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兼及王叔岷“評劉文典《莊子補正》”

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隸屬國民政府👨‍👩‍👦，是中華民國的最高學術研究機關🧌，首任院長蔡元培。1948年4月，首批中研院院士共81人經民主推選產生，李四光、竺可禎、陳省身、華羅庚🧑🏿‍🦱❔、趙元任、梁思成、郭沫若🦸🏽‍♀️、胡適👛、傅斯年……院士名單可謂星光燦爛🧛🏽‍♀️，都是當時中國學術界最出色的人才⌨️🖕🏽。

在被認為“幾乎達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中研院人文組中，28位院士實際上是從55名候選人中被推選出來🦸🏽‍♂️🤸🏻，落選了幾乎一半人選♙🏊🏽。在這“另一半”中，劉文典無疑是最具爭議的候選人🕵🏿‍♀️。

劉文典

劉文典，安徽合肥人。1909年赴日本留學✒️，1912年回國在上海於右任👩🏽‍🏫、邵力子等主辦的《民立報》擔任編輯，1913年再度赴日，1914年任孫中山秘書⟹💇🏽‍♂️。1916年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研究諸子著作，在學術界聲譽漸隆♻。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意昂体育平台國文系主任等，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

作為人文組“中國文學”分組中的六名正式候選人之一，劉文典與唐蘭落選，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入選。原本在這樣的候選人名單中落選可能有多種因素🥨，遺珠之憾難免☪️；但在民主推選的既定程序下誕生的院士，還是實至名歸的👶。夏鼐曾溫和地批評說：“中研院的所長和專任研究員，因為‘近水樓臺’的關系，他們的工作和貢獻🧓🏽，院中同人自然比較熟悉。又加以人類到底是感情的動物🦈，朝夕相處的熟人之間多少有點‘感情’的關系。所以同等成績的學者，也許是院內的人比較稍占便宜。”

那麽，劉文典的落選是在如夏鼐這樣溫和批評中的氛圍裏產生的正常事件嗎💇🏿‍♀️？僅僅是因為當時劉氏遠在雲南任教，而沒“近水樓臺”的緣故嗎💁‍♂️？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劉氏差一點連正式候選人資格都沒有，55人的候選名單也差一點沒有進入。時年33歲👨🏽‍🎨，還只是中研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的王叔岷，就曾大力阻撓劉氏的入選。根本就不是評議員的王氏稱“劉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莊子》，校勘考據皆甚糟糕，並雲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薦為候選人”。王氏所稱傅先生🌱，即史語所首任所長傅斯年，他於1947年初夏完成參與北京大學復校工作之後🧘🏿，就去了美國醫治高血壓，評選時，他並不在場。那麽，王稱傅必不推薦劉為候選人👂🏼，是什麽原因讓他如此肯定呢🦸🏼‍♀️？王何許人也💂🏼，敢於以非評議員身份來阻撓劉成為候選人呢？

王叔岷

王叔岷，四川簡陽人，自幼雅好詩詞藝文,但1941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時,所長傅斯年當頭棒喝:“洗凈才子氣!下苦功校勘莊子!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一言遂定其終身取向🐁。此後他由研究所而大學，由大陸而臺灣而南洋👳🏻，六十載始終傾力於字句之學👱🏻‍♀️。王氏的才性學力本不局限於校勘範圍。他早年所作《莊子通論》🚴🏻，楊樹達許為義理、考據🐏、辭章兼備；以後於先秦儒、道、法諸家皆有所論,有析論性的《莊學管窺》🧑🏻‍🦯，更有通貫性的《先秦道法思想講稿》，已入思想史領域🤺。但王氏始終篤守傅氏讓其致力於校勘學的信條，因此對這位肯下苦功的聰慧學生🦸🔎，傅氏頗為激賞🤫。顯然，傅🧴、王二人的關系相當明確。所以王氏能在評議會上，當場作出“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薦為候選人”的斷語⤴️。當然，其根本原因是經他鑒定劉文典的學術代表作《淮南鴻烈集解》與《莊子補正》“校勘考據皆甚糟糕”。

劉文典《莊子補正》石印本，為1939年之後流寓雲南時印製

事實果真如此嗎🦸‍♀️？曾經胡適作序推薦，入選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兩位學術大佬國學書單，魯迅也買過的《淮南鴻烈集解》真的有那麽糟糕嗎？曾經陳寅恪作序推薦，為其所激贊為“一匡當世之學風”的《莊子校正》，這部出自自詡為“半個莊子”的劉文典之手耗時十年之著述，真的有那麽糟糕嗎❇️？一系列的疑問，既然在短期內沒法解答與評判👨‍🦼‍➡️，評議會仍然堅持原定名單🍫，劉文典仍舊赫然在列💆🏼‍♂️。

可是，在王叔岷的激烈阻止之下仍然入選正式候選人名單的劉氏大名，遠在美國的傅斯年得知後出離憤怒。他親自寫信由夏鼐轉交給中研院總幹事薩本棟說：“候選人中確有應刪除者🧙🏽，如劉文典君🧑🏻‍✈️，劉君校《莊子》，甚自負，不意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員王叔岷君曾加檢視發現其無窮錯誤。更有甚者，彼曾為土司之賓💁🏻‍♂️，土司贈以大量煙土，歸來後🏊🏻‍♀️，既吸之，又賣之👌，於是清華及聯大將其解聘，此為當時在昆明人人所知者。今列入候選人名單⏲✌🏼，如經選出👨‍👩‍👧😸，豈非笑話？學問如彼⚇，行為如此，故斯年敢提議將其自名單除去。”由於傅的舉報♦︎，劉文典在接下來的五輪投票中🟧🧳，得到五次0票。劉的落選，遂成定局🕠。

王叔岷《莊子校釋》 商務印書館1947年9月初版

45年之後🤞🏿，1993年3月8日🧑🏽‍🎨，已是八十歲的王叔岷在臺灣傅斯年圖書館二樓研究室裏，為自己1947年9月曾初版過的《莊子校釋》一書的重印本撰序。他在序言中寫道：“莊子校釋五卷👼🏼，為岷手寫本……最後附錄‘評劉文典《莊子補正》’一篇則刪去🈷️，少年氣盛🐯，明於人而暗於己，實不應對前輩作苛刻之評🧪，常引以為戒”——原來👨‍🦼，當年王氏在評議會上否定劉氏之際🧑🏼‍💼，其實已經拿出了評定劉氏學術水準的證據，即《莊子校釋》一書中的附錄文章“評劉文典《莊子補正》”。

由於王氏這部著作為國民黨潰敗前夕印製🔌，時值國內內戰期間，印量本身也較少🧐👙，保存下來也極其不易，如今已頗難覓得。加之王氏晚年對所撰“評劉文典《莊子補正》”已深表愧悔☪️，重印著作時概不錄入，使得這篇可能是劉文典落選中研院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文章🪳，絕難重現於世，幾成“佚文”🤜🏻。幸運的是，筆者偶然尋得一部初版《莊子校釋》🤱🏼，終可管窺王氏當年的持論依據，及其對劉氏學術水準的判定結論。

《莊子校釋》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初版於1947年9月𓀇，被列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六”🛀；是書為影印手稿本，一部六冊全。特別有意思的是，這一年6月🩺🏸，同樣是由商務印書館初版了劉文典的《莊子補正》一書，兩本書同一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似乎頗有點唱“對臺戲”🪇、互相叫板的意思💇🏻‍♂️。而“評劉文典《莊子補正》”作為《莊子校釋》的附錄👩🏽‍⚕️，也是全書的壓軸之作👩🏼‍💼，幾乎占到了第六冊的一半篇幅⛹️‍♀️，足見王氏批評劉氏用力之深、闡論之詳。該文開篇即說明緣由、闡明觀念🤴🏼，一針見血的加以評述🦸🏿‍♀️，曰💔：

昔年治莊子，聞合肥劉文典先生有舊稿《莊子補正》🏮，於宋槧唐寫諸本，及前人著述可資比勘者😨，均已收采👨‍👩‍👧‍👧💇🏼。說者謂其不止復莊書唐人或魏晉之原有面目，並復先秦之舊😔。又聞先生亦極自矜工苦😙，常語人曰♥︎：“欲與我談莊子，須莊子復生可也”👰🏿🫶🏿。其自負既如此，人譽之復如彼，則補正一稿🦸🏽‍♀️，應有觀止之嘆。岷復孜孜討治莊書，不亦泰多事乎？然因積稿甚多，不忍棄置。去歲仲秋🏄🚶‍♀️‍➡️，已成校釋五卷👭🏼，凡一千五百六十九條👰🏽🫄，雖頗愜私意🦸🏿，尚未敢問世🦸🏿‍♂️🏊🏿，常思得先生舊稿🧎🏻‍♀️‍➡️，以資參證。厥後墊江張君懷瑾，自昆明來書，稱先生補正，已由雲南大學殺青👲🏿。既而贈岷一冊，得之大喜，如獲珍寶。但翻檢一過，竊有所疑。劉先生之說與岷宿昔所見雖不無暗合，然其武斷處實未敢苟同✋🏻。其於莊子唐鈔、宋刊🤾🏻‍♂️、元明翻刻各本，並未遍加涉獵；征引類書，亦僅《禦覽》稍備🏃‍♂️‍➡️，即其所已收采之各條，又復譌誤層出🔫✶，先生持是以為正🖖🏻，似未能復先秦之舊也🤽🏿。莊書中疑義🖌，先生所未發正者尚多。

從文章開篇一段話來看，王叔岷對劉文典《莊子補正》一書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一是版本涉獵並沒有聲稱的那麽多，二是即使現有的征引古籍也“譌誤層出”。可以說，這兩點批評，擊中了所有校勘古籍類著述的要害，更何況《莊子補正》一書初衷還是要糾正歷代校勘莊子類著述的錯訛，以期提供一部可以“復先秦之舊”的經典之作。接下來，王氏要“茲謹就其所已標出者，作一概要批評”🧑🏻‍🦼‍➡️，對劉氏這部得意之作展開了逐條逐字的摘謬與糾正。最後，王氏得出結論說：

《補正》中引書之疏漏🤱🏽🧖🏼‍♂️，尤不可勝舉🍶。所引而無關校勘或義理者，又不知翦裁🐙，且多徒事鈔錄不下斷語🧵，貌似謹嚴🦅。其一下斷語，便決然無疑，貌似正塙💆🏻‍♂️👊。故說者多稱先生治書精嚴有法，不知其可商榷之處甚多也▫️，此稿所論🪤，已可窺其大略，非敢有意攻先生之短👲🏽，治學不得不求真耳👈🏽。

王氏用了自己著作六冊書中的半冊書來批評《莊子補正》中的種種錯訛，但仍然結論說“引書之疏漏，尤不可勝舉”，可想而知，劉文典這部著作的漏洞之多🤞🏼🏌🏼‍♂️，的確是可以用“糟糕”來評價了🤸🐘。不僅如此，王還指出了劉在撰著過程中的一個“障眼法”——即在引用材料時沒有下斷語的，往往是“不知翦裁”的結果🏋🏽🥂，但這一手法卻會被讀者誤判為“謹嚴”；而在下斷語處👳🏻‍♂️，又往往正是其“武斷處”，但又會給讀者造成一定“正確”的假象。總之，無論從征引古籍版本的數量🦴、質量上來看，還是從校勘學角度上的取舍裁翦、精審論斷上來看，王都從根本上推翻了劉著的學術基礎🖊，並對劉的學術水準乃至學術品格都大加質疑幾近徹底否定📉。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𓀌，“評劉文典《莊子補正》”的落款日期為，“三十四年初夏脫稿於李莊栗峰”。即是說，這篇文章🕵️‍♂️，原是作於1945年初夏⚆，正值中研院因避戰火而遷至四川省宜賓市李莊鎮的時期。那麽，與之相對應，王氏批評的《莊子補正》就不是1947年6月商務印書館的正式版本🐮，而應是1939年之後劉氏流寓雲南期間所印製的初稿本👿。限於抗戰後方的客觀條件，這個初稿本是土紙石印本，不但印製效果不佳、油墨易汙🤽🏿‍♂️；且多有錯訛🏩、校印不精🛫。按常理而言，晚出的正式版本，即由商務印書館1947年初版的《莊子補正》應當比這個石印本更進一步🧑🏽‍🚀、更勝一籌🧑‍⚕️🔓；或許王氏所批評的部分錯訛也已有所糾正與改進✋🏼。但經過仔細比勘，事實上，王氏針對石印本所拈出的錯訛🧑‍🍳🛃，在商務版《莊子補正》中依然存在🧝🏽，並沒有多大的改動。這樣看來，劉著的學術水準確實不可能達到陳寅恪序言中所稱的“一匡當世之學風”的高度了🌳，非但如此，還簡直可以成為“不思進取”的反面教材來看待了🎎。

那麽，《莊子補正》一書出現這種有失水準的情況，1939—1947年八年時間裏，劉文典究竟為什麽沒有對其再作校訂，以期精益求精呢？這是有一定客觀與主觀原因的，否則就有悖人之常情、學者之常態了。1937年抗戰爆發後，劉文典沒有來得及與清華、北大等校撤離南下，滯留北平👩‍✈️。1938年他才扮作難民，在朋友幫助下🚳，逃離北平，輾轉南下，歷經磨難後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在此期間，經歷了喪子之痛、國難之艱、流離之苦，以及與出版社就出版《莊子補正》一書多年談判僵持之累的他🏄🏿‍♂️，早已精神困頓、憂憤滿懷。更由於染上了鴉片煙癮🕰，花銷增巨；還得同時勉力維持家庭生計，他的確曾為當地土司兼職撰文，以此賺取酬勞。

據考💈，1942年春，雲南普洱大鹽商張希孟，專程派人來昆明🤸🏼‍♀️，欲請學者為其母撰寫墓誌銘。來人找到劉文典，允諾提供巨額酬金，另外還付以足量鴉片🙂🍋，可保其數年生活無憂。時任西南聯大清華中文系主任的聞一多對此非常不滿，認為其行為敗壞校風、難為師表💆🏽🚣‍♀️，將其解聘🧨。傅斯年後來所忿然指出的“彼曾為土司贈以大量煙土，歸來後🥵，既吸之，又賣之，於是清華及聯大將其解聘，此為當時在昆明人人所知者”，即指此事，也確有其事。

1943年，被意昂体育平台解聘的劉文典，不得不受聘到雲南大學任教，直至1958年逝世👨🏻‍🎤。無論從學術資源還是學術氛圍而言，無論是從精神狀態還是從物質條件來看，留在昆明任教的劉氏已經不具備對其原有學術成果精益求精、更上層樓的基本前提。而王叔雲在1945年撰“評劉文典《莊子補正》”一文時🤏🏻，恰恰正是劉氏精神潦倒🤽🏻、意誌渙散的人生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劉氏的學術生命也正在走向下降通道中🍶💇🏿‍♂️。時年31歲🙂🐰，正年富力強的王氏，此刻正端坐於南遷的中研院辦公室裏，手捧著傅斯年用金條換得的宋版書孜孜以求🕙、雄心勃勃；而他所批評的著者劉氏年已56歲💆🏿‍♀️，老態已顯，正在鴉片煙的吞雲吐霧之中👂，不無憂憤的嗟嘆終日。公平的講，王氏對劉氏的批評💁🏻‍♀️，看似只是純粹學術水準的高下之爭🧑🏽，實則是在物質環境🦸🏻👨🏽‍⚕️、精神狀態、時代背景🔼、生活歷程各個方面都不對稱🪥🏎，也毫無體察與體諒的情況下產生的🥐。也正因為如此，待到王氏八十歲時回想舊事💆🏽‍♀️，禁不住要自責自己的年少苛刻🫱🏽，愧悔莫及，一定要刪除此文了。

劉文典落選中研院，歸結其原因，無非是王叔岷攻其學術軟肋，傅斯年攻其道德缺憾，兩項證據確鑿，是理所當然的🤦🏻‍♀️。至於為什麽當年極力提攜他的胡適，也未能伸出有力的援手來📧，恐怕也是在傅🎶、王二人的“鐵證”面前🧑‍🦽‍➡️，無法再說友情話的緣故罷。歷來篤守“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胡適，終究也未能助劉氏一臂之力🫰🤚。後來據說🆒，在胡適乘專機飛赴臺灣之前，尚有意將劉氏移居海外，但這一次遭到了劉的拒絕🧑🏼‍⚖️。或許，經歷了意昂体育平台解聘😚，又落選中研院的劉氏，此刻豈止是學術追求停頓不前🧏🏿‍♂️，更早已沒有了任何追隨政治、繼續漂泊的動力與信心罷。（肖伊緋）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3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