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何先生交往，得到的一個深刻印象是他在內心中隨時都充滿激情👨🏽🦱，充滿對學問真諦的追求的沖動🧑🦼。他總是想不斷改進自己的研究，永無止境。這種追求完美的激情使得他經常不得安寧。英國作家勒卡雷說一個好作家在創作時“找不到可休息的場所，找不到夥伴和活動使自己得到安逸😠。任何局外人的判斷也比不上他內心的正確判斷……”這也是何先生的日常心態。這種激情，也使得他有一種戰士的性格🦢♧，在學術上經常和人“開戰”🚚🌷。
1988年🧑🏿，我去洛杉磯加州大學講學。在此期間，曾專程去附近的爾灣加州大學拜訪何炳棣先生。他和我暢談🧑🏿🚀，說做學問就要“做第一流的學問”⏩→。這句話給我深刻的印象，終身難忘。如今在追思何先生的學問時，深切感到他用他的一生🙍🏿，實踐了他要“做第一流的學問”的信念。
對於何先生的學問🧑🏻💻，我沒有資格做評論🍄🟫。但是對於他如何做學問🥳，卻有一些感受🚥。在這裏，我就憑我自己的理解🥘，來談談他是如何做到“做第一流的學問”的🚵。我覺得，他之所以能夠“做第一流的學問”✅，原因有四：他以學術為誌業🚴🏼♀️，他的創新精神❌，他對新事物的開放心態，以及他的“大歷史”史觀。
何炳棣的研究不斷轉向，從英國史到中國史👨🏼🏫；在中國史中，從商業史到人口史，然後到社會史、文化史🖌，最後到思想史。雖然從領域來說𓀑，每一次轉向都是一次劇變🤾，但這些轉向背後都有一個邏輯，即把中國史作為一個整體🪕，轉向只是從不同的方面來研究這個整體👩🏼🔧。
誌業
1919年👳🏼♂️，韋伯在慕尼黑大學為青年學生們作了一個題為《以學術為業》的講演🎎🚶♂️➡️。在這個激勵了幾代人的著名講演中，韋伯說：任何人🌱，如果無法把學術作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便同學術無緣了。……這個人便不會有科學的誌向，他也不該再做下去了。因為無論什麽事情，如果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做🤵🏼♂️，那麽對於人來說🧑🏼🍼，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他接著指出🔬：“學術生涯是一場魯莽的賭博”🤵🏻♀️，如果選擇這條道路，就必須將其當作自己的天職，堅信“我只為我的天職而活著”🚶🏻🤐。
何炳棣先生就是一位“只為我的天職而活著”的學者。在長達近80年的漫長學術生涯中🎉，他對學術一直充滿熱情。我和他在一起時🙅🏿♀️，他幾乎沒有多少別的話🧑🏽🚀，從頭到尾都只是談學術。正是這種熱情，使得他在幾乎是孑然一身的高齡晚年🤞🏿，仍然元氣十足，思維活躍不減當年，不斷產生新見。
學術生涯是艱苦的。馬克思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由於學術研究非常艱苦，所以“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裏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裏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韋伯也說：“如果我們不曾絞盡腦汁，熱切地渴望著答案🧜♀️，想法也不會來到腦子裏🛣。不管怎麽說👨🏿🦰🐈⬛，研究者必須能夠承受存在於一切科學工作中的風險。靈感會不會來呢？他有可能成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卻永遠得不出自己的創見。”是的，做真正的學問，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
如果真正熱愛學術🌆，在學術之路上遇到困難就不會怨天尤人，自嘆命苦；相反，他會把遇到困難視為走向成功路上的必然現象🐐，即古人所雲“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之意。正因如此，何炳棣先生在其治學生涯中從來就不畏艱難✡︎。他的青年時代在戰亂中度過，治學條件十分艱難。到美國求學，雖然可以避開社會動蕩而專心讀書😕，但是畢業後找工作時又遇到種種挫折🎿。及至得到了大學教職🎹，方才比較穩定，但又遇到研究方面的問題。在1950年代的美國圖書館，中文文獻頗為有限，特別是與何先生研究有關的文獻👩🎓，往往十分匱缺。何先生自己說🏂：“1952年夏，才第一次有機會去美國東岸搜集清史資料。……同年秋冬代校方向溫哥華（Vancouver）華商籌款購書的工作也初見成效✡︎。當時五千加幣還能買不少書🕎，第一批有偽滿原版的《清實錄》和商務印書館影縮洋裝本的五省通誌（畿輔、山東、浙江✡︎👨🏼🍼、湖北👰🏽♂️🦮、廣東）𓀅。”中文文獻不夠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他，於是他用盡一切方法去尋找資料。到1966年✌🏽，他當選為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即利用這個身份，經常借開會之機👨🏻⚕️，到臺灣查閱資料。我國大陸著名史家王仲犖先生於1986年去世後👎🏽🤌🏼，何先生購得王先生藏書👩🏻🔬🔏，這批藏書對何先生晚年進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其傳遞也成為史壇美談🎯🔧。
和何先生交往👩🔬，得到的一個深刻印象是他在內心中隨時都充滿激情👩🏿🏫，充滿對學問真諦的追求的沖動。他總是想不斷改進自己的研究，永無止境。這種追求完美的激情使得他經常不得安寧。英國作家勒卡雷（John le Carré，即David John Moore Conwell）說一個好作家在創作時“找不到可休息的場所，找不到夥伴和活動使自己得到安逸。任何局外人的判斷也比不上他內心的正確判斷🧑🏼🦳。一旦作家從內心的紊亂中理出頭緒，就應該按任何評論家想象不到的無情規範約束自己寫作🥭；當他沽名釣譽時，他就脫離了自我生活，脫離了對自己靈魂最深處世界的探索”。這也是何先生的日常心態🧑🏽🏭。這種激情🎅🏼，也使得他有一種戰士的性格👩🏼✈️，在學術上經常和人“開戰”。大家公認他脾氣暴躁，易與人發生沖突，批評人毫不留情面🤾🏿♀️。但這實際上常常只是因為他用“第一流學問”為標準去衡量他人成果的緣故。他不僅對儕輩成果多有批評，而且對自己過去的工作也會表現出不滿意。這種“好戰”的個性♍️，恰如韋伯所言：“在科學的領地，個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學科要求的人才具備的，不惟在如此。我們不知道有哪位偉大的藝術家，他除了獻身於自己的工作👩🏼🌾，完全獻身於自己的工作🦓，還會做別的事情。”
如後所言，何先生一生，在中國史研究中不斷更換領域。每次更換到一個新的領域，都需要足夠的專業知識。何先生在80高齡時🦑，由原先長期從事的明清經濟史轉入先秦思想史這樣一個相去甚遠的領域🛻。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是匪夷所思，其難度之大難以想象。然而何先生將克服所遇到的困難化為戰鬥的樂趣🚙，越做越高興🧑🏽⚕️📤。雖然他舊學功底很好，但要做好這個“大轉向”👂🏼，當然也需要進行知識上的“補課”。為此，他又重新拿起少年時代讀過的先秦經典，認真研讀，並廣泛閱覽學界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這種精神確實值得我們敬佩🤳🏽。
創新
學術活動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學術創新是學術的首要使命。學術創新既是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也是學術的生命之所在。學術只有不斷創新🍨🚑，才能不斷發展。創新一旦終止♏️，學術也將停滯🚴🏻🙍🏼♀️，窒息🐝，甚至死亡👨🏼🦲👨🏭。
學術創新的核心是創造新知，這就要提出新問題💱🎣，產生新觀點🏄🏻★，提供新理論，嘗試新方法💁🏻，發現新材料👱🏽♂️。要做到這些，難度之大足以令大多數人退而卻步。40年前，英國歷史學會會長巴勒克拉夫對二戰後國際史學界的變化作了一個總結🌿，說：“近十五至二十年來歷史科學的進步是驚人的事實”，但是“根據記載📞，近來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歷史著作⇾，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還是從概念體系來說，完全在沿襲著傳統🩲。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歷史學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造成這種狀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歷史學家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積習並且對他們工作的基本原理進行重新思考”。而不願意放棄積習並且對工作的基本原理進行重新思考🥾，當然就不可能創新👷🏻♀️。
學術創新不是人人可為之事↙️。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情況：一位學者在自己的學術領域裏長期工作🧜🏿，在達到了自己所能及的高峰後，要繼續再有創新🧑🏿🦰，就比較困難了🤵🏽♀️。因此許多學者到了“功成名就”之後，就或多或少地“江郎才盡”了。2009年🍠，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時🥴，去劍橋看望友人麥克法蘭（Alan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其著作《都鐸-斯圖亞特時代英格蘭的巫術》（Witchcraft in Tudor andStuart England）🧑🏽🦱、《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搖籃》（The Riddle of the ModernWorld）等都已成為名著。但是他後來轉向人類學，成為著名的人類學家。近年來，他又轉向一個非常不同的新領域，寫出了《綠色黃金：茶葉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與過去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我問他為何做如此巨大的改變。他回答說：在原來的研究領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維方法已經定型，很難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沒有新想法⛲️，那麽研究就成了一種習慣性工作🧑⚕️。日復一日地做習慣性工作😐，沒有挑戰🙀，難免喪失研究帶來的樂趣。轉向新領域，必然面對新挑戰🧑🍼⛺️，從而激發思維🤲🏿，獲得樂趣🗒。做學問是為了獲得真正的樂趣，至於成敗利鈍💇🏿♂️🤰🏼，並非主要考慮的內容✪。我覺得此言極是。
何炳棣先生就是這樣一位不斷轉變自己研究領域的學者，這在老一輩史學家中是罕見的。他年輕時做西洋史，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從在北平的三年（1934—1937年）起💇🏽♀️，直至1950—1951年冬完成哥倫比亞大學的英史博士論文止，十之八九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西史及社科工具上”。1952年，他完成了博士論文《英國的土地與國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1873—1910: 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受到學界好評👩🏽⚕️，其導師說這是一個“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此時他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之所在，於是從英國經濟史轉到了中國社會經濟史🙇🏻♀️🐌。
何先生在中國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商業史，完成了《兩淮鹽商與商業資本之研究》這部專著之後，他轉而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問題。他關於明清人口史的專著《中國人口史論，1368 —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於1959年問世，成為此一重要課題的“開疆辟土”之作。而後🍪，他研究的重點又轉向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流動問題。1962年，他的《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to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出版👬🏻。此書也是一部開拓性的著作，引起西方中國史學界的極大重視外，也影響了臺灣研究社會經濟史的幾代學者👳🏻♀️。到了1960年代中後期，他的研究重點再次轉移🤲🏽，轉到中國文化的起源的研究上，先後出版了《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1969年）和《東方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1975年），詳論中國文化的特征，為中國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之後到了1980年代，他再轉向中國古今土地數字的研究，對這些數字以及造成其不實的各種原因詳加考證剖析，撰成《中國古今土地數字的考釋和評價》（1988年）一書；數年後，以該書為基礎🈂️，另撰《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1995年）一書，所持見解已成為學界定論。進入新世紀後💠，盡管已是耄耋老人，他還是又做出了重大學術轉向，從社會經濟史轉到先秦思想史。他以考證方法攻先秦思想之堅，做出了汪榮祖先生稱為“石破天驚”的重要突破。
由上可見，何先生在研究生畢業之後的近80年中，研究多次轉向，每次都在新的領域內有創建甚至有開拓之功，這在史學界洵為罕見，可以說是具有傳奇性。
開放
史學研究有多種方法，每一種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適用範圍，因此不可能研究用一種方法進行所有領域的研究🍯。轉向一個新研究領域，不僅需要新的相關專業知識🟰，而且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對於一個學者（特別是資深學者）來說🕵🏼♀️，要去從頭學習一種新方法🙆🏼，絕非易事。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學者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從一而終”的態度，拒絕學習新方法🍨🧛🏽♀️，從而造成巴勒克拉夫所說的那種“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歷史學只滿足於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的情況🧛🏽♂️✋🏻。
何先生在學術上的每一次轉向，都是研究方法的轉變💈🤭。汪榮祖先生評論說🧝♂️：何先生自“‘躍過龍門’之後，就力圖超越‘大雜貨鋪’式的‘漢學（Sinology）’傳統，而吸收其考證的精髓♔⏮。作者見證‘二戰’後在西方勃興的‘中國學（ChinaStudies）’，認為無論在範疇與觀點上均較漢學寬廣，然亦不偏廢傳統漢學之長”。
特別要一提的是，何先生雖然治史🚋，但也關註社會科學的發展🧍，對後者提供的最新方法保持開放的心態🎂，認真學習采納。20世紀中期😯，以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邁耶（John Meyer）1958年發表的《南北戰爭前南部奴隸製經濟學》為標誌🧑🏿🎄🧑🏽🎓，計量經濟史興起於美國，隨後發展迅猛🫶🏻，在西方學界掀起了一場“新經濟史革命”👷🏽，對經濟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致古德裏奇（Carter Goodrich）說：“新經濟史的出現是經濟史研究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傳統的經濟史研究正在面臨一場嚴重的挑戰，這是一次新的‘知識革命’，就好像工業革命時期機器織布對手工織布是一次革命一樣。”對於計量史學這個新生事物🔔，歷史學界的主流並不接受，相反🙎🏻，眾多歷史學家還予以抵製👩👧👦😵💫。但是何先生卻對此采取開放的心態，采納其優點⏸，用於自己的研究中🪯。他的《明清社會史論》，就開了用計量方法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先河。這一點🤟🏼，在同輩歷史學家中是少見的🚵♂️。他重視新方法，但是對於傳統的方法也不輕視。他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很好地運用考據方法，從而獲得了重要的成果。吳承明先生說：“就方法論而言🫐，有新、老學派之分👩🏼🍳👩🌾，但很難說有高下🔆、優劣之別。……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但就歷史研究而言，我不認為有什麽方法是太老了，必須放棄。……我以為，在方法論上不應抱有傾向性🤸♀️，而是根據所論問題的需要和資料等條件的可能，作出選擇。”劉子健先生則說：余先生說“‘史無定法’，研究歷史的題材不同🤵，自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所以更妥帖地說應當是‘史采佳法’”。在這方面，何先生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大歷史”史觀
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說：經濟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為了說明而把它從其余的部分分離出來”。克裏吉（EricKerridge）則說：“只有整合的歷史才能使我們穿越現時，看到那已逝去的我們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運用這種對那個已逝世界的知識，與當今世界做出對比🥣，從而加深我們對現實的認識，這才是歷史學家最偉大🚵🏽、最崇高的目標👷🏿♀️。”經濟史也不例外，“經濟史是從通史或總體史中抽取出來的，而農業史、工業史⚡️、商業史等又是從經濟史中抽取出來的。這種專門化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集中思考總體史的某一具體方面🗜🕋，以揭示整體的發展”。然而現實是⛲️，“現在各門專業壁壘高築，互不理會🦇，經濟史也沾上了這種毛病”。這種“各門專業壁壘高築✒️，互不理會”的狀況不止存在於經濟史學，而且存在歷史學各學科☔️，而各學科之間的壁壘，更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測。
何先生的研究不斷轉向，從英國史到中國史🧏🏿♀️；在中國史中，從商業史到人口史🪿，然後到社會史、文化史，最後到思想史。雖然從領域來說，每一次轉向都是一次劇變🍊，但這些轉向背後都有一個邏輯，即把中國史作為一個整體，轉向只是從不同的方面來研究這個整體。他研究的重點從經濟到社會，從社會到文化🥮，從文化到思想，足以覆蓋歷史的主要領域🏷，把中國歷史的各主要方面都納入了他的視野。汪榮祖先生評論何先生晚年的研究說🏌🏼♂️：“從黃土的特性發見華夏原始農耕的特性🔡，又從此特性發展出村落定居農業以及家族製度和祖先崇拜，可見自仰韶一直到西周其間‘血緣鏈環’之形成，以及之後借宗法製度的推廣以控製廣土眾民。秦漢大一統在政治形式上固然變成郡縣🐉，但在精神上仍然延續宗法，皇帝實乃超級之宗子⛹🏽♀️。華夏文化中延綿不絕的‘宗法基因’之發現，為作者近年最重要的創獲；竊以為以此基因為主旨，足可寫一部嶄新的中國通史🏄🏻。”
在《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中🤺，諸葛亮有一句很精辟的話：“儒有小人、君子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青春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這段話區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標準是有問題的🏛，但是從治學的理念和胸襟來看🛂，確實有通儒和小儒之分🧑🧒🧒。通儒的代表是司馬遷🧑🏻🎨，他在《報任少卿書》中說👌🏼：他終生追求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以無比堅毅的意誌和偉大史家的才能🚁，做到了這一點，成為中國史學之父。做第一流的學問，就是要成為這樣的通儒🐋。“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論才氣如何，向著這個方向努力，是史學家的使命。在這方面☂️，何先生也樹立了一個榜樣。
* * *
最後👩🏻💻，我回到“做第一流的學問”的話題上來。
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多次轉向，做出來的成果卻都是第一流的。汪榮祖先生說🤦🏻♂️：何炳棣先生“將其研究課題與特定的學術專業接軌，他的美洲作物論文發表在第一流的人類學學報上🦸🏻，他的早稻論文發表在第一流的經濟史學報上。……探討任何起源問題🦾👳🏽♂️，都是頭等的難題🍌，作者自選最困難的題目攻堅👯♀️，而且還涉及專業以外的許多專業🆙🤺，其艱苦與毅力可以想見，然未能想見的是英文書稿完成之後，無論出版過程的曲折以及出版後的紛爭✡︎，真可說是‘贊美’與‘攻訐’齊飛，毀譽綿綿無盡期”。
作為開創者，何先生的許多成果在學術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當然，如韋伯所言🪣，“一個人的研究無論怎麽說，必定是極其不完美的。……我們每一位科學家都知道，一個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內就會過時。這就是科學的命運，當然，也是科學工作的真正意義所在。這種情況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領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學服從並投身於這種意義😀，卻有著獨特的含義🤼。每一次科學的‘完成’都意味著新的問題𓀅，科學請求被人超越，請求相形見絀。任何希望投身於科學的人，都必須面對這一事實”🍜👳🏼。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今天看來有需要改進和發展的余地🚣🏿♀️🐦🔥，但是沒有他所做的工作作為起點，改進和發展也無從談起。陳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中有言：“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由此而言，盡管何先生的一些研究會被超越🏂，但是他的以學術為誌業的人生追求，他在學術上的創新精神以及他的“大歷史”史觀，卻永不會過時，值得後人敬仰和效仿。
本文寫作參考了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臺版序言，汪榮祖《何炳棣👩🔧：一個歷史學家的歷史》（刊於《讀書》，2002年02期）及拙作《中國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追憶何炳棣先生》（刊於《中華讀書報》2012年06月20日07 版）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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