所在🦹🏿‍♂️，難左右大局👩🏿‍🦳，露出不盡無奈。9月26日至29日，歷史系和中文系組織教師連續幾次對錢基博進行了批判。夏天過後🤰🏽，錢基博的病情急轉直下🧖🏽‍♀️。1957年11月31日🌛，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極度的壓抑與憂郁中♋️，錢基博溘然長逝。在這個批鬥的過程中，以及去世後，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學者之間一直存在爭議。

文學研究所內形勢復雜，人心浮動，此時已展開了激烈的鳴放🦶🏻、辯論和批判🙅，如從12月10日至27日🧔🏿‍♀️，歷時17日♒️，文學所內大小辯論會開了無數次🥷🏻，在所內形成了三大派別🗜：系統派🔂🙋🏽、當前派和並重派。這時錢鍾書的《宋詩選註》已脫稿，並在這一年發表了其中的十篇《宋代詩人短論》和《序言》🆙，雖然他在1957年6月寫的《序言》中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該書照樣受到批判↙️。後來他在香港版《宋詩選註》前言中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結果就像在兩個凳子的間隙裏坐了個落空，或宋代常語所謂‘半間不架’2️⃣。”余英時認為“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的征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限度”🧕。（《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7頁）其實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很多人的好評，如上層胡喬木和周揚當時都有稱贊的話。好在小川環樹的評論，很快扭轉了批評的方向。

對於反右派運動🚛，錢鍾書夫婦本以為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足為奇，直到運動結束，才知道右派的嚴重。據楊絳說🔹，運動總結時，他們“很正確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我們仨》第136頁）不知此話對何人總結💇🏿‍♀️🐹？在當時的特殊氣候下👮🏻‍♂️，以他兩人的個性，敢對組織承認右派言論嗎？

總的來說🧑‍🧑‍🧒，錢鍾書有驚無險的度過了1957年𓀚，並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錢鍾書何以能逃過此劫

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打成右派👨🏽‍🌾，與晚年楊絳關系密切的吳學昭曾撰有《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一文，大量引述楊先生的文字（實際上就是轉達楊的觀點）。楊絳說：

“錢鍾書憑什麽應該是右派分子呀？1957年大鳴大放，他沒說一句錯話，說的全都正確，卻也不是違心之談，憑什麽該是右派呢？無非憑那份黑材料，認定他是‘全國最反動的知識分子’，還有別的理由嗎？”“我們也見到共產黨確為人民辦了好事🙉🔄。經過三反📬🧖‍♀️、思想改造運動🏃🏻‍➡️，直以為人都變得沒有人性了🏊🏻‍♂️，心上害怕🏌🏻‍♂️◀️。看了大字報，原來一點沒變。只要知道人性未改，我們就很稱心。”“我們從未參加過‘大合唱’🛴，鳴放也是‘大合唱’✣🦵🏻，這回是大合唱罵共產黨。我們不參與‘大合唱’，完全是自然的。”（類似表述亦見《我們仨》）

錢鍾書能避過“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對時事的認知有先見之明呢？楊絳也回答說：“哪有什麽先見之明。錢鍾書和我都‘脫離政治’，歷次運動都不積極。”“我們只是‘不靠攏’，從來未表示過入黨之求。不愛開會，勉強應景🍶。對一切運動存戒心。我們覺得政治運動總愛走極端👸🏼，一切運動都運動過頭。”“多年後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才知道‘引蛇出洞’是經過長期策劃的手段🏈，使我們想起來都後怕🤽🏽‍♂️，對‘政治’更加悚然畏懼🫃🏼🪣。所幸我們當時雖對右派言論思想上有種共鳴，卻沒有發表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逃過了厄運。”（《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劃成右派》）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錢鍾書的不說確實保護了自己。解放後👨🏽‍🎨，他最明智之處也就在於，很多事他看在眼裏，思在心裏，絕不說、不寫，因為他知道👩🏿，“禍從口出”。這和解放前比變化很大⬅️🦢。吳學昭認為🏟：“對政治誇誇其談🐀，不是錢鍾書的風格。以錢先生對社會政治的極度清醒，對人間世態的深悉洞察，不論會上會下，談話絕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牽入政治，錢先生即三緘其口，絕不發言🔬。”“他說過🏑🫶：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多少年來，他保持沉默，不做頌聖詩，不做歌德式表態，但也謹言慎行🎡，從不貿然就政治發表意見🤚🏼。”（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第27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

錢鍾書不說不代表沒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銷聲匿跡。文人士子🤵🏼‍♂️，以文字筆墨曲筆含沙者並不少見👱‍♀️，錢鍾書也不例外。李慎之回憶說👨🏻‍⚕️，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讀到《宋詩選註》時，曾為書中註語裏“偶爾爆發的狂言大語”而捏一把汗，還說喬冠華認為《宋詩選註》是“那年頭惟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鄧紹基《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記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輩學者之間的情誼》🧏🏽‍♀️🌊，《光明日報》2003年10月15日）這種曲筆言誌的寫法，在文革後推出的《管錐編》中更為常見。今者有人批評錢鍾書的“默默無言”，缺少“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擔當”🩻。（蔣寅《在學術的邊緣上》，《錢鍾書評說七十年》第15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這是缺乏歷史體驗、嘩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無知妄語，他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錢鍾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現👩‍💼🎩，沒有洞悉政治本質的遠見，沒有堅守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實錢鍾書“黑材料”中“汙蔑領袖著作”等言論♋️，我想不是毫無來由的，它符合錢氏說話的風格💆🏼‍♂️。

錢鍾書自己分析🧜🏻，他能輕易逃過關𓀀，主要是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麽人，捧過什麽人，所以也沒有什麽“劣跡”給人抓住。（夏誌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這顯然是書生看法。其實“反右”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無辜的，都沒有說錯什麽話，都沒有理由被劃為“右派”🚅🙋‍♂️。僅僅因為自己的謹言慎行就能免於浩劫🕵🏽‍♂️，這是天真的認識🫶🏼。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已被傳聞說過“反動言論”的錢鍾書，能免於被劃為“右派”🍦，應該不僅僅像楊絳說的這麽簡單🫲🏼。

除了謹言慎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錢鍾書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使其身罩保護傘🏄🏿。在1957年之前💁🏻‍♂️，“毛選翻譯”，“外事翻譯”，這些經歷一度讓海外盛傳他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錢鍾書曾對夏誌清苦笑著說👨🏼‍🎤，他非共產黨員，怎麽會有資格去當毛的秘書？（夏誌清《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0頁）海外之所以會有他擔任過毛的秘書的傳聞💱🥷🏼，據周恩來的秘書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喬木等中央高層都曾因外事顧問過錢鍾書。（陸緯《清華狂才子當代一鴻儒》，《文化昆侖》第256頁）有人說，錢鍾書翻譯毛選🙆🏻‍♀️，“此事具有明顯而光榮的政治意義🧛🏻。不論錢、楊主觀上是否有不問政治、甚至有意疏遠政治🧘🏼、清高超脫的傾向，但這件事卻使得他們實際上進入了比較高層的政治領域”。（柳鳴九《君子之澤🤾🏽‍♀️，潤物無聲——心目中的錢鍾書🌾、楊絳》，《“翰林院”內外》第88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不僅如此，高層中的“二喬”（胡喬木🧇、喬冠華）都是他的同學。夏誌清猜測說：“在大陸🧑🏿‍🦲，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無福享受到‘沉默的自由’🐔，錢自稱多少享受‘沉默的自由’，我想情形並不這樣簡單。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讓當代第一博學鴻儒卷入無謂的鬥爭之中。”（《重會錢鍾書紀實》👨🏽‍🎨，《記錢鍾書先生》第183頁）尤其作為毛的秘書的胡喬木🦴，從“文革”後他主動為錢鍾書分配房子一事，就能看出他對錢的重視。胡喬木直接負責了1950年和1951年的整風，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也是通過他的筆第一次公布於世的。1957年的運動前後，胡喬木都是緊緊迎合毛的思想✥，為運動推波助瀾的🦕🧎🏻‍♂️，他還不清楚這場運動的走向嗎🕌？“文革”中曾與錢鍾書夫婦大打出手的林非👃、肖鳳夫婦撰文稱，在他們兩家打架之後的第二天，單位的領導就找他談話，“訓斥他怎麽敢跟大有後臺的錢鍾書吵架👱🏼‍♀️，說是他已將我們告到他的一位聲勢顯赫的同學，當時是炙手可熱的一位高官那裏”；“這對夫婦用心真是兇狠，竟要搬動這麽大的後臺來壓垮和摧毀我們”；“幸虧那位當時的高官與我們素不相識，無仇無怨，所以並未聽信一面之詞，將林非置於死地”。（肖鳳《林非被打真相》👩🏽‍🚀，《作品與爭鳴》2000年第4期）但是楊絳似乎有意撇清他們與胡喬木的關系。《聽楊絳談往事》🍛✮：“‘文革’前⚈，胡喬木對錢鍾書比較冷淡，而‘文革’後卻十分親厚🚶🏻，關心照顧，先後判若兩人🏋🏻‍♀️。錢鍾書也不明白什麽緣故。”（《聽楊絳談往事》第314頁）揣測“二喬”在錢鍾書1957年命運中的影響，這種世俗的眼光，也許是對他的不敬🐕，但很多事在特殊環境下是撇不了關系的。

“反右”從開始到尾聲🦹🏿，錢鍾書目睹了知識分子之間相互揭發、甚至詆毀的醜態，看清了人與人之間的提防、冷漠🍺。可他對在“反右”中受傷害的人與迫害他人的人態度非常鮮明🐮，是非分辨得很清楚，從未失卻自己一貫做人的本心。鄭朝宗1957年因言獲咎🏫，困頓三年🪺。錢鍾書聽到他“歸隊”的消息後，第一個寫信給他表示關懷🐆，囑咐他要讀書養氣🙇🏽‍♂️，勿因受挫而從此消沉。（鄭朝宗《懷舊》😻，《不一樣的記憶》第115頁）蕭乾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被送到柏各莊農場勞動🪟。一次回京，路遇錢鍾書，錢熱情地和他打招呼，並在熙熙攘攘的北京街頭與之交談一刻鐘。文潔若說，那年月要是讓哪個急於立功的“積極分子”撞見了，馬上就會給匯報到人事部門去，成為日後挨整的資料▪️，然而錢鍾書先生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文潔若《與錢鍾書先生邂逅街頭》🕵🏼‍♀️，《北京晚報》1999年1月5日）同樣是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吳興華，那時也是有意回避親友🤚🏽，以免連累別人🪇👨🏻‍🦽，但錢鍾書見面還是主動和他打招呼，態度一如既往，並無敬鬼神而遠之的意思。（謝蔚英《和錢鍾書做鄰居的日子》🙋🏽‍♂️，《北京晚報》1999年2月26日）而在1979年出訪美國時，有人談起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錢鍾書忽然對著費孝通說𓀕：“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208頁）他對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傾軋深惡痛絕，這一點與乃父錢基博有相似之處🔞。胡誌德分析說：“錢氏認為，就文人打破社會等級和背叛自己階級地位所達到的程度而言，他們知識分子間的互相斥責，甚於國家在他們的不利處境中起的作用🕝。依錢氏看來，最大的罪過就是trahhison des clercs，即知識分子互相出賣。”（《錢鍾書》第14頁）

1957年過去了🧎🏻‍♀️🥳，顧頡剛在年終日記中寫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蘇聯貢獻最多🛡，有人造衛星🙎🏿‍♀️，有星際火箭👄，有北極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陽能之發現。中國方面，以完成長江大橋為最顯著之成功🤹🏿‍♀️，而發動反右派鬥爭♈️，使人知物質建設必須賴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間路線🕢，亦促進覺悟之大事，有劃時代之意義者也🪟。”（《顧頡剛日記》第八卷，第359頁）言語間依然無覺醒之意。如果說意義，這一年在中共執政以後的政治轉型過程中無疑具有標誌意義👎🏿，讓中國知識分子實實在在經歷了一次心靈與肉體的考驗。但對於錢鍾書以及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來說，“反右”還只是一場悲劇的開始，還有一場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遠的前方。

（錢之俊）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