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故迭起、風雲激蕩的中國現代史上，張申府先生是位非常重要卻長久被“歷史”遺忘的人物。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黃埔軍校的籌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動，但又長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紹周恩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但自己不久便又退出共產黨👳🏼♀️，多年後被打成“右派”🥩。在科學思潮🦸🏽♂️、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現代中國的引進🚏、傳播和發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識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因此對他的研究和理解💂🏽♂️🧔，也會使人們加深對中國現代史👟、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理解𓀜。
曲折經歷
張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出生在河北獻縣，其父為清末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民國時期的眾議員等職👨🏿🏫。
1913年，張申府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但他對哲學卻又深感興趣🗾🧖♀️，於是幾年間在數學與哲學間“搖擺不定”，“變來變去”🐻。1917年畢業後雖留校任數學助教⁉️，但依然難舍哲學🧝🏿，而且在哲學上似乎用功更勤🫅🏼。正是這種“文理交修”的背景🤸🏽♂️，影響了他以後的思想發展與學術方向🧑🏿🎨。附提一句👧🏼，在他的影響下，其弟張岱年也走上了哲學之路。
這期間，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發動之時🏋🏽♀️，身處其中♚、思想敏銳的張申府深受時代精神震蕩🫃🏽，常常探討哲學、政治👩🏻🏭、社會及人生等方方面面的重大問題。不久🧘🏻♀️，他便成為《新青年》的經常撰稿人之一，稍後又任該刊編委。他還曾參與學生啟蒙團體“新潮社”的成立活動。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國人介紹了羅素等許多西方現代進步思想家🟨🧎。他在1946年曾驕傲地寫道🉐：“有些現代的新學說新人物都是我第一個介紹到中國來🙋🏼♀️。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個翻譯的，後來都流行了。特別是羅曼羅蘭🧑🏽⚕️🏋🏻♀️、羅丹、羅訥、巴比塞、伊本訥茲，等等都是。以後大大同情中國的羅素尤其是一個👤😵💫。這是我對於國家的一種貢獻🧹，我深自引為光榮💌⚜️。”五四期間🙎🏽♀️，他與李大釗、陳獨秀關系密切，並於1918年和李大釗一同創辦了《每周評論》，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在李大釗的影響下，他開始轉向共產主義🕊，譯介了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1920年初🍆，他參與了組建中國共產黨的籌備活動；在“南陳北李”間奔走串聯。同年10月🕊，與李大釗創建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並將張國燾發展進來🧑🏿💼。此時還有樁“小事”值得一提👷🏼♀️。著名史學家趙儷生是張申府的學生，他在回憶錄中詳述了張申府親口對人說的這樁小事👨🏼🦰。這時李大釗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張申府是館長室秘書😰，當館長不在時，由他代行館長事務。一次💁🏼♀️，圖書館一位滿口南方土語的青年圖書管理員交來一份繕寫的材料或卡片，因為繕寫得不夠工整，張回憶說，他客氣地要對方“請拿回去重作一道”🏠，但看到對方臉上露出不快之色。這位青年圖書館理員姓毛，名澤東。趙儷生繼續寫道🧖🏻♀️🧖🏻：“後來🧙♂️，我偶然讀到一本有關陳伯達的書👨🏽🍼，那裏邊說，當陳初到延安✦𓀋，初與毛先生相見時，當毛得知陳是從北平出來的⚠️，他即刻打聽張申府的下落🏄🏽♂️。足見毛先生一直將張惦記在心。”（《趙儷生高昭——夫婦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頁）
1920年年末，張申府遵照陳獨秀的指示來到巴黎，在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中發展共產黨員。正是在此，他介紹周恩來入黨✯，組成中共旅法小組🕸；不久又與周恩來一起將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發展入黨。1924年初春，張申府回國來到廣州👩🏻🦱，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並任蔣介石的英、德文翻譯。正是由於張申府的極力推薦👨🎨，周恩來回國不久便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
但張申府身上始終有著濃重的文人氣質🏜。1925年初，張申府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時，因討論黨的綱領與人爭執而負氣提出退黨。盡管李大釗、趙世炎等反復勸說挽留👯♂️，但他仍執意持“在黨外來幫助黨工作”的立場。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他對其 “鐵的組織紀律性”似乎認識不足，相反卻表現出一種“合則即，不合則離”的精神特性。退黨後，張申府以教學和翻譯著述為生⛸，但並未成為一位不問世事、埋首書齋的學者，而是始終堅持五四精神♕，以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的良知，為科學思想的傳播和民主政製的建立而奮鬥🍽👇🏿。1935年當國難當頭之時👳，他發起成立“北平救國聯合會”；在任教於意昂体育平台的邏輯課上，他時時置“數理邏輯”於不顧👨🏻🎓，向學生痛斥當局的不抵抗政策🕋；他曾是著名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發起者與領導人之一，與當時的清華學生姚依林在西單亞北點心鋪樓上指導遊行🍹。他因此被捕入獄，後雖經馮玉祥保釋出獄，卻被學校解聘。由於他此時已經退出共產黨多年🎮，所以後來的 “歷史”在談到“一二·九”時🪄，很少提到張申府，對他的重要作用更是絕口不提🖖🏻。歷史求真，委實不易。出獄後，他傾全力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在重慶，他參加國民參政會😋，發表大量宣傳抗日的文章，與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連續發起憲政座談會🙆🏼♀️，要求進行民主改革。他參與了民盟的組建工作🧚♂️，任中央常委兼華北總支負責人。
1931年夏～1936年5月，張申府在意昂体育平台任哲學教授。圖為1935年張申府全家在照瀾院9號留影
張申府的思想深受羅素、羅曼羅蘭等人的和平主義影響🧑🏽🦳。在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的大決戰中🦜，張申府一直反對內戰、力主和平。當共產黨節節勝利、即將進行淮海戰役時🧔🏼♂️，張申府仍在《觀察》雜誌上書生氣十足地呼籲和平，要求雙方停戰🙅🏻。結果自然受到勝利在望的共產黨及民盟左派領導人的批判，並被開除出盟。共和國成立後，張申府供職北京圖書館。據趙儷生回憶，建國初期有次聽蘇聯專家報告，會後恰與張同行🙆🏻，“他隨身帶著一部木刻線裝書，一套四本，我拿過來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書》𓀑🧛🏼♂️。嗚呼，張先生竟研究起這種東西了🪟，怎不叫人吃驚！”（同上，第159頁）讀史至此，筆者也不禁“嗚呼”：如果張先生早幾十年就研究《麻衣相書》🥎，或許會看出那個當年無人註意的圖書管理員將是一個 “倒海翻江卷巨瀾”、攪得“四海翻騰雲水怒”的人物罷🎬？難怪🤚🏻，大字不識幾個的“海上聞人”杜月笙有句名言：不識字不要緊，不識人可不行。
雖十分冷寂🧒🏻🏄🏽♀️，但“不識人”更“不識時務”的張申府在1957年還是未能逃脫“右派”厄運，直到1978年始獲“平反”。
“求真”與“求善”
在張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學與“求善”的道德是內在相通，互相發明的。“科學規律”加深、加強了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信念，“社會主義”又使他對“科學”的價值備加推崇。將“真”與“善”統一起來，是他的理想目標🙁。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雖具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傳者中只有極少數是研究“科學”的，而張申府便是這極少數之一🧔🏻♀️。作為數學系學生，他具有某種“得天獨厚”的優勢🎺，敏銳地察覺到到世紀初以羅素為代表的分析哲學、數理邏輯學在思想史上蘊含的巨大革命意義，並深為這種哲學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術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並不是空洞地宣傳“科學”，而是腳踏實地☣️、終生不輟地譯介、研究羅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學，為“科學的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做了開拓性工作。更難得的是，他推崇科學卻不徹底反傳統，對儒家的“仁”亦極推崇♝，力圖溝通“仁”與“科學法”。在當時的思想先進中🍏，這是十分罕見的🧖🏽♂️。
大約在1914年📿，張申府在北大圖書館偶然讀到羅素的《我們的外界知識》一書即被其吸引，由此對羅素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對羅素的數理邏輯理論更是推崇備至。他在《新青年》上稱頌羅素“是現代世界至極偉大的數理哲學家，是於近世在科學思想的發展上開一新時期的一種最高妙的新學〈即數理邏輯（名學）🫵，也叫記號邏輯或邏輯斯蒂科Logistic〉很有創發而且集大成的。”他認為數理邏輯的產生是哲學“科學化”的重要標誌，更證明了哲學及所有人文學科不僅應該，而且能夠“科學化”👲🏻。這一點🔶，恰恰適應了當時思想界的需要。新文化運動的先進們認為中國種種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學精神的匱乏，而且將“科學”歸納為西方文化的兩大特點之一而加以推崇。張申府自不例外，認為西方文明，自古及今的最大特色🍬，一言蔽之，不外乎邏輯🥍，而科學精神為現在中國所最缺”。所以當務之急是用科學思想戰勝非科學思想𓀆。正是基於這種抱負，他一點點地把數理邏輯🎚、摹狀詞理論👩🏻🦯➡️🫄🏿、語言分析等中國人聞所未聞的理論介紹進來。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他在1927年即將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巨著《邏輯哲學論》譯成中文發表👰🏽♀️👩🏻🎨，題為《名理論》🛩，為該書英、德文對照本出版後的第一個其他文字譯本，使西方學術界甚為驚訝🐉✣。然而中國哲學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產生足夠的重視，並形成一股“維特根斯坦熱”🌔，這恰恰也反襯出張申府當時的眼光。
對科學、理性的推崇🏌️♂️，使他的思想發生了由“激進”到“溫和”的轉變。
1922年他在巴黎積極發展共產黨組織時𓀀，思想非常激進，明確主張社會主義革命。他以“赤”為筆名，在《新青年》發表了《個人不負罪惡責任》、《編輯室雜記》、《共產主義之界說》等文章👩🏻🦽➡️，激烈地說👰：“社會是萬惡之成就者。人性是罪惡之教唆者。吾們只有：革社會之命💺；調理人之性。”“我的根本主張是廢國滅產⤴️，絕婚姻”，“對於社會主義自然要絕對的信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間，更沒有第三者……現在擺在眼前的💏，已只有共產主義與資本帝國主義兩條路”，“吾想創造的少年中國🚫，乃是無產階級的少年中國。”而且👨👦，“只由無產階級的專政，建立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與進步才能再望”，“這個變更，必須是革命性質的；必須以非憲的手段抓住權力；必須以強力撲滅反革命”。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雖然看到了馬克思主義與羅素哲學的差異，卻越來越不認為二者有本質的不同，而認為二者因本質相同能夠 “結合”♻️、互補。他在1930年代寫的《現代哲學的主潮》認為🦶🏿：“解析是要根據科學的👴，是反對承認不變的的本體的玄學的🆘。唯物也正如此。此二者相通之點”，“解析的第一步工夫固在言辭文字上，但也是要切實如實的。唯物則尤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這又是二者相同的地方，解析之極致可使一切學問統一於一，這一點至少也是唯物之所從同📴。以此種種🧑🏻🍳，最近世界哲學界裏兩個最有生氣的主潮是可以合於一的；而且合一，乃始兩益。而且合一，乃合辯證之理⛄️。在理想上🦺，將來的世界哲學實應是一種解析的辯證唯物論。”而二者的不同反可“互補”而共臻完善🤸🏿♂️。邏輯解析“偏重於分”🥣，辯證唯物 “側重於全”；“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辯證唯物之弊則是籠統漠忽”，但由於二者有共同的基礎，“解析與唯物，實正相補。”總之，“解析與唯物，這是西方方興的趨勢。兩勢會歸，必然於人類思想的改造🙌🏽，世界狀態的變更🚵🏻♂️，均大有所成就🧑🧒，夫豈止於解決些哲學的問題而已🤞🏻🫅🏼？”這最後的問題，頗能反映張申府等人對“科學”“科學哲學”如此推崇的最終關註之所在。他們最終關懷的並不是科學、哲學及知識本身👩🏻🦽，而是人生🧜🏻♀️🚠、社會🧙🏼，是“世界狀態的變更”。
因為張申府在1930年代初就認為，科學的“求真”與人類社會的“求善”是統一不可分的，因為“科學是器🥽，器無善惡”🩶，所以需要一種價值觀念的引導🛸。他設想以“仁”作為引導“科學法”的價值體系，“今日世界的問題是如何把仁的生活，與科學或科學而生的工業融合在一起”，“在吾意🧎♀️➡️，真即是自然，自然即是真🤶🏽：即真即自然，美善視此”👗；“求真”的意義在於“求善”，“求善”的路徑在於“求真”🛋，社會主義便是“善”，是“仁的生活”的體現🧒🏽。因此他充滿熱情的介紹、宣傳社會主義學說♢。當然，他還未能十分清楚地把羅素主張的改良的行會（Guild）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區分開。也可能😍，他是有意“混淆”這兩種學說，想以科學、理性來使“革命”不那樣“暴力”。
不論如何變化🛗，在五四時期科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興起過程中，張申府作出了突出貢獻。
個人與社會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張申府卻因“一言不合”而執意退黨，其中固然有個人性情、人事糾葛等原因，但思想淵源🔘，卻是更為根本的。
如前所述，張申府深受羅素思想的影響，他在介紹羅素的哲學思想、社會觀點時🤸🏼♂️，對羅素的“個人主義”亦極贊賞：“他（羅素，筆者註）最重視個人🎪，個人的自由，小團的自治，與他哲學裏的重視個體與主張絕對多元，實不無關。”在張申府的思想中，“個人”與“集體”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銳，無法真正解脫。所以🥷🏿，他在1930年代發表一系列雜感的《所思》、《續所思》中，認為社會問題的核心是“群與己，少與多”的關系問題🟤，“過顧社會則礙個人，過重小己亦妨社會👩🚒👰🏻♀️。”如何處理“群己”關系，是他困惑不已、深感痛苦的問題💩。從個人經歷可以看出💑，這一問題對他有著特殊的意義👳♀️。作為深受羅素、羅曼羅蘭等人的哲學和社會思想影響的新文化運動先鋒之一🍴，他對以個性獨立✊🏻、個性發展為核心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觀念一直有著深深的眷戀之情👩🏻🦯➡️；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譯介者🚂、信仰者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他對以集體主義為目的大同境界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又始終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意🤱🏼。這種內心的矛盾🥍，是他難以紓解的，也是他的悲劇的根源。
張申府的理想社會🤘🏽，是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如何可以自由🚣🏽♀️？自由在個人主義🦹♂️。如何得個人主義🤞🏻？得個人主義在知有人，亦不知有人。知有人，不以己害人🙅🏽。不知有人#️⃣🏄🏼♀️，不以人礙己♠️。個人主義之極致，即是大同之極致。大同之極致🏨，即是個人主義之極致。故此個人主義為大同個人主義🌓。解群己之糾者，在於是”🗾。其實📶，這“大同個人主義”畢竟只是一種美好而蒼白的空想，恰恰反映了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一方面，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他們無法完全接受西方近代“個人主義”取向；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忍受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取向🤵🏿。而如何才能實現理想的“大同個人主義”呢♋️？張申府只能寄希望於人類的理性🧨：“解決此問題自宜更循人性而審選群製。巴甫洛夫的製約反射之律，於此實大有助益……換辭來說，人生必須由科學的進展🪚👨🦽➡️，人性的認識👨🏿⚖️，社會的改製👩🏼🔬，教育的更新🫵，以達於仁之境。”他認為🧔🏼♂️，通過諸如條件反射學說便能“科學地”認識人的本性，可以據此作出理性的選擇📚，造成群己和諧的合理社會，使政治由暴力的變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須變成理即是力🈸。”在暴力沖突異常激烈的近代中國🎀，呼籲有“理”代替“力”確實顯出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種在現實劇變中的無奈。這種悲劇精神與無奈之感，確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寫照。
總之，在張申府的精神世界中🫴🏿，科學與價值👱🏼、個人與社會、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等匯於一處而不彼此抵牾，其根源就在於他篤信物我一體的 “通”：“一與通是東方哲學之特長。多與析則是西方哲學之所擅”，“我則祈：於多見一👨🦼➡️，由析達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為歸宿”🧓🏼。的確，“一”與 “多”🖕☝️，“析”與“通”，“仁”（價值理性）與“科學法”（工具理性）之間如何定位，是張申府先生給我們提出的問題和任務。（雷頤）
轉自 經濟觀察報 2010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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