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陳寅恪（1890－1969）與錢穆（1895－1990）雖同以史家名世👨🏼‍💻，且曾共事於北大、西南聯大🚚，亦可稱不乏交往的朋友，但從錢穆多次對陳寅恪學術若隱若現的評論中依稀可見二者在學術思想🤐、治學路數方面似存有較大分歧🦺。對此，我在《錢穆論陳寅恪：一場並未公開的學術論爭》（《博覽群書》2008年第3期）中已略作交代。那麽，這種分歧究竟何在✍🏻？錢穆1960年5月21日致時在美國求學的高足余英時的信中對陳寅恪的文章明確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冗沓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附錄一，227－232頁，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前者實對陳寅恪文多考據而有所不滿☣️，後者則涉及二人講史重專深還是重博通的不同。

重建信史、史料考據與陳寅恪的文化關懷

　　錢穆由傳統文章學觀點，突出“可誦”以批評陳寅恪文多考據原也自然，時至今日也仍不失鑒戒意義🛟。但以此論陳寅恪的文章，似有所忽略陳寅恪“講宋學🧒🏽，做漢學”（此系汪榮祖轉述錢鐘書對陳寅恪治學方法的評價💻。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第七章“註32”👨🏽‍🦱，18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的學術路數背後所蘊涵的現代學術觀念及其深層的文化關懷。

　　今人論陳寅恪大多註意到他本人論著中對宋人史著長編考異之法以及六朝“合本子註之義”的服膺和提倡，而清人“毋憚旁搜💇🏻‍♂️，庶成信史”（徐乾學《修史條議》）的治史信條對其確也深有影響。不過，陳寅恪的“旁搜”史料🙂🧘🏼‍♀️，並不陷於清儒“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47、46、6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的繁復舉證🐃、表層歸納↗️，更著意於對史料本身的考辨糾謬、對勘互證☝️𓀆。他一再提醒學生證定史料的“有”和“無”——特別是後者——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羅香林：《回憶陳寅恪師》，蔣天樞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2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這些在陳寅恪的著述中有著鮮明的體現。

　　《元白詩箋證稿》辨“七月七日長生殿”玄宗與玉環相會之地點“長生殿”，先引《舊唐書》👐🏽、《唐會要》證“長生殿”前身為祀神之“集靈殿”，接以《唐詩紀事》論白居易以“長生殿”為寢殿之誤，繼而再引《通鑒》胡註指出👩‍🦰▪️，“唐代宮中長生殿雖為寢殿，獨華清宮之長生殿為祀神之齋宮”，由此得出結論🩹，樂天之失並不在不知舊俗，而在於“未入翰林”👨🏻‍🔬、“不諳國家典故”遂致失言（《元白詩箋證稿》🎁， 41－43頁🫖，三聯書店2001）👠🆙。《三國誌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一文處理涉及曹沖的史料，先引《三國誌·魏誌》和葉適《習學記言》肯定“曹沖稱象”實有其事的正面記載，然後據清人何焯、劭晉涵等人著述辨定上述史料之不可信，再引北魏《雜寶藏經》所載“稱象”故事，同時考辨《雜寶藏經》的撰作時代、背景及適用範圍問題🍁，最後論證出“稱象”故事緣出佛經🧑🏽‍🎄，而後流播中土，“遂附會為倉舒之事”（《寒柳堂集》，176－181頁🚲，三聯書店2001）。

　　類似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陳寅恪關註史料考據的治史特點，不僅體現在著述中，也延續在其課堂教學中，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季羨林《回憶陳寅恪先生》一文講道：“寅恪先生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註意🧖🏿。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裏計👩‍👩‍👧‍👧。”（張傑、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123頁）

　　因此，通過對雜多史料的糾謬、對勘，將研究對象置於過往社會生活和歷史時空一切復雜關系中，緊扣“時”、“地🏌🏿‍♀️、“人”三要素來追溯並重建一個確然可見🫅、可感的歷史當下💆🏻‍♂️，並由考察不同史料牽連廣引出的多重問題來深入史料所指涉的歷史深層的盤根錯節🤦🏻，這些都的的可見陳寅恪“做漢學”對重建信史的追求，而貫穿其中的實為一種強烈的歷史去魅精神和現代科學理性🧕🏻。但是🤞，這也確實導致其文章易示人以牽纏、蕪蔓的印象，所以錢穆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

　　細讀陳寅恪的文章，我們又分明可以從他對多重多樣史料的引證考辨、對歷史本身內在復雜性的解析中最終獲得一種極為開闊的思維視野，或者某種豁然省悟式的閱讀感受👨🏿‍🦳。譬如《三國誌曹沖華佗傳與佛教故事》🙋🏼‍♂️，當其揭開謎底時，我們自可發現其繁復的論證不僅破除了傳統史書敘事對歷史文化記憶的某種人為構建和誤導、進而揭示歷史的真實面相，而且又由此指出佛教來華後對中土社會快速而有力的沖擊🙎🏼‍♂️🤶，還順帶批點了比較民俗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多是由一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切入🤲，而層層遞進，轉證一涉及文化血脈與歷史轉關之大論題🚴🏿，看似蕪累枝蔓，實有其清晰👨‍🦯‍➡️、細密的內在邏輯🚶🏻‍♂️。所以🙏🏽🏖，有學者稱陳寅恪的史料考據真正達到了一種“尺幅千裏的考證學境界”（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85頁），實非溢美之辭。

　　陳寅恪一生不參與政治，但這絲毫不意味著他對政治、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的漠然。恰恰相反🔔，陳寅恪是一個很敏感的學者——一個近乎足不出戶但卻對現實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的變動十分敏感的書齋中人🦬。如1954年3月直至1964年夏完成的《柳如是別傳》（原題《錢柳因緣詩釋證稿》）🤣🎠，更“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閑風趣之行動也。”（吳宓：《吳宓日記》1961年9月1日🧎‍♂️‍➡️，《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77頁）當然，本文無意也無力於解析陳寅恪詩中之暗語密碼進而推測其當時的政治意向🏊🏼‍♀️，而只是想說陳寅恪從來就不是一個肯認知識研討之唯一性的學者，而是有著強烈現實關懷、並由此關懷來選擇學術話題的學者。就像他1942年3月為學生朱延豐之書作序時所說🦵🧿：“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禦遏🧑🏼‍🚒。”（《朱延豐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163頁）畢竟，“‘續命河汾’之向往”——即一種深沉的文化關懷——才是其“往來心目中之要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234頁）所以，陳寅恪通過史料考據以“重建信史”的思路🧑‍✈️，不僅與帶有相對主義的歷史虛無論色彩的“古史辨”派之疑古乃至當下的新歷史主義不同，即與當日傅斯年及史語所為代表的“考訂派”或稱“新歷史考據派”也有不同🤵🏿。他的史料考據或稱“做漢學”的治史方法背後⛽️🔓，潛藏著一種重義理、重文化大義的“宋學精神”，在運用現代科學理性的同時又富有一種人文主義的情懷✏️♟，表現為一種在史料中尋史識的“新漢學”思路——這或許才是他自己所說“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與妹書》♟，《陳寅恪集·書信集》🧑🏼‍🍼♝，1頁，三聯書店2001）的真正含義。

　　解釋歷史與錢穆的治史求通

　　今人論錢穆雖多講其破漢宋門戶的基本學術理念🆓，然而錢穆治史在兼采漢宋的基礎上始終更強調“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2頁，商務印書館1997）🧝🏼‍♀️🧛🏻‍♂️。按理，他應該能接受陳寅恪式的學術思路才對✋🏿。那麽，他何以又批評陳寅恪的文章“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呢？我想🔆，這一方面可能與傳統史學的“才、學、識”之爭有關，另一方面更有當時史學界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學術分歧的影響。

　　自唐代史家劉知幾提出治史“才”（撰述技巧）⚆、“學”（知識累積）🤲🏿、“識”（判斷與斷案）兼得之重要與困難這一悖論以後，尤強調“史才”之難（《史通》卷九“核才第三十一”）2️⃣🙆🏼，歷代史家也對此常有感慨。錢穆在給余英時的信中反復交代的就是史學文章的寫作問題🟧，甚至到上世紀70年代出版《中國史學名著》後與嚴耕望通信時也依舊關註學術文章的寫作問題（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治史三書》🏓，295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今天我們讀錢穆的文章⚅，尤其是將之與陳寅恪的文章對讀，一個非常直觀的印象就是🦹，錢穆的文章流暢顯豁，陳寅恪的文章則哽咽多轉折👲🏻。說白一點，錢文好轉述史料，而陳文多直接引證。轉述相對直接引證而言👩🏼‍🎤，寫成的文章自然“簡凈”（此系錢穆致陳寅恪函所作的自我評價，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228頁🙎，三聯書店1998）得多👨🏿‍✈️👩‍❤️‍👨。陳寅恪的著作不僅多直接引證史料，同時還伴有對史料的考辨察查😜，所以這樣也就自然使得其文章不僅不夠“簡凈”反而更顯“專深”了。這應該是其招致錢穆批評的一個原因👺。但是，潛藏在這番文章寫作技巧之辨的背後，更有二人當時對所謂“史觀”問題的不同思考。

　　錢穆雖以《先秦諸子系年》這樣的考據之作登上中國現代學術的舞臺，但他很快即對上世紀30年代以傅斯年和史語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代表的主流史學界——即專註於史料整理和考訂的“科學派”（亦稱“考訂派”）作風深為不滿，而且這種不滿牽帶他因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評選未能入選而產生的心理隔閡一直保持到老（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在寫於30年代上半葉🤾🏼、出版於1939年的《國史大綱·引論》中，錢穆不僅批評了“考訂派”“史學即史料學”的主張，同時也明確強調歷史資料與歷史知識的不同：

　　“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 1－4頁🦂，商務印書館1991）

　　他並不否認史料的重要性，但更強調要從史料中覓取史識，二者有手段和目的之別。就此而論👨🏼，他與陳寅恪的主張相近，而不同於“考訂派”——盡管錢穆對後者治史方法或有誤解😤。然而錢穆又提出⚫️，“時代既變🎛，古代所留之史料🐠，非經一番解釋🐻‍❄️，即不得成為吾人之知識”（錢穆：《關於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的討論·敬答海雲先生》，轉引自陳勇《錢穆傳》🫃🏽，174頁，人民出版社2001）。因此，錢穆並不像陳寅恪那樣借由考訂🏊🏿、整理史料來尋史識✡️👰🏼‍♂️，而是認為當下史學的要務即在於重新解釋、“翻新”歷史🦸🏿‍♀️，以講明適合當下需要的歷史知識🚣‍♀️：“我們須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來撰寫新歷史，來貢獻我們自己這個新社會🔰。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史學。當知歷史誠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時歷史也可以隨時翻新。”“歷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 13、15頁🐊，三聯書店2001）

　　如何解釋、“翻新”歷史以提供新的歷史知識？錢穆想說的是⛹🏼‍♀️🍠，要研究並撰寫“簡單而扼要”的“自尚書以來下至通誌一類之一種新通史”，而這種“新通史”又需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誌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是“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復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誌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錢穆：《國史大綱》，8頁）。顯然，在錢穆所說的兩點中有一個共同的觀念——即關註文化之“演進”與舊史之“統貫”🚮，按照今人的話來說，即尋求一種對於已有歷史的縱貫的宏觀照察😉，系觀衢路而非照隅隙。

　　在錢穆強調不斷重新解釋歷史的背後，我們隱然可見克羅齊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影子😞。這固然確證了史家的當下關懷和史學研究中排除先見的困難，但就當日之史學而言📯🏇🏿，這種解釋、“翻新”歷史的著史方法，顯然很難做到陳寅恪所說的對眾多史料作“有統系與不涉附會之整理”👰🏼‍♀️，而這一點又理該成為今日全國大學講授通史抑或一代專史的前提（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金明館叢稿二編》😭，361頁）🧑‍🦼。對此🎗，錢穆於1936年9月撰寫《略論治史方法》一文，明確表述了與陳寅恪不同的看法🧑🏿‍⚖️：

　　治史而言系統，固非易事。然若謂歷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積疊🕘，別無系統可求，則尤屬非是。或謂國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統👰🏻，未免過早。今日急務，端當致力於新材料之搜羅💁🫴🏽，與舊材料之考訂🫱🏽，至於理論系統，暫可置為緩圖😧。此說亦可商。歷史範圍過廣，苟非先立一研尋之目標，以為探討之準繩🙆🏽‍♂️，則史料盡如一堆流水賬，將見其搜之不勝搜，將終無系統可言👩‍🌾。……竊謂治史者當先務大體💂🏼，先註意於全時期之各方面，而不必為某一時期某些特項問題而耗盡全部之精力，以偏見概全史。當於全史之各方面，從大體上融會貫通👨‍🦰，然後其所見之系統，乃為較近實際👩🏼‍🌾。其所持之見解🧑‍🔧，乃得較符真實☆。而其對於史料之搜羅與考訂，亦有規轍，不致如遊魂之無歸。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於史乘有通識🧑🏻‍🔧，始能對當身時務有貢獻，如是乃為史學之真貢獻。不致將史學埋沒於故紙簏中🧑‍🎓，而亦不致僅為一時之政客名流宣傳意見之利用品。（《中國歷史研究法》“附錄”，152－153頁）

很顯然⛹🏽，錢穆所說的“亦可商”針對的正是類似陳寅恪上述一文提出的治史思路🧧。後者更強調由考訂史料進而尋繹史識、把捉歷史的整體走向；而錢穆則傾向於“先務大體”——“先立一研尋之目標”，“以為探討之準繩”，對史料作有統系的整理。畢竟“歷史範圍過廣”👨🏽‍🎨，史料也確是“搜之不勝搜”的👩🏻‍🦰，錢穆這話也是有道理的🤹🏿。但實際上，任何史家在駕馭史料之先未嘗沒有某種前在的史觀🤵🏼‍♂️，歷史研究最終追求的還是一種“有統系”的知識。就此而言🐙，錢穆與陳寅恪應該是一致的。只不過⛪️🎁，陳寅恪始終對“先務大體”的整理方法是否能做到“不涉附會”保持警惕🧗🏿‍♂️，故終其一生很少涉足於此。錢穆則不然🌗，他一生以通人之學自期。1941年4月28日，他在成都江蘇省同鄉會講演“我所提倡的一種讀書方法”時就講到：“現在人太註意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讀書方法🌵，要讀全書，不可割裂破碎，只註意某一方面……”（《治史三書》👩🏿‍💻，266頁）。這種“通人之學”的理想👉🏽，顯然也成就了今天錢穆作為本世紀難得一見的“通四部之學”的“通儒”形象。但是，錢穆過於看重這種“通”🕤，或者說急於要打破當時占據史學主流的“考訂派”之“不通”，又使得他不自覺地誇大了史觀的重要性🧰，從而陷入陳寅恪曾批評的“新派”史學研究者的行列💡。

觀照歷史的兩種進路與史學教育的思考分歧

　　陳寅恪在“晉至唐文化史”課程的開講辭中曾明確提出了對當時研究文化史新舊二派的批評🦵🏼：舊派“失之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後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製度的關系”。而新派“失之誣”，“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甚危險👶🏼。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222頁）🟫。從其對新舊二派的批評來看，他更反感新派。必須說明🧏🏿‍♂️，陳寅恪素非守舊之人，30年代初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作“審查報告”即強調：“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並認為這是“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之所昭示者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284－285頁）。但是，對於某些“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的史觀派🕗，陳寅恪則極力反對。

　　我們註意到👸，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也提出所謂“近世史學”的三派——“傳統派”(亦稱“記誦派”)🎅🏿、“革新派”(亦稱“宣傳派”)和“科學派”（亦稱“考訂派”🤦🏽‍♀️🧑‍🔧，實指以傅斯年和史語所為代表的“新考據派”）🚖。他認為“傳統派”和“科學派”的問題在於“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這與陳寅恪所批評的舊派正相同🦸🏽。而他所說的“革新派”，則“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這實即陳寅恪所說的“新派”👎🏼🍘，亦即以胡適為代表的“整理國故”運動抑或魯濱遜新史學派🐟。三派之中，錢穆雖均予以批評、指斥其弊端所在，但相對而言更欣賞“革新派”：“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註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國史大綱》，3－4頁）所以有論者就此指出，錢穆此後對於“新史學”的理想即“以記誦◾️、考訂派之功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陳勇：《錢穆傳》，184－187頁🚣🏼，人民出版社2001）。但這種調和漢宋的努力只能說是錢穆的一種修辭🧝。在其治史歷程中，錢穆雖也強調“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國史大綱》✍️，11頁）🔄，但實際卻更偏向社會科學化史觀的樹立——近乎陳寅恪所批評的“新派”，側重運用一些引進的社會科學方法來治史，強調通史教育與史學教育的普及化問題。

　　錢穆認為，治史當“先務大體”🧚🏽‍♂️，“當於全史之各方面，從大體上融會貫通”📟🎽。這一強調“從其歷史演變上著眼，而尋究其淵源宗旨所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52頁）、對歷史作全程貫通考察的“通史”思路，本身並不為錯🚂，但是看歷史若僅有縱向考察而無橫切面的細究則顯有不足。

　　就觀照歷史的進路而言🙅🏻‍♀️，陳寅恪曾批評過“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而“龂龂致辯於其橫切方面”、“缺乏史學之通識”的研究（《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280頁）🕵🏼‍♂️，也多次在授課中提醒通史意識的重要性，但若聯系他在1932年秋“晉至唐文化史”課程開講中所指出的，則陳寅恪在如何觀照歷史的問題上似乎更關註“橫切面”：

　　本課程講論晉至唐這一歷史時期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之關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物質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等。在講論中✡︎⏳，絕不輕易講因果關系，而更著重條件。（《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頁80）

　　講因果關系，是講“為什麽”的問題；而講“條件”🧗🏿，則關註的是“有什麽、是什麽”的問題🛌。後者實側重對歷史作橫切面的考察，由這一斷面切入歷史本身的廣度、多樣性和豐富的可能性👨🏼‍🏭，在一個多元立體的歷史空間中重建信史脈絡；而前者則註重貫通古今式的照察，關註問題某種確定的狀態或某種固定的本質。

　　由於觀照歷史進路的不同，也導致錢穆與陳寅恪談及史學教育問題時註重博通與側意專深的差異——盡管錢穆不乏專深研究，而陳寅恪專深的背後也始終有博通在。不過，後者顯然更強調大學研究的精深特質，而前者則更註重歷史知識的普及化問題。

　　1935年9月，陳寅恪在“晉至唐史”一課的開講中指出👉，“本課程雖屬通史性質，也不能全講。如果各方面都講一點👩🏼‍✈️，則類似高中講法，不宜於大學。”以其《晉南北朝史備課筆記》為例🛍️，筆記共列12個專題，既有史料考辨專題，也有史實問題的專門考辨👩🏻‍🔬，涉及晉至南北朝之政治🧜🏼、民族關系、文化製度、民眾生活等多方面，但又均以專題研討的形式出現。（《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三聯書店2002）可見陳寅恪所開設的通史類課程🎎，完全是按照一種培養專業研究人員的思路來展開的。而其“唐史專題研究”課，更采用的是今天各大學研究生教育已較為普遍的Seminar(音譯為習明納, 意譯為討論課)的形式——“此課在開課之初，先講述材料之種類🐆📒，問題之性質，及研究方法等數小時，其後再由學生就其興趣能力之所在，選定題目分別指導，令其自動研究。學期或學年終了時🏌🏼‍♂️，繳呈論文一篇，即作為此課成績，不另行考試🚍。”（《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50頁）

　　另外🉐🦈，在談到“從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識”類的必讀書時，陳寅恪認為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最好🩰，但又指出📃🧛🏻‍♀️，“其書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評”。記錄這番話的蔣天樞先生在此處有一按語：先生意謂此書已過時（《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94頁）👰🏽‍♀️。

　　與陳寅恪相對照🧑🏻‍🦼💪🏻，錢穆晚年回憶30年代教授通史一課編寫講義時則寫道：“必求一本全部史實，彼此相關，上下相顧，……製度經濟，文治武功，莫不擇取歷代之精要🧑🏻‍🎨，闡其演變之相承……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羅並包，成一大體”（《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172頁）。這種追求“通”和“全”的概要式教學😋，在當時也屬較為普遍。如雷海宗在1936年10月發表的《對於大學歷史課程的一點意見》一文中就強調😊🧑🏽‍🦱：“歷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給學生基本的知識，叫他們明了歷史是怎麽一回事，叫他們將來到中學教書時能教得出來，叫他們將來要入研究院或獨自作高深的研究時，能預先對史學園地的路線大略清楚，不致只認識一兩條偏僻的小徑🙆🏻‍♂️。”（轉引自桑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83－84頁）

　　對於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錢穆表現出與陳寅恪極為相反的態度。他於1913年任教無錫四小時即讀到夏書🧑‍🧒，“讀之甚勤”，自感“得益甚大”。及至30年代任教北京時，“每常舉夏氏書為言📲。抗戰時，受重慶國立編譯館之托審訂是書以圖重印，後因錢校正繁多而未果🧑🏼‍🤝‍🧑🏼，以致錢穆後悔不迭——“素重此書”卻因自己之故而導致此書不能廣為流傳（《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89－90頁）。

　　兩相對照，陳寅恪的課程明顯偏向專深研討👨🏼‍🚒，抑或可稱研究型；錢穆的教學更重視普及教育而要稱教學型了⛑️。當然，有關大學教育到底是該側重“寬口徑”還是講求“高深學問”至今仍有爭論👱🏽‍♂️，所以本文也並不認為二者學識高下有別，而只是想指出他們對此問題的不同思考。（項念東）

轉自 《博覽群書》 2010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