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7月30日👨🦰🤸🏼，是錢穆先生125歲誕辰🧜🏽♂️。特轉載《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9月14日出版的第446期封面文章，以為紀念。
《詩經》：“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
在“求新求變”的時代洪流中，這位一代儒宗發出了橫而不流者的最強音
1938年🧭，雲南蒙自，西南聯大文學院在此地落腳👩🌾。日本並吞中國的野心，令戰爭席卷中華大地。敵我力量懸殊這一現實，使一群當時處於中國最頂層的知識人🧙🏼🦸🏼♂️，感覺到中國可能有亡國之虞🧑🧑🧒🧒。
距此大約三百年前，滿人入關🎖🍡，明代學人目擊世變👰🏻♂️，開始思考如何存續中國固有的文化👧🏻，於是後人記住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物。日軍侵華，令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之人✅，在困窘與恐懼中思考中國該何去何從。
錢穆就是其中一員。與他有同樣心情的🧑🏻🏭，還有陳夢家。
錢、陳二人結緣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前📓🤱，錢穆到燕京大學兼課，陳夢家恰好在燕大讀書，來選錢穆課，喜歡上了上古先秦史🧱🤍。盧溝橋事變後，北平學人紛紛南下避難，陳夢家來到意昂体育平台教書，成了錢穆在西南聯大的同事。
陳夢家最初以新文學知名✈️，是新月派詩人🤷🏼，引領一時風潮🛌🏽，後來專註於古文字學🍄🟫👩🦯➡️、古史學的研究。他與夫人趙蘿蕤的故事🛢，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趙蘿蕤是燕京大學校花，追求者眾多，而她獨獨欣賞長衫落拓的美男子陳夢家，兩人終結連理。夫婦二人好交遊，在西南聯大時是教授們喜歡結交的人物➗，而他們又特別喜歡與錢穆過從。
一本石破天驚的書，就緣起於陳夢家與錢穆的閑聊。
秋風不用吹華發，滄海橫流要此身
一日，在錢穆住處旁邊的草坪上，陳夢家對錢穆說：“先生寫一本中國通史教科書吧。”對於這個建議🆕，錢穆拒絕了，他認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後大可仿照趙翼《廿二史劄記》的體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寫長篇來論述，至於那些所知不詳的則不涉及👩🏽🎤。
陳夢家反對→，理由是錢穆這個想法只是為一己學術地位而計，只是令有誌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為全國大學青年計，亦未為時代急迫需要計。先成一教科書，國內受益者其數豈可衡量✊！”
錢穆認為陳夢家言之有理，但表態說此事還得再想想。
又一日，兩人依然在這片草地上聊天，陳夢家向錢穆確認此前的建議。錢穆采取“拖”字訣🚵🏻♂️，認為此事體大𓀔，希望日後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慮撰寫通史之事。
陳夢家不同意🚵🏻♀️，說：“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興趣廣，門路多，不知又有幾許題材湧上來，那肯盡拋卻來寫一教科書？不如今日生活不安🧑🏼🔧，書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之，豈不駕輕就熟，而讀者亦易受益。”
錢穆終於被這位27歲同事的嚴肅建議打動👩🏽🚒👆🏽，當即答允撰寫一本中國通史。陳夢家很高興，但擔心錢穆變卦⚱️，再次強調說：“先為全國青年祝賀，請先生不要改變今天的承諾！”
以上兩番談話，催生了《國史大綱》👩🏽💼。這可能是錢穆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在此書出版之前，錢穆將書中引論發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上👨🏽🔧。文章裏，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中國古代專製黑暗”👡、“古代中國民無權、國無法”等說法，主張“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製”。
文章一經刊布，立刻震動學界。
歷史學家、雲南大學教授李埏（1914-2008年🍂，雲南路南縣人）是錢穆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他回憶說👳🏻，“大西門外有一個報紙零售攤，未終朝👨🏻🦼➡️，報紙便被聯大史學系師生搶購一空。一些同學未能買到，只好借來照抄🔚。下午，同學們開始三三兩兩地聚集小茶館裏或宿舍中，討論起來。此後數日🔠🥣，大家都在談論這篇文章。據聞，教授們也議論開了，有的贊許🐝，有的反對，有的贊成某一部分而反對別的部分……聯大自播遷南來👳🏻♀️，學術討論之熱烈以此為最。”
陳寅恪很欣賞這篇文章，對前來昆明的史學家張其昀說，“最近這裏的報紙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讀𓀝🤵🏻。”張其昀問文章題目。陳寅恪答🤸🏼♂️🏮：“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
《國史大綱》並非猝然成書。抗戰爆發前，錢穆就已經在北大講授中國通史課。這門課起初由幾名教授各承擔一部分👭，後來變成錢穆一人獨力講授🙅🏿♂️。史學家吳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讀書時上過錢穆的通史課✦，他回憶🛍，錢穆上這門課時熱情飽滿，即使是在嚴寒的冬天✍🏼🧊，也經常擦拭額頭上的汗🧾。
在西南聯大，錢穆隱居在雲南宜良的巖泉寺，根據多年的講義撰寫《國史大綱》。與此同時🧑🏿💻，他每周還要坐5個半小時的火車，從宜良去昆明，下車後再坐一個小時的人力車趕到西南聯大為學生上中國通史課。盡管如此奔波🕕，他從不缺課👨🏼🚒，極少遲到。有次因為火車晚點一個小時🧏，遲到了20分鐘，二百多名學生原地安靜等他到來——當時學校的常見情況是，如果鈴聲響後幾分鐘內老師還不來，學生就會離開課室🫅🏽。有學生問錢穆為何不提前一天來昆明👩🏿🦲，這樣就不用趕得那麽辛苦。錢穆說，寫作所需的書籍資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來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寫作。
錢穆的弟子嚴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說🫲🏽，“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錢穆的文筆🔭，看《國史大綱》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節選）
著名的“溫情與敬意”論，就出自這裏🧓⛪️。《國史大綱》出版後，錢穆在重慶等地進行了多場演講♗，闡揚傳統文化，激勵軍民抗戰士氣，聲譽日高➛👩🏻🦽➡️。嚴耕望感嘆，“國家多難🧚🏻，書生報國，此為典範👨🏼🚒，更非一般史家所能並論⛓️💥。”
公元1232年🏫，蒙古軍圍攻金國都城，42歲的金國孤臣元好問，親歷這一巨變，寫下千古絕唱《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其中有兩句詩是，“秋風不用吹華發，滄海橫流要此身”，意思是說🧵，秋風不用吹拂我的華發，在這個艱難的時勢裏🧚🏻♂️，正需要我這個人👩❤️👨。國家蒙難👎🏿，元好問決意修史，保存國家命脈📰。後來的《金史》，不少內容就根據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年，錢穆也與元好問寫“滄海橫流要此身”時一樣☠️，都是42周歲🫀。與元好問不同的是，錢穆除了著述之外，還反復告訴當時的國人：中國必不亡，抗日戰爭必定取得勝利𓀒。
世道人心
在《國史大綱•引論》裏，錢穆梳理了近世史學界的三種流派→：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他這樣說“考訂派”：
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巖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文中沒有點名，然而讀者一眼就能看出說的是胡適、傅斯年等新文化運動領袖主導的新考據派🫵🏽。這是當時史學界的主流學派，有著重視考據、主張專題研究🧏🏽♀️、騖趨新材料等特點，同時鼓吹西化中國🫸🏻。
錢穆對這股學風的不滿，在抗戰爆發前就已表露出來。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他就寫道🧘♀️：“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汙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件’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
在《論語新解》裏🙎🏿♂️，錢穆解讀孔子所說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者，不出兩義💓：一則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則專務章句訓詁🔆，而忽於義理🏂。”
都在強調著述要有益於世道人心。事實上🔙，錢穆在治學上主張考據與義理並重🔊，並不反對考據，他反對的是不以義理為歸宿的考據🖇，“考據之終極，仍當以義理為歸宿🆙，始知其所當考據之真意義，與真價值💇🏼。”（1955年《新亞學報》創刊辭）
時賢對《國史大綱》有贊譽，自然也有不認同。該書付印後🤽🏼，史學家張其昀在重慶見到傅斯年，問傅對這本書的意見🤧。傅斯年答：“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並表示：錢穆屢屢言及西方歐美，但他的這些知識盡從讀《東方雜誌》得來。張其昀問：“你既然不讀錢穆一個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詳細🚄？”傅斯年不答。
此外🧑🏽✈️，錢穆在書中表現出來的保守主義立場，也引起左傾學者的不滿。聞一多公開在報紙上罵他“冥頑不靈”👩🎓，聯大左傾教授一時視錢穆為公敵🧏🏿🧔🏿♂️。錢穆不以為意，在聞一多遇刺身亡後👱🏻，還特意到其遇難之處憑吊。
學生也有反對。學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聯大學生🧔🏽♂️，曾上過錢穆的課，他在《上學記》中回憶說，“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裏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裏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麽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
這也是蔣夢麟的看法👱🧔🏻♂️。蔣夢麟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1930-1945年在任），內戰後離開大陸。1960年代，錢穆赴美國講學，故人重逢🔳。蔣夢麟說🖱：“我已經讀你的《國史大綱》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書說古代的優點太多🪧👨🏻🦯➡️，說缺點很少。”錢穆反問：“書中所寫的優處，有沒有不妥當的地方？”蔣夢麟答：“沒有。”錢穆說：“既然沒有🙍🏿♂️6️⃣，那就無妨。如今國人喜歡批評中國舊傳統👁🗨，卻絕口不提優點♗，我的書可以矯正這個偏頗。你覺得如何？”蔣夢麟點頭稱是♗✅。
這個回應，可說是錢穆關於《國史大綱》的夫子自道，也是他書生報國的用心所在。抗戰期間🦦，甚少評論時政的他一改前轍，在報刊撰文論政。在1941年10月《思想與時代》月刊第3期上🚌，他發表題為《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的文章說：“我國自辛亥革命前後，一輩淺薄躁進者流，誤解革命真義🧄🧑🏻✈️，妄謂中國傳統政治全無是處，盛誇西國政法🪀，謂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種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懸絕🙆🏽♂️。彼輩既對傳統政治一意蔑棄，勢必枝蔓牽引及於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之全部🛒👩🏿🦳。於是有‘打倒孔家店’🧑🏼🦱、‘廢止漢字’𓀜、‘全盤西化’諸口號，相隨俱起。”矛頭指向了新文化運動☆🏋🏽♀️。
抗戰期間🩰，人在美國的胡適⚜️，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記裏說👩🏼🍳：“這幾天讀張其昀君借給我看的《思想與時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極權的態度亦頗明顯🤾♀️😦。”
在一個求新的時代裏，錢穆以峻絕之姿👷🏼👩🏻💻，為“舊中國”說話💇♂️🫅🏽、批評主流學派，學界為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經被人視為主流學派的一員。
從中學教師到北大教授
起碼張君勱（1887-1969年🛳，學者🐡、政治家）是這樣認為的⚜️。
錢穆與張君勱相識於抗戰前，張君勱第一次見面就勸他🧞：“你何必追隨胡適做考據🤽🏿♂️，不如我們一起做政治活動，這樣對時局會有大的貢獻💇🏻♂️🫶🏻。”錢穆敬謝不敏🚀：“我不是專門從事考據工作的，也不擅長做政治活動，恕難追隨。”
張君勱的誤解💅🏼，可能代表了當時的人對錢穆的粗略印象，因為錢穆以考據成名。
1929年🛀🏻，顧頡剛回到家鄉蘇州，拜訪了時為蘇州中學國文教師的錢穆，借去了錢穆正在撰寫的《先秦諸子系年》手稿👙。回家讀了之後🏕，顧頡剛認為，錢穆已經不適合再在中學教書了😟，便推薦他到中山大學任教。
命運轉折點來了👳🏼♂️。錢穆把消息告訴了蘇州中學的校長汪懋祖。汪懋祖說：“你到大學教書是遲早的事，而我還有一年就要離開蘇州中學，你能否與我共進退，再在這裏留教一年🙋🏼♀️？”
錢穆聞言🦻🏼🧑🏿🍳，決定先不離職，推辭了顧頡剛的推薦❔。但他和顧頡剛的緣分只是剛剛開始。1930年，顧頡剛主持編輯《燕京學報》，向錢穆約稿🈵。錢穆寄去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
這篇文章以細密的考證，駁斥了康有為關於漢代學者劉歆偽造《毛詩》、《周禮》、《左傳》等古文經的說法，解決了今古文經長期以來的紛爭👩🎨。當時的北平高校，都遵從康有為的學說，錢穆此文刊出後，各高校的經學課為之停開。
值得一說的是🚱🛷，顧頡剛相信康有為的說法，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無疑是向顧頡剛發難。然而顧頡剛非但將之刊發💘，還推薦錢穆到燕京大學做國文教師。這種胸懷，令晚年的錢穆回想起來，仍感佩不已。
1930，錢穆到燕京大學任國文講師，剛進學校，他就展現出了強烈的“中國意識”🕵🏻♂️。有一次，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同事，錢穆以初來乍到的身份🩶，向校長進言：我一向聽說🧚🏿♂️，燕京大學是教會大學裏中國化程度最高的，現在看來是徒有其名，因為我一進校門就看到M樓🥸、S樓🤾🏽，所謂的中國化在哪裏呢，建議改用中國名字。
滿座為之默然🧗🏻。後來，燕京大學專門召開校務會議討論這件事🤙🏼，最後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把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其他建築以此類推📒。至於校園裏那個景色秀麗的湖應該用哪個名字♡，大家爭論不休👩🏼✈️，最後定為“未名湖”——1949年後，燕京大學被撤銷，北京大學遷到燕大，自那以後，未名湖成為北大的代稱。
不久後，顧頡剛向當時的學界權威胡適寫信🐹，推薦錢穆到北大任教：
聞孟真（傅斯年）有意請錢賓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噓。我也問過賓四👨🏽🍼，他也願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我能教之功課他也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無流弊也。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
由於《劉向歆父子年譜》聲震士林，再加上顧頡剛的推薦⛹️♂️，1931年錢穆得以到北京大學歷史系正式任教🕤，進入了當時的中國學術中心。以中學肄業生的學歷🫛、中學教師的身份，進入中國最有名氣的學府並成為名教授，與其說錢穆創造了傳奇，不如說是他自身實力的自然展現。
1912年🤘🏿，17周歲的錢穆執教小學🅿️，開啟了一生的教學生涯。這位個頭不高、雙目炯炯有神的無錫人，少年時期就在讀書上展現出驚人的生命力。這股力量首先表現在自我控製上🧑🦯➡️🚠。有一天他在讀《後漢書》時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國藩家書》來做🚣♂️，然而曾國藩教人讀書🙍🏻♂️👨🏿🦲，務必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自己卻是隨意翻閱😆🛌🏻。經過這番反省🧑🦳，錢穆此後每看一本書，都要求自己必須通體閱讀完畢⛑️🧏🏻，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終生恪守。
在中學讀書時🍜，他染上了吸煙的習慣。做了小學老師後，碰到課本有篇關於戒煙的文章🏊🏼，他跟學生說：“老師已經吸煙上癮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你們年紀還小，一定要戒煙。”下課後🧑🧒🧒，他突然覺得這一堂課上得極其無聊，自己作為老師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學生做到？於是斷然戒煙💃🏽，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離開大陸前夕才復吸𓀗。
在外部環境方面🧙🏿♂️，錢穆可謂得天獨厚。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時，老師中就有後來的史學大家呂思勉💽。呂思勉很欣賞這位學生。一次考試，錢穆非常喜歡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題目，答起來忘乎所以，不覺考試時間已到◀️，而他只做了這一條題🧑🍼。試卷一共有4道題⚗️💡，每題25分。交卷後🦀，幾名同學偷看呂思勉改卷。按常規操作👨🏽💼，老師改卷只需要給分，不需要加批語。然而改到錢穆的答卷時，呂思勉用鉛筆不斷地在試卷上寫批語𓀚，寫了一紙又一紙🍈🛴，最後嫌削筆麻煩，幹脆把鉛筆劈開兩半，讓鉛條可以隨手抽出，以便快速書寫🙏🏼。成績發布後，只答了一道題的錢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錢鍾書之父錢基博🚳，也是從小學教員一直做到大學教授。他年長錢穆8歲，很賞識這位同宗🤾🏿♀️🕙，錢穆到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教⛑️，就是錢基博介紹的。錢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余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錢基博）。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嚴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師友相得，令錢穆的學問不斷精進⛹🏻，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氣。
他守舊嗎？
余幼孤失學🦵，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識，開見解，首賴報章雜誌。適當新文化運動驟起，如言自秦以下為帝皇專製政治、為封建社會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頗見其不然🏄🏼♀️。故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𓀒，則實求維新🧎♀️➡️。——錢穆《國史新論》再版自序
這是錢穆83歲時在臺灣寫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容易覺得這是一個守舊不前的人。事實上，在江南的成長階段，錢穆就非常關註國內最新的學術動態與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閱讀《新青年》🏭。晚年回顧這段歷程⚉，他慶幸自己通過關註最新潮流👩🏻🍳，卻更加下定決心重溫舊書🩹，不被時代卷走。
他有激越的一面。在常州府中學堂肄業原因是參加學潮，當時他作為學生代表💇🏼♂️，反對學校的修身課，要求開設希臘文課💃🏿，因反對無效而退學。對於革命👮♂️，他是贊成的，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長辮。他曾告訴學生錢樹棠（1918-2014年🤷🏽♂️，學者🦸🏿♀️，抗戰時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錢穆），辛亥期間，他一度計劃在棉衣裏塞入銀元✋🏿，製成類似於盔甲的戰衣，去參加革命軍攻打南京的戰役🏠🤍。
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學生唐端正回憶，錢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極拳🚿，呼吸深長，全套每次可打30分鐘，有一天在新亞上課👨🏽⚕️，突然來了兩個青年流氓，在門口探頭探腦，還旁若無人地在課室內左右穿插🪳。錢穆警告無效，怒了，“把長袍的兩只闊袖拉起，露出兩只結實的手臂，一個箭步就搶到那兩個阿飛的面前，擺出個攬雀尾的姿勢，把他們嚇得一溜煙跑了。”
從錢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來看，他如從軍，將會是個勇猛的士兵。
《國學概論》是錢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書🦇👨🏿🎓，談到風頭最盛的新文化運動時，征引胡適🚴🏿♀️、陳獨秀⚁、魯迅諸人的材料繁多，可見他對這場運動的關註程度。書中評價這場運動時💃，利弊並舉👨🏻🦳，語氣平和🕍。對於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他說：“其書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
兩人相識於錢穆赴北平之前。胡適有次去蘇州中學做演講，因錢穆已在當地頗有名氣，東吳大學的教師陳天一叮囑胡適：到蘇州不要忘了見一見錢穆。那時錢穆正在寫《先秦諸子系年》，有兩本很生僻的討論《史記•六國年表》的書，他怎麽都找不到，於是當面向胡適詢問。不料胡適也答不上來。事後錢穆反省自己“書生不習世故”🍤，初次見面就問生僻的書💍，無疑是在刁難對方，但因為這個問題積壓在心中已久，突然見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沖口而出💟。
這件事沒有妨礙胡適對錢穆的肯定。讀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後👳🏼♂️🏰，胡適在日記裏說：“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駁之💁🏿。”1931年錢穆進入北大歷史系任教時，主持該系工作的正是胡適，其時是文學院院長🧔🏽。而胡適的高足傅斯年也認可這位學術新星👷🏽♀️。在北平，錢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的常客，有外國學者來史語所，傅斯年就安排錢穆坐在客人身旁，並向客人介紹說：這是《劉向歆父子年譜》的作者錢穆。
《先秦諸子系年》成稿後🌈，陳寅恪譽稱“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更對楊樹達說，“錢賓四《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在此書出版之前🈳👨👩👦👦，錢穆寫信給胡適，請他作序🧜🏻：“幸先生終賜卒讀，並世治諸子🧖🏿，精考核，非先生無以定吾書⛈，倘蒙賜以一序🐃，並為介紹於北平學術機關為之刊印🙋，當不僅為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與胡適、傅斯年這些學界新領袖相得，歸功於錢穆深厚的考據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認為🙏🏼，“錢穆從一個中學教師，最後進入大學，先成為燕大的講師👩🏿🍼，接著在北大與新派領袖分庭抗禮，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幾種傑出著作能夠‘預流’，在‘預流’之餘🙇🏽♀️，又能以堅實的學術證據提出更上一層的見解。”
有一年暑假，錢穆與經濟學家衛挺生見面。衛挺生問他曾到過哪個國家留學。錢穆稱，自己年幼失學，未能進國內的大學🦶🏼，更沒有出國的機會。衛挺生說：“我和你雖然是首次見面，但你的《論語要略》♗，我拿來在家教子誦讀，我們實在跟故交一樣🦢，不要過謙。”錢穆再次強調自己所說的是實話。衛挺生不無驚嘆地說：“你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但《論語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編纂，表達如此新的觀點，難以想象！”
錢穆，這位在今日有著“儒宗”、“國學大師”等稱號的學人，從求學之初就關註時代動態，並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時說🎃，“錢先生對於知識的態度，與中外一切現代史學家比🫴🏼🧑🏿🚀，都毫不遜色🍯。‘五四’時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懷疑、批判🎣、分析之類☯️🥲，他無一不具備。”
之所以會給人“守舊”的印象🚴🏻，是因為他並非“時代人物”。
傳統人物
錢穆對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傳統人物”，確切來說🙅🏿，是做一名中國傳統人物。
在北大👨🏽🌾，錢穆和胡適的課是最受學生歡迎的，其中一個吸引點就是兩人的觀點往往相反。比如，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錢穆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更重要的是，兩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截然不同，胡適批判傳統文化，錢穆則推揚傳統文化的價值。
他毫不客氣地表達對胡適的不認同🎳。一次，商務印書館約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邀請錢穆合寫。錢穆拒絕了，明確告訴胡適：你我關於中國文學的意見迥異，如果各寫一本書讓讀者比對著來讀😻，那樣會對讀者有益♥︎，但合寫一本則不行。
大致來說🚈，抗戰之前👩⚖️，錢穆還是與主流學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狀態🫃🏿。但在大潮流中做一個異類🙍🏿♂️，他顯然感受到了壓力。在《師友雜憶》中🤾🏼，他這樣述說在北平的生活👨🏿🍳，“余前後5年購書逾5萬冊👩🏼🔬，當在20萬卷左右。歷年薪水所得，節衣縮食，盡耗在此。嘗告友人，一旦學校解聘，余亦擺一書攤👰🏿♀️，可不愁生活。”這“解聘”二字，雖是戲言♿，但也能讓人讀出一點味道來。
日本人全面侵華的槍聲響起，錢穆終於爆發🖌，開始嚴厲批評新風氣𓀆。《國史大綱•引論》只是發端。
1964年，錢穆在新亞研究所談當時學風之弊：“中國人之所謂學術🧑🏿🦰👨🏽💼，則必當能超乎風氣潮流之上，而有其獨立存在、承先啟後之意義與價值。不能僅在風氣潮流中出現💨，僅隨風氣潮流而俱變，此則不得謂之真學術。康、章、胡三人，皆可謂中國近世‘時代人物’而非‘傳統人物’一好例。”
在“時代人物”與“傳統人物”之間，他選擇的是後者。
抗戰期間，他曾告誡弟子嚴耕望🦤，“我們讀書人，立誌總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專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說🧚🏽♂️，“要存心與古人相比，不可與今人相較。今人只是一時的人，古人功業學說傳至今日🪆，已非一時之人👨👧。以古人為標準，自能高瞻遠矚，力求精進不懈🧑🏻🔧。”
1937年，錢穆發表《餘杭章氏學別記》一文，贊揚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為民族文化愛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發表《太炎論學述》，大意說，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學來統攝中國學術史♻，最近發現他這個做法終生不變，自己需要說出意見供讀者參考，並非有意指摘前賢🙋🏻：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學👰🏿♀️，僅如西方人抱一哲學觀點，乃依之以進退上下中國之全部學術史🪬，立論怪誕，而影響不大。一因其文字詰屈🩱，讀其書者不多。一因其縱觀博覽♍️，所涉既廣🛴，而民初以來讀書風氣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當時及身後，亦未有何力量。否則其為禍之烈，恐當尤駕乎其所深惡的後起新文化運動之上😼🧷。而主持新文化運動者，亦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近世則群敬以為大師👨🏻🦼➡️，或目以為怪人。然固無知其立論之怪……“儒不如釋”之一見，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當清末民初之際🍹，學者菲薄傳統，競求一變以為快，太炎與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這位傳統人物，並不是存心想做具體哪個人的反對者。梁啟超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不滿意，也有同題著作。再加上錢氏對康有為的批評🧑🏽🦱，人們往往容易認為他連帶貶抑梁啟超。實際上並非如此。
1910年，15周歲的錢穆讀了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為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所感染，於是發願深入中國歷史之中📞，尋找中國不亡的根據🏋🏽♂️。在1964年的演講中，錢穆贊賞梁啟超在歐戰後批評西方文化的病痛，是“當時國人惟一大創見”，梁氏論中國傳統政治為“禮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異同，“更為深見卓識”🩳。他更認為🫖🧖🏻♀️，梁啟超天資聰穎，如果活到七八十歲，“不知其學問思想又將達何境界。”還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遺恨，是赴北平時梁啟超已經去世，未能與他見上一面。
錢穆將梁啟超看作“中國現代傳統學術人物，非僅一時代人物”。他對梁的深情🚍，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情。這種深情並未使他否認古代中國存在諸多問題，在抗戰時期他就說，“近百年來的中國，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態的階段🙎🏽♂️。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難免的一種頓挫。又不幸而中國史上之一段頓挫時期👩，卻正與歐美人的一段極盛時期遭逢而平行🪬。國內一般知識分子，激起愛國憂國的熱忱，震驚於西洋勢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對其本國傳統文化發生懷疑，乃至於輕蔑🙅🏽♀️，而漸及於詛罵。”
類似這種對菲薄傳統風氣的深憂，遍見於錢穆抗戰後所著的書中。在20世紀的學人中，我們很難看到還有第二個學人，會像他這樣不厭其煩地勸人要多讀中國書、要做一個中國人。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爭議點所在。數十年來，常見的批評錢穆的聲音，有“守舊”🧚、“頑固”、“為專製辯護”🪻，客氣一點的，也認為他對新風氣有成見🧜🏼。
或者💂♂️，還應該聽聽他人生中最後一次公開授課時所說的話🐹。1986年6月🧑🏻🦼，錢穆在素書樓結束了一生的教學生涯，媒體蜂擁而至🙎🏻，關註這位耆宿的告別杏壇之作♗。錢穆對在場的學生說：“或許再過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遺忘了🏃🏻♀️🍋。現在哪人再講梁任公？連胡適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這樣子，將無歷史可講🤽🏿♂️。譬如說陳寅恪⚧，當年在北平哪個青年讀書人不知道，但現在又誰知道得他呢𓀍？求新求變，那真是值得驚心動魄的🤶🏽。”
爭議聲中🦸🏿♀️，這位老人的溫厚與深憂，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學建校25周年🥁，余英時發表演講，梳理近代以來的風氣：“在西方，例如英國有保守黨👪，它並不以‘保守’為可恥🧖🏿♀️。但在中國我卻未碰過人會稱自己為保守黨🫁。中國人如果對舊東西有些留戀📥，說話時就總帶幾分抱歉的意思；雖然他心裏並不是真的抱歉，因他總覺得保守👫🏼、落伍是說不出口的。只有前進、創新♓️、革命這才是真正價值的所在。所以中國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進，實在不成比例，更無法互相製衡🧖🏻♂️。這是因為中國沒有一個現狀可以給保守者說話的餘地。”
在“求新求變”這一時代洪流中💆🏿♀️，錢穆發出了一位橫而不流者的最強音。
何處是中國？
1949年4月，江蘇無錫。
江南大學教授諸祖耿在無錫車站送別朋友錢穆。錢穆是應廣州華僑大學邀請，赴穗任教👷🏿🫳。他告訴諸祖耿，一個月後回無錫。倆人都沒有想過👍🏼，這會是他們此生的訣別👙。話別諸祖耿後🍉，錢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師呂思勉，然後乘船赴廣州。
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變的風潮，將當年新風潮的領導者胡適和傅斯年😜，震蕩出中國大陸。
錢穆沒有兌現跟諸祖耿說的話，他隨華僑大學遷去了香港👩🦼➡️，看著滿街流離失所、無處問學的青年，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條件下，與唐君毅等人創辦了新亞書院以及新亞研究所👐，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在香港♥️，他牽掛大陸的家人🛠，一心想將他們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們選擇了拒絕。
錢穆決意不回大陸。在顛沛流離中，他的新亞書院逐漸有了名氣🥈。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導下🧙🏻♀️，新亞書院與聯合書院、崇基書院合並，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這個名字是錢穆定的🎱，他將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為中文大學，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與校方的矛盾很快顯現，他無法認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問題上的處理方法，而校方也對他的建議多不采納。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務確實影響著述🚁，最終他離開了新亞☀️。為示抗議，他選擇了辭職而不是退休，為此失去了一筆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難民潮湧起，這塊彈丸之地變得不安起來🛫。錢穆決定移居臺灣😬。這時候👩🏼，猝逝於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於1962年的胡適🌊，沒能看見故園“文革”的發生。
抗戰勝利後，錢穆就淡出學術界的主流平臺。1946年西南聯大完成歷史使命🐂，北大、清華☢️、南開各自復校。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職務，其時不在昆明的聯大同事都接到了聘書🧑🏻🎓🧑🏫，錢穆卻沒有等來聘請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選擇留在昆明👨🏻🦼➡️🕧，任教於五華書院，同時到雲南大學兼課。當時西南聯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僅有兩人😣，其中一個是劉文典。劉文典是出了名的“癮君子”，除了在雲南大學上課外👔，整天都待在家裏吸鴉片🧇，極少見外人✩。聽說錢穆在昆明，卻馬上出門，步行到其住處暢談——所有認識劉文典的人☪️，都對他這個舉動十分驚訝。
然而錢穆沒在昆明待多久，就因為胃病復發回到了家鄉，在無錫新成立的江南大學做文學院院長——那是1948年，也在這一年，胡適、傅斯年主持評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確定了81名院士名單🔤，錢穆落選👩🦽➡️。
嚴耕望說，以錢穆當時的成就與名氣，卻未能入選首屆院士🤼♂️👱🏽♂️，令中研院被譏為“諸子皆出王官”💲。關於落選的原因，嚴耕望分析說🧑🏿🔧⏪，“蓋自抗戰之前，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代表之新考證學派聲勢最盛，無疑為史學主流🚦。唯物論一派亦有相當吸引力。（錢穆）先生雖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為學林所重，由小學中學教員十餘年中躋身大學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歸，故與考證派分道揚鑣，隱然成為獨樹一幟孤軍奮鬥的新學派。而先生性剛💉，從不考慮周圍環境，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勇決氣概，故與考證派主流巨子之間關系並不和諧。”
有意思的是🤎，學界巨公不歡迎錢穆，卻欣賞錢門弟子，嚴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賞識下進入史語所。1958年胡適到臺灣出任“中研院”院長後，嚴耕望鼓起勇氣向胡適寫了長信🤿，建議他選錢穆為院士，以洗脫“中研院”排斥異己的形象🍷。
胡適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適去世🐯👩🏿，錢穆都未能成為院士🎶🧮。根據嚴耕望的委婉說法，是由於院內“少數有力人士”的阻撓，導致錢穆並未通過。余英時曾說，“中研院”領導層中，還是胡適對錢穆的成見最淺。1967年👨👨👧👧，“中研院”內部終於對錢穆成為院士一事沒有異議了♟，嚴耕望去找錢穆簽名，不料遭到拒絕🐭，“先生拒絕提名，相當憤慨地說👨🏼🦱：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無奈之下，嚴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銷提名🧝🏿。
到了1968年，在嚴耕望的爭取下，錢穆終於同意提名，成為院士，接近全票通過🤷🏽♂️。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晚到了20年的頭銜🎸👨🏼🏫，也僅比弟子嚴耕望早兩年。
1958年元旦👨🏿🦳，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被視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標誌性文本。文章刊發前，張君勱等人邀請錢穆簽名。篤信“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清代學者章學誠語）的錢穆𓀛，拒絕了這個簽名。自此之後，他與新儒家漸行漸遠😋🐟。
據余英時回憶✍️，1964年錢穆辭去新亞書院的職務時🦹🏽♂️，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補助🔩，以撰寫《朱子新學案》，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學社這項補助一向只針對學術機構，不針對個人🥐。這時新亞方面希望錢穆也辭去研究所所長的職務🥙。錢穆不得不以個人名義申請這項補助♏️，在楊聯陞的幫助下才獲通過🚴🏽♂️🧘♀️。
錢穆在新亞時期的學生葉龍說，錢穆的離開🟩，與新亞內部一些人喜歡拉幫結派、排斥異己有關，走的時候並不開心👮🏿。
臺灣這個地方也未能讓他安度晚年。1986年，錢穆在素書樓上最後一課時告誡學生👨✈️：“你們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接下來幾年🎅，他陷入了“素書樓風波”中，當時的臺北“立法委員”陳水扁與臺北市議員周伯倫，指責他居住在素書樓是“非法占用公產”，逼他遷出👋🏿。
盡管“非法占用”說法並不屬實，但錢穆決然於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書樓。兩個月後，他撒手人寰。余英時認為#️⃣，“他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個世界的。”
“我們應該用眼睛照亮這社會”
葉龍告訴我🫶🏻，錢穆先生相處起來很和氣，但非常有威嚴。有一次他請錢穆改文章，錢穆提出意見，他隨口說了些反對的話🧑🤝🧑，錢穆馬上就不改了——認為他所持的並不是虛心請教的態度。這令葉龍極其後悔🛹，數十年後談起此事，仍懊惱不已⏪。
這符合錢穆某些時候的峻厲形象💘。
《朱子語類》裏記載了朱子這番話：“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𓀏，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
1930年代，錢穆撰文介紹近百年幾個儒者的讀書主張👩🏼🔧，談到陳澧（1810-1882年，字蘭甫🤦🏿，清末廣東大儒🙅🏽，著有《東塾讀書記》等書）的讀書方法時，他認為陳澧只是看到了時人的病，開出來的藥方卻“溫和有餘🧙，峻厲不足”🛗，不能振聾發聵🦘。這個“峻厲”的主張，可與朱子的“慷慨奮發”互相發明。
錢樹棠在抗戰期間曾求學於遷到四川的齊魯大學🧍♀️，入國學研究所追隨錢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師的民族意識極強☯️，曾對他說：“中國人自己的鐵路，為什麽車站站牌上🧖🏿♀️，中國字下面偏要註上英文拼音？汪偽漢奸政府將它一律取消，這一點卻做得痛快🧟♀️🍽。只是他們將來會不會註上日文，這可難說了。”一次𓀋，美國教會派人來到齊魯大學調查情況，錢穆負責接見🤵🏽♀️，向美國人介紹情況時👩💼，他把時間一律講成“民國某年”🧑🏻💼。美國人問：民國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錢穆嚴肅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厲、處世溫煦🔎，並存於錢穆身上。在葉龍的記憶中，錢穆很能克製自己的情緒📒，評議他人時，口不出惡言🍽，比如他對於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不聘請他這件事，其實是有意見的，但多年相處🧑🍳，也只聽他不經意地提過一兩次。
在西南聯大時👩🏼🔬，經常有人向錢穆請教。學生對這位老師🧝🏼♀️，先是敬畏，熟悉後變成敬愛⚡️。每逢周末，學生成群結隊去錢穆宿舍問學。由於地方小，來的人往往是一批出來👛，另一批再進去。
這些前來請教的人各式各樣：西南聯大的學生，其他大學的學生👉🏻，銀行、報館、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年過50歲的人……對於他們，錢穆沒有絲毫疲倦厭煩的神態🎊，一一耐心作答。學生李埏不解，說：“有的人只是慕名而來，只是瞻仰先生風采的，為何也耐心作答❓🏂🏽？”錢穆舉了範仲淹的例子：範仲淹帶兵打仗時🤹，18歲的張載帶著兵書求見，範仲淹勸他讀《中庸》，張載記取這番話🐍，後來成了一代儒宗🤽🏿。錢穆告訴李埏🦹🏼♀️：“孔子說，‘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寧願失言，也不肯失人。”
嚴耕望1941年來到齊魯大學追隨錢穆，報到的第一天，錢穆領他到住處，對起居飲食、鋪床疊被🎻、整理書物等一切瑣事都耐心指點🙋🏿♀️，並且一天裏來其房間五六次💇♀️，對這位學生關懷備至。50年後，嚴耕望回憶起這個場景，仍然不禁涕淚橫流。
1957年，錢穆在新亞學生的畢業典禮上致辭說：“我們當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們應該用眼睛照亮這社會🤟🏽𓀆，光明是從我們每個人的眼中發出去的。”
到了臺灣後，這位老人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學教授龔鵬程告訴我，他接觸錢穆時👂🏼，錢先生已是暮年，溫訥謹厚🥅📒，沒有盛年氣象👑，但仍能讓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長者。他聽嚴耕望這些錢門老學生說，錢穆早年是很能跟學生玩在一起的，他們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龔鵬程說🔉，“錢先生回臺灣演講♛，在淡江大學禮堂倒塌被砸之後🥪，身體肯定是受損了（註👨🏼🎓：1952年🏌🏽♂️，錢穆在臺灣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演講時👨🏻✈️，屋頂水泥大塊砸落🚟，傷重入院）⚖️。晚年樓居為常。古人雲筋力之減，皆稱新來懶上樓，錢先生則是罕得下樓出門👩❤️👨。問學者都在客廳中見。政界人物來，亦不接待，任其隨席聽講而已🏪。對我輩🎸💆🏿♀️，因非真正弟子，較客氣，多稱兄💃🏻。於我則稱龔先生，我稱他錢老師或先生。怡然藹然，論學若話家常🔺，大關節處卻極敬肅🪰，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評價師友均極見分寸。許多成名學者，恃老賣老👝，動輒狂言罵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蘇州耦園。錢穆的幼女錢輝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與我在此地相見🚮。對於錢家來說，耦園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1939年夏，錢穆從雲南來到香港，將《國史大綱》書稿交給出版家王雲五，囑咐他盡快交付商務印書館出版。匆匆出書🚶♀️，這不符合錢穆的慣例。《先秦諸子系年》從啟動寫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花了5年。但戰爭局勢的不明朗，讓他不能不將《國史大綱》盡快出版。
交了書稿後，錢穆到了上海，在戰火中潛回蘇州探望母親。此時他的妻子也從北平回到蘇州🙏🏻。錢穆變換姓名，隱居在耦園，一邊侍奉母親，一邊寫《史記地名考》🚵🏽♂️。錢穆的子女們回憶🧑🏽🦰，父親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書房裏，他們每次經過書房門口🧚🏽，都要放輕腳步，小心翼翼🌶。
錢輝1940年出生後⏺，錢穆已離開蘇州到了成都——戰時齊魯大學遷去成都，聘顧頡剛主持國學研究所的工作，顧頡剛邀請錢穆共事。直到1948年🧛🏻♂️，錢穆回到無錫的江南大學任教時🦹🏽，才與蘇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後他就離開了大陸。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見面👨🏿🍳。
對於錢輝及其哥哥姐姐來說，父親是陌生的。她直言並不十分了解父親的學問🫸🏽，父親對她的最大影響〰️，是讓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關切後輩這一點上，她與父親有相似處🌁。與她見面時，我因為身體不適，遲到了半個小時。分別後，她發信息過來問我身體好轉了沒有💅，如果沒有👨🏻🔧，就應該考慮看醫生◼️。
在耦園✍🏼👎，錢輝一再向我聲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訪，而是來見朋友。園子幽靜，園外的環境也不熱鬧🧑🏿🎄。我乘坐出租車過來，下車後還要走數百米的路才能到達👏。錢穆一家當年的住處是在城曲草堂🩶，有兩層樓✋🏼♣️，書房門口約10米處有一座假山。滿園的蟋蟀聲令我感覺到🪣👍，如果不是因為遊客以及導遊，此處至今還是絕佳的讀書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這是前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評價錢穆的話。錢氏治學如此，生活也如此⛎。為了專註於撰寫《國史大綱》，他住在雲南宜良的巖泉寺中，陳寅恪來拜訪，不無玩笑地說🏐：“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7️⃣。”
隱居巖泉寺後🌟，就是隱居蘇州耦園。當時這裏是廢園，門口只有一條路通往市區，人跡罕至。晚年的錢穆回憶起在宜良以及耦園這兩年的隱居時光，充滿了深情，“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
顧頡剛的故居就在耦園附近，離開耦園後錢輝還特意帶我路經此地🥨👋🏼。分別時，錢輝看著馬路上穿梭不絕的車輛與行人🦸♀️，對我說⁉️😶🌫️：“我小的時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認識的人，這一次在這條路上見到了，以後還能在這條路上經常見到。現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個地方都未必能經常見到了🧏🏼♂️。”
太史公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在人海與時間的磨洗下📿，個人往往迅速湮沒，死後還為後人紀念的，無疑是“倜儻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錢穆誕辰120周年🙋🏻🤷🏼，“我們沒有做什麽紀念活動🙌🏿，對他的最好紀念，就是讀他的書。”錢輝對我說。
集大成者
1931年，錢偉長投考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科目的試題是《夢遊清華園》，他用這個題目做了一篇賦（賦是韻文，特點是善於鋪陳，多用典故）🪮，得了滿分，閱卷老師不能改動一個字。同時他也考了歷史，考試題目的要求是🤰🏽：寫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數、解釋人是誰。應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滿分🌋。
錢偉長能有遠超同儕的文史功力，歸功於四叔錢穆對他的熏陶🐊。
抗戰前，李埏入讀北京師範大學，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錢穆過來兼課，同學歡呼雀躍，奔走相告。由於擔心沒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個小時去教室👷，然而此時前十幾排座位已經坐滿了人。課室是當時學校最大的，能容納二百人，來聽課的人擠了個水泄不通。在上大學前，李埏已經讀過《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背過不少秦漢文章👩🔧。當時他自以為還有點基礎⏺，不料聽了錢穆的幾節課下來🈸🙆🏽，不禁爽然若失，“我簡直是一張白紙啊🦔！過去的讀書，那算是什麽讀書呢👫？過去知道的東西，只不過是一小堆雜亂無章的故事而已。”
從這些側面，可以窺見錢穆的功力👷♂️。錢穆曾說🧆，“我自7歲起，無一日不讀書。我今年93歲了🤵🏽♂️，10年前眼睛看不見了🌔，但仍每日求有所聞。我腦子裏心向往之的，可說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從《論語》學孔子為人千萬中之一二而已🙋🏽。別人反對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願做一孔子《論語》中所謂的小人👧🏿。”
世人常稱道錢穆讀書之勤、著述之豐🧑🦯，然而他的天分同樣不容忽略。龔鵬程認為，錢穆先生天資過人🧙🏻♀️，“他註《公孫龍子》只花了7天🔉，寫《莊子纂箋》也只費了兩個月🧑🏼🤝🧑🏼，這都不是普通人能辦到的事。錢先生給人的印象是苦學成名，他也從不炫耀自己的才華，其實如此捷才，可謂並世無兩。”就連徐復觀在批評錢穆的史學時🕵🏽♀️，也說：“錢先生天資太高，個性太強。”
錢穆贊揚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誡學生，讀書人要有大氣魄。他的治學也跟朱子一樣，博涉經史子集四部。我問龔鵬程⚇，“錢穆先生桃李滿天下，你認為他的治學方法沒有嗣音。在你的評價體系裏⛏，一個學者需要符合哪些條件，才算是繼承了錢先生的學問🕢？”龔鵬程的回答是👫：
錢先生方面廣大，弟子們皆僅得其一偏，如余英時、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學術史🙋🏿，嚴耕望是歷史地理。先秦諸子學及宋明理學方面卻沒什麽學生做🙇🏿。
這又還不是領域的問題，而是道與史之分。大家都說錢先生是史學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歷來都說道家出於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談古今之變，重史跡而不重道🎛。錢先生言史🎽💳，是關涉其信仰🔔、價值、意義的，也就是道之問題🟰。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學術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們所談多只是跡，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時🏌🏿，論朱子亦僅貼合著宋朝政治立論，是更黏著於跡。此乃方向上之異趨也🧾。當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論天人之際的大作，但問題意識仍是史跡的🧒🏽，想說明所謂“軸心時代”的古今變遷而已，與錢先生畢竟不同調。
換言之👨🏽🏭，繼承錢先生之學🏦，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廣大通達。方法跟考據一點關系都沒有。關於錢先生之通博，可補說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學為錢先生作壽，成立錢賓四先生講座時，余先生致詞🎃，謂自己、全漢昇🙄、金耀基這3位都做過中大新亞書院院長，可是3個人加起來，仍僅得錢先生之一半🤽🏼♀️。頌揚得體，一時稱之👩🦽，因這也是實話👫🏻。
一個倔強的靈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錢穆時曾說，“從結識錢先生以後，我總覺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說很少有可以談話的人了🍛，他與當代的政治社會氣候固不相侔👨🏿🦲，與當代的學術知識氣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許源於他的心態。“余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以後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華文化🫣，或作中西比較，其開始轉機，則自當為《思想與時代》撰文始👶。是則余一人生平學問思想，先後轉折一大要點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張其昀的文章裏🦉，錢穆這樣說自己治學的變化🚕🧀。
提倡復興中華文化、進行中西文化比較🧑🏻💻，也跟他的“溫情與敬意”一樣🧑🏻🎤，成了爭議所在。
1989年，錢穆去香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40周年慶典🥝，其間極其興奮地告訴夫人胡美琦🧑🏼⚕️：“我今天發明了中國古人‘天人合一觀’的偉大。回家後，我要寫篇大文章了👩🦯➡️。”
那時錢穆已不能執筆寫作🧝🏻，需要胡美琦幫忙。剛開始時🛀，胡美琦以為這是他的“老生常談”，怕影響他身體👨🏻🦼🌷，就沒有辦這件事🍭。在錢穆的堅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筆錄🧛♂️，寫下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他所說的這個貢獻🙎♀️，就是“天人合一觀”⚡️。
這是錢穆一生最後的手筆。他認為🐪🤱🏿，在中國古人的思想中，天命與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開談𓀓，“人生最大目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於天命遠近為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𓀖，後代人亦與此不遠，這可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所在。”錢穆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錢穆的身體狀況就已經不如人意。史學家許倬雲拜訪錢穆後，對金耀基說🏄🏼♂️，“一位歷史巨人正在隱入歷史。”在生命最後兩年裏，錢穆的身體已不允許他聚神寫作。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書樓前三天寫成的👨👦🧝🏻。其後錢穆仍然希望對文章進行增訂，他認為，“這將是我晚年最後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願。1990年8月30日🦵🏼，錢穆謝世。這一天🪇🧏🏼，臺風襲擊臺北，龔鵬程在風雨中悼念錢穆，“他不是就史論史Ⓜ️，或考古證史的人。他是通過對歷史的省察與討論🏌️♀️，來申述他從孔子、孟子、朱子那裏學來的價值理想，並用這種價值來期許我們這個社會，探索中國文化的出路。此乃錢先生苦心孤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錢先生根本是寂寞無助的🕞。作為史學家的錢穆🐱，人無異辭💅，都承認他的地位；但論到錢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時👩🏻🏫，爭論就多了……他一生在對抗時代🧑🏽🦰，在平衡他所認為的時代偏差。但他的主張，在整個學界都是孤獨的。”
如今✍🏻，距離錢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時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嗎？龔鵬程說🪔：“時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錢先生認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騖新向西👍🏽，不能歸根返本；一在個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體分析上💌，釋判東西、評價優劣🧚🏼♀️，或多可商🧒🏿；對人心的哲理性解說👊🏽，也不及宋明理學家或當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錯的。可惜現世仍與這個方向背道而馳🤷🏻♂️。”
我問🙇🏿♂️💂♂️：“一方面，錢穆先生不被考據派認可。另一方面🤹🏼♂️，大陸時期不乏與他文化立場相近的學人，比如柳詒徵、錢基博、陳寅恪等先生，但錢先生不會與他們形成流派或陣營🚵🏻♀️。導致他孤獨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黨，小人則黨矣。不黨，當然就孤獨，而且是本質地孤獨🛸。你說的柳詒徵🧔🏿、陳寅恪、錢基博，其實也都是孤獨的🥑🦒。他們也黨不起來。可是現代是個群眾結黨而鬥的時代，不能黨同伐異🤒🧫，自然就不能號召群眾👰🏽♂️、鼓動風潮🧎🏻♂️➡️。再則是方向的問題💾🏋🏻♂️。現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及黨政官僚體製裹脅著人，趨向毀滅地球、毀滅人性的方向走。錢先生他們是看著‘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而大聲呼籲示警，或自傷也將與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龔鵬程說🧛🏼，“這一小撮人豈能阻擋時代的巨輪👥🤮？過去，他們也都幾乎被碾成了齏粉呢！”
再過一百年之後，人們會如何評價錢穆先生呢♣︎？
龔鵬程答：“往者已矣，來者不可知🎏。未來錢先生也可能會被超越，漸不重要。但無論如何，人們應當會記得一個倔強的靈魂，曾在這般黑暗的時代護衛著文化命脈🔀。”
（參考文獻：《錢賓四先生全集》，聯經出版社；《治史三書》，嚴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錢穆與中國文化》，余英時著💎♐️，上海遠東出版社🍮；《多情懷酒伴》，龔鵬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王汎森著，復旦大學出版社🖐🏽。《國學宗師錢穆》👩，陳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錢穆紀念文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無錫縣委員會編🤸🏼♂️。《錢穆印象》📶，李振聲編，學林出版社🍛。感謝九州出版社的古秋建先生、周弘博女士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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