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波
姚名達（1905—1942），字達人，號顯微，江西興國人。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目錄學家，中國近現代史上唯一一位為抗戰殉國的教授。姚名達的代表作《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等，都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他本人也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過三年，參與了《萬有文庫》第一集👩🏽🌾、第二集的編纂工作🫵。商務印書館已出版的紀念文集中👱🏼👨🏿🔬，對這位本館走出的抗戰教授鮮有述及🧑🏽🎓。這裏主要根據王咨臣先生編著的《姚名達年譜》（稿本）提供的線索，簡單勾勒這位抗戰教授結緣商務印書館的歷程💨。
“年譜”的作者王咨臣先生，是姚名達在中正大學的同事，曾在他指導下從事目錄學和歷史學研究工作🕴🏼。為紀念姚先生，王咨臣先生編纂了一本《姚名達年譜》，於20世紀80年代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後因各種原因未能出版🦹🏽♂️。王咨臣先生過世後👫🏻👨🏻⚕️，《姚名達年譜》便無人問津。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退休編輯將此稿轉給王春瑜先生，希望他能幫助聯系出版；筆者從王春瑜先生處借到此稿，得以先睹為快。
姚名達和商務印書館的聯系，源於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章實齋年譜》。1925年，尚在南洋公學國學專修科讀書的姚名達購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適《章實齋年譜》，精讀之後🐉，對章學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姚名達聽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何炳松關於章學誠《文史通義》的演講，受何炳松演講的感染，青年姚名達堅定了研究《文史通義》的決心。對章學誠的關註，促成了姚名達與商務印書館接下來的不解之緣🧗♂️。
1925年8月，意昂体育平台國學院招生🙍🏿，可以用“經史小學有根底的同等學力報考”，國學功底深厚的姚名達聞訊欣然應考，一舉得中，成為清華國學院第一批38名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位。9月🧜🏿♀️，姚名達進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以梁啟超為導師。清華國學院其他導師上課多在家中🐓，唯獨梁啟超是在辦公室給學生上課。姚名達第一次謁見導師時，梁啟超見姚名達在同學中年齡最小，又能篤誌力學💉，十分喜愛，問他的誌趣如何🏂🏼？姚名達答道🌥：“願下極大決心，立誌以十年功力，作《中國史學史》專題的研究。非待是書成後➜，當不離開清華一步。”梁啟超對姚名達的極為滿意，有“後生可畏”之感，嘗與姚名達書曰：“余之所以愧為師者💮，亦惟增一日之長耳！”
1925年10月，姚名達開始作“中國史學史”專題👨💼，因感到內容極為廣泛🧖🏼♂️，於是在專題之內☔️，以“章實齋的史學”為入口🧎♂️。1926年，姚名達在北平第一次見到胡適，他問胡適📓：“言補訂《章實齋先生年譜》🤾🏻♂️，得史料甚多而尚未加整理之功，將如何推進它呢？”胡適答道💁♀️：“請你拿一本《年譜》👫🏼🏄🏼♀️，把它補好了以後，再寄給我。”姚名達欣然領命，然當時適逢胡適有赴歐洲遠遊的計劃💆🏽♀️，歸期未定，《章實齋年譜》的補訂工作未能立即展開。
1926年7月🙍，清華國學院放暑假，姚名達回到江西老家，受其父姚舜生的提示🤾🏻♀️，姚名達擬采用新分類方法🧑🏼🏫，將《章氏遺書》進行改編🦻🎺，後附批評或記述章氏的文章，既可使讀者於章氏有一個整體的了解➗，又可使過去各種版本編次不甚妥當之處都可以得到改進。按照這個計劃，胡適的《章實齋先生年譜》也應附於《章氏遺書》卷末。但據《姚名達年譜》載，這個編輯計劃👓，“因版權關系，未能如願”。《姚名達年譜》並未說明姚名達是否就改編《章氏遺書》需要收錄胡適的《章實齋年譜》直接與商務印書館聯系版權事宜。1926年7月，胡適已開始出遊歐洲☆🙅🏻，姚名達與他談版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姚名達曾與商務印書館就改編《章氏遺書》收錄胡適《章實齋年譜》進行過溝通🧑🏿💻，這可能是他與商務印書館方面的第一次正式接觸👨🏿🎤，這種可能有待於有新的材料發現予以支持🎈。因無法取得胡適《章實齋年譜》版權，姚名達用一個暑假的功夫🫲🏽，另撰一種新的《章實齋年譜》附於書後，這是姚名達第一次所撰寫的《章實齋先生年譜》。
1926年7月，按照清華國學院的規定，姚名達應該畢業了🍭🍵，但他不願意離開導師梁啟超🍏，更不願意拋棄自己的學業👮🏿♂️，他說🫳🏻：“我們研究學問，最重要的是在能求進不已，有什麽畢業不畢業呢👩👩👧👦？我於畢業以後，仍擬繼續留院從事研究工作三年👨🦱。” 1926年9月🫲🏿⚽️，姚名達返回清華繼續從事章學誠史學研究🐘。為了徹底研究章實齋史學，姚名達著手對劉翰怡所刻的《章氏遺書》進行改編。費時月余，姚名達考出章學誠著作有年、月時間可考的差不多達一半以上，全部改編完成後，題為“章氏遺書”。是書🙎🏿♀️，因為采用新穎的方法進行改編，梁啟超讀後，十分贊賞🏌🏻♀️，當時即提議由他向商務印書館推薦出版，以廣流傳😍🙆🏼♀️。但姚名達認為該書尚有許多待改進之處，不欲草草問世，並未遵師囑將《章氏遺書》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姚名達第一次與商務印書館失之交臂🌘。
在隨後的時間中，姚名達繼續從事章學誠史學研究，1927年2月，姚名達將其所改編的《章氏遺書》改名為《章實齋遺著》👨🏼🦰，與《章實齋先生著作年表》一並送導師梁啟超審閱。梁啟超讀後，很高興，問姚名達說：“就交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好嗎？”姚名達答道🛗：“且須稍待時日，因《文史通義》最重要的幾篇還不知道是什麽年月所撰寫的。”因追求完備🤸🏻♀️，姚名達再次未遵師囑將書稿交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姚名達第二次與商務印書館失之交臂👳🏻♀️。
1928年6月14日🙋🏻♀️，姚名達畢業於清華研究院，這是其第三次畢業。畢業後，姚名達仍然留在國學研究院繼續研究中國史學史專題🧔🏻♂️👨🏽💼，並為梁啟超整理史籍🏰🦇。1928年6月下旬🧑🏼🤝🧑🏼，梁啟超完全辭去清華研究院一切職務，回天津養病。1929年3月5日，姚名達自北平啟程，應上海商務印書館之邀🥘，就任編譯所編輯兼特約撰述👢。關於姚名達離開清華國學院赴商務印書館之邀，《姚名達年譜》如是記載🧛🏽♂️：“先是🦾，名達既在清華研究院三次畢業，今研究院國學門又復撤銷停辦🍂，遂不得不有離研究院他去的計劃。當時江西許多中學聞訊，爭相求聘，皆婉言謝絕道💢：‘我必須得世界大圖書館工作，有書可以從事研究才行！’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何炳松聞訊，認為其誌可嘉🫄，遂推薦聘為編撰。名達亦欣然應聘🧑🦯➡️。名達既任編譯所編輯😼，於是得以遍讀館中新印社會科學各書及東方圖書館館藏古籍🕟，至感快慰。”至此⛴🧖🏿，姚名達正式進入商務印書館🪀，成為商務印書館一員。
姚名達入職商務印書館後，參加了《萬有文庫》（第一集）編纂工作，任分編纂，自1933年離開商務印書館，姚名達參與了《萬有文庫》第一📀、二集編纂工作，為《萬有文庫》的編輯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期間，其父姚舜生自江西來，與其同住🦯，一家生活全由姚名達支撐。1930年11月🛖👩🏿🦲，上海米價騰貴，每石漲至二十一元之多🧙🏽，為減輕生活壓力，姚名達為其父姚舜生謀得商務印書館標點校對《萬有文庫》第一集工作，每月可得四五十元✵，以補家用。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應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之盛情邀約👨🏻🔧👩👦👦，姚名達受聘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中國近百年史》🔦🫳🏻、《六十年來日本侵略中國史》等課程🛒。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被毀，姚名達的《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年表》等盡毀，此外，宋濂🍋🔪、劉宗周、黃宗羲🔪、邵廷采、朱筠🏊👏🏽、章學誠諸家年譜👩🏻🍼，藏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鐵箱中，多被熔化🍹。姚名達最為痛心的是，多年來研究中國史學所摘錄的資料卡片十余萬張被毀♦️，其中有他思想獨到的記載🤙🏽，有前人所未有發現的珍貴史料。
1933年😿，姚名達與楊家駱相謀離開商務印書館，《姚名達年譜》對兩人離開商務印書館有這樣的解釋：“1933年夏，約是6月👨🏼🔬，名達與楊家駱編《萬有文庫》第一、二集，發行數量既多💖💌，獲利亦厚。但主編王雲五，對待編輯待遇，十分微薄✊，於是兩人相謀離開商務印書館，各自獨立，另辦書店。”《姚名達年譜》作者王咨臣先生稱，這是楊家駱先生1947年親自告訴他的。姚名達離開商務印書館後，繼續在復旦大學任課，並創辦了女子書店，由其與夫人黃心勉共同經營🍋🟩。
雖然離開了商務印書館👋🏼，姚名達與商務印書館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1935年冬，姚名達受商務印書館之托🧏♂️，撰寫《中國目錄學史》，姚名達深感舊著《目錄學》漏洞百出，憂心忡忡，每趁課暇🙅🏿♂️，奔走京、杭各圖書館查閱資料↕️。因寫作《中國目錄學史》⭐️，須至杭州浙江圖書館查閱圖籍👮🏻，1936年10月🚂，他專門從上海移居杭州🔳，費時八個多月，完成了該書的寫作，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7年，為了躲避避戰火，姚名達舉家遷回江西𓀓，任教於江西中正大學。1942年姚名達率領中正大學戰地服務團赴前線慰問，與日軍遭遇，為保護學生，姚名達赤膊與日軍搏鬥，英勇就義，終年37歲🫡，中國學界也就此失去了一位才華橫溢的目錄學✍️、史學專家。
（作者單位：商務印書館，副編審）
轉自《博覽群書》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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