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研究院部分教師👩🏿🚒:前排🗄:從左至右分別為李濟、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後排👩🚀:從左至右分別為章昭煌、陸維釗🧑🏻🍳、梁廷燦🏙,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與陳寅恪四位學者共同被稱為“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 清華第一個研究機構(院)當是清華學校時期的研究院👨🚒,即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院成立於1925年🗒,到1929年結束歷時四年。吳宓為首任研究院主任🤟,但1926年3月吳宓即辭職,主任職務由校長曹雲祥“兼理”;同年5月由教務長梅貽琦“兼管”院務🫏🌞。國學研究院與大學部、舊製留美預備部組成當時清華學校三個相對獨立的教學單位🤟🏼。國學研究院招收大學畢業及同等學力的學生🩳,主要研究中國經史古學👨🏿🦳,培養各級學校的國學教師以及終身從事學術研究之人才。 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就提倡“用西方科學方法”研究“本國固有文化”,北京大學於1921年創建了研究所國學門。自清華建校之後,屢被指責忽視中國文化和國情知識的研究🤹🏻♀️。梁啟超就曾說:“清華學生除研究西學外,當研究國學🧏🏿🙋♂️,蓋國學為立國之本,建功立業🌥,尤非國學不為功。”同時🧚🏿,前期出洋留學歸來者也認為“雖把留美作為入清華的目的,可是留美已不是最終目的了”。在學校方面,也是認為中國造就領袖人才為清華教育的方針,並且鼓勵學生研究國情🤜👨🏿🍳。於是,1925年2月,校長請吳宓任研究院籌備主任,開始籌建國學研究院。 吳宓在《清華開辦研究院旨趣及經過》一文中指出:“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詳見曹校長所著《西方文化與中國前途之關系》小冊中……曹校長之意⬛️🧖♂️,約分三層:(一)值茲新舊遞嬗之際,國人對於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後可以采擇適當,融化無礙;(二)中國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經濟💁🏽✮、哲理學),須有通徹之了解,然後於今日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鹹宜🧍;(三)為達上言之二目的⛹🏼♀️,必須有高深學術機關,為大學畢業及學問已有根柢者進修之地🤷🏼♂️,且不必遠赴歐美,多耗資財,所學且與國情隔閡。此即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同時,還提出研究院的研究方法及內容💽:“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註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實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總之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的主導思想⛹🏻♂️,就是要吸取中西方文化之精華🩸🦙,融化闡發以創新,其主要宗旨是“以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 國學研究院主要招收對象,除“國內外大學畢業者或具有相當之程度者”外🏰🍠;還有“各校教員或學術機關服務人員💕,其有學識及經驗者💬;各地自修之士🤾🏼,經史小學等具有根柢者”。學生經錄取後,須按期到院,常川住宿🕴🏼,屏絕外務🟣,潛心研究🤱,篤誌學問,尊禮教授,並不得有逾越行檢🚵🏿♀️,妨害本院之行為。研究期限以為年為卒🥀🍚,但遇有研究題目較難、範圍較廣,而成績較優者🚒,經教授許可👩🏿🏭,可續行研究一年或二年。研究院四年間共收四屆,錄取74人;除有2人退學和4人病故外,實際完成學業68人。他們後來有的執教於大中學校🏋🏻♂️,有的任職於文化學術機構😻,都在為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而盡心盡力。 研究院在教學上註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致使學生與教授關系非常密切。而學員在此短期內,於國學根底及治學方法均能確有收獲。為此研究院聘請宏博精深、學有專長的學者前來任教。於是就有了著名的“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他們就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學者;另外還有一特別講師李濟。教師與學生之間主要教學活動,是通過普通演講(即課堂講授)和指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的方式來進行。比如:王國維的普通演講有“古史新證”、“古今文字”、“尚書”、“禮記”等,梁啟超有“中國通史”、“歷史研究法”🥂⁉️、“儒家哲學”、“讀書示例——荀子”等🧑🏿🌾,陳寅恪主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梵文——金剛經之研究”𓀊、“高僧傳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識十二論校讀”等,趙元任有“方言學”、“普通語言學”、“中國音韻學”和“音韻練習”等;李濟主講“人文學”、“人體測驗”和“考古學”。從他們所講授內容來看,無不是各自之研究精華👩🏽🍼,正所謂“出其平生治學之心得🪐,就所最專精之科目講授之”。每屆學生入學後𓀁,各教授都要用自己的親身體驗向學生進行學習和選定研究題目的指導🧑🏼🚀,以助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誌向興趣學力之所近”,去自主地選定自己的學習方向和研究課題👩🏻🎤。這種方法啟動了學生學習和研究的積極主動精神,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 研究院師生勤於研究,著述甚豐,成果多發表於自己所辦的刊物上。研究院的出版刊物主要有三種:(一)教授主編之叢書,比如王國維的《蒙古史料四種校註》、陳寅恪的《大寶積經論》、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李濟的《西陰村是前的遺存》等;(二)《國學論叢》,到1929年3月共出版二卷六期🎨🌵,內容除本院教師之著作外,凡學生之研究成績,經教授會同審查,認為有價值者及課外作品之最佳者⚖️,均予登載🕧,比如刊載有吳其昌的《宋代之地理史》、周傳儒的《中日歷代交涉史》、劉盼遂的《說文漢語疏》等👳🏽;(三)學生主編的《實學月刊》,他們本著“經以明聖賢之心,攻諸史以尋治亂之跡🪦。匯百家之學🎙,集萬國之觀……洽於古今🦪,通乎中外”的宗旨,前後共印行六期,這些學生的著述,受到校內外學人的矚目。其中代表性著作如⛹️♂️:高亨的《韓非子集解補正》🛂🤟🏼、吳其昌的《三統歷簡譜》、王鏡第的《周官聯事考》等等🟥。這些研究成果以及對我國國學研究的貢獻,都大為可觀和令人稱道。 1929年6月,國學研究院第四屆學生畢業之時,也意味著清華國學研究院正式結束🧑🏼。關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的原因甚多🧚🏻♂️,比如:失去王國維👰🏽♀️、梁啟超兩位教授,大學部與研究院學生之間的利益沖突等。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校內資源分配沖突,即大學部與研究院學生利益之間的沖突🐹。1928年,國民政府委派羅家倫出任校長。在羅到職前,清華學生會成立了校務改進委員會,在教師的支持與幫助下,推派代表帶著改進意見書赴南京與羅進行談判。當時提出了八點意見,其中第五點就是:“停辦國學研究院,從速籌備大學畢業院👩🏿。”所以,羅家倫在1929年清華畢業典禮上致辭時說:“這次畢業共有三班,大學部有八十四人畢業🤥,這是第一次;留美預備部有三十七人畢業,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國學研究院的同學⛹️,這也是最後的一班。”這就等於正式宣布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結束。 雖然國學研究院僅辦四年🛀,但是其研究之成果頗豐🕕,並對我國國學研究產生了極大影響。在研究院學習的60余位學生畢業後🎗,大部分奮鬥在教育戰線,他們對於中國文化的教學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國學研究院的研究和人才培養⚔️🦹🏻♂️,是清華建校以來在國學研究和人文教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