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費孝通參觀家鄉的展覽館

費孝通和姐姐費達生

救亡報國🍷，選擇一生追求

1910年，費孝通出生在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第二年，為清王朝敲響喪鐘的辛亥革命就爆發了💅🏻❤️‍。在這大變動的時代，費孝通的父母親是“教育救國論”和新思想觀念的唱和者。費孝通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上中學時，他就成為商務印書館辦的《少年》雜誌的作者🦬，與筆墨文字開始結緣。到中學畢業時，他在文學上已嶄露頭角了𓀑。

費孝通中學畢業後，在選擇進入哪所大學和哪個專業的問題上，他頗費了一番心思🤷🏻‍♀️。後來費孝通升入東吳大學，卻沒有選擇自己鐘愛的文學專業，而選擇了醫學專業💨。個中原因，與當年魯迅選擇學醫一樣☔️：“我當時抱著想幫助人們解決痛苦的目的🕕，學點醫學知識。”

可是兩年以後，當他站在未名湖畔的時候，選擇的卻是另一種專業📥。費孝通回憶說🧝🏻‍♂️：

一個人的思想活動主要是由時代所決定的。經過了當時的大革命💎，事情變得很清楚了，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兩個人生病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會不會亡國的問題🚴🏽‍♀️。我是個知識分子🍐，我是一個從知識分子家庭裏生長大的青年🎞。特別是經過了“五四”運動🤦🏿‍♀️，希望科學救國，我們希望的是在了解中國的問題上🪧🤟🏿，怎樣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這個中國的社會、文化💝。從這裏邊，能不能夠找到一條出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學，不念自然科學了，我決心要研究中國的社會，學習人文社會科學，就選擇了社會學系。

在這裏🌮，費孝通遇到了吳文藻教授。

1929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吳文藻，回到祖國，在燕京大學開創了中國社會學這個專業🚴🏻‍♀️，並鮮明地提出“社會學要中國化”的主張。如何才能將“社會學中國化”？吳文藻主張從社會實際出發💤，總結社會學的理論，反過來再為社會的發展服務🙎🏼‍♂️🙍🏽‍♂️。他要求學生到實際生活中作系統的考察🤤，用取得的第一手資料來進行分析研究，形成既符合社會實際👮🏻‍♀️，又能為社會發展服務的社會學理論𓀗。

根據吳文藻的主張，青年學生走出書齋🐻，紛紛上山下鄉做社會調查。這種治學方法，對費孝通的學術道路產生終生不渝的影響。他說：

我在燕京大學念了三年，自以為找到了一條路子🌩，就是社會學要走中國化的道路。我們青年人要帶頭下鄉去研究中國社會🪄。要從實際出發研究現實。北大校慶100周年的時候，我出了一本書，名字叫《從實求知錄》，“從實求知”這四個字就是指從實際出發去求知識。這樣的方法🟫，開辟了中國社會和歷史研究的科學精神👩🏻‍💻。

這樣，我的研究方法在30年代初期已經開始形成。指導我學術思想的基本概念可以說是形成於我在燕京及其後在清華學習期間👃🏼。

自此🙎🏿，進行實地調查，就成為費孝通一生的重要學術活動內容，即使到了近九十的高齡，仍堅持不綴🦣。而當他肩負起承前啟後的責任時⏲，這種實地調查又成為他的學生的必修課。費孝通成為吳文藻的卓越傳燈人。

1933年，費孝通考取了意昂体育平台，進入了全國惟一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系”🧑🏻‍🦲𓀀。他希望在這個融匯兩門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的環境裏學習☸️🧚🏻，以利於使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社會🏊🏻‍♂️。這就是後來被稱為“社會學中國學派”的緣起🤹🏼‍♂️。

在清華，費孝通遇到了有“孤僻怪人”之稱的俄國學者史祿國🫲，他是一個世界級的人類學權威。這位令費孝通充滿敬意的老師，不但給了他專業人員必備的嚴格訓練，而且培養了他堅強的學術意誌。在費孝通對數據資料進行分析時，史祿國只準他用算盤和算尺來進行。費孝通對此很不理解，曾問：為什麽不能引進些比較先進而省時間的計算工具呢📑？這位怪人的回答是：“你得準備在最艱難的條件下⭕️，還能繼續你的研究工作🌊。”這句話給費孝通留下了終生不滅的印象💆🏼‍♀️🐸。

入山進村👈🏻，科學調查歷盡險難

清華畢業以後我就到瑤山去做實地調查🤲。這次到瑤山去調查是吳文藻、史祿國兩位老師出的主意。他們認為要認識中國的實際很不容易🥩，先要到一個比較不同的社會，取得一個參考體系（reference）。要真正有個理解，有個知識🚵‍♀️，就是我所說的“從實求知”的“知”。

在費孝通的簡單敘述中，沒有涉及當年他在瑤山所經歷過的令學術界同悲的那一幕：他的妻子王同惠為這一調查👇🏽，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他自己也身負重傷。

費孝通和王同惠同為吳文藻所鐘愛的學生，在共同的追求中，他們走到了一起，可以看作是“天作之合”🤸🏽‍♀️。這時，剛好廣西省政府有研究“特種民族”的需要，所以他們就決定結了婚同去🚣🏿‍♀️。

遠離城市來到偏僻的瑤山🤘🏿，單就生活來說，就有諸多不適應之處☁️，而地理環境的艱苦，則要求他們必須在沒有路徑的深山老林裏穿行。一個多月來👦🏻，他們堅持下來了，而且取得了豐富的資料🧑🏿‍🚀。

1935年12月16日🧑🏽‍🏭，他們離開象縣的古陳，前往平南縣的羅運。一路上🏇🏿，山路曲折險峻🕢。在路上📗，他們與向導失去了聯系，費孝通不慎跌進了山民為獵獸而設的陷阱。王同惠雖然奮力將壓在丈夫身上的石頭搬開，但受了重傷的費孝通已無法站起來。王同惠在安慰了丈夫後，決定出去找人來援救。而王同惠這一走🙅🏼‍♀️，卻與費孝通永別了。

忍受了一夜疼痛的費孝通，見不到妻子的身影，萬分焦急。他拼命地爬出了陷阱，尋找妻子。在路上，遇到了村民而獲救🧜。村民們費盡全力尋找王同惠😀，直到七天以後，在羅運境內的河中發現了王同惠遺體。

這一悲劇震驚了學術界📁。費孝通的老師吳文藻悲痛地寫道：

這一支從社會人類學陣線上出發的生力軍⏲，剛剛臨陣，便遭天厄🕵🏻‍♂️，怎能不使人為工作灰氣，為祖國絕望👲🏻？

身負重傷的費孝通，其悲憤的心情自然是難以用筆墨描述的🛡。但他把對亡妻的悼念化作追求科學的力量🪱🧑🏽‍🚀。在王同惠遇難一個月後🚋，在醫院養傷的他給朋友寫下一封信，信中說：

同惠不能再為中國，為學術服務了🧕🏼，因為她愛我，所以使我覺得只有我來擔負這兼職了。我願意用我一人的體力來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二十年把同惠所夢想所計劃的《中國社會組織的各種形式》實現在這個世界上。更希望愛她的朋友能一同努力。

為了所研究的科學，也為了愛妻的誌向，傷沒有痊愈的費孝通在醫院就開始了《花籃瑤社會組織》一書的撰寫💅🏻，到他回到北平以後🫳，全書已經寫完🪢。

對科學的無悔的追求，銷彌了費孝通心中載負的巨大悲傷。從此，在“從實求知”的追求中，也伴隨著長眠在遙遠的瑤山的妻子的影子。

費孝通在江村養傷期間，對農民生活和生產的各個方面作了盡量詳細的調查，積累了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成為他的博士論文的主要材料。費孝通說：

到了1936年夏天，意昂体育平台把我送到英國去跟馬林諾夫斯基這位老師學習人類學，叫做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關系😙，不同西方文化的那種人同人的關系📶👐🏼。他們叫“土人”、“野蠻人”的各種生活製度。我跟他學了兩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來，寫了一本叫《江村經濟》🫙💁🏼。

在《江村經濟》裏，費孝通提出了一個明確的觀點⭕️：“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

現在看來，這個觀點已經深入人心，不需再說什麽了♛。而30年代，費孝通以學者的睿智，對人民實際生活情況的真實、系統的研究，提出了逐步接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觀點。

通過調查，費孝通已經對中國的社會有很深刻的認識💁🏻，但這不是最終目的。對於一個時刻把國家的利益掛懷於心的學者來說，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學術就是有用的知識，有用就是對改善人民生活和推動社會進步有益，為民族生存所必須。”

正是抱著這種信念，在英國已經功成名就的費孝通，在1938年義無反顧地回到了祖國。

那時，日本已經占領了沿海的一些城市，費孝通回到中國但已回不到自己的家鄉了。他說：

這個時候幾個大學已都到了昆明🧎‍➡️，北大、清華、南開等學校組成了西南聯大。到了昆明後的兩個星期我就下鄉了。我直接去調查的村子（是）祿村（祿豐）。

調查之後🛳，我們就在雲南大學成立了一個研究工作站，辦了一個叫“魁閣”的研究中心。1942年美國請我去講學，我沒有講學，而是寫了一本書，還找到了一個幫助我的人，她是派克老師的女兒🕺🏿，她幫我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做Earthbound China，這是我寫的第二本英文書，後來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來叫做《雲南三村》🤸。

費孝通把《雲南三村》一書🧑🏼‍🚀，稱之為他的“第二期的調查報告”。如果在《江村經濟》中還停留在對中國社會的認識的話，在《雲南三村》一書中，費孝通已經實實在在地提出了解決中國社會的出路🏌🏻‍♀️：農村要擺脫饑餓，除了土地以外，必須建立“鄉鎮企業”。建立鄉鎮企業出發點是什麽，費孝通在隨後出版的兩本書《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中，進行了論述💇。

在費孝通出版這兩本書的時候👩‍👩‍👦‍👦👩‍⚕️，抗日戰爭勝利了，建設國家更嚴峻的任務擺在了中國人面前。中國的工業化就要開始了，而費孝通的思考點在於🫄，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村經濟應該怎樣發展？談到這一點，費孝通說：

中國農村經濟的結構很簡單，是要工農相輔，不能只靠農業🧑🏼‍🦲，只靠農業是活不了的。

中國農村經濟的基礎是工農相輔。這種工農相輔的中國經濟碰到了外來的現代科技🆙，因此我們舊的工業就跌下來了。因為它趕不上西方的科技🎂，這個時候機器工業出來了，我們傳統的工業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農民的經濟就失調了🛏。原來的工農相輔的結構不行了。所以農民就貧困，吃不上飯𓀄。

工農結合的這樣一個基本結構是我討論工業下鄉的基礎🔁，也是我的認識基礎。

在費孝通看來🚊，中國社會的根本精神是一個鄉土社會🌟。而農業與手工業的密切結合，則是這種社會的一大特點，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幾千年。中華民族的工業化、現代化之路🦻，只能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為此，費孝通在當年所寫的文章中🎺🧔，在強調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不能脫離中國經濟的鄉土特色的同時，提出了一個既實際又長遠的思路。他認為一個要能受人民擁護的政府，經過了這麽多年的戰爭，必須先做到與民休息⛲️，培養元氣的最低標準🧛🏼‍♀️。而這個最低標準👑，就是應該增加人民看得到的收入。他說👂🏼：

在這創痛之後即刻強製人民去為國營工業積累資本，在政治上看去👳🏽，是件冒險的政策。所以我傾向於先發展鄉土工業的意思，然後用這種工業裏所創造出來的資本去發展較大規模的重工業👨🏻‍🚀。簡單說，我們得從土地裏長出鄉土工業📽，在鄉土工業長出民族工業。這條路線是比較慢的👃👩🏽‍✈️，但也比較穩。

費孝通所說的鄉土工業，也就是現在意義上的農村鄉鎮企業。這一思想，是費孝通在抗戰結束後提出的，建國後也一直這樣堅持。

“圈外人語”，感慨萬千欲說還休

“圈外人語”♏️，是費孝通不久前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講的是1957年反右派時自己的心態🕵🏿‍♂️。在與我們談到這段歷史時🧏🏽‍♀️‼️，他依然欲說還休🤶：

我從1957年起已經是在學術圈子之外的人了，連一般人的權利都沒有了🫑。這個社會不準許他進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當右派是很苦的🚒。從1957年到1980年，這些年的經歷對我也有好處，我學習了人生📀。特別是勞動，接觸了真正的農民生活✳️🕵🏽‍♂️，同時也知道了什麽是社會。什麽叫social🫸，什麽叫social circle🚵🏿‍♂️🍲。

1957年3月，費孝通發表那篇非常著名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那是有感於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而寫下的🏥。

建國以來到1957年的歷次運動中，黨和國家一直沒有給知識分子一個定位🧝🏽‍♂️👩🏼‍🌾，一心想為國家出力的知識分子也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不由得生出了“墻外行人”之感，發出“笑漸不聞聲漸消，多情卻被無情惱”的感嘆。1956年，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實施，激發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熱情，費孝通首先感到的是一種如坐春風般的舒暢。文章寫道：

去年1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從立場這一關改起的🦹🏻‍♂️。劃清敵我似乎還比較容易些，一到觀點、方法，就發生唯心和唯物的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

百家爭鳴恰好解決當前知識分子思想發展上發生出來的這些問題🕗。據我的了解，百家爭鳴就是通過自由討論來明確是非，即是知識分子進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觀點、方法上更進一步的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現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有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要求的。他們希望具體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為什麽不對🧚🏽‍♀️，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進入工人階級。他們歡迎百家爭鳴🗼，因為百家爭鳴可以保障不會冤屈任何一點正確的東西🐝，而且給任何一點可以長成為正確的東西充分發展的條件。

費孝通把百家爭鳴理解為知識分子進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途徑🧑🏻‍🦰，只是對於這一方針的貫徹，費孝通並不怎樣樂觀💅🏿。就知識分子方面說，“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不久以後的事實表明，這些並不是知識分子的過慮𓀎。

“事情正在起變化”後，費孝通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就被卷入到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中⛰，《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也成為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費孝通的命運也從早春落入嚴冬，成為著名的“右派”。從此，費孝通在沉默中度過了自己最年富力強的20年🐵。

1987年費孝通接受美國教授巴博德采訪時說🧕🧨：

1957年，氣氛突然改變。我被解除一切原任行政職務，只保留教授職位。實際上我喜歡這個角色，在中央民族學院當一名教授簡單得多。可是🏕，我當然不能做實地調查了。然後♻，下一年，他們“摘掉我的帽子”，或者說去掉我這個標簽🤴🏻。

1959年他們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

理論上我是恢復了名譽，但實際上沒有改變。這時我被稱為“摘帽右派”👨🏿‍🚀。所以事實上我仍是一個右派分子。“摘帽右派”成為像我這樣的人的特殊稱號🧧。我們還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被剝奪許多權利，被當作一類特殊的人對待🧘🏻。這是階級鬥爭。

那時我的思想實際上停滯了。我不能寫作，這使我智力停滯。

這一學者20年的學術生命👋🏼，就這樣的葬送在“圈外”了。

“行行重行行”，二次生命才開始

1980年，費孝通的“右派”生涯結束了，恢復了名譽和正常生活。他又回到圈內了🕢。費孝通把這一天稱為“第二次生命的開始”🎻。

1990年🐦，費孝通把自己在“第二次生命”開始後的行蹤和思考，寫成一本書《行行重行行》🧏🏻，這本記錄改革開放風雲的大書🧚🏿‍♀️，凝聚了費孝通對中國改革開放形勢的思考和鼓與呼🧑‍🦽‍➡️：

我第二次生命開始就是去三訪江村，二訪江村是在我被劃成右派的時候，我當時批評了政府忽視發展當時農村裏的副業，農民是有飯吃而沒有錢花。農村的市場經濟合並到國家統一的市場經濟裏面去了，結果農民就吃不到飯了。真的吃不到飯了，有人餓死了。我把這個事情講了🎤，我批評了政府，說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還有許多其它的事情🏄🏻‍♀️，這裏不講。我改正之後，重新進入第二次生命，我就開始再下去調查，我要研究城鄉關系，研究農民生活的🦁，中國不只是農民問題還有其它問題，我沒有精力去調查研究了☑️。

1980年👃🏽，費孝通到處去搞調查。在四處奔波調查的日子♒️，費孝通寫下了很多論述改革開放的文章📁。費孝通回憶說🤏🏼：

我能在全國跑了之後，才看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第一個最清楚的事情✊，現在大家都承認了，當時還不行🧩。當時認為鄉鎮企業不是社會主義道路，因為我支持鄉鎮企業差一點又被打成右派了，但是沒有打成👩🏿。後來承認中國農民必須要走工業化的道路💁🏻‍♂️。一定要工業下鄉。在我的《行行重行行》裏面就談到，一個地方發展不發展要有個指標🅿️，有一個指標就是工農比例，工和農的生產比例👫🏻，比如到我們蘇南，工農比例超過一半。在長江北岸，剛剛不到一半🧑🏿‍🍳，到了蘇北就是8：2，80%的農和20%的工。

我在全國各地行行重行行，特別註意看鄉鎮企業，對鄉鎮企業我看到有三個主要來源：第一個是以公社社隊工業為基礎🪑，比如像從社辦或生產隊辦的農機修配站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原來只有幾千塊錢💁🏿，現在有些已經發展的有幾十億了，發展到這麽大。我們一路都看見了🫑，這是一種，叫“蘇南模式”。第二種就是剛才講的“小商品大市場”，搞家庭工業，小商品都是在農民家裏面造的🤘🏻，像鈕扣🚴🏼、電器用品。這個市場裏⛔️，農民造出來的商品質量不高，可是他造出來的，而且推銷出去了😥，全國推銷了，他們有一支推銷的大軍🚣🏽‍♂️，大約有一百萬人在外面🎓，這叫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是從哪裏來的呢?終究還是從農民那裏來的。第三種是在廣東最先看到的。就是三來一補的鄉鎮企業。現在小城鎮不是大問題了🐾，而是大戰略，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誌說，鄉鎮企業是農民致富的必由之路。

這一時期，費孝通對小城鎮的研究後🌯👮🏻，寫下了一系列文章，並匯集成《小城鎮四記》一書，引起了有識之士的廣泛註意。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看到這一組文章後，在評語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這本小冊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將近四萬，太長了一點🈲🧓，但是好看。費老畢竟是一位有專長的學者。而這篇東西持之有據◻️，言之成理👰🏿‍♂️，能給人一定的思想啟迪。

從1983年到現在，農村的發展證實了費孝通的預言：鄉鎮企業的發展，推動著小城鎮雨後春筍般的生長勢頭💇🏼✋🏼；而小城鎮相對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又引導著鄉鎮企業逐漸步入集中發展和集團化發展之路。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這個重要的經濟現象有深入的理解👆🏽。他說：“農村改革時#️⃣，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最大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解決了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問題🎯。農民不往城市裏跑👨🏻‍🌾，而是建設大批小型新型鄉鎮。”這段話👒，揭示出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大批小城鎮迅速興起和億萬中國農民切身利益的相互關系🤱。

從對關註鄉鎮企業開始，費孝通把目光關註到了整個工業的發展關系。他說：

香港的工業很有趣，開始是上海🦶🏽🚴🏽‍♀️，就是像榮毅仁他們那樣的民族工業。解放前夕他們本來是想在蘇南發展民族工業，機器都買來了🧄，到香港卻停住了👹。不叫進來了💆🏼，也不敢回來了🙍🏽，回來怕鬥爭啊，所以他們在香港落腳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業基礎🥛😡。是用我們內地去的這些民族資本家為基礎👩🏽‍🦰🕥，到現在還是寧波幫、上海幫勢力最大🧑‍🎄。現在他們又回來投資了👨🏽‍🚒，叫港資。珠江三角洲這一塊是利用外資發展起來的。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來一補”⬜️，就是資本👧🏽、原料、技術等都是外面引進的，用中國的勞動力辦工業生產，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後來發展成為自己造船出海，最後發展到現在的三資企業。

去年年底我們在珠江三角洲跑，從深圳到珠海這條線都跑了一趟。看了之後發現，他們現在基本的經濟是靠外資。鄉鎮企業是在吸引外資📪，外國企業🧑🏽‍⚕️，外國市場🚧，外國的資本，現在有80%是和外資結合的，現在的經濟基礎已經不是十年前的經濟基礎了。像蘇州工業園🏇，各地都有自己的開發區✍🏽。搞開發區吸引外資，自己去造市場，這個很復雜。為什麽這次東南亞的金融風波對國內影響沒有那麽大🧒，這裏原因之一就是結構上的不同。現在我們的工業結構主要是靠引進外資，外國人拿大頭，帶動力是中國的⛑️。我們只是拿了小頭，可是這個小頭把我們托起來了。變成市場化、工業化的社會了，這到江蘇看看就知道了♐️。

費孝通的這些思考😫，對改革開放的經濟模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

在結束采訪時，費孝通說：

1999年，我的公職都辭掉了，退休了，只留了一個北京大學的教授，還是名譽教授🧟‍♀️🏄🏻‍♂️，不拿錢的，是做奉獻。退休之後，我想還有幾年要活，看上去身體還可以，還可以講兩個鐘點，不錯了。1990年我80歲時，當時統戰部請客，給我祝壽🫔🏹，吃飯的時候人家問我：“你這一生幹的事情，有沒有一個目的?推動你的力量是什麽?”我當時就脫口而出說了四個字：“誌在富民”🍅，誌向是在富民👨🏼‍🦱，是要讓老百姓富起來。

說起來很簡單的“誌在富民”四個字💿🛄，費孝通一生就是這樣的實踐著🐵、思考著。我們祝願費老健康長壽，為我們的國家繼續貢獻他的智慧。

轉自《炎黃春秋》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