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上小學時，語文老師把一個“仁”字放進了他的名字裏，希望他將這蘊含了中國文化精髓的精神，永久地銘刻在心中。在此後的人生中🛻，他以獨特的方式，努力將這個巨大的“仁”字，融進中國現代醫學、生命科學的研究、開發和應用中——
他就是邱仁宗🚖🧙🏽。今年77歲的他，為探索在中國醫學與生命科學中建立倫理規範，整整奮鬥了30多年🤷🏽。是他，在1979年讓中國醫生第一次聽說了“安樂死”、“腦死亡”，將西方生命倫理學概念最早介紹進了中國🧖🏼；是他，在1987年出版了漢語言文化圈內的第一部系統闡述生命倫理學的著作《生命倫理學》；是他，培養出了我國生命倫理學的第一批博士生，現今他們活躍在生命倫理學研究的第一線👧🏽📔，成為我國研究生命倫理的一支骨幹力量🙌🏼。
他的同行兼好友，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倫理學部主任沈銘賢說：“在中國的生命倫理學領域，邱仁宗是一座繞不開的豐碑🦹🏻♀️。”對於他的觀點♔👨🎨，後來的學者可以贊成，或者反對，但他的書和文章，卻是非讀不可。
12月18日，在法國巴黎，邱仁宗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幹事手中✨，接過了“阿維森納獎”的金質獎章和獎狀🤛🏻。由此，他成為了獲得這一殊榮的第一位中國人♥️。在教科文組織授獎辭中這樣寫道：“邱仁宗是生命倫理學領域的一位先驅，他在科學倫理學方面的研究✮，以及在與科學有關的倫理問題上🌬，堅毅地維護公眾權益，成為中國和世界學術界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中國生命倫理學的拓荒者
生命有很多偶然和必然🧑🏼🌾，邱仁宗在經過了很多曲折、很多次選擇之後🍄🟫，終於發現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生命倫理學。
祖籍蘇州的邱仁宗🏌🏿♂️，從小上的是蘇州綢緞公會辦的小學。這所小學每周一上午的周會拜的是孔子，平時在教語文、數學、歷史、地理的同時👶🏿🍔，還教授《論語》🥾、《孟子》，雖然當時先生只是要他死記硬背下來，可儒家經典的字字句句已浸潤了他的心靈。
“無傷，仁術也”不就是倫理學中“尊重人，不傷害人”的道德底線麽？“醫本仁術”，遺傳學研究、幹細胞研究，乃至所有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研究🥈，不都應該是“仁術”麽♖🤵🏼♂️？這樣的感悟🤵🏿♀️，如星星點點的火花🎄，在他開拓中國生命領域的荒原時，帶給了他無窮的動力與靈感。
邱仁宗說，他原名邱承忠，一個在當時非常普通的名字🕵️，作為家裏唯一的孩子，長輩寄望他能延續宗族血脈👩🏽🎤，並振興中落的家道。可是，小學語文老師，卻將他名字中的“承”，改為“仁”。“仁宗”盡管聽起來像是古代皇帝的謚號，卻蘊含了這位全心全意教書育人的老師對他的殷殷期望：仁是為人處世之本。
關於“仁”的思考，是一個哲學命題🧑🏿⚖️▫️。
從意昂体育平台外文系畢業後🏜，邱仁宗被調到協和醫學院，教授政治理論課。當時，醫學院學生總是反問他一個問題💆🏽♂️：“上這些課有什麽用？”
是啊！邱仁宗也問自己𓀋🦻🏼：人文對於科學有什麽用？哲學對於醫學有什麽用🌏？就像十幾歲時一頭紮進思想進步人士辦的文心圖書館，瘋狂地看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的小說一樣👩🦽➡️，他一頭紮進了北京圖書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圖書館，並坐進了醫學院的課堂旁聽醫學課程——他要探尋兩者的結合點。這段經歷，使他逐漸了解醫學，了解醫療技術，為他進入生命倫理學領域做了重要的鋪墊。“醫學的專業性、技術性非常強，如果一點不懂，很難了解其中真正的問題所在🚅🪨。”邱仁宗說🤚🏼，很多傳統哲學、歷史學科的學者很難進入生命倫理學領域👅，門檻就在於缺乏自然科學的背景。
1978年，邱仁宗從北京協和醫學院調入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當時🪸，哲學所所長汝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要求哲學家重視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和人的研究，而這恰恰與邱仁宗在協和時候進行的思考相吻合⚅。在所有這些看似偶然的必然的作用下🙎🏿♀️，邱仁宗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一個選擇——決定將科學哲學和生命倫理學作為自己的主要學術研究方向。
當邱仁宗作出這個選擇時，並未意識到個中真正的重要性，直到1979年他在廣州醫學辯證法講習會上作《七十年代醫學哲學綜述》的報告，第一次將生命倫理學的概念展現在了中國醫學與哲學工作者面前🖥。
“文革”十年，閉目塞聽💇🏼。“生命倫理學”對於絕大多數中國醫學家、科學家而言，是個新鮮而奇怪的事物🏥，可以說聞所未聞。當邱仁宗講到“安樂死”、“腦死亡”時，有個醫生反問道：“死還有安樂的嗎👨🏽🍼？”
可是，在會後💆🏻♂️，邱仁宗收到的更多的反饋表明：盡管當時在中國醫學界沒有明確提出“生命倫理學”的概念，但問題卻真實存在🖐🏻。一個外科大夫寫信給邱仁宗，說自己在工作中的確碰到了這樣的情況，自己常為此迷惘。
很快🙆🏿♂️，“生命倫理學”就像一個炸響的春雷，引來了各方關註的目光。沈銘賢回憶說，當時聽邱仁宗的報告，感覺眼前打開了一扇大門，“不僅僅是新奇，更多的是感受到一種人受到關註的尊重🌬。”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向邱仁宗約稿，希望他撰寫一本系統闡述生命倫理學的書籍。6年之後，《生命倫理學》付梓，漢語文化圈第一本生命倫理學著作誕生👊。不久，香港、臺灣地區的出版社紛紛跟進，出版了該書的繁體中文版——港臺出版社“跟風”大陸出版的圖書🌷，這在當時絕對屬於罕見度極高的事件，成為當時出版界的一段佳話。2009年12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了這本書。
同時，國家教育部在東南大學開設助教培訓班，請邱仁宗講授生命倫理學，安排了整整一周的課時🏌🏿♀️。這期培訓班堪稱生命倫理學領域的“黃埔軍校”🪑🥼，當時很多學員成了現在生命倫理研究的骨幹。
2006年🧔🏽♀️，第八屆國際生命倫理大會在北京召開——邱仁宗實現了此生最大的夢想。中國的生命倫理學也在全世界面前，進行了一次正式亮相。在這次大會上，中國大陸的參會代表為大會提供了優質論文👌🏻，從中反映出了生命倫理學在我國的長足進展。當時👋🏽，由於不了解中國，不少國外倫理學家“帶著有色眼鏡看中國”🧑🏿🦳，提出了很多尖銳甚至帶有攻擊性的問題🦸。邱仁宗和他的同事一起，與各國專家進行了充分而坦誠的交流🧎🏻♂️➡️。
大會開得非常成功📴。來自49個國家和我國港澳臺以及大陸的代表達601人，參與人數之多為歷屆大會之最🐇。國際生命倫理學協會前任會長、哈佛大學教授懷柯勒說👷🏽♂️：“你們樹立了一個後繼的大會難以逾越的標準！”
站在生命倫理學研究“最前線”
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20多年📑、曾擔任該組織副總幹事多年的胡慶澧🧙♀️，聽說邱仁宗這次以全票通過，獲得今年的“阿維森納科學倫理獎”🧝🏻♀️，十分高興。“我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很多年，和邱教授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胡慶澧說，“他總是熱情洋溢💅🏻，非常勇敢地站在生命倫理學研究的最前線。”
生命倫理學是什麽？邱仁宗認為，生命倫理學就是對人的關懷和尊重，倫理學家就是要時刻提醒大家：人是目的，絕不能僅僅用作手段。可是☝🏻，當科研成為一種追逐未知的樂趣、對自然的奧秘著迷時，可能會看不到人本身👮🏼♀️。正如人們所說🪘，“科學需要人文導航，讓科學的航母不要迷失了方向。”當生命科學👉🏽、醫學技術發展到能夠改變人對生死的期待➕，改變生育的方式🪵，對現有社會結構、觀念的沖擊🌼，也就隨之而來🥄。
在1988年前，邱仁宗對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主要在“象牙塔”中，可那一年發生的事，使他產生了一種緊迫感🆚：生命倫理學應該更多面對實際問題，解決生命科學、醫學技術發展帶來的道德困境。
1986年，陜西省漢中市一位醫生應病人家屬要求為不治且處於痛苦中的病人實施了安樂死👩🏻🚀，卻被病人家屬告上法庭。1987年🦹🏻♀️，當地公安局向檢察院申請以故意殺人罪逮捕了相關涉案人員，並於1988年提起公訴🫅🏻。這掀起了國內對於“安樂死”討論的第一次高潮。
雖然該案最終以“安樂死輕罪不罰”結案❌👩👦👦，卻重重地敲擊著邱仁宗的心：旁征博引亞裏士多德、柏拉圖🚣🏼♂️、孔子、老子，一直說到馬恩列斯毛，但對解決現實問題卻“王顧左右而言他”，這是研究生命倫理學的合適途徑嗎？這些生命倫理學問題🕵🏿♀️，不僅發生在醫生、病人身上🧝🏿♂️，更觸及到了法律🔁、製度等深層問題。
進入現實領域，邱仁宗的心被緊緊揪住了。“在這個快速發展的領域中🖱，倫理問題層出不窮，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想象🟨。”邱仁宗承認自己是個工作狂，每天都能工作到淩晨兩三點🖕🏿，當然中午需要睡個午覺⛳️。他在回答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的問題時寫道：“我最怕的就是在我完成我的工作前死去。”
1988年🧔🏻♀️，我國首例試管嬰兒剛誕生，他就和盧光琇教授向國家計生委和衛生部提交人工授精管理辦法的建議；1993年🧑🏻🎨，艾滋病防治問題開始起步👬🏻，他就動手為衛生部起草我國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倫理框架；1999年👩🏿🌾，幹細胞研究剛進入公眾視野😸📐，他已開始組織起草《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原則和管理建議》🧑🏻🎓😾；2004年𓀖，他又開始協助衛生部起草《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管理辦法（試行）》🧑🏿🚀，該辦法於2007年1月頒布……邱仁宗的倫理研究觸角緊緊跟隨生命科學的發展🙋🏼，延伸到前沿的各個角落。
然而👨🏼🦳🧑🏿🌾，倫理問題的討論常會遭到一些質疑。為幫助病人改變弱勢地位，邱仁宗與法學家合作🧲，撰寫了《病人的權利》一書。“簡而言之，就是教病人怎麽打官司。”他說，這本書出版後，北京一些醫院院長說這是一本壞書，要到法院去告作者🧭。可是👧🏽🤹♀️，邱仁宗卻說：“告了才好！歡迎告我們🧑🏽🎓！”他認為，醫生就是應該時時處處為病人著想，病人也應該知道自己的權利。
更多科學家給予邱仁宗的是尊重和理解⇨。到中國訪問時👷🏿♂️，眼見邱仁宗所受的尊重，美國臨床倫理學家馬克·希格勒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美國，倫理學家總不受科學家的待見。邱仁宗告訴他，因為倫理學家對科學並非單純的指責，更多的是善意的呵護與指引👨🏿🦲，因此才能贏得科學家的尊重🌥、政府部門的信任。
1994年4月，國家衛生部長在向全國人大作“優生保護法”的報告，當天新華社用Eugenic Law向世界發布了新聞🧑🏽🚀，頓時引起了軒然大波——Eugenic Law是德國納粹所謂的“優生”，許多國家的遺傳學家和遺傳研究機構紛紛致電或致函我國駐外使領館、我國遺傳學家和遺傳研究機構，或表示不理解，要求解釋，或表示抗議🙍🏿♀️，他們聲稱如我國人大通過這一法律，要中斷與我國的合作，並抵製即將於1998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遺傳學大會🙇🏻。
各國遺傳學家抵製大會，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一次是為了抗議納粹的優生、種族歧視政策🤾🏻，另一次是抗議蘇聯壓製孟德爾-摩根遺傳學抬高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錯誤政策✊🏻。如果同樣事件發生在中國💁🏽♂️👨🏽🎤，對我國的國際形象非常不利。
千鈞一發之際👩🏽🚒🪗，邱仁宗給出了自己的意見💉：向國際社會解釋我國的優生優育政策，其實是幫助父母生出健康寶寶，而非帶有納粹色彩的強製優生做法👩🏽🔬，同時支持將“優生保護法”改名為“母嬰保健法”。他給中宣部寫信🤌，希望能將“優生”翻譯為healthy birth，不再使用eugenic。很快，新聞出版署就特別發文指定了“優生”一詞的譯法。邱仁宗又協助世界遺傳學大會組委會向各國遺傳學家作出解釋⚅。終於，1998年世界遺傳學大會在中國順利召開🚅⛺️，全球3000多名遺傳學家赴會。會後，大會主席談家楨先生專門向邱仁宗表示了感謝😢𓀗。
“平等”是他的原則與理想
見到邱仁宗時，很難想象他已經77歲🐕🦺。一米六五的個子🉐🔵，走起路來腰板挺直；笑起來眼睛彎彎的，一口帶有蘇州口音的普通話，讓人感覺特別親切；嚴肅起來🔇，嘴角向下一扭👩🏼🍳，說出話來，句句如鐵板釘釘，讓人難以反駁𓀐🍜。
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在邱仁宗的心目中，平等有著至高的地位🖐。“艾滋病人也是人🔯👩🏿🚒，他們也應該有自己的權利，怎麽能歧視他們呢？”“智障的人為什麽都不能生孩子🧜🏻♀️，並非所有智障都是由遺傳引起的🤴🏿。”甚至對動物🚼，他也在國內率先提出“動物權利”問題。
邱仁宗從母親養了十幾年的貓咪身上，感受到了動物的靈性。這只貓每天晚上9點半🏤，會提醒老太太睡覺🧜🏿♀️，深夜1點又會上樓提醒邱仁宗睡覺👨🏼🏭，如果他們不準時睡覺🛶，它就會使出各種招數🙋🏽，直到他們去休息為止。
“它會判斷自己的體重和技巧，是否能跳上櫃頂；它會偷吃自己喜歡的東西👊🏽，而盡量不讓主人發現……”邱仁宗說，只要仔細觀察🍩，很容易發現很多動物都具有思維能力，也許其程度只相當於人類的幼兒，為什麽它們沒有權利得到我們的善待呢🙇🏿♀️？
他的關於動物福利的論文剛發表時，很多人都嗤之以鼻🙅🏽♀️，感到那是無稽之談，或批評他“反人類”⚂☎。但現實的發展證明了邱仁宗的想法是對的🫳🏽：現在，國內已經逐漸認可了要盡量善待實驗動物，並開始推廣3R原則（replacement盡量用別的東西替代動物做實驗👩🏼🔧🔔，reducement盡量減少動物實驗🎫，refinement善待實驗動物）。
“善待動物，其實關系到一個根本的哲學命題——人不是世界的中心🧙🏻♀️。”他說，現在對於氣候變化的討論也說明🧗，人類中心的觀點必須改變。人類不給大自然、其他物種留下生存余地，自身最後也會難以獨自生存下去🆙🧑🏻。而善待非人動物，將會是人類動物（人也是動物）與非人動物雙贏的結局🔞。
邱仁宗追求的公平，不僅是道德🧑🏼🍳、觀念上的公平，更是製度的公平與合理。對於社會上普遍緊張的醫患關系，他認為責任並不完全在醫生，而是我國的醫療製度設計出了問題🪧：讓所有醫院都去自己賺錢🆚，那是大錯特錯。2001年🚣👨👦👦，《柳葉刀》雜誌問他📍：“你認為醫學專業最大的威脅是什麽？”邱仁宗回答說：“商業化”。
“我的假牙是在私立醫院做的，價格雖然高，但整個服務過程我很滿意🪽。”他並不認為私立醫院的存在有何不妥，它可以滿足收入較高階層的醫療需求，但要求公立醫院去贏利♠︎🎶，卻會造成“製度不公平”。“醫生和病人本來應該是信托關系，醫生有責任治療病人，病人也應該相信醫生。但現在這種關系卻變成了商業關系，更糟糕的是病人在技術👩🏫、信息上處於弱勢地位🤹🏼♂️。”為此🤽，他向衛生部建議，醫療服務是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產品，應該讓公立醫院的醫生收入與病人繳費脫鉤👨🏻⚖️，以確保國民能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障。
在生命倫理學的學術領域，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邱仁宗也總是堅持他的公平原則。生命倫理學不同於傳統的哲學學科，這個交叉新興的領域，看似誰都能來“插一腳”🧑🏻⚖️。可是，每逢邱仁宗主持會議，他總是堅持“有研究才能發言”🎚，堅決不按照頭銜或論資排輩來安排大會報告。“由於國內缺少同行評議、發表文章收版面費，很多人靠資歷或與上級的良好關系熬成教授、博導，並沒多少學術成果，也在學術會議上高談闊論——我就是要整頓這種不良風氣🦹！”
邱仁宗擔任亞洲生命倫理學協會會長的時候，面對西方人對學會的操縱💆♀️，他一樣不滿，並設法糾正。按照章程，每一位理事至多有兩個任期，即4年😑💇🏽♂️，可是唯獨一位當了秘書長的西方人擔任理事達幾乎10年之久——這樣，各國理事之間就沒有了平等性📅。而為了便於操控♿️，這個西方人專門選一些專業不行、英語也不行的人，作為他們代理人🪲。邱仁宗對此非常憤慨，甚至以抵製選舉和會議來抗議。
“我們個別的中國代表對此一聲不吭。有的甚至面對個別外國代表發言惡意攻擊，也寂然無聲。我看不過去🧙🏻！”邱仁宗說到這裏，眉毛幾乎立了起來🧔🏽♂️，“擔任國際組織職務並不是給自己撈到一個出國機會，而是要履行自己應有的責任。我們不能唯唯諾諾🅱️，一定要堅持平等的原則。”
——這就是邱仁宗。
“放風箏”與“騎單車”——邱仁宗談中國的生命倫理研究
12月18日👏🏿，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在“阿維森納科學倫理獎”的頒獎典禮上，邱仁宗從副總幹事馬修·巴博薩手中，接過了獎章和獎狀。他說：“這個獎不僅是對我個人工作的肯定，更肯定了我的中國同行們在提高科學家、政策製定者和公眾的倫理意識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在隨後發表的獲獎演說中🚴♂️，邱仁宗用“放風箏”和“騎單車”的比喻◽️🌥，闡述了自己對於生命倫理學研究的理解。
“放風箏”，看似線在手中🔢⛩，風箏卻漫無目的地在空中飛舞——邱仁宗以此比喻一些倫理學者“空對空”地談論倫理學理論，而對實踐中如此緊迫的倫理問題漠不關心。他認為，“哲學就是哲學史”的觀點，至少在生命倫理學中，是行不通的Ⓜ️。“也許能為自己囿於象牙塔辯護或感到滿足🫦🙏🏽，但對於社會卻鮮有好處🛥。”
而社會需要的，是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倫理學研究。1983年，邱仁宗訪問英國的時候🧑🦽，讀到了著名學者楊·肯尼迪的文章《醫生是否該給15歲女孩開避孕藥》。文章詳細分析了幾種可能的選項，對每種選項倫理學上的可辯護性進行論證。他受到了震撼💆🏿♂️：這樣的倫理分析🥛，並非普通人能夠作出♖，人們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倫理指導！——這就是他追求的“騎單車”式的研究模式🙋🏼♂️。
他說，學院式的研究好像放風箏⛲️。他更想做“騎單車”式的研究，永遠腳踏實地，朝著一個目標進發👩👩👧👦🛴，發現問題，然後想辦法解決它👨🏽🦳。
邱仁宗說✍️，“騎單車”式的研究是一條更艱難的道路，而文化差異又使科學倫理學的探索更加曲折🛞。一些人認為無需倫理學家的嘮叨。這種觀點阻礙了科學的快速發展之路。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科學在某些方面是需要倫理學護航的🦊。”——當我國科學家在細胞漿雜合體作出開創性貢獻，遭到一些人的非難🤹♂️，例如認為這些工作“違反人的尊嚴”、“混淆物種界線”時，邱仁宗在許多場合以及報刊上用倫理學論證支持這些科學家的工作。當有的科學家在遺傳學研究方面受到毫無根據的指控因而被迫停止多年工作時，邱仁宗堅決抵製這些無端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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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維森納科學倫理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166屆執委會上，應伊朗共和國的倡議設立阿維森納科學倫理學獎。該獎每兩年授予一次🕹，旨在獎勵個人和團體在科學倫理學領域的活動。頒發該獎是為了促進對伴隨科技發展產生的問題進行倫理學反思🕴🏼，以期提高國際上對科學倫理學的意識以及凸顯科學倫理學的重要性👨🏽🏫。
該獎以11世紀的醫生和哲學家、中世紀的伊斯蘭人易本辛納（980-1038)命名，在歐洲稱為阿維森納（Avicenna）⤵️💆🏽♂️。他是一位醫生和人文主義者，發展了可作為範例的整體論進路，以把握科學中倫理學的精髓🚥。他獻身科學🫙，一生撰寫了約450部著作👨🏻🦽➡️🧜🏽♂️，其中約240部流傳至今。
（許琦敏）
轉自 文匯報 200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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