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錢鍾書是永遠的話題，也是吸引人的話題🧑🏿。瀏覽近年發表的錢學文章，感覺也開始出現以前陳寅恪研究曾出現的那種傾向，研究對象逐漸淪為話語符號，論者都借著談論錢鍾書來表達自己的某種觀念。這也是很自然的，錢鍾書本來就是中國現代文化人的一個典型，無論其政治人格還是學術品格，都代表著二十世紀中國文人的一個類型🧘🏻。深入考察其生平行事和政治命運，不用說有著特別的意義。

錢之俊《錢鍾書為什麽沒有被打成右派》一文在《中華讀書報》2013年1月16日刊出後👳🏼，迅速在網絡上反復轉貼，顯出讀書界對這個問題的關註👎🏿。文章摘引我《在學術的邊緣上》一文對錢鍾書缺少“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擔當”的批評🖱，認為“這是缺乏歷史體驗、嘩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無知妄語🫃，他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錢鍾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現，沒有洞悉政治本質的遠見，沒有堅守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作者對我的批評，我並不在意🤷🏽‍♂️♈️，對歷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自己的立場🤤。而且錢文作為歷史研究，究明錢鍾書幸未劃為右派的個人原因🫅，也是有意義的🚣🏻‍♂️。但作者看問題的出發點及所流露的價值觀💂🏼‍♀️🥦，卻讓我感到一股濃烈的犬儒主義氣息，而這也正是當今中國學人的普遍傾向，且與中國文人的傳統觀念相聯系，值得認真推考🫴🏿。

首先要解釋一下🚶‍♂️，我的論斷有特定的語境，是討論錢鍾書算不算大師的問題。若是個普通讀書人，他無論如何選擇都無可非議，但作為大師🤷🏻‍♀️，我認為錢鍾書缺乏應有的文化和道義擔當。這麽說是有眾所周知的特指背景的🤴。有無文化和道義擔當🈴，不僅是衡量大師的重要標準，也是判定一個文化人是否具有知識分子品格的基本尺度。關於錢鍾書的缺乏道義擔當🦶🏼，我曾在《對〈如何評價錢鍾書〉的幾點“聲辯”》中有過陳說。“其實這個問題，只要看看胡適日記，看看1921年6月3日警察在新華門前打學生，胡適做了什麽；再想想毛澤東讓陳寅恪當歷史所所長🙆，陳寅恪提的條件是什麽，結論就很清楚了🧝🏿‍♂️👈🏽。”拙文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這些無名無望的年輕學人，已做了自己該做的事🫃🏿，但像錢鍾書這樣負一時眾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卻沒有做他應該做的事🧑🏽‍🦰。這決不是大師應有的品格⚅。

作為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又經歷過“文革”以降的歲月🗜，我當然理解他的個人選擇及其合理性。我那麽說，其實不是針對錢鍾書個人，而是針對一種現象🪇，一個現實🪦，一個足以壓抑和泯滅文化人的道義擔當的嚴酷現實。如果錢文從“同情之理解”的角度談論寬容✴️，我當然無話可說💪🏽，也可以同意。但很遺憾的他不是4️⃣，他說這是錢鍾書的“大智慧”所在，並且說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這就讓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怒了！若錢鍾書是大智慧🍱，那麽儲安平和所有右派是什麽❤️，都是愚蠢麽🙇🏿‍♀️？還有彭德懷，不更是愚不可及麽？這無異是在說👩🏼‍🎓，在那種政治征候下，大家都應該知道進退，做出頭鳥🐫、出頭椽子都是愚蠢的。更延伸一步，面對社會的迷亂，我們都不該表達自己的意願；即便有機會表達，也要審時度勢📧，看看這是不是個陷阱，是不是個陰謀。最好幹脆做縮頭烏龜，甘於曳尾泥塗，或像鴕鳥將頭鉆進沙堆🥷🏽。如果錢之俊先生真是這麽想👨🏿‍🦳，那就不僅是對張誌新🦹🏽‍♂️、遇羅克等英靈的莫大侮辱，同時也是對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和道義擔當的價值踐踏了🧑‍🧒‍🧒！“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個人”，但在有英雄後，人不可以嘲笑英雄🐐。

時至今日👰🏻‍♀️，連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在反省，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自己都有責任：毛被神化自己有份，毛的所作所為自己都曾默認甚至推波助瀾；而許多老學者、老作家，面對張誌新等人的事跡🙍🏼，更在內心為自己的愚昧📥👨🏼‍🦲、卑劣或軟弱而羞愧。而錢文卻稱頌錢鍾書的沉默是大智慧！我不知道錢鍾書是如何看待張誌新等人的🛰，恐怕哀其不幸之余，還不至於慶幸自己有“智慧”吧？如果真是那樣，那就連稱作知識分子也不夠格，還談什麽大師不大師呢！如果不是那樣🎟，錢文的“智慧”之說，就無異於給錢鍾書貼了一張並不體面的標簽💬，恐怕錢先生九原之下也不會忻於領受的💅🏼。他不會不知道龔自珍曾說過：“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

說白了💥，錢鍾書的處世原則也就是傳統處世哲學——明哲保身👨🏼‍🏭5️⃣，高蹈避世🍿🌉；亂邦不入🪴，危邦不居；遠離權力中心和政治漩渦🧔🏽‍♂️，躲進小樓成一統。作為個人生存方式的選擇😑，這無可非議，我甚至曾很欣賞。但這決不能成為我們放棄道義擔當的正當理由和當然選擇。如果文化人群體都奉明哲保身為處世原則⏮，默認社會的一切黑暗和不公正，社會就永遠不能進步。

近代以來🚤，雖然國體政體都已變革，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文化觀念的變革卻異常緩慢，現實也一再讓文化人體會到傳統處世原則的可貴。但這種觀念和現實都是不正常的✌🏽，也是媒體在日益揭開歷史令人驚悚的黑幕之後，更強烈地激發人們反思的。錢文在揭示錢鍾書幸免淪為右派的偶然因素時🎅🏿，不是抨擊現實的殘酷🦹🏻‍♂️👃🏽，卻津津樂道錢鍾書的“大智慧”，不經意中流露出作者所秉持的仍是封建文人那種傳統的價值觀👨🏿‍⚕️。我所以對此斤斤較真，是因為這並不只是錢之俊先生個人的偶然議論，它實際上代表著知識界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前年我在臺灣客座，讀到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一書🏊‍♂️。這是臺灣知識界交口稱贊的名著👩🏽‍🎓，但我讀後卻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如骨鯁在喉👟，非吐不快👨‍🍳。與幾位學界同道喝酒時，明知他們是齊教授的學生，我仍坦率地指出，此書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作者的政治立場已明顯蒙蔽了她作為知識人的判斷力和正義感🏊🏿。寫到輪船上押送壯丁的慘景，沒有對國民黨軍隊非人道的譴責🐕‍🦺，只是用反戰的態度間接地指斥共產黨發動內戰👁‍🗨，而不想想一個政府要靠抓壯丁來繼續戰爭✂️，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麽正當性可言？更有甚者，聞一多等知識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言行和學生運動🤲🏽，都被視為盲目幼稚👨🏻‍🦲；對那些留在大陸的學者，言下處處流露出這樣的意味🚈：你們跟著共產黨跑，最後有什麽好下場？她不想，當時留在大陸的學者，雖然對共產黨尚不了解、有待觀望🙈，但對國民黨政府則肯定已失望之極👛。這還不是問題所在，我最不能理解的是齊教授在談論那一代知識分子時所流露的一種優越感。在她眼中，所有從事政治活動的知識分子都是幼稚甚至愚蠢的，只有逃離政治和皈依基督教的她最為明智😄！作為個人選擇👨🏻，她遠離政治的人生態度無可非議，但她那麽評價聞一多們追求民主的抗爭，就未免太輕浮，同時也太自私了。沒有許多知識分子獻身於抗戰和民主鬥爭，包括臺灣知識分子對蔣政府的抗爭，齊教授也未必能享有今天的民主和和平生活吧？一邊享受著仁人誌士以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和平生活💝，一邊哂笑別人愚蠢🏙、以自己的高蹈為明智而顯擺優越感🧺，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評價齊教授的正義感和價值觀👩🏿‍⚖️，而錢之俊先生的口吻與齊教授又何其相似啊👸🏻！

回到我們的問題上來🤦🏿‍♂️，錢文所顯示的價值觀其實折射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知識群體放棄道義擔當的現實。這一趨向在今天已非常明顯，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是對社會正義、公民權力的無知與漠視；表現在政治生活中，則是對行政權力侵害社會公正和個人權益的種種現象的默認。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於將正義感等同於道德判斷🗜，這是很片面的。正義感是與道義擔當聯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在於實際踐行，與觀念上的道德判斷其實是兩個層次的事🏏。能踐行必有觀念；不能踐行，有觀念等同於無。文人的傳統處世觀念還有另一個原則叫潔身自好，在許多場合與明哲保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不在於有沒有是非觀念和道德判斷，根本在於能否付之踐行👨‍🚒。而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踐行的第一步。潔身自好與明哲保身都停在了第一步之前。

大家都知道皇帝新衣的故事🐘🍪：誰都清楚皇帝的新衣是個謊言，但結束這一醜態卻需要公開表達我們的看法。那個說出真相的孩子是踐行者，而能否公開表達對現實的態度，也就是知識分子是否有道義擔當的界線。曾有人舉出錢鍾書的某些詩作🧫，認為他對現實是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場的。這確是事實🏊🏻‍♀️，但遺憾的是，他並未公開表達，也就同沒有差不多🙄。對一個被尊崇為文化昆侖的大師，我們有理由從這個角度質疑他🤹🏻‍♀️。不是麽？

（蔣寅）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