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惕碚(1963工物)
按:2009年3月2日⏫,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為我國著名物理學家🧈、資深院士何澤慧先生(1936物理)95歲生日舉行了簡樸的慶祝會(見下圖)🏊🏻♂️。
本文是何先生(左3)的學生李惕碚院士(右3)為老師賀壽撰寫的文章🧜🏽,我們可以從中領略這位“中國的居裏夫人”正直的品格🕉。

今年春節期間,我同蓮勛到何先生家拜年時,翻看客廳茶幾上放著的一本書🤜🏼,裏面有她參加一個會議的照片,何先生說她挺喜歡這張照片🏑,但是記不得是什麽時間拍的。我告訴何先生,這是1978年9月她在第一次高空氣球工作會議上講話的照片。何先生有些奇怪👍:“哦,你還記得這麽清楚?”其實,我對時間的記憶能力是很差的🛠。“文革”中被責令寫交待,僅僅幾個月前的事情,我就記不清日期。但是👈🏻,30年前的這次會議我卻記憶猶新👩🏻🦯➡️。那時候,“文革”的動亂才剛結束,高能所宇宙線研究室的一些年輕人(我是其中年齡最大的),聯絡大氣所、空間中心、紫金山天文臺等,想通過建設高空科學氣球系統,推動空間天文和其他空間科學探測在中國的起步和發展。會議在高能所主樓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舉行。當天,科學院的一位領導也來高能所視察,行經二樓走廊🧖🏼🪚,看到這間會議室門口張貼的“中國科學院高空氣球工作會議”的小條🕵🏻♀️,很生氣🦤,厲聲斥責高能所領導:為什麽不集中力量確保高能加速器建設任務,還要搞什麽氣球👨🏿🚒?也許那位院領導並不知道何先生正在熱情洋溢地講話🧑🏻⚕️。
1979年🤹🏻♀️🤾🏻,宇宙線室天體組賈恩凱被公安部門以“文革”中犯有嚴重罪行為由抓走了🧝🏻♀️。賈是氣球系統建設的一個主要骨幹,正直🌱、熱情🍪、能幹,具有高度的工作責任心和使命感🌀,是一個難得的青年人才🆎。“文革”這幾年,我在雲南高山站,深知由黨政軍內矛盾引致兩派群眾鬥爭的嚴酷及後遺問題的復雜🕵🏿。當時賈只是雲南一個中學生,在黨和領袖的鼓動下滿腔熱情地投入了運動。在我們國家👨💼,在一個長時期中,毀掉一個人何等容易,而挽救一個人又何等艱難🧑🏻🦽➡️🔦。按慣例🧝🏼♂️,被捕者要被單位開除黨籍和公職。當時👩✈️,天體組企圖營救他的一批年輕人自己也處境困難💟。在這個時候🤵🏼,何先生找到所政工部門,要求他們愛護科研人員,明確申明要保這些青年人💟,包括賈恩凱。三年後🛥,賈被無罪釋放🧟♀️🚴♀️。
這就是何澤慧先生的風格。
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年輕人已很難體會當年站出來講這番話需要多大的勇氣。其實🏌️,最困難的還不是有承擔風險的勇氣📿,而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保持獨立思考和正確判斷的能力。經歷了百年衰落和屈辱,中國在1949年終於走上復興的道路,而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群眾(包括知識分子)依照領袖、執政黨和國家機器給事物的政治標簽“抽象思維”,成為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潮流🤟🏽。而何澤慧先生是一個獨特的例外。她秉承報效祖國、追求真理的初衷🚜,熱心扶持幼小的前沿交叉學科,挺身保護困境中的科研人員。如此的自然而然🤙🏽,對她而言🥈🕵🏽,壓力和風險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在何先生那裏🧑💻,科學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來面目🚴🏼,如此而已🤱🏻⛰。她崇尚原創🧏🏽♂️,心儀“捆綁式實驗”,珍視第一手的原始數據🥷🏿,而從不理睬那些流行的種種花樣。權位和來頭🧛🏿♀️,排場和聲勢,以及華麗的包裝,對何先生都沒有作用。她會時不時像那個看不見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時宜而又鞭辟入裏的實在話。
愛因斯坦在紀念居裏夫人的文章中寫道:“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半個多世紀,潮漲潮落,中國的社會和科學發展走過曲折的道路🙇。成績是舉世公認的📝,而其中求實和原創精神的失落也開始被註意到。在反思中,一位人文學者說過:“有人說,自從進入20世紀下半期以後,中國就再也產生不出獨創的、批判的思想家了🤽🏼♂️。這話並不盡然,我們有顧準🎶🤽🏼。”在有幸受到何先生教誨的30多年中,我的腦中也多次浮現出這樣一句話:我們有何澤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