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7月30日，是錢穆先生125歲誕辰。特轉載《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9月14日出版的第446期封面文章⚇，以為紀念🤸🏿♀️。
《詩經》🤌🏼：“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
在“求新求變”的時代洪流中✦，這位一代儒宗發出了橫而不流者的最強音
1938年，雲南蒙自🕛，西南聯大文學院在此地落腳💃🏿。日本並吞中國的野心👊🏼，令戰爭席卷中華大地🧑🏽💼。敵我力量懸殊這一現實👈🏿，使一群當時處於中國最頂層的知識人，感覺到中國可能有亡國之虞。
距此大約三百年前，滿人入關，明代學人目擊世變，開始思考如何存續中國固有的文化🚴🏽，於是後人記住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物。日軍侵華⚆🎵，令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之人，在困窘與恐懼中思考中國該何去何從。
錢穆就是其中一員。與他有同樣心情的，還有陳夢家👨🏿🎨。
錢、陳二人結緣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前，錢穆到燕京大學兼課🙍🏻♂️🚱，陳夢家恰好在燕大讀書，來選錢穆課，喜歡上了上古先秦史🚃。盧溝橋事變後🧚🏽，北平學人紛紛南下避難，陳夢家來到意昂体育平台教書👩🏻，成了錢穆在西南聯大的同事🏚。
陳夢家最初以新文學知名，是新月派詩人，引領一時風潮，後來專註於古文字學、古史學的研究🚣🏽♂️。他與夫人趙蘿蕤的故事，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趙蘿蕤是燕京大學校花，追求者眾多5️⃣，而她獨獨欣賞長衫落拓的美男子陳夢家，兩人終結連理。夫婦二人好交遊🎪，在西南聯大時是教授們喜歡結交的人物，而他們又特別喜歡與錢穆過從。
一本石破天驚的書，就緣起於陳夢家與錢穆的閑聊🕥。
秋風不用吹華發👩🏻🍳，滄海橫流要此身
一日，在錢穆住處旁邊的草坪上，陳夢家對錢穆說💨：“先生寫一本中國通史教科書吧。”對於這個建議，錢穆拒絕了，他認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日後大可仿照趙翼《廿二史劄記》的體裁，就自己所知道的撰寫長篇來論述💅🏼，至於那些所知不詳的則不涉及。
陳夢家反對，理由是錢穆這個想法只是為一己學術地位而計，只是令有誌治史之人受益，然而，“先生未為全國大學青年計，亦未為時代急迫需要計。先成一教科書，國內受益者其數豈可衡量！”
錢穆認為陳夢家言之有理，但表態說此事還得再想想。
又一日🏭，兩人依然在這片草地上聊天🪥，陳夢家向錢穆確認此前的建議。錢穆采取“拖”字訣，認為此事體大🧍♂️📥，希望日後平安返回故都，等生活安定了再考慮撰寫通史之事。
陳夢家不同意，說：“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興趣廣，門路多，不知又有幾許題材湧上來🏇🏽，那肯盡拋卻來寫一教科書？不如今日生活不安📪，書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之，豈不駕輕就熟🧑🦽🍺，而讀者亦易受益。”
錢穆終於被這位27歲同事的嚴肅建議打動，當即答允撰寫一本中國通史😌。陳夢家很高興，但擔心錢穆變卦👩🏻🦯➡️，再次強調說：“先為全國青年祝賀🍳，請先生不要改變今天的承諾！”
以上兩番談話，催生了《國史大綱》。這可能是錢穆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在此書出版之前，錢穆將書中引論發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上。文章裏，他痛心疾首地表示，“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中國古代專製黑暗”、“古代中國民無權、國無法”等說法👴🏿👩🏿⚖️，主張“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製”👳🏽♂️。
文章一經刊布⛎，立刻震動學界。
歷史學家、雲南大學教授李埏（1914-2008年，雲南路南縣人）是錢穆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他回憶說，“大西門外有一個報紙零售攤🚭，未終朝，報紙便被聯大史學系師生搶購一空🧔🏽♂️。一些同學未能買到，只好借來照抄。下午，同學們開始三三兩兩地聚集小茶館裏或宿舍中⬇️，討論起來。此後數日，大家都在談論這篇文章🐀。據聞，教授們也議論開了，有的贊許♗💁♂️，有的反對，有的贊成某一部分而反對別的部分……聯大自播遷南來🛡，學術討論之熱烈以此為最🤰🏼。”
陳寅恪很欣賞這篇文章🎫，對前來昆明的史學家張其昀說🙅，“最近這裏的報紙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讀。”張其昀問文章題目。陳寅恪答：“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
《國史大綱》並非猝然成書。抗戰爆發前🧑🏻✈️，錢穆就已經在北大講授中國通史課。這門課起初由幾名教授各承擔一部分，後來變成錢穆一人獨力講授。史學家吳相湘（1912-2007年🕺🏿，湖南常德人）在北大讀書時上過錢穆的通史課⚀，他回憶🏫👰🏼，錢穆上這門課時熱情飽滿🤣🪶，即使是在嚴寒的冬天，也經常擦拭額頭上的汗。
在西南聯大𓀆，錢穆隱居在雲南宜良的巖泉寺🔗，根據多年的講義撰寫《國史大綱》👉🏽。與此同時，他每周還要坐5個半小時的火車，從宜良去昆明，下車後再坐一個小時的人力車趕到西南聯大為學生上中國通史課。盡管如此奔波，他從不缺課，極少遲到。有次因為火車晚點一個小時⇨🙎🏻，遲到了20分鐘🍍，二百多名學生原地安靜等他到來——當時學校的常見情況是，如果鈴聲響後幾分鐘內老師還不來，學生就會離開課室。有學生問錢穆為何不提前一天來昆明，這樣就不用趕得那麽辛苦。錢穆說👋🏽，寫作所需的書籍資料都在宜良，如果早一日來昆明🦘，就少了一日的寫作。
錢穆的弟子嚴耕望（1916-1996年🏇🏻，安徽桐城人⛔，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說，“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錢穆的文筆𓀗，看《國史大綱》的前言就能感受一二：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節選）
著名的“溫情與敬意”論，就出自這裏。《國史大綱》出版後👩🏿🍳，錢穆在重慶等地進行了多場演講，闡揚傳統文化，激勵軍民抗戰士氣🐴，聲譽日高。嚴耕望感嘆🫅🏿，“國家多難，書生報國，此為典範，更非一般史家所能並論。”
公元1232年💇🏻♂️，蒙古軍圍攻金國都城，42歲的金國孤臣元好問，親歷這一巨變🫸🏿，寫下千古絕唱《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其中有兩句詩是📶，“秋風不用吹華發，滄海橫流要此身”🧛♀️，意思是說，秋風不用吹拂我的華發，在這個艱難的時勢裏，正需要我這個人。國家蒙難，元好問決意修史，保存國家命脈。後來的《金史》，不少內容就根據他纂集的材料撰成。
巧的是，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年★🙅♂️，錢穆也與元好問寫“滄海橫流要此身”時一樣☮️🙇♀️，都是42周歲👭🏼。與元好問不同的是，錢穆除了著述之外，還反復告訴當時的國人👇🏼：中國必不亡，抗日戰爭必定取得勝利。
世道人心
在《國史大綱•引論》裏🌈，錢穆梳理了近世史學界的三種流派：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他這樣說“考訂派”🐠🧖🏿♀️：
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巖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文中沒有點名，然而讀者一眼就能看出說的是胡適、傅斯年等新文化運動領袖主導的新考據派🥟。這是當時史學界的主流學派，有著重視考據、主張專題研究、騖趨新材料等特點，同時鼓吹西化中國。
錢穆對這股學風的不滿🧑🏿🦲👨🦼，在抗戰爆發前就已表露出來。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他就寫道🍍：“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汙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件’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
在《論語新解》裏，錢穆解讀孔子所說的“小人儒”：“推孔子之所謂‘小人儒’者，不出兩義：一則溺情典籍🧵，而心忘世道👩💻🖐；一則專務章句訓詁🧉，而忽於義理。”
都在強調著述要有益於世道人心。事實上👱🏽，錢穆在治學上主張考據與義理並重，並不反對考據，他反對的是不以義理為歸宿的考據，“考據之終極🕋，仍當以義理為歸宿🫸🏿，始知其所當考據之真意義👨👣，與真價值📘。”（1955年《新亞學報》創刊辭）
時賢對《國史大綱》有贊譽🤦，自然也有不認同。該書付印後☂️🎞，史學家張其昀在重慶見到傅斯年，問傅對這本書的意見。傅斯年答✋🏼：“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並表示：錢穆屢屢言及西方歐美，但他的這些知識盡從讀《東方雜誌》得來📨。張其昀問：“你既然不讀錢穆一個字，又如何知道得如此詳細？”傅斯年不答。
此外，錢穆在書中表現出來的保守主義立場，也引起左傾學者的不滿🤌🏻。聞一多公開在報紙上罵他“冥頑不靈”，聯大左傾教授一時視錢穆為公敵。錢穆不以為意，在聞一多遇刺身亡後，還特意到其遇難之處憑吊。
學生也有反對。學者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聯大學生，曾上過錢穆的課🦒，他在《上學記》中回憶說，“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裏面很多見解我不同意🙋🏼♂️，不但現在不同意，當時就不同意。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好，有點像情人眼裏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麽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
這也是蔣夢麟的看法。蔣夢麟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1930-1945年在任）🚴，內戰後離開大陸。1960年代，錢穆赴美國講學，故人重逢。蔣夢麟說👶🏿：“我已經讀你的《國史大綱》到第5遍了，似乎你的書說古代的優點太多👑，說缺點很少。”錢穆反問🏰：“書中所寫的優處，有沒有不妥當的地方？”蔣夢麟答：“沒有🙆🏽♂️。”錢穆說：“既然沒有，那就無妨💁。如今國人喜歡批評中國舊傳統，卻絕口不提優點🍹，我的書可以矯正這個偏頗。你覺得如何？”蔣夢麟點頭稱是🤰👩🦲。
這個回應，可說是錢穆關於《國史大綱》的夫子自道🟦👩🏽🌾，也是他書生報國的用心所在🚞👩🏿🎨。抗戰期間，甚少評論時政的他一改前轍，在報刊撰文論政。在1941年10月《思想與時代》月刊第3期上☂️，他發表題為《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的文章說：“我國自辛亥革命前後，一輩淺薄躁進者流，誤解革命真義，妄謂中國傳統政治全無是處，盛誇西國政法🌳，謂中西政治之不同，乃一種文野明暗之分🎅🏽，不啻如霄壤之懸絕。彼輩既對傳統政治一意蔑棄，勢必枝蔓牽引及於國家民族傳統文化之全部。於是有‘打倒孔家店’🙇♀️🎦、‘廢止漢字’、‘全盤西化’諸口號😊，相隨俱起。”矛頭指向了新文化運動🎻。
抗戰期間，人在美國的胡適，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記裏說🧔🏼：“這幾天讀張其昀君借給我看的《思想與時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極權的態度亦頗明顯。”
在一個求新的時代裏，錢穆以峻絕之姿，為“舊中國”說話、批評主流學派📜👷🏿♀️，學界為之一震。而在此之前⛴😍，他曾經被人視為主流學派的一員。
從中學教師到北大教授
起碼張君勱（1887-1969年，學者🚒🚴🏽♀️、政治家）是這樣認為的🐠。
錢穆與張君勱相識於抗戰前🚴🏿♀️🗺，張君勱第一次見面就勸他🔄：“你何必追隨胡適做考據，不如我們一起做政治活動🏄🏼♂️，這樣對時局會有大的貢獻。”錢穆敬謝不敏🚚：“我不是專門從事考據工作的，也不擅長做政治活動☕️🕝，恕難追隨。”
張君勱的誤解，可能代表了當時的人對錢穆的粗略印象，因為錢穆以考據成名。
1929年⭕️，顧頡剛回到家鄉蘇州，拜訪了時為蘇州中學國文教師的錢穆🤦🏽♂️，借去了錢穆正在撰寫的《先秦諸子系年》手稿。回家讀了之後，顧頡剛認為，錢穆已經不適合再在中學教書了✌🏻，便推薦他到中山大學任教。
命運轉折點來了。錢穆把消息告訴了蘇州中學的校長汪懋祖。汪懋祖說🔘：“你到大學教書是遲早的事☎🧘🏽♀️，而我還有一年就要離開蘇州中學🏄♂️，你能否與我共進退，再在這裏留教一年？”
錢穆聞言🪕，決定先不離職🧑🦲，推辭了顧頡剛的推薦。但他和顧頡剛的緣分只是剛剛開始。1930年🐑，顧頡剛主持編輯《燕京學報》，向錢穆約稿🧘🏿♂️。錢穆寄去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
這篇文章以細密的考證👲🏼，駁斥了康有為關於漢代學者劉歆偽造《毛詩》、《周禮》、《左傳》等古文經的說法，解決了今古文經長期以來的紛爭。當時的北平高校，都遵從康有為的學說，錢穆此文刊出後🦹🏼♀️🌐，各高校的經學課為之停開。
值得一說的是，顧頡剛相信康有為的說法，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無疑是向顧頡剛發難😞🦵🏽。然而顧頡剛非但將之刊發，還推薦錢穆到燕京大學做國文教師。這種胸懷🧑🏼🤝🧑🏼，令晚年的錢穆回想起來🧏🏿♂️，仍感佩不已。
1930，錢穆到燕京大學任國文講師⏱👶🏿，剛進學校，他就展現出了強烈的“中國意識”。有一次，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同事，錢穆以初來乍到的身份🧎♂️➡️，向校長進言：我一向聽說➕，燕京大學是教會大學裏中國化程度最高的，現在看來是徒有其名❗️，因為我一進校門就看到M樓、S樓，所謂的中國化在哪裏呢，建議改用中國名字。
滿座為之默然。後來🙍♂️，燕京大學專門召開校務會議討論這件事，最後采納了錢穆的建議，把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其他建築以此類推。至於校園裏那個景色秀麗的湖應該用哪個名字，大家爭論不休，最後定為“未名湖”——1949年後，燕京大學被撤銷🪲，北京大學遷到燕大🚵🏻，自那以後🧙🏻♂️，未名湖成為北大的代稱。
不久後，顧頡剛向當時的學界權威胡適寫信，推薦錢穆到北大任教👩🏼✈️：
聞孟真（傅斯年）有意請錢賓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噓🐧。我也問過賓四，他也願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我能教之功課他也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無流弊也🫎。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
由於《劉向歆父子年譜》聲震士林，再加上顧頡剛的推薦，1931年錢穆得以到北京大學歷史系正式任教，進入了當時的中國學術中心。以中學肄業生的學歷、中學教師的身份🛟，進入中國最有名氣的學府並成為名教授👨🦱，與其說錢穆創造了傳奇，不如說是他自身實力的自然展現🧑🏿🏫🫸🏽。
1912年，17周歲的錢穆執教小學🕕，開啟了一生的教學生涯🧛🏼♀️。這位個頭不高、雙目炯炯有神的無錫人，少年時期就在讀書上展現出驚人的生命力👩🏿🦲。這股力量首先表現在自我控製上。有一天他在讀《後漢書》時突然想起🚵🏻♂️，自己在立身行事上一向都依照《曾國藩家書》來做🫕，然而曾國藩教人讀書🧑🏼✈️，務必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自己卻是隨意翻閱。經過這番反省🫱🏿，錢穆此後每看一本書，都要求自己必須通體閱讀完畢，一本看完才看另一本，終生恪守。
在中學讀書時，他染上了吸煙的習慣。做了小學老師後，碰到課本有篇關於戒煙的文章🏦，他跟學生說：“老師已經吸煙上癮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你們年紀還小🤲🏻，一定要戒煙。”下課後，他突然覺得這一堂課上得極其無聊✡️，自己作為老師都不能做到的事，如何要求學生做到🕐？於是斷然戒煙，這一戒就是三十多年🧑🏼🤝🧑🏼，直到離開大陸前夕才復吸。
在外部環境方面📄🧑🍳，錢穆可謂得天獨厚。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時👨🏼🔬🕠，老師中就有後來的史學大家呂思勉。呂思勉很欣賞這位學生。一次考試👩🏿🦰，錢穆非常喜歡關於長白山地勢軍情的題目🌯，答起來忘乎所以，不覺考試時間已到，而他只做了這一條題。試卷一共有4道題，每題25分👧🏼。交卷後🚵🏿♀️，幾名同學偷看呂思勉改卷。按常規操作，老師改卷只需要給分，不需要加批語👅。然而改到錢穆的答卷時⬆️，呂思勉用鉛筆不斷地在試卷上寫批語，寫了一紙又一紙🚰，最後嫌削筆麻煩，幹脆把鉛筆劈開兩半👱♀️👨🏿🦲，讓鉛條可以隨手抽出，以便快速書寫✊🏿。成績發布後，只答了一道題的錢穆得了75分。
文史大家🫘、錢鍾書之父錢基博，也是從小學教員一直做到大學教授🎿。他年長錢穆8歲，很賞識這位同宗，錢穆到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教🥅，就是錢基博介紹的🏖。錢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余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8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錢基博）。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嚴耕望感慨，“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師友相得，令錢穆的學問不斷精進🧑🏽，很快就在江南小有名氣。
他守舊嗎？
余幼孤失學🤤，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識🫡🐪，開見解，首賴報章雜誌👳🏻♂️。適當新文化運動驟起，如言自秦以下為帝皇專製政治、為封建社會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頗見其不然。故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錢穆《國史新論》再版自序
這是錢穆83歲時在臺灣寫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容易覺得這是一個守舊不前的人。事實上💆🏻♂️，在江南的成長階段，錢穆就非常關註國內最新的學術動態與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閱讀《新青年》。晚年回顧這段歷程，他慶幸自己通過關註最新潮流，卻更加下定決心重溫舊書，不被時代卷走🖖🏻。
他有激越的一面。在常州府中學堂肄業原因是參加學潮🧖🏼♂️，當時他作為學生代表，反對學校的修身課🚵🏼，要求開設希臘文課，因反對無效而退學🍤。對於革命🚕，他是贊成的🚵🏽♂️，1910年就私自剪去了長辮🚇。他曾告訴學生錢樹棠（1918-2014年🤛，學者🤸🏻♂️，抗戰時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錢穆）🤽🏻♂️，辛亥期間，他一度計劃在棉衣裏塞入銀元🤿，製成類似於盔甲的戰衣，去參加革命軍攻打南京的戰役。
錢穆在新亞書院的學生唐端正回憶，錢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極拳，呼吸深長，全套每次可打30分鐘👨👦，有一天在新亞上課，突然來了兩個青年流氓👩🏿🔧，在門口探頭探腦，還旁若無人地在課室內左右穿插。錢穆警告無效，怒了，“把長袍的兩只闊袖拉起🪨，露出兩只結實的手臂，一個箭步就搶到那兩個阿飛的面前，擺出個攬雀尾的姿勢，把他們嚇得一溜煙跑了➕。”
從錢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來看，他如從軍，將會是個勇猛的士兵。
《國學概論》是錢穆在赴北平任教之前所成的書，談到風頭最盛的新文化運動時，征引胡適、陳獨秀✷、魯迅諸人的材料繁多🫵🏽，可見他對這場運動的關註程度。書中評價這場運動時，利弊並舉，語氣平和。對於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他說：“其書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
兩人相識於錢穆赴北平之前🙉。胡適有次去蘇州中學做演講👩❤️👩，因錢穆已在當地頗有名氣，東吳大學的教師陳天一叮囑胡適🧏🏽♂️：到蘇州不要忘了見一見錢穆。那時錢穆正在寫《先秦諸子系年》🌱，有兩本很生僻的討論《史記•六國年表》的書，他怎麽都找不到🎬，於是當面向胡適詢問。不料胡適也答不上來🙂↔️。事後錢穆反省自己“書生不習世故”，初次見面就問生僻的書⬆️，無疑是在刁難對方，但因為這個問題積壓在心中已久⛓️💥，突然見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沖口而出。
這件事沒有妨礙胡適對錢穆的肯定🏄🏻♀️😿。讀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後，胡適在日記裏說：“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𓀁。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駁之。”1931年錢穆進入北大歷史系任教時，主持該系工作的正是胡適，其時是文學院院長。而胡適的高足傅斯年也認可這位學術新星。在北平🧕，錢穆一度是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的常客🏄♂️🤾🏽♀️，有外國學者來史語所，傅斯年就安排錢穆坐在客人身旁🧑🦽，並向客人介紹說🚶🏻♂️➡️：這是《劉向歆父子年譜》的作者錢穆。
《先秦諸子系年》成稿後，陳寅恪譽稱“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更對楊樹達說，“錢賓四《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在此書出版之前🔸，錢穆寫信給胡適，請他作序：“幸先生終賜卒讀👱🏽，並世治諸子，精考核，非先生無以定吾書，倘蒙賜以一序🧑🚒，並為介紹於北平學術機關為之刊印👩🦳𓀝，當不僅為穆一人之私幸也。”
能與胡適😚🚶🏻、傅斯年這些學界新領袖相得，歸功於錢穆深厚的考據功力。“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認為🏰，“錢穆從一個中學教師🤦🏽🧑🏻🔧，最後進入大學🎅，先成為燕大的講師，接著在北大與新派領袖分庭抗禮，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幾種傑出著作能夠‘預流’，在‘預流’之餘⬆️，又能以堅實的學術證據提出更上一層的見解。”
有一年暑假⏩，錢穆與經濟學家衛挺生見面。衛挺生問他曾到過哪個國家留學➾。錢穆稱🍧，自己年幼失學⚇，未能進國內的大學，更沒有出國的機會。衛挺生說：“我和你雖然是首次見面，但你的《論語要略》，我拿來在家教子誦讀，我們實在跟故交一樣，不要過謙。”錢穆再次強調自己所說的是實話🤽🏻♀️。衛挺生不無驚嘆地說💆🏻♂️：“你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但《論語要略》能以如此新的編纂，表達如此新的觀點，難以想象🏃🏻➡️！”
錢穆，這位在今日有著“儒宗”、“國學大師”等稱號的學人，從求學之初就關註時代動態，並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時說，“錢先生對於知識的態度🦴，與中外一切現代史學家比，都毫不遜色。‘五四’時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懷疑、批判、分析之類，他無一不具備。”
之所以會給人“守舊”的印象，是因為他並非“時代人物”。
傳統人物
錢穆對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傳統人物”💣，確切來說👨🏿🔬，是做一名中國傳統人物👰🏼。
在北大♉️，錢穆和胡適的課是最受學生歡迎的，其中一個吸引點就是兩人的觀點往往相反。比如🏃🏻♂️，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錢穆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更重要的是，兩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截然不同👩🦼➡️，胡適批判傳統文化，錢穆則推揚傳統文化的價值。
他毫不客氣地表達對胡適的不認同🧈。一次，商務印書館約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邀請錢穆合寫👊🏿🔛。錢穆拒絕了♟，明確告訴胡適：你我關於中國文學的意見迥異🫷，如果各寫一本書讓讀者比對著來讀👹，那樣會對讀者有益，但合寫一本則不行🖖🏻。
大致來說，抗戰之前，錢穆還是與主流學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狀態。但在大潮流中做一個異類，他顯然感受到了壓力。在《師友雜憶》中🙆🏿，他這樣述說在北平的生活，“余前後5年購書逾5萬冊🧑🏻🎨，當在20萬卷左右。歷年薪水所得，節衣縮食🎶，盡耗在此。嘗告友人🤚🏼，一旦學校解聘，余亦擺一書攤，可不愁生活。”這“解聘”二字，雖是戲言，但也能讓人讀出一點味道來👨👨👦👦。
日本人全面侵華的槍聲響起🫦，錢穆終於爆發，開始嚴厲批評新風氣。《國史大綱•引論》只是發端👩🏿🍼。
1964年🎄，錢穆在新亞研究所談當時學風之弊：“中國人之所謂學術，則必當能超乎風氣潮流之上⛓️💥，而有其獨立存在、承先啟後之意義與價值。不能僅在風氣潮流中出現，僅隨風氣潮流而俱變♡🎑，此則不得謂之真學術⚔️。康、章、胡三人，皆可謂中國近世‘時代人物’而非‘傳統人物’一好例🧜🏽♂️。”
在“時代人物”與“傳統人物”之間，他選擇的是後者💢。
抗戰期間，他曾告誡弟子嚴耕望，“我們讀書人🖐，立誌總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學者！專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說🤹🏿♀️，“要存心與古人相比👩🏻🎨，不可與今人相較🧑🏽⚕️🙍🏻♂️。今人只是一時的人，古人功業學說傳至今日🦶🏼，已非一時之人🧑⚕️。以古人為標準🙎，自能高瞻遠矚📜，力求精進不懈🔨。”
1937年😕，錢穆發表《餘杭章氏學別記》一文，贊揚此前一年去世的章太炎，“真為民族文化愛好者🧑🏿🦲，近世一人而已🧑🏼💼。”然而到了1978年，他發表《太炎論學述》，大意說，章太炎以其所崇信的印度佛學來統攝中國學術史，最近發現他這個做法終生不變，自己需要說出意見供讀者參考🕺🏽，並非有意指摘前賢：
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學，僅如西方人抱一哲學觀點，乃依之以進退上下中國之全部學術史，立論怪誕，而影響不大。一因其文字詰屈，讀其書者不多💄。一因其縱觀博覽♌️，所涉既廣，而民初以來讀書風氣已衰……故幸而其思想在當時及身後，亦未有何力量🕑。否則其為禍之烈，恐當尤駕乎其所深惡的後起新文化運動之上🙌🏽。而主持新文化運動者💭，亦僅以“死老虎”目之，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近世則群敬以為大師👩🏿🚀，或目以為怪人✹。然固無知其立論之怪……“儒不如釋”之一見💸，自足限太炎之所至矣。當清末民初之際😮，學者菲薄傳統，競求一變以為快⚒，太炎與南海康氏，其表率也🤽🏻♂️。
這位傳統人物📭，並不是存心想做具體哪個人的反對者。梁啟超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不滿意，也有同題著作🧑🏽🦲。再加上錢氏對康有為的批評🫧，人們往往容易認為他連帶貶抑梁啟超。實際上並非如此。
1910年，15周歲的錢穆讀了梁啟超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深為梁啟超的“中國不亡論”所感染🏊🏿♀️，於是發願深入中國歷史之中📌，尋找中國不亡的根據。在1964年的演講中，錢穆贊賞梁啟超在歐戰後批評西方文化的病痛🚵🏻♀️，是“當時國人惟一大創見”，梁氏論中國傳統政治為“禮治”而不是“法治”、辨析中西文化異同，“更為深見卓識”🙎🏻♂️。他更認為，梁啟超天資聰穎，如果活到七八十歲，“不知其學問思想又將達何境界。”還透露了自己平生一大遺恨🧏🏿♀️，是赴北平時梁啟超已經去世，未能與他見上一面🕣。
錢穆將梁啟超看作“中國現代傳統學術人物，非僅一時代人物”🚵🏻♀️。他對梁的深情，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情。這種深情並未使他否認古代中國存在諸多問題，在抗戰時期他就說，“近百年來的中國👩🎨，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態的階段。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難免的一種頓挫。又不幸而中國史上之一段頓挫時期🕸，卻正與歐美人的一段極盛時期遭逢而平行。國內一般知識分子，激起愛國憂國的熱忱🪻，震驚於西洋勢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對其本國傳統文化發生懷疑，乃至於輕蔑，而漸及於詛罵。”
類似這種對菲薄傳統風氣的深憂，遍見於錢穆抗戰後所著的書中。在20世紀的學人中，我們很難看到還有第二個學人🧝🏿♀️，會像他這樣不厭其煩地勸人要多讀中國書👨🏻🦽➡️、要做一個中國人。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爭議點所在👈。數十年來🙇，常見的批評錢穆的聲音，有“守舊”🙎♀️、“頑固”、“為專製辯護”🤞🏼，客氣一點的♐️，也認為他對新風氣有成見。
或者，還應該聽聽他人生中最後一次公開授課時所說的話🪮🚠。1986年6月，錢穆在素書樓結束了一生的教學生涯，媒體蜂擁而至👩🏿🍳，關註這位耆宿的告別杏壇之作。錢穆對在場的學生說：“或許再過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遺忘了🙏🏽。現在哪人再講梁任公🤶🏽？連胡適之先生也少人提及了。照這樣子🫲🏻🍘，將無歷史可講。譬如說陳寅恪，當年在北平哪個青年讀書人不知道🛀🏿，但現在又誰知道得他呢？求新求變，那真是值得驚心動魄的。”
爭議聲中😩，這位老人的溫厚與深憂😋，往往被低估🤸🏼。
1988年是香港中文大學建校25周年，余英時發表演講➜👱🏽，梳理近代以來的風氣💀：“在西方🎸，例如英國有保守黨🙅🏼♀️，它並不以‘保守’為可恥。但在中國我卻未碰過人會稱自己為保守黨。中國人如果對舊東西有些留戀，說話時就總帶幾分抱歉的意思；雖然他心裏並不是真的抱歉，因他總覺得保守🧑🏼🍼、落伍是說不出口的。只有前進、創新、革命這才是真正價值的所在。所以中國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進，實在不成比例🧗♂️，更無法互相製衡。這是因為中國沒有一個現狀可以給保守者說話的餘地💆🏿。”
在“求新求變”這一時代洪流中🛣，錢穆發出了一位橫而不流者的最強音。
何處是中國♣️？
1949年4月，江蘇無錫。
江南大學教授諸祖耿在無錫車站送別朋友錢穆👩🏿🎤。錢穆是應廣州華僑大學邀請，赴穗任教。他告訴諸祖耿🐁，一個月後回無錫。倆人都沒有想過，這會是他們此生的訣別。話別諸祖耿後🗒♊️，錢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師呂思勉👨🏻🎓，然後乘船赴廣州。
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變的風潮，將當年新風潮的領導者胡適和傅斯年，震蕩出中國大陸。
錢穆沒有兌現跟諸祖耿說的話，他隨華僑大學遷去了香港，看著滿街流離失所、無處問學的青年，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條件下🐟👨🏻🦽➡️，與唐君毅等人創辦了新亞書院以及新亞研究所，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在香港，他牽掛大陸的家人🛅，一心想將他們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們選擇了拒絕👨🏻🍳。
錢穆決意不回大陸。在顛沛流離中🚾，他的新亞書院逐漸有了名氣。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導下🧑🎨，新亞書院與聯合書院、崇基書院合並👩🍳，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這個名字是錢穆定的，他將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為中文大學，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學成立後，錢穆與校方的矛盾很快顯現，他無法認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問題上的處理方法，而校方也對他的建議多不采納。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務確實影響著述6️⃣，最終他離開了新亞。為示抗議，他選擇了辭職而不是退休，為此失去了一筆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難民潮湧起，這塊彈丸之地變得不安起來。錢穆決定移居臺灣🤴🏼。這時候👉🏼，猝逝於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於1962年的胡適，沒能看見故園“文革”的發生👶🏿。
抗戰勝利後，錢穆就淡出學術界的主流平臺。1946年西南聯大完成歷史使命🐀，北大💁🏻、清華、南開各自復校🖲。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職務，其時不在昆明的聯大同事都接到了聘書，錢穆卻沒有等來聘請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選擇留在昆明，任教於五華書院，同時到雲南大學兼課⚜️🫷。當時西南聯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僅有兩人，其中一個是劉文典。劉文典是出了名的“癮君子”，除了在雲南大學上課外🏊🏻，整天都待在家裏吸鴉片，極少見外人🌩。聽說錢穆在昆明，卻馬上出門，步行到其住處暢談——所有認識劉文典的人👩👦，都對他這個舉動十分驚訝。
然而錢穆沒在昆明待多久🚣♂️，就因為胃病復發回到了家鄉，在無錫新成立的江南大學做文學院院長——那是1948年，也在這一年，胡適、傅斯年主持評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確定了81名院士名單🦿，錢穆落選🖖🏻💾。
嚴耕望說，以錢穆當時的成就與名氣，卻未能入選首屆院士🙋♂️，令中研院被譏為“諸子皆出王官”。關於落選的原因，嚴耕望分析說，“蓋自抗戰之前，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代表之新考證學派聲勢最盛🏜🥯，無疑為史學主流。唯物論一派亦有相當吸引力。（錢穆）先生雖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為學林所重，由小學中學教員十餘年中躋身大學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歸❇️，故與考證派分道揚鑣，隱然成為獨樹一幟孤軍奮鬥的新學派。而先生性剛，從不考慮周圍環境，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勇決氣概，故與考證派主流巨子之間關系並不和諧。”
有意思的是，學界巨公不歡迎錢穆，卻欣賞錢門弟子，嚴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賞識下進入史語所🏃🏻♀️➡️。1958年胡適到臺灣出任“中研院”院長後，嚴耕望鼓起勇氣向胡適寫了長信，建議他選錢穆為院士，以洗脫“中研院”排斥異己的形象💨。
胡適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適去世，錢穆都未能成為院士🥀。根據嚴耕望的委婉說法，是由於院內“少數有力人士”的阻撓，導致錢穆並未通過🤩。余英時曾說🩴，“中研院”領導層中💥，還是胡適對錢穆的成見最淺📈。1967年，“中研院”內部終於對錢穆成為院士一事沒有異議了🪮，嚴耕望去找錢穆簽名，不料遭到拒絕🙏🏻，“先生拒絕提名，相當憤慨地說：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無奈之下，嚴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銷提名。
到了1968年，在嚴耕望的爭取下，錢穆終於同意提名，成為院士，接近全票通過。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晚到了20年的頭銜，也僅比弟子嚴耕望早兩年🤼。
1958年元旦♻，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被視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標誌性文本🧙🏿。文章刊發前，張君勱等人邀請錢穆簽名。篤信“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清代學者章學誠語）的錢穆🧛🏽♀️，拒絕了這個簽名🤽🏽♂️🚶🏻➡️。自此之後，他與新儒家漸行漸遠。
據余英時回憶👨🏿🚀，1964年錢穆辭去新亞書院的職務時，向哈佛燕京學社申請補助，以撰寫《朱子新學案》𓀇，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學社這項補助一向只針對學術機構，不針對個人。這時新亞方面希望錢穆也辭去研究所所長的職務🙋🏽♂️。錢穆不得不以個人名義申請這項補助👰🏿♂️，在楊聯陞的幫助下才獲通過🪓。
錢穆在新亞時期的學生葉龍說🪃，錢穆的離開🪒☂️，與新亞內部一些人喜歡拉幫結派、排斥異己有關，走的時候並不開心👩🏫。
臺灣這個地方也未能讓他安度晚年。1986年，錢穆在素書樓上最後一課時告誡學生：“你們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國人。”接下來幾年，他陷入了“素書樓風波”中，當時的臺北“立法委員”陳水扁與臺北市議員周伯倫🖐，指責他居住在素書樓是“非法占用公產”，逼他遷出。
盡管“非法占用”說法並不屬實💶🦹🏿♀️，但錢穆決然於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書樓。兩個月後🔨，他撒手人寰👩👧🏥。余英時認為，“他無疑是帶著很深的失望離開這個世界的🙇🏼♂️。”
“我們應該用眼睛照亮這社會”
葉龍告訴我，錢穆先生相處起來很和氣，但非常有威嚴🎅🏽。有一次他請錢穆改文章，錢穆提出意見，他隨口說了些反對的話，錢穆馬上就不改了——認為他所持的並不是虛心請教的態度。這令葉龍極其後悔，數十年後談起此事，仍懊惱不已👩🏽✈️。
這符合錢穆某些時候的峻厲形象。
《朱子語類》裏記載了朱子這番話：“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
1930年代😏，錢穆撰文介紹近百年幾個儒者的讀書主張，談到陳澧（1810-1882年，字蘭甫🌒⛷，清末廣東大儒，著有《東塾讀書記》等書）的讀書方法時，他認為陳澧只是看到了時人的病🤦🏻🙅♂️，開出來的藥方卻“溫和有餘，峻厲不足”🩰，不能振聾發聵🟠。這個“峻厲”的主張，可與朱子的“慷慨奮發”互相發明🫒。
錢樹棠在抗戰期間曾求學於遷到四川的齊魯大學，入國學研究所追隨錢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師的民族意識極強，曾對他說：“中國人自己的鐵路，為什麽車站站牌上，中國字下面偏要註上英文拼音🍢？汪偽漢奸政府將它一律取消🧸，這一點卻做得痛快☕️。只是他們將來會不會註上日文，這可難說了。”一次，美國教會派人來到齊魯大學調查情況，錢穆負責接見🤲，向美國人介紹情況時💂🏽♂️，他把時間一律講成“民國某年”🐏。美國人問：民國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錢穆嚴肅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厲、處世溫煦🎫，並存於錢穆身上。在葉龍的記憶中，錢穆很能克製自己的情緒⛹🏽，評議他人時🚫，口不出惡言♿，比如他對於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不聘請他這件事，其實是有意見的，但多年相處🧜🏼，也只聽他不經意地提過一兩次。
在西南聯大時📊，經常有人向錢穆請教💧。學生對這位老師，先是敬畏，熟悉後變成敬愛。每逢周末👩🏻🚒，學生成群結隊去錢穆宿舍問學。由於地方小，來的人往往是一批出來，另一批再進去。
這些前來請教的人各式各樣：西南聯大的學生，其他大學的學生，銀行🧙🏻♀️、報館、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年過50歲的人……對於他們🧑🏻💻，錢穆沒有絲毫疲倦厭煩的神態，一一耐心作答。學生李埏不解🕤，說：“有的人只是慕名而來🧑🧒🧒🍅，只是瞻仰先生風采的👐🏽，為何也耐心作答？”錢穆舉了範仲淹的例子⬅️：範仲淹帶兵打仗時，18歲的張載帶著兵書求見，範仲淹勸他讀《中庸》，張載記取這番話👩🦼➡️，後來成了一代儒宗。錢穆告訴李埏：“孔子說，‘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寧願失言🍀，也不肯失人。”
嚴耕望1941年來到齊魯大學追隨錢穆🛗，報到的第一天🤸🏼，錢穆領他到住處🧥，對起居飲食、鋪床疊被、整理書物等一切瑣事都耐心指點，並且一天裏來其房間五六次，對這位學生關懷備至。50年後🎯，嚴耕望回憶起這個場景，仍然不禁涕淚橫流➛。
1957年🗳，錢穆在新亞學生的畢業典禮上致辭說💂🏿：“我們當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們應該用眼睛照亮這社會🏊🤘🏿，光明是從我們每個人的眼中發出去的。”
到了臺灣後，這位老人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學教授龔鵬程告訴我😚，他接觸錢穆時，錢先生已是暮年🎙，溫訥謹厚♢，沒有盛年氣象，但仍能讓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長者🆖。他聽嚴耕望這些錢門老學生說，錢穆早年是很能跟學生玩在一起的❓⏩，他們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龔鵬程說，“錢先生回臺灣演講♦️，在淡江大學禮堂倒塌被砸之後🦹🏻，身體肯定是受損了（註💆🏽：1952年，錢穆在臺灣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演講時，屋頂水泥大塊砸落，傷重入院）。晚年樓居為常。古人雲筋力之減，皆稱新來懶上樓⤴️，錢先生則是罕得下樓出門。問學者都在客廳中見。政界人物來，亦不接待📩，任其隨席聽講而已。對我輩，因非真正弟子👜，較客氣，多稱兄。於我則稱龔先生，我稱他錢老師或先生🧏♀️。怡然藹然⛹️，論學若話家常，大關節處卻極敬肅🕗，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評價師友均極見分寸。許多成名學者，恃老賣老，動輒狂言罵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蘇州耦園✮。錢穆的幼女錢輝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與我在此地相見。對於錢家來說，耦園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1939年夏💳，錢穆從雲南來到香港，將《國史大綱》書稿交給出版家王雲五🚾，囑咐他盡快交付商務印書館出版🆖。匆匆出書🧽👰🏻♀️，這不符合錢穆的慣例🪙。《先秦諸子系年》從啟動寫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花了5年🧗🏿♀️。但戰爭局勢的不明朗💂🏿，讓他不能不將《國史大綱》盡快出版🧑🏿⚖️。
交了書稿後，錢穆到了上海，在戰火中潛回蘇州探望母親👩👩👦👦。此時他的妻子也從北平回到蘇州🪴𓀖。錢穆變換姓名，隱居在耦園，一邊侍奉母親，一邊寫《史記地名考》🦢。錢穆的子女們回憶，父親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書房裏，他們每次經過書房門口，都要放輕腳步，小心翼翼🔵🌖。
錢輝1940年出生後，錢穆已離開蘇州到了成都——戰時齊魯大學遷去成都，聘顧頡剛主持國學研究所的工作📺，顧頡剛邀請錢穆共事👴🏽。直到1948年，錢穆回到無錫的江南大學任教時，才與蘇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後他就離開了大陸。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見面。
對於錢輝及其哥哥姐姐來說🧑✈️，父親是陌生的。她直言並不十分了解父親的學問，父親對她的最大影響，是讓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關切後輩這一點上🦹🏿♀️，她與父親有相似處。與她見面時，我因為身體不適，遲到了半個小時。分別後，她發信息過來問我身體好轉了沒有，如果沒有🧏🏻♀️，就應該考慮看醫生🙅🏿。
在耦園，錢輝一再向我聲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訪📈，而是來見朋友。園子幽靜🐬，園外的環境也不熱鬧🕺🏻。我乘坐出租車過來🕓，下車後還要走數百米的路才能到達🧑🏿。錢穆一家當年的住處是在城曲草堂，有兩層樓，書房門口約10米處有一座假山。滿園的蟋蟀聲令我感覺到，如果不是因為遊客以及導遊🧑🦯➡️，此處至今還是絕佳的讀書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這是前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評價錢穆的話。錢氏治學如此🤙🏼，生活也如此🚴🏻♂️。為了專註於撰寫《國史大綱》，他住在雲南宜良的巖泉寺中，陳寅恪來拜訪，不無玩笑地說：“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
隱居巖泉寺後，就是隱居蘇州耦園。當時這裏是廢園，門口只有一條路通往市區🥞，人跡罕至。晚年的錢穆回憶起在宜良以及耦園這兩年的隱居時光，充滿了深情，“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
顧頡剛的故居就在耦園附近，離開耦園後錢輝還特意帶我路經此地。分別時🍐，錢輝看著馬路上穿梭不絕的車輛與行人🧛🏻♀️，對我說：“我小的時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認識的人，這一次在這條路上見到了，以後還能在這條路上經常見到🕵️♀️。現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個地方都未必能經常見到了🦶🏻。”
太史公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在人海與時間的磨洗下😂，個人往往迅速湮沒，死後還為後人紀念的🧑🏻💼，無疑是“倜儻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錢穆誕辰120周年，“我們沒有做什麽紀念活動🧝🏻♂️，對他的最好紀念，就是讀他的書。”錢輝對我說👨🏽🍼🙎。
集大成者
1931年，錢偉長投考意昂体育平台，中文科目的試題是《夢遊清華園》🧜🏻♂️，他用這個題目做了一篇賦（賦是韻文，特點是善於鋪陳，多用典故）🦸🏼♀️，得了滿分🦎，閱卷老師不能改動一個字🧑🏽⚖️。同時他也考了歷史，考試題目的要求是：寫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數🎾、解釋人是誰。應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滿分。
錢偉長能有遠超同儕的文史功力🦌，歸功於四叔錢穆對他的熏陶。
抗戰前，李埏入讀北京師範大學👩🏻🦳，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錢穆過來兼課✍🏻☀️，同學歡呼雀躍🧖🏼♂️，奔走相告。由於擔心沒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個小時去教室🐒，然而此時前十幾排座位已經坐滿了人。課室是當時學校最大的，能容納二百人，來聽課的人擠了個水泄不通👌🏽。在上大學前🪡，李埏已經讀過《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背過不少秦漢文章。當時他自以為還有點基礎，不料聽了錢穆的幾節課下來，不禁爽然若失👩👦👦👊🏼，“我簡直是一張白紙啊🔖！過去的讀書🪛，那算是什麽讀書呢？過去知道的東西，只不過是一小堆雜亂無章的故事而已。”
從這些側面，可以窺見錢穆的功力🚴🏻♀️。錢穆曾說，“我自7歲起♿，無一日不讀書😲。我今年93歲了，10年前眼睛看不見了，但仍每日求有所聞。我腦子裏心向往之的🙇♀️，可說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從《論語》學孔子為人千萬中之一二而已🥅。別人反對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願做一孔子《論語》中所謂的小人。”
世人常稱道錢穆讀書之勤👩🏼💼、著述之豐，然而他的天分同樣不容忽略。龔鵬程認為🅰️，錢穆先生天資過人，“他註《公孫龍子》只花了7天，寫《莊子纂箋》也只費了兩個月，這都不是普通人能辦到的事。錢先生給人的印象是苦學成名👩👩👧📪，他也從不炫耀自己的才華⛔️，其實如此捷才🩷，可謂並世無兩。”就連徐復觀在批評錢穆的史學時，也說：“錢先生天資太高，個性太強👎🏿。”
錢穆贊揚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誡學生📱，讀書人要有大氣魄🧑🏼💼。他的治學也跟朱子一樣，博涉經史子集四部。我問龔鵬程，“錢穆先生桃李滿天下🎳，你認為他的治學方法沒有嗣音。在你的評價體系裏，一個學者需要符合哪些條件，才算是繼承了錢先生的學問？”龔鵬程的回答是👉🏼：
錢先生方面廣大🧑🏻✈️，弟子們皆僅得其一偏🫱🏼，如余英時、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學術史👆🏼，嚴耕望是歷史地理🛷⚾️。先秦諸子學及宋明理學方面卻沒什麽學生做。
這又還不是領域的問題，而是道與史之分🐚。大家都說錢先生是史學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歷來都說道家出於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談古今之變👟，重史跡而不重道👨🏽🦳。錢先生言史，是關涉其信仰、價值、意義的，也就是道之問題。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學術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們所談多只是跡，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時，論朱子亦僅貼合著宋朝政治立論，是更黏著於跡🧏🏼♂️。此乃方向上之異趨也。當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論天人之際的大作👨，但問題意識仍是史跡的，想說明所謂“軸心時代”的古今變遷而已⚫️🧏🏿♂️，與錢先生畢竟不同調。
換言之，繼承錢先生之學，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廣大通達🚶🏻♂️➡️。方法跟考據一點關系都沒有🧖🏼♂️🖐🏼。關於錢先生之通博🧘🏿♂️，可補說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學為錢先生作壽，成立錢賓四先生講座時，余先生致詞，謂自己、全漢昇、金耀基這3位都做過中大新亞書院院長💆🏻，可是3個人加起來🏋🏿♀️，仍僅得錢先生之一半。頌揚得體，一時稱之，因這也是實話。
一個倔強的靈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錢穆時曾說，“從結識錢先生以後🧚🏼♂️，我總覺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說很少有可以談話的人了，他與當代的政治社會氣候固不相侔，與當代的學術知識氣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許源於他的心態👨🏿🍳。“余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以後造論著書，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華文化，或作中西比較，其開始轉機👨🌾，則自當為《思想與時代》撰文始💆🏻。是則余一人生平學問思想，先後轉折一大要點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張其昀的文章裏，錢穆這樣說自己治學的變化🧗♀️。
提倡復興中華文化🫶🏻、進行中西文化比較，也跟他的“溫情與敬意”一樣✔️，成了爭議所在。
1989年，錢穆去香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40周年慶典，其間極其興奮地告訴夫人胡美琦：“我今天發明了中國古人‘天人合一觀’的偉大。回家後，我要寫篇大文章了。”
那時錢穆已不能執筆寫作，需要胡美琦幫忙。剛開始時，胡美琦以為這是他的“老生常談”🚀，怕影響他身體，就沒有辦這件事。在錢穆的堅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筆錄，寫下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他所說的這個貢獻，就是“天人合一觀”。
這是錢穆一生最後的手筆。他認為👎🏼，在中國古人的思想中🙉，天命與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開談🦨，“人生最大目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於天命遠近為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後代人亦與此不遠，這可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所在。”錢穆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錢穆的身體狀況就已經不如人意。史學家許倬雲拜訪錢穆後，對金耀基說👮🏼♀️，“一位歷史巨人正在隱入歷史♉️。”在生命最後兩年裏💺，錢穆的身體已不允許他聚神寫作。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書樓前三天寫成的。其後錢穆仍然希望對文章進行增訂，他認為，“這將是我晚年最後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願。1990年8月30日🧘🏻♀️😂，錢穆謝世🧒🏻。這一天，臺風襲擊臺北，龔鵬程在風雨中悼念錢穆，“他不是就史論史✊🏼，或考古證史的人🤽🏿🙍🏽。他是通過對歷史的省察與討論，來申述他從孔子、孟子🥿、朱子那裏學來的價值理想，並用這種價值來期許我們這個社會📠，探索中國文化的出路。此乃錢先生苦心孤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錢先生根本是寂寞無助的。作為史學家的錢穆，人無異辭，都承認他的地位；但論到錢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時，爭論就多了……他一生在對抗時代，在平衡他所認為的時代偏差。但他的主張，在整個學界都是孤獨的。”
如今，距離錢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時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嗎？龔鵬程說：“時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錢先生認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騖新向西🧑🏽🦰，不能歸根返本；一在個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體分析上🦸🏿♂️，釋判東西、評價優劣👩🦽，或多可商；對人心的哲理性解說，也不及宋明理學家或當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錯的🏃♀️。可惜現世仍與這個方向背道而馳。”
我問：“一方面😠🙎，錢穆先生不被考據派認可。另一方面，大陸時期不乏與他文化立場相近的學人，比如柳詒徵、錢基博、陳寅恪等先生，但錢先生不會與他們形成流派或陣營。導致他孤獨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黨↩️，小人則黨矣。不黨🧑🦼，當然就孤獨，而且是本質地孤獨。你說的柳詒徵👨👨👧👦👦🏼、陳寅恪、錢基博🥘，其實也都是孤獨的🧏🏽。他們也黨不起來。可是現代是個群眾結黨而鬥的時代，不能黨同伐異，自然就不能號召群眾、鼓動風潮。再則是方向的問題🐳。現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及黨政官僚體製裹脅著人🚼，趨向毀滅地球👫🏼、毀滅人性的方向走。錢先生他們是看著‘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而大聲呼籲示警🖤，或自傷也將與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龔鵬程說，“這一小撮人豈能阻擋時代的巨輪？過去，他們也都幾乎被碾成了齏粉呢！”
再過一百年之後，人們會如何評價錢穆先生呢？
龔鵬程答：“往者已矣，來者不可知。未來錢先生也可能會被超越，漸不重要🏌🏼。但無論如何，人們應當會記得一個倔強的靈魂🎞，曾在這般黑暗的時代護衛著文化命脈🌇🫶🏽。”
（參考文獻⛹️：《錢賓四先生全集》，聯經出版社；《治史三書》，嚴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錢穆與中國文化》，余英時著👆🏻，上海遠東出版社；《多情懷酒伴》🐪，龔鵬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王汎森著👫🏻，復旦大學出版社🩸。《國學宗師錢穆》，陳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錢穆紀念文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無錫縣委員會編。《錢穆印象》，李振聲編，學林出版社。感謝九州出版社的古秋建先生、周弘博女士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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