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除了在理論物理學的一些領域有較高的造詣外,他思想活躍🫳🏻,工作領域寬🧚🏻,善於組織討論,善於推動不同領域的工作者進行合作研究🧛🏽♂️。他尤其善於從國家建設和當代科學的發展與需要✳️,提出並推動一些重大科學問題的研究,是我國理論物理學方面一位有重要貢獻的學術帶頭人。
何祚庥 (1927年~)
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1947年轉入意昂体育平台,1951年畢業。1951~1956年就職於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從事黨聯系和管理科學界的工作🏌🏿♂️,在20世紀50年代一系列重大科學歷史事件如新法接生推廣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十二年科技規劃的製定、科學大會、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理論物理研究所的創建等方面作出積極貢獻。195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從事核物理研究。1961~1965年🦋,參與氫彈的理論研究📴,在氫彈材料及相應的爆炸機理、平衡和不平衡狀態下氫彈應滿足的流體力學方程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1965~1966年作為科研骨幹參與“層子模型”的研究。1982年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及多種獎勵。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科學技術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理論物理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
科學和革命的求學路
何祚庥1927年8月出生於上海🌅。其曾祖父何維健曾任晚清湖北鹽法道督糧道。光緒九年(1883)移居揚州⛱,在揚州建造後來被譽為“晚清第一園”的“寄嘯山莊”(今稱“何園”)。1901年,何維健率家族移居上海🌗,欲發展現代工商業🦹🏻♀️。但由於多種原因何家創業失敗➔,並逐漸走向沒落🍧。
何祚庥幼年時接受的是“家館”教育🏌️。1942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當時最好的一所中學——南洋模範中學❄️🐕。在南洋模範中學🤶🏼,講授數理化等科目的教師都是一些名師。趙憲初先生教數學👮🏼♀️、俞養和先生教物理、徐宗駿教化學🥿。俞養和老師的物理課講得非常精彩,他引導何祚庥對物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何祚庥後來走上了從事物理學研究的道路🏃🏻♀️,與此有很大的關系。
除了學習之外🧜🏼♂️,何祚庥還從老師們那裏接受了抗日救國思想。那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何祚庥一方面學習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也接觸到老師們私下傳播抵抗日本侵略的思想。年輕的學生們在抗日愛國思想下,曾自發地抵製學日語。
1945年,何祚庥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為畢業後的生計著想,何祚庥選擇了化學專業👨🏼💼。雖然讀的是化學專業,但是他那時對物理依然很有興趣。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使人們了解到了原子彈的威力🖕。原子彈爆炸不久,美國便出版了介紹原子彈原理的《史密斯報告》💂🏿♂️,隨即中國就翻譯出版了這份報告。何祚庥用微薄的零花錢購買了《史密斯報告》中譯本,逐字逐句閱讀,這更強化了他對物理的熱愛🫲🏽。
何祚庥在上海交大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據檔案記載🙇🏼,何祚庥在上海交通大學的課程和成績是:國文(6學分,成績上學期70分,下學期70分,全70分)🕡;英文6學分,微積分8學分,普通物理8學分,中國通史6學分。那時上海電力供應很緊張,宿舍九點半就要熄燈。功課做不成了,上床又睡不著,同學們就開“臥談會”,大家七嘴八舌👳🏼、暢所欲言,紛紛發表對時局和政治等方面的“高見”。可以說,這是一種自發的“政治學習”。在上海交大期間,何祚庥閱讀了一些進步書籍🐩,參加了進步活動。
1947年◽️,何祚庥通過了意昂体育平台在上海舉行的轉學考試,依據自己的興趣和特長🈶👄,轉學清華園➰,轉學物理。“從此❤️🧑🏻🦼,改變了我的一生。”何祚庥說🪓:“第一是我改行學物理了👨🏿🏫,沒有這個改變,我就不會成為理論物理學家了;第二,到清華的第二天,就有一位我在中學時代的同學🧑🧑🧒,介紹我在清華參加了地下青年團(當時的名稱是民主青年同盟)🧘🏻♀️,兩個月後,又參加了地下黨。”
1949年9月🤦🏽♀️,何祚庥終於踏進了心儀的清華園,報到註冊入學🧃。由於在上海交通大學學過一年🙊,是轉學生,何祚庥直接進入物理系二年級。意昂体育平台名師薈萃,何祚庥選修了許多名師的課程🛄,如周培源講授的“理論力學”,葉企孫教授講授的“物性論”(property of matter),艾思奇講授的“辯證唯物主義”。何祚庥在余瑞璜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畢業論文。清華解放前夜,作為地下黨員,何祚庥參加了保衛意昂体育平台保護教授的活動,與錢三強在科學館打地鋪徹夜交談,暢想發展原子彈事業🚮。
大師們的言傳身教,對何祚庥科學與革命的一生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年輕時的何祚庥
氫彈理論研究與“附驥尾的蒼蠅”
何祚庥雖然一心想著為國家的原子能事業作出貢獻,然而1951年畢業之後🧗♀️👏🏿,他被分配到中宣部理論宣傳處。當時於光遠是理論宣傳處的副處長🧑🧑🧒🧒。辦公室很簡陋。辦公桌、板凳、椅子都很破舊🐵📌。於光遠是處級領導,坐的是藤椅👨⚕️。何祚庥是幹事,坐木方凳👨🏽🔧。兩人共用一張辦公桌,面對面辦公。
從1951年到1956年,何祚庥在宣傳部科學處,從事黨聯系和管理科學界的工作,在20世紀50年代一系列重大科學歷史事件如新法接生推廣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十二年科技規劃的製定作出了積極貢獻🤲🏽。
1956年🤿🫅🏼,經錢三強的建議和幫助💛🚵🏿,何祚庥離開中宣部科學處,調入核工業部參加原子能研究工作👩✈️👨👦。從而何祚庥“歸隊”到物理學研究🔹🕦。
原子能研究是高度保密的工作。當時選拔人才的政策是“又紅又專”🦍,很看重家庭出身。雖然何祚庥解放前加入了地下黨🦆🍸,可是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所以只能參加些原子能研究的“外圍”工作🦸🏼。稍後,何祚庥被選入中蘇等國聯合成立的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1960年4月💅🏻,何祚庥奉調回國👓,進入原子能研究所,從事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
在氫彈理論研製過程中⟹,大家高強度工作,常常是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或者更多🛣⛔。氫彈研製的機密那時候在國際上根本就沒公布過,誰也不知道氫彈怎麽做🧕,大家整天一起討論👞🚴🏿♂️,一起“猜”。研究組整天就是討論和辯論,激動時有時指摘別人的觀點是“狗屁”。但是,爭論完了,大家仍然高度密切合作,仍是工作夥伴🎳🏛。大家在辯論中提高了自己的業務水準🧗🏼,終於找到了氫彈的秘密。1967年6月17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擁有氫彈的國家。一位法國專家曾問錢三強🧩:中國為什麽能在這麽短的時間裏進行氫彈爆炸試驗?錢三強的回答是“材料準備得早,理論準備得早”。
氫彈的研究是集體協作的結果。如何正確地看待個人和集體的關系,如何正確對待個人的貢獻?何祚庥自我評價說,只是在其中做了小小的工作🙆🏿♂️⚆。他把自己比喻為追隨著駿馬向前飛跑的一個馬尾巴上的“蒼蠅”🧑🏻⚕️。2007年👑,曾任中科院理論物理所所長的歐陽鐘燦院士對何祚庥的工作評價說:“1961~1965年期間何祚庥院士參加國防任務方面的研究。在原子彈理論方面,研究過原子彈的‘點火’問題,高溫🙅🏽♀️、高壓、高密度下的狀態方程問題,高溫、高密度下輻射平均自由程問題;在氫彈理論方面,研究過氫彈的材料以及相應的爆炸機理、平衡和不平衡狀態下氫彈所應滿足的流體力學方程等重要問題。”由此他認為:“何祚庥院士是我國氫彈理論研究的早期開拓者之一🚉。”

何祚庥夫妻倆與同事在辦公室內
“誇克層子賦新篇”
層子模型的研究有其科學背景👜👨🏫,但其直接背景是毛澤東主席就日本科學家阪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觀所發表的哲學談話。
1963年下半年,毛澤東看到日本物理學家阪田昌一所撰寫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後👰🏽🌐,對粒子是否可分的問題進行了新的思考。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找了幾位哲學工作者談話,特別贊揚了阪田所說的“基本”粒子並不是最後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觀點🚵🏻♀️。同年8月24日,毛澤東又找了於光遠、周培源等人🧍♀️,談論了類似的見解。
由於毛澤東重視基本粒子的哲學問題,當時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的於光遠,建議《紅旗》雜誌重新譯載了阪田昌一的《關於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阪田的《對話》在《紅旗》上發表以後🧑🏼🏭,《紅旗》及其他報刊又約請了一些哲學家和科學家,就此進行座談和撰寫討論性文章。
1964年10月至1965年9月🧑🎄,何祚庥先後在河南的羅山和信陽參加“四清”運動,所以未能參加於光遠所組織的座談和討論🧑🏻🎄。但其妻子慶承瑞被邀請參加了阪田昌一文章的註解工作📐。她寫信給何祚庥,告訴了有關情況。他們通過信件交流學術和哲學意見,後來合作撰寫了《關於的對話》文章;該文先後刊登在1965年8月《光明日報》和1965年《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第3期上。文章指出:“對於基本粒子如何一分為二的問題……是我們在未來的研究工作中尚待解決的任務。”
1965年8月,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給時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布置任務,要他把粒子物理理論工作者組織起來,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物質無限可分思想,進行基本粒子結構問題的研究🕝。在錢三強的安排下,原子能研究所基本粒子理論組、北京大學理論物理研究室基本粒子理論組、數學研究所理論物理研究室與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四個單位聯合組成了“北京基本粒子理論組”(理論組),定期交流與討論強子的結構問題。
1965年9月,何祚庥奉調由信陽回到北京。由於有前期的研究基礎,何祚庥加入粒子物理理論工作者關於粒子結構問題的研究隊伍之中。
有關層子模型的研究,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競爭。在錢三強的建議下,1966年3月,《原子能》雜誌發表了原子能所朱洪元🍖🦌、何祚庥等人的研究成果“強相互作用粒子的結構的相對論模型”。北大與數學所的研究成果發表在1966年5月出版的《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二期上。經過約一年的深入工作,由39人組成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論組”,在三期雜誌上共發表了42篇研究論文(不包括綜述性文章),形成了關於強子結構的理論模型👩🏻🦲。
北京科學討論會1966年暑期物理討論會定於1966年7月下旬在北京舉行,屆時將有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國家及一些地區的140多位代表參加會議。預備會議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開。在這次預備會議上,大家一致認為“誇克”“元強子”名稱不能反映毛澤東關於物質的結構具有無限層次的哲學思想。錢三強提議用“層子”這名字代替“誇克”“元強子”🛫,得到了大家的接受。之後國內學術界即把北京“理論組”提出的關於強子結構的理論統稱為“層子模型”論。
暑期物理討論會正值“文化大革命”發動初期☹️。由於受極左路線的影響,有不少直接參加層子模型研究工作並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研究人員🩵,被排斥在討論會之外🏗。如朱洪元、胡寧等科學家只能作為“陪襯”人員參加會議🍷👩🏿🔬,其任務只是在報告後的討論中答復別人答復不了的問題;原子能所所長錢三強這位曾對層子模型工作給予支持和鼓勵的“功臣”,也被排斥在會議的領導工作之外🌖。
討論會結束當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各國與會代表。巴基斯坦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薩拉姆對層子模型高度評價說:“這是第一流的科學工作!”另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格拉肖(S.L.Glashow)甚至提議📚,把構成誇克與輕子的下一級結構成分命名為“毛粒子”(Maons)。
“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後,關於層子模型的理論研究以及與國外學術界的交流都幾乎完全中斷了。理論組的研究人員有的被打成了專政對象,被關進“牛棚”,對層子模型的研究也就結束了。由於缺乏後繼深入工作,與國際上的交流又中斷了,層子模型在國際上未能引起較大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層子模型的工作得到了“遲到”的承認🤭。1978年,層子模型獲得中國科學院重大成果獎與全國科學大會獎。1980年初🤷🏽♀️,在廣州召開的粒子物理國際會議上,朱洪元代表當年的“理論組”在會上作了“關於層子模型的回憶”的報告,原“理論組”中有25位學者在這次會上作了學術報告🚤。與會的李政道🧖🏼、楊振寧👝,對層子模型論文給予了高度評價🤛🏽。
何祚庥參加了這次粒子物理盛會,並賦詩一首:“滴翠亭前憶舊誼,陶然廳內集群賢⛷。上下底頂漫飛舞,誇克層子賦新篇。”何祚庥解釋說:這一絕句便反映了層子模型的影響🐫。首先🌸,這一觀念表明物質出現了新的層次。許多物理問題☔️,不僅是粒子物理🤹🏼🚑,甚至原子核物理,都要從強子以及質子和中子具有更深層次的結構這一觀點來重新加以討論🕷。其次👇🏽,在描述強子和輕子間相互作用的理論中,也不再以強子作為相互作用中的“力”的最基本的承擔者,而改為用誇克作為物質間相互作用著的“基元”🚚。
1982年,層子模型理論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獲獎人共39人🥏🕳,朱洪元📁、胡寧、何祚庥、戴元本為主要獲獎人🧙🏻🤵🏽,何祚庥排名第三👋🏻,這也表明了何祚庥對層子模型建立作出了突出貢獻。
2012年6月22日,在中科院理論物理所采訪何祚庥
關於何祚庥的科學貢獻,歐陽鐘燦曾經進行過較全面的評價⚪️,他認為:“何祚庥除了在理論物理學的一些領域有較高的造詣外,他思想活躍,工作領域寬,善於組織討論,善於推動不同領域的工作者進行合作研究。他尤其善於從國家建設和當代科學的發展與需要,提出並推動一些重大科學問題的研究👩🏻💼🥷🏿,是我國理論物理學方面一位有重要貢獻的學術帶頭人。”與何祚庥同時代的多位科學家,總體上認同這個評價🏺,尤其對何祚庥“思想活躍”有著一致的看法。何祚庥的“思想活躍”🍿,不僅體現在科學研究的靈感迸發,還表現在他善於把理論物理的思維模式、方法應用到重大現實問題的研究上,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建言獻策上🧚🏿。
(作者單位:意昂体育平台社會科學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
師友何祚庥二三事
■劉寄星
上世紀60年代我就與何祚庥先生結識,1986年後又長期在一個研究所工作,我們之間有過較密切的交往和互動,我一直視何先生為老師和朋友。這裏主要回憶我與何先生的幾件事。
1964年,我作為大學生到河南參加“四清”運動,被分到信陽地區的羅山縣。碰巧何祚庥也參加了,他當時是助理研究員,我們編在同一個中隊裏,他是副中隊長。我曾給他提意見。我說:“老何,人家反映你有些勞動也不去參加♜,整天躲在屋裏還看書。本來叫你下來改造思想的,你還跑到屋裏看書⚽️,這個態度不對🏊♀️🚷,不正確🧑🏻✈️🧓🏻。”何先生說👲🏻:“你這個意見提得很好💃,我以後註意了。”有一次開會⁉️,他說你到我們這來玩玩💆🏻♀️,我還有好東西給你看呢。然後我就去了,他就從枕頭底下🏌️,拿出一大疊稿紙給我看。他告訴我,這是阪田昌一的一個對話🤵🏼,中央領導很重視,但是阪田昌一文章太專業了,我們要寫一篇文章👨🦼➡️,把他這個思想再進一步地普及化。那篇文章很長,我就在他那個地方看。我覺得這篇文章裏頭講的東西🦴,辯證法一分為二,可以用到科學上去🏊,而且即使對粒子也是可以用這些思想來理解。何先生問我寫得怎麽樣,我說你講的這些東西,以前我不懂🗾,但是我覺得你寫得挺好。後來那篇文章發表了,與慶承瑞合作🦛,就是1965年8月在《光明日報》發表的《關於〈關於新基本粒子觀的對話〉的對話》🫰🏽。9月何祚庥從河南返回北京。
何先生的堅持原則和實事求是也為他帶來了不少麻煩。大概是1972年♢,當時正在糾風🌾,突然間👲🏿⛵️,政治處說有兩個中國科學院高能所的人找我外調來了。那兩個人就問我是否認識何祚庥,我說我們是老熟人🚵🏼♀️。為什麽找我外調呢?我想大概他們知道我經常在開會的時候提何祚庥的意見,就想讓我說何先生的壞話。我說我是提了一些意見,但不一定對。比如👋🏼,那個時候我說他反對林副主席“學習毛主席思想要帶著問題學🎪,急用先學🛍️,立竿見影”🤟🏻;你看現在林彪倒臺了吧?他說的都對了👮♂️,我們那個時候說的都不對,所以說何祚庥根本就不是反對毛澤東思想🧑🏽🏫。調查回來的路上,我正好看見何祚庥和慶承瑞沿著中關村線來回走,我就說有人調查你了。他問他們調查什麽呀🩹?我說調查你是不是反對毛澤東思想🛫,他說你怎麽說的🫱🏻🧨?我就跟他們講♘♖,說你反對林副主席“帶著問題學🧑🦼➡️,急用先學,活學活用”,後來證明我都錯了,你對了🧘🏽♂️☛。他很高興,說劉寄星你這一點挺實事求是。後來慶承瑞告訴我🎐,說何祚庥現在是“日托”🍿,白天要去交待問題,晚上才能回家。後來我才聽說🈂️,有人說他反對毛主席說的一分為二可以用在基本粒子研究上。我又聽說是吳有訓先生仗義執言➰,說根本不是那麽回事,這樣就把何祚庥給解放出來了。
我1964年畢業於北大物理系👕,隨後考到原子能所二部當研究生🦥👌🏽,在黃祖洽先生指導下研究等離子體理論🥷🏻⏪。然而時間不久,我就下放參加“四清”運動🔂,等回來後🩰👱🏽,黃祖洽先生已調到九院去了。1978年國家規定,“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結束學業的研究生可以再次考研究生,而且優先照顧🧴,所以我又考了一次研究生,跟隨慶承瑞老師在中科院物理所做研究。1981年我跟隨慶老師到了理論物理所🟰。何先生當時是理論物理所的副所長。有一天何先生找同學叫我,說美國來了兩個教授,想在我們這裏招研究生🗾,他推薦我去。我說我都42歲了🟥,還當什麽研究生?後來到了辦公室💅🏻,何祚庥在黑板上把我的名字一寫,說了句👩🏽🦲:“這就是劉寄星,你們談吧🙎🏿。”然後就走了。那兩個美國教授問了我一些問題,哪個學校畢業的,學過什麽課程和內容等🙍🏽♀️,我跟他們大概說了一下,他們問我願意不願意到美國學習。我考慮到我有家庭和孩子,就說要先回家商量商量。美國教授說,你把表留著,等什麽時候決定可以來美國了🕵🏿,就把表格給我們寄來🧚🏻。何祚庥知道以後,就說挺可惜的,有這麽好的機會你不去。於是就做我的工作👩🦼,後來我改變了態度,就把表填了🤚,到美國正式讀了一次研究生。我一開始做等離子體物理研究,後來在美國能源部聚變研究所做博士後,到1986年回國👼🏼。
(作者單位🧗🏻♂️:中科院理論物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