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藻(1901.12.20—1985.9.24)𓀅,江蘇江陰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1917-1923年在清華學校學習🫄🏽。
社會學在一九五二年全國院校合並時被武斷地撤銷之後🧝🏿♂️,再也沒有市場👩🏻🦽➡️。吳文藻等一些之前從事社會學教學與研究的專家們,分散各處,改行他用。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初,曾有過呼聲⛹️♂️,重建社會學的步伐也邁了幾步👨🏼🦲,但這個開步,很快便成了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罪狀,從此,社會學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將社會科學中整整一門現代學科👰🏿♀️🏄🏻,推到了政治對立面而判刑☦️,此後,只要一提起社會學💂♀️,便是資產階級的復辟。
有關資產階級社會學的一切,本應當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內容👃🏻,“從腦袋中全部拋出”🧑🧑🧒,這是吳文藻從社會主義學院改造後發出的誓言,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社會學植入吳文藻的頭腦之後已成本性,如何拋得出去?只要有時間,他會下意識地抓起社會學的著作,津津有味地讀起來,會忘我地在書上劃起道道來👭🏻🕵🏻。他明示於人的理由是在批判🦶,可是,除了特指要求之外,並沒有給他批判的任務呀🔄,所以😎,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需要🧖♀️。而這時他所承擔的《辭海》修訂😼、外交資料的收集、民族學“三套叢書”的審定,讓他有足夠的理由⛽️、以批判的眼光閱讀有關西方社會學的著作👩👦。
批判也是一種閱讀🧙🏽♀️、一種接近,“文革”及之前➜,多少西方的論著與文學作品、美術與電影,都是以這個理由走近我們的🔬,包括那時的“灰皮書”與“黃皮書”⚫️,間接起到啟蒙與開智的作用。吳文藻是翻譯“灰皮書”的人🏃♂️➡️,這種接近就比一般讀者更甚一步𓀛🈵。在尼克松帶來的“客人”中🦎,便有大量的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專家,一九七二年🙅♀️,吳文藻參與接待了來自母校達特茅斯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專家🛌🏻👨🏻,接待了日本和歐洲社會學界的重要學者,這些接待與交談📏,都使得吳文藻對“二戰”之後社會學的發展,有了較多的了解🏏。這些專家和學者回去之後📒,又寄來大量社會學的舊書新著🦘,吳文藻也就有了“批判”的內容了🏌️♀️🏆。一九七三年底,達特茅斯時的同學勞倫斯🏂🏿,通過多種途徑,打聽到了吳的通訊地址,給吳文藻寫了一封長信,同時寄來了十七部社會學的重要著作,幾乎將一九四九年後👩🦯➡️,美國出版的重要社會學著作都寄了過來,這令吳文藻興奮不已💩,不分晝夜地攻讀,企望將缺失二十幾年的課都補上來🙎🏽♀️。無論是中宣部,還是教育部,凡是需要了解與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都得找上門來,請吳文藻開列書單,甚至還得提供文本。吳文藻也不知道是被“重用”還是被“盯住”,無論從正反兩面要了解社會學,可以說都離不開他。
一般來說🧗🏻♀️,新時期恢復社會學始於一九七九年春天,中共中央從一至四月召開理論務虛會,為的是厘清“文革”中被搞亂了的許多理論問題。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期間做的那個著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提到了社會學要趕快補課,以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實際上,學術界恢復社會學的呼聲🧑🦽,在一九七七年便出現了,標誌可能便是吳文藻編寫“社會學主題詞”。對於此類資料性的活,二十余年吳文藻沒有少做,但涉及社會學時🐤,往往都會冠以“資產階級”🐦🔥,而這次的主詞卻是客觀詞語“社會學”。在吳文藻的主持下,費孝通👨🏼🍳、林耀華等都對“主題詞”的內容進行過討論。恰在此時,吳文藻又收到了一大包從美國寄來的社會學著作🩵,為主題詞的編寫提供了新的資料。
真正帶頭挑起恢復社會學重任的人,卻不是吳文藻,而是他的學生費孝通。費孝通後來在恢復社會學的許多講話與文章中☂️,一再講到恢復社會學是由中央交給他的任務,為的是表示這個行為的合法性與正統性👨❤️👨,甚至可以視為政治任務來完成,他個人只是執行者,並低調表示,他個人已近古稀之年,完全是勉為其難🤜🏻。這種高要求、低姿態的做法,也算是“心有余悸”吧🔐。其實,在鄧小平講話之前,便展開了一系列活動,在編輯完成“社會學主題詞”之後,費孝通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七七年)給胡喬木寫信☦️,提議和陳述恢復社會學的想法。這天🙍🏿♀️,吳文藻起得晚一些,八點多鐘費孝通便敲開了老師的家門,出示了昨夜起草的致胡喬木的信,就有關內容,尤其是將信遞到胡喬木手上的方式🤵🏼♂️,進行商討👩🏿⚖️。冰心也加入到討論中。在討論過恢復社會學的一些具體做法後,費孝通還是希望以老師的名義出面,或者以共同的名義出現,吳文藻沒有同意⛏,原因是他正在生病🧘🏻♂️🖖🏼,情緒並不樂觀,連日睡覺休息🏊♂️⛹🏿,感嘆“無力做事,這次受傷很大,老了不行了”〽️。最後📥,老師答應會盡力響應、鼎力支持,但重任將落在費孝通的身上。當天的日記,吳文藻寫道:“遲起,8 🥜:45 孝通來談,示以給胡喬木信稿,就內容及遞信方式相商。我自己闖路,推進學術研究🛀🏽,我當然予以支持,但我自己感嘆已力不從心。”也就是從這一刻起🧘🏻♀️,費孝通接受了恢復老師建立的中國社會學📽、再次“出征”的任務🏄♂️,吳文藻將在後臺擂鼓助陣。
那時😎,胡喬木日理萬機,但他沒有忘記此事🏧,交代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鄧力群與費孝通交談。一九七八年七月中旬⛔️,鄧力群與費孝通單獨進行了長達兩個小時的交談,主要內容是:恢復社會學,恢復到哪裏😯?自一九五二年以後🪶,這門學科在中國取消了二十六年,在這四分之一的世紀裏,世界社會學是一個什麽情況呢?兩眼一抹黑💅,所以說,要恢復社會學,首先就要搞清楚目前這個學科的現狀🌩。鄧力群的談話很內行👄,並且就如何摸清目前社會學的狀態🏌🏻🙇🏻,想聽聽費孝通的意見。費孝通當然是有備而來,他簡單地陳述了英國的狀況,但他說可能是“歷史”而不是“現狀”,之後談到美國,他說到當年燕京大學的同學楊慶堃等人在美國做社會學研究,還有其他熟悉的人,有些人在尼克松訪華後也都訪問過中國🧘🏽♀️👩🏽💻,有所接觸,因而他向鄧力群建議🏌🏼♂️,與美籍華人建立聯系,請他們按學科,將最近二十年幹了些什麽🧜🏽,做些簡要介紹🦻,這是取得學術情報資料的一個捷徑。這個提議,頗受鄧力群的贊同🧁。
與此同時👨🏽,就恢復社會學廣泛征集意見,這既是一個輿論的準備,也是一個實際的問題🏌️♂️。同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黃淑娉、林耀華先後找吳文藻📎,就他們撰寫的社會學“ 簡況”進行討論🤾🏻♀️⟹,吳文藻提出修改意見並補充材料,“談足足兩小時”,直到開始感到氣短,方才停下。此時,《光明日報》連載《未來學》的文章,吳文藻提醒,“社會學對此門新學科最為敏感”。七月二十八日,費孝通來訪,反饋社科院也在廣泛征求意見,“並已通報有關幾個所提問題”。七月三十一日,吳文藻結合西方人類學家同蘇聯人類學家舉行學術交流情況,約請費孝通商談🙌🏽,對於人類學領域👨🦼➡️,提出他的初步構想和意見🧑🤝🧑。吳文藻此時雖常有病痛👩🏻⚖️,但思想活躍👩🏿🦱,尤其是對未來學與社會學的關系,感覺敏銳,認為是新課題:“未來研究(到二○○○年)與超工業時代有關🏋🏼♀️,不過未來學那篇文章未明言及之而已🧑🍼。美蘇社會學界都對此主題進行研究,我國看來是由哲學來進行研究。唯我認為應建立社會學機構來擔任研究,首先密切註意今後十五✤、二十年內科技的發展趨勢❓,其次探討科技超速發展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和後果🌔。”為此🕵🏽,吳文藻重新翻閱三十年代美國新興起的兩個社會學派🏃➡️:一是默頓的“知識社會學”,二是有關“人文區位學”🦾🏊🏼♂️,聯系未來學的觀點🫷🏽,理解得更深刻一些了。“新興的環境學是從這門邊緣科學派生出來的。”十月十八日🦅👎🏽,吳文藻到民院三號樓教研室,與教育部第一司陸司長討論正式建立社會學系及民族學系的問題。從現有條件看,北京的人民大學首先設置社會學系,吳文藻自告奮勇,如果師資有問題,他可以在人大開課🧟♂️。恰在此時,美國科學促進協會二十人來訪,其中就有社會學家,他們“要求專門找時間與吳文藻交談”,吳文藻從中了解到美國社會學的有關情況📟🫄🏿,但他婉拒了對方要求談談中國社會學的問題🩸,表示“目前談社會學尚非其時”🪴。
到此時,上層的工作已經鼓動起來了,本來是由費孝通向上反映和傳遞有關信息🧅,到了一九七九年初,也就在理論務虛會議期間,胡喬木開始催問社會學的問題💻🫴🏿,這次不是用“恢復社會學”,而是用了“為社會學恢復名譽”。費孝通連夜將這個信息報告了吳文藻,吳文藻提議召開一次“社會學座談會”,會前🙇🏻♀️,在校首先召開一次為舉辦社會學座談會的座談。一周之後,費孝通主持了這個座談會♣️,到會者有吳文藻、吳澤霖、林耀華、陳永齡等人。座談會後🪨,吳文藻整理完成“美國社會學動態資料”🪸⬜️,費孝通則完成了“關於建立社會學的意見”🤽🏿♂️。三月一日,美籍華人🧛🏼♂️🕡、社會學者楊慶堃應邀來訪,同日出刊的《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通訊》第十九期🚬,發表了《關於開展社會學研究的意見》。
由於這一系列活動的展開,催生了中央的最後決策🔅,這個決策是在同一天由胡喬木與鄧小平在上下午先後宣布的👩❤️💋👩。三月十六日,“社會學座談會”(另一說為“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成立大會”)在總工會招待所舉行,胡喬木以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身份發表講話🗝,宣布正式恢復社會學🙋🏻♂️,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建立中國社會學👟。費孝通做了《為社會學再說幾句話》的發言🤦🏿♀️,因為在一九五七年醞釀恢復社會學時🧔🏻♀️🪩,他曾有一篇文章《為社會學說幾句話》👈🏽,顯然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發言🥊,他回顧了社會學發展的艱難歷史並提出“建設一門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學”。恢復後的社會學應該從哪裏著手,費孝通也沒有明確的說法✬,他只是籠統地提出首先要開展社會問題的調查:
不妨從當前存在的為廣大人民群眾所關心的社會問題進行科學的調查入手✊🏽。通過社會調查,我們才能有系統地、比較全面地反映客觀存在的社會情況👩🏻🦼➡️。這是我們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的必要材料。通過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對具體社會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我們才能搞清楚這些社會問題屬於什麽性質的社會矛盾,然後才能正確地采取恰當的方式來對待這些矛盾,以達到解決這些問題的目的。從了解社會和改造社會的實踐中,我們才能總結出社會生活中的一些規律✋🏿,使我們能更好地按規律來處理我們社會生活各方面不斷發生的變化🗿。社會學的理論就是從實踐裏總結出來的那些具有規律性的認識。會調查是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工作🥐。
費孝通的講話👩🏻✈️,還沒有來得及提到社會學的理論問題、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問題,多從社會學的實用性進行闡述。自然⌚️,田野作業與功能性是馬林諾夫斯基功能學派的重要內容,也最容易取得官方的理解與支持🧗🏻,剛剛恢復名譽的社會學不可能走得那麽遠🗓,依然強調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
遺憾的是,吳文藻因病未能到會,這個為之奮鬥了一輩子的社會學,當它正式恢復名譽之時🤹🏻♂️,“社會學中國化”的“始作俑者”卻不在場。但在之前,他已寫好了發言稿,名為《社會學與現代化》↖️,一個非常超前的命題🎚,他從環境保護🐕、後工業社會🫠、現代化中的電子工業、信息時代等當時在中國還屬萌芽的一些觀念👨🏻⚖️👼🏻,與社會學建立了聯系。他的主要觀點是,社會學應該服務於現代化🫲🏼、服務於後工業社會,也只有社會學的興起🦓,才可以較早意識、發現和解決後工業社會中出現的環境保護等一系列的問題🗃。
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這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吳文藻也因病未至現場,冰心出席了大會👮♂️。在講到思想理論工作者的任務時,鄧小平認為🙎🏿♂️:“我們面前有大量的經濟理論問題,包括基本理論問題、工業理論問題💄🛀🏿、農業理論問題、商業理論問題、管理理論問題等等。列寧號召多談些經濟🎋,少談些政治🛀。我想,對於這兩方面理論工作的比例來說🎧,這句話今天仍然適用。不過我並不認為政治方面已經沒有問題需要研究,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將社會學並列於政治學與法學,看似輕描淡寫🧨,實則一字千斤🤭,撤銷多年的社會學在這個並列中🧑🏭,蘇醒起來㊗️,原來是可以與政治學、法學並列的,鄧小平還說這些理論忽視了多年,得“趕快補課”!冰心回家,立即將這段話背給了吳文藻聽,也讓這個一輩子為建立社會學奮鬥的老學者熱血沸騰🌓。
這一天是中國社會學再生的日子,中國社會學應該永遠記住的日子🤵🏻🚶🏻➡️,為了這個日子的到來,為了讓“社會學”與“恢復社會學”幾個字從鄧小平、胡喬木的口中說出來,費孝通🧓🏻、吳文藻等展開了一系列的努力,沒有那些努力,這個標誌性的日子也許不會那麽快到來🙋♂️👩🏿🎓。費孝通、吳文藻們將社會學那個皮球,藝術地🙆♂️、謹慎地運到了胡喬木、鄧小平的手上,他們接住球並將球發出去,以後的恢復才成為可能。一個學科的恢復,沒有這個最高權力發出的球,也即是古代所稱的“尚方寶劍”,要繼續向前運作😴、進球,恐怕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與困難,運球人難以勝任💢,甚至難以說服與燃起那些因此而遭災的老知識分子的熱情,也難以號召新的力量加盟這個需要熱量的學科方陣。所以◾️,費孝通絕口不提之前的努力💆🏼♂️🤽🏻♀️,完全以這個日子為起點👎🏼、為標誌,他在一九八○年的春節團拜會上是這樣說的👨⚕️,在天津的演講中也是這樣說的🕷,並且表明是胡喬木主動約談,而啟動恢復社會學工程,當時他有畏難情緒,社會學中斷二十多年🌺🙇🏻♂️,教學與研究人員也死的死了、老的老了💁🏽♂️、走的走了,如何恢復?在一篇紀念吳文藻的文章中,費孝通還將鄧小平排在胡喬木的前面。他以這個低姿態🏟✍️,取得了領導的信任,也得到了學界的支持,體現了這位江南才子的政治智慧與學術姿態。
而吳文藻在病中🧑🏽🎓,迫不及待地將費孝通親自送來的鄧小平、胡喬木、於光遠等人講話和他的幾篇文章,一字一句地閱讀與咀嚼🐻❄️,其中滋味不知是甜是苦、是酸是辣?(王炳根)
轉自《讀書》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