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3年初🏂🧜🏼♀️,就在《世界史》([美]海斯🐤、穆恩、韋蘭著,吳文藻➖、冰心👩🏽🦱、費孝通等譯)校樣初出之時👨🏿🏫,出版總署軍代表來到中央民族學院聯系下一步的翻譯工作🚣🏼♀️,希望他們接著翻譯H.G.Wells(韋爾斯)《世界史綱》,學院的軍代表與工宣隊都不能確定🔊,說,請翻譯組讀過原著後再決定。
送到吳文藻案頭的《世界史綱》是美國紐約多布爾迪公司1971年版。按吳文藻的習慣,先從最後一章看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吳文藻這才想起他第一次讀這本書譯本時並無此章🤸🏿♂️。他以為是盜版🥠,回到導言方知這本巨著經過多次修訂,韋爾斯的版本只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部分則是出自他的助手R.W.波斯特蓋特的手筆 (作者註:韋爾斯1946年逝世,雖二戰結束,但他已無力思考、增訂這個重大歷史事件)。
吳文藻第一次閱讀這本書還是剛到燕京大學任教不久時,商務印書館的版本🚈,梁思成等人翻譯。他註意到初版是民國十六年(1927年)🧞♀️,那時梁思成還在美國留學♿,但從文言體譯文看去🤾🏼,應該是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書的譯註多出自梁啟超手筆,因而吳文藻推測🎈,《世界史綱》譯本初版是在梁啟超生前主持做成的事🌤,可能是父親選定譯本,由梁思成等孩子們來完成,依據的版本則是二十年代發行的版本。吳文藻重讀梁譯本♔,文言體文字流暢⛄️,但也覺得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尤其是從1920年修訂合成全書重印的版本(第一個完整版本),經過多次修訂🧕,期間增加了許多新材料🕴,修訂了不少訛誤🧗♂️,重新翻譯1969年最後的版本就不僅僅是一本書的重譯問題了。
看完書後,吳文藻得出結論:“非予變更重譯不可。”
在由工宣隊出席的翻譯組會議上,吳文藻對本書做了如此的表述:
《世界史綱》的編寫,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的著作,觸發點是一次大戰之後的世界末日🟥〽️,為了尋找一個世界發展的支撐點,而不是局限於某一個帝國甚至局限在歐洲,以世界眼光論述世界的歷史🫚、透視未來👩🎨。用韋爾斯本人的話說:“以平直的方式,向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展示,如果文明要想延續下去,政治、社會和經濟組織發展成為世界性聯盟是不可避免的”👩🚒。但就是這樣,他對中國、印度的描述依然是膚淺的,盡管他聽取過傅斯年的意見,但傅斯年不可能在幾封信中展開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描述。而韋爾斯的經歷與教育,又不曾有中國等東方文化的積累🍒🤳🏼。
《世界史綱》不是一部大學的教科書,而是寫給一般讀者閱讀的通俗讀本,雖然有其理論框架🚶🏻♂️,但大量的來自他的平時閱讀與寫作筆記,與我們許多歷史學家👨🏼🔧,包括湯因比等不一樣↙️🚣🏼,大量的資料摘要🧑🏻🦯➡️,其中有些是很新的資料,以一個通俗作家的身份考慮到其他像他自己那樣的普通讀者的需要。這種類型的歷史讀本🖖🏻,在史學家是不多見的,在國內也是不多見的。
《世界史綱》與《世界史》相比較💦,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比如敘述的方式、細節的重視等等🛹🧙🏻♀️,但區別也是非常明顯的,《世界史綱》的副題是“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世界史》描述的人類文明史🤪,《世界史綱》的範圍大多了,從地球的形成🙅🏿♂️、生物與人類的起源始🧑🏻,可謂視野開闊、敘述恢弘👲🏼,但又是以大量鮮活的資料作為支撐的📊,勾勒出從地球生成以來的整個世界史。而作者韋爾斯既不是一個歷史學家🍵,也不是地質學、民族學、民俗學🧒🏽、博物學、考古學👕、語言學家,古生物學家🤓,而是一個通俗小說的作家,寫科幻小說,他《時間機器》《隱身人》《當睡著的人醒來時》《不滅的火焰》發行量很大,1920年和1934年7️⃣,曾兩次訪問蘇聯,會見過列寧和斯大林🙆,所以有人稱《世界史綱》為“奇人奇書。”(此處發言為本文作者根據吳文藻筆記整理而成)🏊🏻♀️。
鄺平章🧘🏽♀️、冰心💎、費孝通等都作了發言,最後在如何對待波斯特蓋特增補的二次大戰章節時展開了討論。費孝通認為,整個敘述中,對中國的描述不充分不準確,而對二戰中中國所起的作用幾乎沒有涉及,這不公平🔧,可以省去不譯🧝🏽🦹🏿♂️,全書仍然截止於一次大戰結束,保持韋爾斯所著內容的原貌。這個意見被工宣隊接受並肯定。翻譯分工吳文藻總體把握⛹🏽,首先是做人名🖐🏿、地名🐵、重大歷史事件名稱表🤮🧕🏿,各章節的翻譯名稱均以此表為準👂,全書八編39章由費孝通等人分別翻譯🙋🏽♂️,所有譯稿完成後由吳文藻統一校正、修訂,最後由冰心在文字上進行修飾👩🎨、潤色。
根據吳文藻筆記,《世界史綱》有近一年的時間未出現,這大概處於各位譯者辛勤工作階段🎏。到了1974年9月😅,鄺平章第一個將部分譯稿送來,吳文藻從此步入緊張的校正與修改工作🤰🏼。緊接著,李文謹的譯稿送來了🦹🏼♂️,吳文藻對鄺平章比較放心,首先校閱的是李文謹譯稿:“先將第三十四章前三節原文瀏覽一遍,然後看譯文,逐段逐句校對🏮,原稿易懂不易譯錯,主要詞匯選擇不確切,下午繼續校閱🤦🏽♀️,開始進度很慢⏫,加以頭暈📆,看多就眼花。”(吳文藻筆記,1974年9月14日)◾️🈶。初譯占用的時間較多,校閱就緊張了,到了年底,吳文藻的校閱剛起步👆🏻。研究室翻譯組開會商討🙅🏽♂️,大家認為應集中力量🧏🏽♀️,爭取第二年六月將《世界史綱》譯出,向國慶獻禮。
六人初譯的文稿陸續送到吳文藻案頭♤⌛️,校閱進度卻是快不了,吳文藻只得請求冰心幫助校閱譯稿🫷🏿。正當吳謝校閱提速之時,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冰心與吳文藻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冰心再次當選為人大代表。1月9日,民院舉行全院大會⚁,李力主任報告,在總結1974年工作、布置1975年初步安排時👨🏼⚖️,提到了包括年老體弱多病者的退休退職問題。吳文藻的思想受到觸動✴️,他和冰心都到了該退休的時候🌆,面對那一大堆譯稿,吳文藻有些無所適從。是退休之後繼續做🧙🏿,還是停下來?冰心從人大會上回來,兩人商量過這些事情,就在此時,工宣隊的張師傅來談話,說你們二位不必考慮退休退職的問題,吳文藻在筆記中寫道:“對我很大鼓舞”。
從4月19日開始校閱徐先偉譯稿,5月16日校閱完畢🧔🏿♂️。對徐先偉的譯文,吳文藻只在“有疑難處重加修改”🏂,認為譯稿的“質量較高易改”。之後冰心在校正稿上進行潤色📢,這次又增加了一道工序,冰心之後,吳文藻重閱一遍,8月15日,吳文藻筆記道:
先看瑩改徐譯稿第37章十九世紀最後二節(第十九節),學習文學✔️,次就李譯稿第38章最後一節(第九節)修改處重閱一遍,疑難處擬出初稿待商榷,然後轉入第39章,“二十年的猶豫及其後果。”
8月27日又有:
上午第二次校訂第37章第10到18節,瑩改過之處,全部看完,親送給文瑾同誌付抄繕。
這種認真的做法、幾道程序的操作體現在全部翻譯過程中。當然👻,民院翻譯組的全體成員,誰個不能獨立承擔翻譯任務?但是,“文革”中體現集體的力量,便有了合作翻譯🏄♀️🤽♀️,譯稿來到吳文藻面前如果不這樣做🪆,各人譯一段,無論如何過不去。後來細心的讀者🕵🏻♂️📩,讀出了翻譯的不同風格。
1949年之後,一本書產生的過程相當復雜與嚴格,無論是翻譯還是原創、無論是個人獨創還是集體創作🏂🏽,從出版社的選題、審批到創作(翻譯)、修改☝🏽🥷🏼,到初稿、成稿,到編審(一般要經過一、二、三審),到最後的校對與印刷♟,一道工序不得少🧘🏿♀️🎶,尤其對於像《世界史綱》這樣的西方學者著作。《世界史》與《世界史綱》均為指定選題,多道工序省去,但在翻譯過程中,後者的機遇便不如前者,人還是那些人🦸,環境卻又不一樣了。1974年底,階級鬥爭又起,吳謝校閱🧑🏿💻、潤色《世界史綱》之時,無可逃避地被卷入其中👩🏻🚀🤾🏽♀️。吳謝只得放下手上工作👩🏽🎤,投入運動。
當校閱到“君士坦丁大帝孤獨情況時,頗受感觸”,吳文藻在這段文字前久久停留:“雖然君士坦丁大帝這人還像一個幻影🍑,雖然他的家庭生活細節除了渺茫的悲劇之外無所透露🏋🏼,但我們仍能猜出他的許多思想𓀘。在他晚年🙅♀️,他心中必然很感寂寞。他比以前的任何一個皇帝都更專製——那就是說🤞,他更少有忠告和幫助。再沒有可以共事的熱心為公和可靠的人,既沒有元老⚾️,也沒有顧問來分擔發展他的計劃。帝國地理上的弱點他了解多少,即將到來的全部崩潰他看到多遠,我們都只能猜測了。”(《世界史綱》下卷📚,P478,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從書本到現實,從歷史鬥爭聯系到現實批判,吳文藻思考已多,工宣隊知道情況後勸其“勞逸結合”👂,“勿過趕,要註意身體”。
《世界史綱》第一遍的最後校閱完成已是1976年末。通校完成🧘🏻,實際上只是階段性告慰,《世界史綱》的出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元旦一過🛀🏽,吳文藻便全身心投入到第二遍校閱工作中,第二遍校閱一般排在冰心的文字潤色之後,也就是說,最後的定稿是在吳文藻手頭完成😜。第二遍的校閱費時不少,直到10月才完成,其間仍有錯可改。吳文藻在最後完成第39章的校閱時,再次閱讀原著中未譯的第40章🛌🏼,原來這一章不僅論及二戰,且全面涉及二戰後的世界格局,包括中國的文革。此時文革剛剛結束,而第40章對文革持有西方人的立場🤜,多有質疑、批評,吳文藻認為將其翻譯出來很有參考價值👨🏼🦰。翻譯組通過了吳文藻的提議🚴🏿♀️,10月之後,緊鑼密鼓地進行翻譯、校閱,吳文藻同時還要承擔編製全書的大事年表與索引🉑,極其繁雜與慎密。
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送來《世界史綱》全書校樣。吳文藻等人看過校樣後,出版社編輯陳逸文來通知👩🏼🦲👱🏽♀️,說社裏經過研究決定還是刪去第40章😬,大事年表與索引也不用,原因是由“內部發行”改為“公開發行”。以這個理由刪去第40章可以理解,但將大事年表與索引拿掉,吳文藻感到十分費解👨🏼🍳。這不僅是費了他的大量心血🚦🤽♀️,更是為了方便讀者,而公開發行應該具備這些內容。
出版社未采納吳文藻意見,隨後署名問題又冒出來🖋。由於是集體任務,有人主張用“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室翻譯組”集體署名👷🏻,有人則主張用“誰譯誰校”署名。吳謝沒有表示意見⛪️,幾經磋商,最後由費孝通拍板:“不宜用集體名稱,因為翻譯組並不是全部參加,必須實事求是,以示負責🚣🏻♂️。”署名的順序他親自排定。
決定公開發行之後,《世界史綱》於1982年2月再出一次清樣🫦。吳文藻在通讀後,再一次慎重簽名。這年5月的《人民日報》為此書即將出版發布了消息🚙,7月2日🙇,四套油墨飄香的《世界史綱》送到吳謝手上,最後署名順序為: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鄺平章🙅♂️🍌、李文瑾😊、陳觀勝、李培萊、徐先偉。書到之前👧,稿費便已開出😱,吳文藻訂書10套,購書款從稿費中扣除。這10套書分別送給了三個孩子,還有遠在美國的顧毓琇⏯、浦薛鳳等老友。
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之後👅,出現了一個全民讀書潮🤢🍽,吳謝等翻譯的《世界史綱》中譯本在這個讀書熱潮中走進千萬學子中間🧑🧒✊🏽,一家甚至多家出版社屢屢重印🦶🏻🕵🏿,成為一個流行的經典版本。最初的評論不說👇🏼👆🏻,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網絡年代🧝🏽♂️,眾多網友仍在熱捧。認為“如果有六星級,我會毫不猶豫給的。終於找到一本讀來愛不釋手的世界史……尤其以一個理智的有知識的西方人的視角💅,去審視歷來被中國人引以為傲的、記憶中光輝燦爛的5000年文化😹。原來在他們眼中,我們的成就、衰落、奮起是這個樣子。”“每次有人要我推薦什麽歷史著作,我都會不遺余力地推薦H.G.Wells的這本《世界史綱》。這是我讀的第一本世界史著作,我也認為這是我所看過的最好的通史著作……最後不能不提的是☑️,這種文字的魅力也要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這套書強大的翻譯陣容,請看:吳文藻,謝冰心,費孝通……這些名字對本書的翻譯品質做出了足夠的保證。”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翻譯不僅談不上優秀👩🏿✈️,五六十個字的歐式長句並不少見🧙🏻♂️🐴,按英文語法硬譯的句子所在皆是,不符合中文的習慣的詞句非常之多♣︎,讀得是幾步一頓,思路無法連貫……或者所謂譯者佳,可能是指梁思成先生所譯那本吧。”
吳謝等人的譯本確實帶動《世界史綱》在中國的流行。同時,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6年出版了梁思成的譯本🧒🏽,之後🧑🏻🍼,世紀出版集團也重印梁思成等合譯的文言體譯本,重在“引薦民國時期的學術思潮與動向。”對民國學術自由的懷念與向往🕺,使得重印本也受到不少人的熱捧,一些大學的教授們向學子大力推薦梁譯本。這裏雖無貶吳謝費諸君譯本之意⛵️,推薦卻是出於感情因素與個人喜好👨🏼💻。推薦者在這裏缺少基本考量,即是梁譯本所依據的版本是韋爾斯最初版本👱🏻,以後經過多次修訂,所謂時間與地點準確到無疑問的程度🕞👳🏼♂️,皆為之後多次征求各方意見包括傅斯年的意見之後的版本。原版本存在的缺陷🥷🏽,譯本豈能完美?
(王炳根)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