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萬有文庫》第一集第一種《目錄學》，於1933年12月版；“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第一種《中國目錄學史》，於1938年8月初版；《中國目錄學年表》出版於1940年5月。姚名達的目錄學三部書開創了我國現代目錄學的新紀元，他也成為我國著名史學家、目錄學家，“中國目錄學史的開創人”。

梁啟超先生的學術助手

1925年9月9日，20歲的姚名達走進意昂体育平台國學研究院，受業於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那時梁任公先生正想合師生之力，“共著一部空前絕後的《中國文化史》”，姚名達當即立誌著作其中“一部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中國史學史》”。

1926年4月23日，恰逢清華15歲生日，姚名達發表了第一篇論文：《清華周刊和史的意義》，他說：“史的意義鐘郁在有意義的人生”，他希望：“《清華周刊》應記載清華有意義的人生，使清華的史昭垂萬古”。

清華研究院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1926年6月25日舉行，姚名達因畢業論文《邵念魯年譜》與《章實齋之史學》獲成績優良獎學金。他幾經申請批準，一再“留校繼續研究一年”。

1927年，姚名達、儲皖峰主編的《國學月報》第2卷，發表上述二篇論文外，還有《會稽章實齋先生年譜》、《章實齋遺書敘目》、《紀年經緯考序》、《達人史話》等。

同年10月《國學月報·紀念王靜安先生專號(陳垣署)》，姚名達《引言》講到：“清華研究院教授王國維於6月2日自投昆明湖……你若想知道王國維是怎麽樣的一個人，就是本報本號的目的”，“因為他在學術上有莫大的貢獻(當現代的中國)”。同期載姚名達編《觀堂集林批校表》、《王靜安先生年表》；作紀念文《哀余斷憶》、《友座私語》。他回憶說：“吾院師生6月1日敘別會。餐前聚坐，歡聲沸騰。惟靜安先生之席，寂然無聲。……任公先生忽起立致辭，歷述同學成績之優越，而謂吾院苟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眾皆諦聽，靜安先生亦點頭不語。嗚呼！孰知先生以此時死別諸生也！”翌日暝，鐘八點，突聞王先生死矣！急奔頤和園東，會於講堂。

姚名達常搜集史料，整理聽課筆記，為任公先生之助。梁啟超說：“治學如治羹，調和五味則大廚之技，而采購剪裁之勞，亦需小廚之力焉，吾與弟子尤是也，能雖稍異，功則不可偏廢。”他回憶從1926年10月起，梁啟超扶病登臺講座《歷史研究法(續)》，無力撰稿，綿延以至於1927年5月底，“是秋以後，先生弱不能耐勞，後學不復得聞高論，而斯講遂成絕響！”姚名達繼周傳儒之後至1927年8月完成筆記整理成文。1928年3月，他接任《清華周刊》學術部主任編輯，始將該文陸續刊載完畢。1930年5月8日，姚名達更名《歷史研究法補編》並作跋。梁啟超演講，周傳儒、姚名達筆述《歷史研究法補編》由商務印書館1933年6月出版。

直到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去世，姚名達感到“明燈失去了，不得不自己摸索前進”。2月17日他參加了北京各界500多人為梁舉行的公祭，才於3月依依不舍離清華母校。但他一生始終牢記梁啟超先生的諄諄教誨，無論走到哪裏，他的書房裏總是掛著1927年春梁啟超親筆“達人仁弟屬”的照片和“集張遷碑字”聯：“小林獨石有道氣；宿墅崇蘭無俗芬。”

借史學史表現中國史學的博大精深

1929年3月，姚名達到上海，應聘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兼特約撰述，時值商務印書館編印“萬有文庫”第一編1010種，他參與編輯“國學基本叢書”初集100種。1931年9月，他26歲兼任復旦(受著名學者、教育家李登輝之聘)、暨南大學教授，後又在中國公學、正始中學、復興中學等校兼授歷史課至1937年2月。這一時期，他撰述的商務印書館版著作有：

胡適著、姚名達訂補《章實齋先生年譜》，1929年10月版(寫作本書，他為了確切掌握章學誠的學術思想，甚至連一些能反映真實性的軼事都不放過；為要找到章學誠夫婦的肖像，他冒著酷暑到章學誠的家鄉紹興尋訪，為此胡適之先生親筆“敬記”：“姚達人熱心搜求實齋傳記材料，果然訪得此像，可謂有誌者事竟成了。”)；《邵念魯年譜》，1930年12月版；《萬有文庫》第一集第一種《目錄學》，1933年12月版(人稱“萬有文庫第一本書”)；《朱筠年譜》(胡適題書名)，1933年4月版；《劉宗周年譜》(張元濟題書名)，1934年10月版，(這本書稿“一·二八”之難時，藏於商務印館編譯所的鐵箱中，“巍然獨存”)；《程伊川年譜》，1937年4月版，及商務印書館“小學生文庫”：《中國文化小史》，1933年10月版、《鄭和》，1933年10月版、《成吉思汗》，1934年2月版和《孟子》等，“年32已成書15種”。

“中國文化史叢書”第二輯第一種《中國目錄學史》是在1938年8月初版的。姚名達1936年12月移居杭州，每周回上海講課二日，1937年2月又向復旦大學校長吳南軒請辭教職，專心著述，終於搶在“七七”事變前夕完成稿本)。《中國目錄學年表》出版於1940年5月。他的目錄學三部書開創了我國現代目錄學的新紀元，他也成為我國著名史學家、目錄學家，“中國目錄學史的開創人”。

姚名達嘔心瀝血的著作文稿，長期苦心搜集的文獻資料，屢遭日本侵略者的毀滅性打擊。先是1932年“一·二八”之難，商務印書館被日軍焚毀，全國藏書最多的東方圖書館和他的寓廬也同時、同地、同樣地“化為焦土”。幾千部藏書，垂成之舊稿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年表、宋濂年譜、黃宗羲年譜、清代文字之獄等十幾部文稿及史齋收藏數以萬計的文獻資料卡片亦“片楮不存”。接著，1937年“八·一三”事變，“圖籍散失焚毀，即以棄於杭州者，亦逾萬冊之數。”面對如此劫難，他於《目錄學·自序》大聲疾呼：“讀者啊!他們毀滅我們的文化，我們應該怎樣地發揚我們的文化，給他們瞧瞧，使他們知道我們是打不倒滅不掉的呢!”並堅定地說：“商務印書館不因倭寇一炬而歇業關門，作者也不因倭寇一炬而灰心喪氣。吾家雖毀，吾身尚存；敵人雖強，怎能禁止我們另起爐竈呢？”他立即以堅強毅力，擦凈焦土，把被毀去的著作重新撰寫，盡管“搜羅之久，考索之煩，組織之難，莫不十倍於曩昔。”這充分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堅強不屈的氣概和精神。

他最大的誌願，就是為了著作《中國史學史》，擬窮理研幾，條分縷析，以表現中國史學之博大精深。他歷年苦心積累“有許多零零碎碎的小紙片，上面有許多從史書和文集裏找得到的史料，委實有前人所未發現的寶貝。還有我自己對於史學史上的各種思想，自信亦有些獨到之處，也記在小紙片上。說來真很痛心，不料在1932年‘一·二八’的後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毀了。”

1934年3月3日，他重整旗鼓撰《中國史學史講義》的自序中記述：計劃《中國史學史》有六部：第一部《中國史學通史》，1934年發表，供暨南、復旦大學講授的初稿，以供將來進一步硏究，“完成後大約有30萬字”；第二部《中國史學年表》，“在清華已經著手編著，已得萬余條。原稿僥幸未被倭寇炸毀，可以另印一書”；第三部《中國史學論文總集》，“現已錄集數百篇了”；第四部《史學家列傳》，“這部書也快成功了。”第五部《史學大詞典》，“憑一手一腦之力，也做好三千多條”；第六部《史書提要》，“已經試撰100余篇。”除此之外，他還計劃作專家和專書的研究。

但是，姚名達一生孜孜以求的、已取得相當成果的《中國史學史叢書》，又因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冠侵犯贛南，書稿文獻再遭劫難，唯《中國史學史講義·中國史學通史》油印本，6萬余字，經王咨臣先生保存至今。

抗戰爆發，他於1937年9月舉家返回江西，1938年於武寧師範學校、1939年於贛州中學短期任教，其余時間都在興國家中著述。他的著述誌向有多高、欲望有多大，有他的親筆墨跡為證：“創作別開生面，傳世不朽之人民本位之中國通史，庶幾毋負所生”(1937年7月26日)；“竊以為吾人之報國亦復若是，疆場效命，壯烈足欽；帷幄運籌，厥功尤大。中國戰史與民族英雄之作，即屬此意”(1937年9月初)；“一定要寫成一部永遠不朽的中國史學史和一部空前絕後的中國群眾史”(1938年12月1日)。他在致王咨臣的函中也這樣寫道：“向來外省皆鄙吾省文化低落，發揚之責確在吾輩。弟所以接授廳(教育廳)聘撰編江西文化史，即有斯意”(1940年4月7日)。

姚名達著《中國戰史文集·秦始皇帝統一戰國的政略和戰略》，用“蜂房史稿”方格紙，在1939年11月22日晚12點寫成，這是他現存唯一完整的史學著作親筆稿本。

“從史理學原理推斷敵軍必敗”

1940年8月，國立中正大學於江西泰和成立，姚名達受聘為文法學院教授，講授《中國通史》，並且更其名為《國史綜析》。巴怡南記述：教法悉取專題討論，上下古今，綜析觀察；究因推果，以明大勢之演變；旁征博引，以助學者之興會。尤註意民族興衰、民權伸縮、民生榮枯，而忽略帝王起居、貴族家史、個人傳記，一掃直述故事、記憶瑣屑之積習。他最初想以四百萬字成這一巨著，以求精博之極，後來偶成片段而復毀者再，故迄無定稿，他於課外更鼓勵學生研討著述，每日下午一時，為例定討論時間，同學接踵而至，他從容解答，宛轉啟發，舌敝唇焦，樂也不倦。

姚名達首創“史理學”這一學術名詞。為了研究、闡發史理學理論，他發起成立了史理學學會，“以顯考舜生先生所遺房產捐作基金，按月捐贈本人月薪百分之十為獎金，”設立中正大學“舜生、才琳史理學獎學金”。他主編了《民國日報·史理與地理(姚名達自題)》雙周刊，周刊第一期於1942年3月17日出版，刊登了他的《史理釋義》：“根據史料史書，或現狀以研究史事發展的因果關系，得一原理，可正名曰史理。研究史理基本觀念名曰史觀。根據史觀以解釋史理的基本原理，可名為‘史理學’。”此前的1939年5月，他作《從史理學與地理學原理推測今後之抗戰形勢》一文，“試以史理學原理分析當前局勢”：預測敵戰略為攻占重慶、截斷西北西南交通線和略取東南半壁等三種，“從史理學原理推斷敵軍必敗”。《史理與地理》第二期於1942年4月6日出版，他用史理學的觀點與方法，從要旨、理想、學製、目標、課時和教材等方面，評六年製中學歷史課程標準草案。這是他創設的最後一個學術專刊和最後一篇史學論文。

據王咨臣《顯微先生著述目略》（國立中正大學校刊1943年10月）記載，姚名達計劃要做的史學著作（包括已成書）分圖書目錄、中國史學史、史家年譜、史法學、通史與文化史、地方史和家史、掛表與地圖、史學大辭典、教學、其他社會科學等10類叢書，共計約140種專著。

姚名達著述一生，“壯誌未酬身先死”，多數著述未成書。後人對他的著述宏願未了而深感惋惜。姚名達在奔赴戰地服務的前夕說過一句震撼人心的話：“依我的著作事業，我是頂怕死的，可是現在，我卻不怕死了！而且要去死給他們看！”正如巴怡南所追述的那樣：“每次談起你的著作計劃，遠大的期望，縱使生命延長幾百年，也是做不了！你常說：‘時間就是生命，虛度一天，就是短促了一天的生命。’然而，假如社會人類需要你時，你便立即去為人民服務……”

（姚果源）

轉自文匯報 201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