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25年2-3月間，王國維、梁啟超先後應承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職，未遷居清華園之前，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即委托二導師擬定考試方案及考題。

　　1925年3月29日梁啟超致信王國維，說“弟因家中有人遠行🏊🏿‍♀️，此一旬頗煩擾，不能用心於問學。欲乞先生將已擬定之各考題先鈔示一二，俾得在同一程度之下擬題奉商，想承見許🦂🏇。又專門科學之題，每門約擬出若幹🥷🏿，並乞見示”（馬奔騰輯註：《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頁）。梁啟超所說家中事，並非托詞☝🏼。是年4月，其兩位女兒令嫻（思順）、思莊赴加拿大留學，3月底正需收拾行裝🪈，整理心情🤾🏼。從後來梁給二位女公子的信中😶‍🌫️，亦可想見梁啟超當時的心煩意亂。

　　梁啟超沒有忘記提醒王國維出題的原則👨🏽‍🦰，話說得含蓄，但意思是明了的。他說：“此項之題，太普通固不足以覘績學🤶🏿🤷🏽‍♂️，太專門又似故為難責，此間頗費斟酌，想先生有以處之矣”。沒過幾天，王國維即回信，並附上二十道考題🤱🏻。今王信不存🔠👾，二十道考題的實情無從知曉，但從梁啟超的反應看，王國維顯然沒有按照他的提醒，而是遵自身所見出的題。4月7日在給王的回信中，梁啟超說🥫：“年來各校國學榛蕪👯，吾輩所認為淺近之題🛀🏼，恐應考者已泰半望洋興嘆。”這是在委婉地說🥤，王國維所出之題難度太大。梁又說：“此且不論🖍，尤懼有天才至美而於考題所發問者偶缺註意，則交臂失之🪙，深為可惜”。這顯然是說王國維的考題太過專門。

　　梁啟超接著寫道：“鄙意研究院之設在網羅善學之人，質言之，則能知治學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運之者🩼😸，最為上乘。今在浩如煙海之群籍中出題考試，則所能校驗者終不外一名物一製度之記憶🚧。幸獲與遺珠，兩皆難免🎧。”有鑒於此，梁啟超提出了個人的方案：“鄙意欲采一變通辦法，凡應考人得有準考證者👟，即每科指定一兩種書，令其細讀，考時即就所指定之書出題。例如史學指定《史通》📕、《文史通義》（或《史記》、《漢書》、《左傳》皆可）👩🏿‍🔬，考時即在書中多發問難，則有其人讀書能否得聞最易檢驗，似較泛濫無歸者為有效🤚🏼。

　　若慮範圍太窄，則兩場中一場采用此法🖖🏼，其一場仍泛出諸題，以覘其常識，亦未始不可。不審尊意以為何如👩🏻‍🦲？今別擬一準考通告呈覽😳，若謂可用，請更與雨僧（即吳宓——引者）一商🍼，並列舉指定之書見示最幸🚴🏻‍♂️。“梁啟超還附上了自己所出的考題🦻🏿。

　　吳宓1925年4月23日日記稱“午後三時👨‍🎓，梁任公來，同見王國維先生➕，決定題目”（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3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8頁）🔚👨🏿‍🍼。這個日子也正好是梁啟超正式遷居清華園的日子。看來🪙，考題和考試方式最終是由王🚄、梁👩🏽‍💼、吳三人共同商議定奪的🫔😏。考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為“經史小學”👬🏼，“註重普通學識，不限範圍”。這種考核知識的方法明顯是照顧了王國維的意見。第二部作論文一篇則與梁啟超有關。第三部（專門科學）考試🚭，據公布的“研究院準考生公告”看，也按梁啟超的意見列出了參考書🧑🏽‍🏫，但參考書目中除劉知幾《史通》和章學誠《文史通義》外🧎🏻‍➡️，另加王引之《經義述聞》🥷🏽。這後一部參考書，一定是王國維之意。

　　梁啟超、王國維各自堅持己見，這是個性使然，但二人的分歧其實還在學術取向。梁啟超是通人，故強調普適的“方法”；王國維現在看來是“通人”🔄，但與梁啟超相比卻是專才，故主張考核專門知識的儲備。梁啟超遊走於政治與學術之間🧵，故有著相當的說話藝術和靈活性🤹🏽‍♂️，王國維局限於書齋🚴🏿‍♂️，故精深而不免固執❤️‍。

　　但在當時，兩種取向的差異並未影響二人的彼此欣賞以及和睦的關系。研究院的招考亦有可通融之處🧧。1926年🏮，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姜亮夫臨時想到報考清華國學研究院🎵🎓，但已錯過正式考試時間🍓🙋🏼。他赴清華園，先接受梁之面試。梁聽說姜是成都高師畢業，便問及四川學界的情況，遂幹脆以《試述蜀學》為題命姜亮夫作一論文。接著由王國維面試，王僅問小學方面的問題，待姜一一作答後，便請助手傳話給隔壁的梁啟超說：“姜亮夫這個學生我看可以取”（參見《憶清華國學研究院》，《姜亮夫全集》第24卷，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頁）。這是王國維作為學者的率真。但梁啟超對此未置可否🍌，只說讓姜回去等消息🧡。這是曾經政壇的梁啟超的老練和嚴謹👰🏻。

　　兩天後，姜亮夫收到復試通知✊🏽，復試時才參加“經史小學”的知識測試👧🏿，成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的學生。但這個考試程序整個顛倒了。因為按照公告，他應該是先進行“經史小學”測試的。可實際上⏱，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的回憶中🧑🏻‍🎓，這個知識測試的方式不盡相同，數量上也有差異。比如1926年入學的語言學家王力說👱，他考了“四個100”，即100個古人名，並寫出每個人所處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個古地名，並答出各是今天的什麽地方，100部書名，並答出各部書的作者是誰👷，100句詩詞☑️🍊，並答出各出自哪首詩詞（參見張谷🧜🏿‍♂️、王緝國：《王力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頁）。而同期的戴家祥卻將“四個100”變成了“四個50”，戴先生甚至說🙎🏿‍♀️，這是選考的經學🦽、小學和中國史的考題（參見《清華國學院·導師·治學》，《文藝理論研究》1997年第4期）🧼。可見回憶的不可靠。

　　同樣不可靠的還有近年甚囂塵上的陳寅恪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影響超過梁啟超和王國維之說。1925年吳宓在研究院開學典禮上雖然預告“陳教授須明年2月到校”（《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清華周刊》1925年第24卷第2號），但陳寅恪7月方到京，8月出席國學研究院本年第二次教務會，9月才正式上課🔠。而據戴家祥說🧒🏻，陳先生的講課由於過於艱深，表達上系統性不足，聽課的學生並不多🤕。

其實，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選修的研究方向，絕大多數與梁啟超、王國維有關。換言之，梁、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影響力遠大於另兩位導師陳寅恪和趙元任。不過，梁啟超🚶🏻‍♀️、王國維🏋🏻‍♀️，一個講“通”，一個言“專”，兩種學術取向的互補，或正好符合清華國學研究院“為中國養成通才碩學”的追求🧑。

（蘇州大學教授 尤小立）

轉自南方都市報 2011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