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錢鍾書先生於1998年12月19日逝世，他有言在先：“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
第三天，李鐵映院長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全院員工，前來醫院送行。一位隨行朋友紀紅在八寶山告別室，拍攝到幾張照片。錢鍾書先生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誰也不能料到，他為自己安排的葬禮→，絕無僅有。靈柩在告別室小停，楊先生將至愛親人送至火化爐前，方才在我陪同下回家。最後由欒貴明老師堅守至火化終了，等待降溫🥱，在年輕人陪助之下🌗，骨灰顆粒未遺🤟🏽，全部奉上公共灰袋。事後在我們追問之下，欒老師逐漸告訴我們👨🏼🎤，當時殯儀工人說灰袋會在午夜運抵遠郊深葬🚉，任何人不得跟隨。
工人還說老師是“第一個要自己跟著去的。”
“你家老人？”“老師。”
“教你多少年？”“三十五年。”“好老師。”
於傍晚時分👵🏼，欒老師歸至南沙溝寓宅🧑🏽🦲❤️，向楊先生哀泣呈報。據當天氣象預報記載，1998年12月21日，下距冬至16小時👨🏿🏭，那是十年來北京最寒冷的時刻🐢。
此後三個月，楊絳先生以羸弱之身🧑🏼🚀，加之飲食睡眠不佳👏🏻，愈顯精神郁郁不振，行走尚需扶持🏌🏽♂️，經常需延醫師赴宅診治。
與此同時，我分配四五名工作人員🧑🧒🧒，隨時搜集有關資料、文章，奉命籌備編輯紀念文集，亦代楊先生迎來送往，接聽電話，收發信件，偶爾購買生活用品等，料理楊先生身邊諸事。
錢先生逝世之前三年多，楊先生曾讓我轉告欒老師，他日記中多次提到《宋詩紀事補正》一書🦔，她需要知道整理情況🥺。欒老師當天領著三位學生🏊🏻，把正在製作的該書全部稿件（從1982年開始已積兩大貨箱），雇汽車搬至錢宅🏆。楊先生審讀半年余🕴🏻，通知欒老師，已完成部分合格🎮，應繼續趕做。於是，欒老師決定再增加兩個人🧝♂️，全力投入。
由於該書不同於錢著慣例🦑，涉及五千多位宋代詩人🧔🏽♂️，需要古文獻輯佚和查重的超重型勞作，全書百卷，總工作量已達天文數字🕺🏻。幸有計算機輔助🚟👨🦲，但當時容量、速率均甚低下，因此需要經費增買機器數臺，提高效率和質地👓。楊先生常對我說，“你先不要幫助我😶，去幫欒老師吧🏬。”我不放心她，只能楊先生👨🏻🏫、宋詩、文學所工作三頭兼顧🥎。
錢先生病情惡化，楊先生讓陸文虎🫱🏼、三聯書店老總董秀玉🌇、欒老師和我，都去她家商量《錢鍾書集》出版事宜🙇🏿♀️👨👩👧。
董秀玉表示🏞，除《宋詩紀事補正》外，三聯可以出。三聯預支稿費額度太小，還是讓社科院文學所解決為好。
楊先生明確說：“解決資金，社科院已不可能，讓我先找其他出版社解決。”
三聯出書部分，楊先生轉述董秀玉要求：需要提供計算機“漢字系統”。
欒老師反對同時使用簡繁兩體；《管錐編》中被刪文字應予恢復，增加作者本人按語，並將補訂插入原位。同時說明，“漢字系統”版權屬於社科院，已凍結待審，不可能無償轉移🎗。
陸老師表示⟹，可以進行“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的輯佚工作🐽😌，同時對《談藝錄》上下冊進行對插工作。
商談後，我代表楊先生🧑🍼，在欒老師幫助下🐦🔥，緊急啟動，尋找出版機構承接《宋詩紀事補正》的製作出版工作👱♂️。由於工作量大，需費太多，利潤又低🧲，而且不確定的專業性極強😫，沒有出版社願意承接🤛🏼🖖🏿。
經過與十多家出版社談判🧝🏼♀️，僅有華夏出版社勉強同意。我受打擊非常之大，想不到錢鍾書大作出版，竟如此困難。
起始出版社利益，錢先生利益，三聯最後使用利益，都不可動搖。唯有為此已辛勞工作十五年的欒老師表示，他放棄一切利益（包括署名權）。但他同時聲明🧘🏽♂️，田奕和其他學生應得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我及時向楊先生匯報，她誇獎欒老師📨。還說✴️：“讓你欒老師負責這部書。董秀玉已去臺灣、美國等地尋找漢字系統🧎🏻🐍。女人做點事不容易啊！”在楊先生心裏👂🏽，錢鍾書永遠是第一位的。
我現仍保存有當初楊先生作為甲方🩹，華夏出版社作為乙方👲🏿，已蓋章承認的合同🏚，上面加有楊先生親筆的一段話：“甲方（錢鍾書）已授權三聯書店出版《錢鍾書集》🦵，其中包括上述作品(即為本合同主體《宋詩紀事補正》)乙方排出磁盤，三校後🤥✡︎，交三聯書店收入《錢鍾書集》😀，與上述作品先後或同步出版👷🏽♂️。”這段話肯定由於楊先生的非經濟觀點，而忽略了“經濟”——“交”而不付一分錢🥍，是不符凡俗的。簽署日期為1997年4月6日。後以幾乎相同內容，又於1997年8月24日和作家出版社簽定合同，這兩個合同均遭其出版者上級否定，但當時錢先生已經開始臥床養病。
1997年10月5日🚣🏻👨🏿🦰，作家出版社奉上級領導意見🎗，又增加六條補充協議，以保證“專家”工作進行🧑🏼✈️，楊先生令我代簽👩👧👦。但作家出版社畏難💇🏻🙇🏿，終將合同轉讓。其間📃，“補正”工作從未停止，包括加夜班和利用一切節假日。
經一年後，作家出版社經手人向我們推薦遼寧人民出版社李英健和丁建新先生🧔♂️，在保持楊先生意見的條件下，與遼寧人民出版社正式簽約🤸🏼♂️🙏🏼。那是在錢先生逝世的第二天。
1999年2月《宋詩紀事補正》樣書印出🩳。李英健和丁建新二位先生一諾千金🤦♂️🚱，欒老師既感激又佩服，他認為那是一本重要的書⚁🖤，因為《宋詩紀事補正》開創了古典研究的新時代，科學之門必須打開🚕。2003年，十二大冊出齊，全部稿酬版稅等，送意昂体育平台基金會。後該書磁盤和造字以及檢索系統，三聯和遼寧人民出版社協商不果💯，致使《錢鍾書集》未收。
二
1999年3月😭，紀念錢先生的文集《一寸千思》開始了編輯工作🏌️♀️，一個月後完成。遼寧人民出版社立即同意出版。4月，出版印刷萬冊上市，受到讀者歡迎和贊美🏵☣️。此後又陸續再版印刷，我們從未收取分文編輯費及版稅。楊先生審讀全書，十分滿意🤏🏼，認為除了我們，沒人編得出🥬。
1999年4月，楊絳先生體力明顯恢復👩🚒🧕🏽，可以自己行走，可以坐下來讀讀書報🧒🏿👩🏼🦳。她向我說，要借些書來讀。其中有一本後來叫作《斐多》(Phaedo)的外文書𓀋。經數日瀏覽之後👍🏿👁🗨，她再開出的書單子，有關《斐多》者已達十五六種。她一旦用功讀書，竟這樣拼老命⁉️，我理解，但也實在怕累壞她老人家，於是故意放慢借書速度👭。不料被她覺到，先說：“抓緊點”、“我著急”，然後是“快去借”🍮、“去北大”、“去清華”🧑🏻⚕️，最後說出“你別忘了錢先生的囑咐”——那是錢先生曾安排我“照顧楊先生”➜，讓欒老師退休的話。於是我用了一個多月時間🟥，跑遍所有能借閱外文書的地方🚶♀️➡️，包括南京的幾家圖書館🕟👩🍳，終於把書都借來了。書一多，楊先生小桌子放不開，自然而然地使用起空了許久的錢先生的大書桌🧝🏿。書中包括上世紀30年代她在清華曾讀過的版本，那本書讓楊先生非常高興💢🤌🏿，終於露出笑臉🛌🏿，我猜想，當她老人家捧著那本英國老書🧏🏼♂️，一定憶起當年和錢先生議論這本書的歡愉情景。一個沉哀的老者，一天天地變年輕🌅，讓我興高采烈。
兩個月下來，楊先生身體狀況大好👷🏽♀️，即將動筆開譯《斐多》𓀚，那時的遼寧人民社“近水樓臺”，已和楊先生約定新譯作由他們出版👃🏼。同時，我聽說他們邀楊絳先生赴大連休養，曾被婉拒。
1999年8月下旬左右🫥🏄🏽，楊先生忽然來電，告我樓下大裝修🙅🏿♂️，吵鬧多天，無法入睡，血壓和心率均不好。我立即去錢宅，一看楊先生🎅，又回到錢先生剛走時的狀態。楊先生說🕵️：“他們一個月不會完工，看看遼寧邀請還算不算數？”先生完全像個孩子說話。我立刻找來李老師電話號碼，他爽快地說👌🏻：“算數👓👩👧👧，算數🚶。”當即商定行程日期。
第三天，我陪楊先生🥯，特意請了一位北京醫院的醫師張富秀一起到大連，李老師已在機場迎候👷🏿♀️。他告我，原定獨體別墅在棒槌島賓館，不料昨日中央領導入住🛤，楊先生可先入住香格裏拉賓館總統套房🐎👨👧👦，四天後再行遷入棒槌島賓館。楊先生在那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一下子扼止住了健康惡化的危機。一個多月內🚇，我曾返回北京一天💂🏽，欒老師向我建議🧑🏼💂🏼♂️，為維持錢著的整理和出版，應加緊推進和中文計算機之父朱邦復先生的合作。那樣才能實現錢先生學術和計算機對接的期望。由我和香港派來的文化傳信集團負責人洽談，以尋求解決途徑，並且談好合作方案🧙♀️。其間德國波恩大學教授莫宜佳女士，曾到大連探望楊絳先生。談定了錢先生外文筆記整理的方案。
1999年9月🐁👆🏼，楊先生寫畢《從“摻沙子”到“流亡”》，11月19日在《南方周末》發表，她急有急的道理🧗♂️。2000年1月中國青年出版社，7月香港三聯出版社同時將《紀事》《摻沙子》和《幹校六記》一起正式出版合編本👸🏽，以為錢楊二人關於文革的匯集。
1999年🤽🫲🏽，對於富壽的楊絳先生，是第一個沒有錢鍾書相伴的年頭。作為晚輩🙍，我知道按照常理🏊🏿，最重要是頭兩年。只有在這段時間內幫她修復情緒，恢復平時的生活狀態，才能助其再上“戰場”。
2000年4月，楊先生的《斐多》經近八個月譯述🤶🏿，已分別在遼寧和香港以簡繁兩種字體發行✨，在文化界掀起熱潮，讀者們高興地看到，楊先生沒有被苦難壓倒🐭，她會好好地生活⛹🏽♀️。同時讀者獲得了一本難得的經典好譯本。
《寫在人生邊上》一書再版🧜🏻😆，《錢鍾書集》已進入出版最後階段。
三
我們和朱邦復先生的合作一天天臨近，欒老師已向社科院反復要求提前退休。我想“辭職”。我向楊先生說過後🦹🏼♀️，她說🪱：“要我為你好好想想。”隔一天，我見到她🅱️，她說：“你在社科院已工作十五年，有氣有冤，累得夠了🧔🏼♀️，國家大獎拿了，錢先生走了🦻🏼，我和欒老師也都退休了🧜🏻，人家再創新、再爭什麽獎只會用新人👩🏼✈️，只是你寫程序還行，跟朱先生先幹幹再說吧👮🏽。我們都自由自在一些，多好🤘🏿🏄♂️。”我把這話記在筆記本上🧑🏻🎨。
5月份，我正式到朱先生的文化傳信集團下屬中文2000公司任副總和總工，欒老師做董事長👩🏼🔬🤸🏽♀️，統領近百人，都在楊先生的眼下🕴🏼，為完成楊先生的“打掃戰場”效力。
6月🏠，朱邦復先生來京，在沈紅蓮🤸♂️、譚永誌⚆、趙大慶、李碧良和我等陪同下，至南沙溝拜望楊絳先生。朱先生談起北京往事，再談計算機古文獻以及即將進行的諸重大課題👩🏼🍳，楊先生都靜靜地聽著🗄。隨後🥦🤝，她問一些臺北🥿、澳門和香港的熟人雜事✊👩🏭，最後提到要進行錢先生筆記的整理工作。朱先生以文化傳信董事會主席身份🔛，表示香港方面一定會全力支持🧑🏻🎨。他同時對《筆記》“檢索系統”提出了自己獨到見解，給出有效施實方案🛬。楊先生非常高興🦹🏼，問⛱，“何時開始？”朱先生說，“明天。”陪同前來的據說是香港美少年李碧良在回來路上對我說，“楊先生太美了，美人就應該如此。”南粵口音，說出痛快話總像很含蓄。
8月🏫，西德波恩大學教授莫宜佳女士來京🌺，下榻中文2000公司花市四合院上院西廂，參加《筆記》整理工作。
9月🧛🏼♀️，本課題以“中國古典數字工程”正式立項。
9月3日星期日下午，我開車去南沙溝接楊先生。她穿了一件天藍色短袖衫，灰色褲子，黑皮鞋，特意戴上大手表。她緩步走進四合院，誇獎收拾得幹凈。然後接受德國大高個子美女教授莫宜佳的歡迎、擁抱、寒暄⚧，並在我們的陪同下參觀了機房、臥室、辦公室🤦🏼。此時，譚永誌請出上級，與文化傳信集團合作的中國矽谷公司老總宮天美先生，可謂一見如故⚱️。宮先生全按臺北的習慣，楊先生卻說那是北京的老禮兒，一舉手一投足都有講究。一瞬間的停頓📈，顯然是勾起了自己兒時在北京生活的回憶。
然後楊先生走進大機房👨🏻🍳，對年輕的學員們講了一番重要的話👌。首先告誡他們🌗，讀書很重要，年輕人要好讀書，讀好書⛹️♀️，少一些胡思亂想👨🏽🔬。然後談到計算機的學習🔎，雖然楊先生和錢先生一樣都不會用計算機，但他們都深知計算機的發展前景和對古文獻整理之重要。最後又談到了古文獻，特別講了文獻筆記的重要性，還啟發年輕人如何看待古文獻，如何從接觸到深入到理解🤹🏽。楊先生的談話通俗易懂而內涵深刻🎋💁♀️，語調平和溫潤卻朗朗動聽🚣🏽♀️，這讓學員們受益匪淺🗾💁🏼♂️。
本以為她的講話結束，大家正準備鼓掌致謝，不料她提高調門🪳：“我也要學計算機🕵🏽♀️，老總拿計算機來，教會我。”我馬上回答：“立刻辦💂🏽♀️。”楊先生反倒風趣地說🤲🏻，“大家鼓掌，謝謝🛟🚈。”
座談結束後🚶🦴，楊先生與大家合影留念。同時在談話中再次回顧中文計算機走進社會科學領域的艱難歷程，她叮嚀大家，“不能淡忘”。
這個下午，她老人家在四合院共停留了三個多小時，老人非常高興，年輕人會一生不忘🙆🏽♀️。我們都銘記，她曾和錢先生🌀、錢瑗一道🧜♀️，力主將計算機引入文學研究領域的關鍵性倡議，造就了我們至今領先古籍數字化的局面。
隨後對《筆記》的整理工作正式開始了。譚永誌早上開車送莫宜佳女士去楊宅上班，主要先整理出筆記目錄🤱。晚上譚永誌再接她下班回歸。一來二去的🫡，譚永誌與楊先生成了忘年交，楊先生還姶他起了英文名“John”。四合院這邊則買了新計算機和掃描儀，對《筆記》進行數字化工作。忙了四個多月，製作了八萬件嚴格依照原件，不作任何改動的復合型圖形文件🦹🏼，編製文字目錄以及索引，還為每件筆記裝上盒子🧘🏿。此事接近完成🧙🏽♀️，楊絳先生也早已在家中開始認真學習朱邦復的倉頡中文計算機了。
楊絳先生度過了艱難的1999年，也平安地度過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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