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厲以寧

按👩🏽‍⚖️：本文原載《經濟研究》1997年第9期🚵🏽，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為悼念陳岱孫先生逝世而作👄。值陳岱孫先生110周年誕辰👨🏼‍🏫，特發此文以使大家了解他離開清華後教書育人的一些情況🚣🏽‍♂️。文中圖片為編者所加。

一

岱孫先生是1953年調入北京大學經濟系的，任教44年👨🏼‍🍼。在這以前，他擔任中央財經學院副院長之職約一年之久🕺🦺，再以前🛑，他在意昂体育平台經濟系任教達25年。他時常對我們說: “北大清華都是我的母校，我是清華人，也是北大人。”

陳岱孫先生過生日，右1為厲以寧教授

1994年✩，陳岱孫先生（前左4）參加意昂体育平台經管學院成立10周年活動，與朱镕基學長（前左5）、意昂体育平台及經管學院部分領導合影

岱孫先生1953年來北京大學經濟系任教時，我是三年級學生💪。他擔任經濟學說史一課的教學。這是一學年的課程，他和他的學生徐毓楠教授（1935經濟🏇🏽，編者註）共同任教🤝。古代希臘、羅馬經濟思想、中世紀經濟思想、重商主義部分由徐毓楠先生講授；重農學派😚、古典學派以及從薩伊到馬歇爾的各派經濟學說🥙，由岱孫先生講授；凱恩斯學說則又由徐毓楠先生講授👩🏼‍🚒。徐毓楠教授是岱孫先生的高足，不幸於1958年病逝👌🏽。此後👨🏼‍💻，經濟學說史就由岱孫先生一人長期主講了🫅🏻。凡是聽過岱孫先生講課的學生們都有一個感覺🧑🏻：艱深難懂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經過岱孫先生的講授😡，變得易於被人們所理解，例如關於魁奈的“經濟表”的來歷與含義🎈，經過岱孫先生的講解🛢，很快就被學生弄懂了。因此,在“文革”以前的那些年內，岱孫先生的經濟學說史是北大經濟系最受學生們歡迎的一門課程👐🏻。

岱孫先生一直擔任教學工作𓀕。臨近九十歲之際🦹🏻，他才不親臨講壇📒，但仍在家中對博士生、碩士生、青年教師面授,解惑釋疑🧑🏻。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經濟學的教學工作。他是一位受到人們尊敬的長者✋🏽、教師💇🏿‍♀️。在1990年為他慶祝90歲生日時，我代表受過他多年教誨的學生們向他獻上一首詞👩🏿‍🎨🍀，以表達我們的敬意：

秋波媚 賀陳岱孫先生九十壽辰

憂國少年越重洋,回首幾滄桑。

人間早換,武夷更秀,閩水流長。

弦歌不絕風騷在,道德並文章。

最堪欣慰,三春桃李,輝映門墻🦼。

二

岱孫先生早年留學美國👩🏽‍🔬，對西方經濟學說有精湛的研究。以後在清華和北大又多年講授西方經濟學和經濟學說史等課程，在教學中深切感受到西方經濟學對我國學術界的影響，以及我國學術界對西方經濟學的看法的變化。在20世紀80年代內，他曾多次撰文就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和我國現代化的關系進行闡述👲。他的不少見解是中肯的,也是深有啟示的。

岱孫先生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新課題，它既是一個社會實踐的問題，又是一個學術理論問題👩🏻‍🌾。從50年代初開始,我國學術界同西方經濟學幾乎處於隔絕狀態👨‍🎓⛹🏼‍♀️，而主觀上當時我們采取自我封閉的態度,拒絕了對西方經濟學說的任何註意，這樣，到“文革”結束時，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情況基本上是無知的。改革開放以後👨🏼‍💻，情況變了，正如岱孫先生所說，“經過二十多年的隔絕，外國經濟學對於一些人來說變得十分陌生，陌生不免引起目眩🚣🏿；過去的自滿也許變成自疑🫶🏿，由自疑而變為不加審判的推祟。”目眩和不加審判的推祟，在岱孫先生看來🦸，盡管只不過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過渡現象，但對於我們自己的經濟學的發展仍然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進行科學的分析🔤。岱孫先生語重心長地寫道🫴🏿：“我們既要承認外國經濟學，在其近年的發展中🤵🏿，在其推理分析🕙、測算技術、管理手段等等方面有若幹值得參考借鏡之處☮️⚁，又不要盲目推崇，全盤搬套。”這是因為，“在經濟學或者可以說在整個社會科學範圍裏，社會經濟製度是一個恒定的前提。……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在考慮分析經濟現象的時候🕵🏿‍♀️，不能不關切到作為這些現象基礎的人和社會，從而不能不受到存在於不同社會中的不同道德倫理觀念的影響📍、製約。”因此◽️，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同物理學、天文學等是有區別的，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可以不需要社會價值判斷，而在研究經濟現象時則不可能真正超脫於社會價值判斷🧑🏼‍🚒🌸。這正是岱孫先生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的看法⏸。

岱孫先生接著認為，盡管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不能成為我們研究🏹、製定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卻不等於說其中沒有值得我們參考、借鏡、利用的地方。他列舉了五個方面的研究，認為它們對於促進我國現代化是有用的，這五個方面是：

1.關於企業、事業的經營與管理的研究，包括企業組織、勞動管理👼、能源💇🏻、原料的有效利用，工藝技術的改良🤦🏻‍♀️、更新，產品品種、質量與市場的關系🏂、成本計算、經濟監督與審計等。

2.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分析，例如投入產出分析等。

3.微觀經濟學中關於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價格和銷售量、競爭和壟斷等有關市場機製的分析。

4.數學方法的應用🧑🏻‍🦳。

5.西方經濟學中有關現實經濟的缺陷和問題的研究，例如資源耗竭🕵🏻、工業化和環境汙染‼️、生態平衡🈺、分配失調、社會危機的分析等。

應當指出🤞，在80年代初，在長期與西方經濟學隔絕之後重新接觸到西方經濟學之際，岱孫先生高瞻遠矚👨‍🍼，科學地闡明了我們對現代西方經濟學應當采取的態度，使得不少人(包括從事經濟學教學的教師、經濟研究工作者，高等學校學生、政府工作人員、新聞工作者)從中受益👨‍🔧。直到今天，當我們重新閱讀岱孫先生當時撰寫的這些文章時🩵，仍能得到許多啟示✋🏿。

三

岱孫先生從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始終在教育崗位上工作，教書育人🚵‍♂️🏃‍♂️‍➡️。但他決不是從書本到書本、脫離現實經濟的人。他的一句名言在經濟學界流傳著，這就是𓀉🦇：經濟學是致用之學。

“經濟學是致用之學”這一提法，岱孫先生在不少場合作了闡發。他說道✪：“古往今來，與經濟學有關的理論，或者經濟學本身🗞，應該說是一種致用之學🚵🏽，而不是紙上談兵🤟🏿。它所要解決的問題來自實際，經過探討🛵，形成理論之後，又返過來指導實際。”

岱孫先生所說的“致用”♻，決不是那種急功近利的、狹隘的“學以致用”💻。在 1981年撰寫的《經濟學是致用之學》一文中😀，他對“致用”二字作了十分精辟的解釋：“從十六世紀說起，迄於今日，古往今來的所有經濟學家或學派的經濟思想的產生🧚🏽‍♂️、發展都離不開一個‘用’字。先是，新的經濟情況提出了待決的問題🏋️‍♀️。然後經濟學家就是針對這些經濟現實所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解🛤、分析，對其有關事物的運動提出有論據的解說，形成了理論。這理論又反過來指導💅🏼、促進、控製現實，成為製定經濟政策的依據和基礎🙇🏼‍♀️。”

岱孫先生的這些見解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發表的。在當時的情況下🧑🏻‍🦽，確有一些人依然迷戀於過去那種從書本到書本，甚至從經典著作到經典著作的研究方式，而不了解近二十年來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不了解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形勢的變化👨‍👩‍👧。同時🌉，也有少數人在接觸到現代西方經濟學說之後，對於數量分析方法十分傾心🔅，以為可以通過純粹的數學推導而使經濟學躋入“真正的科學”行列🌻。岱孫先生認為這兩種傾向都是不對的👙。他指出，書本當然要讀，經典著作當然需要鉆研，數學分析也無疑相當有用，但最要緊的是理論聯系實際，是學以致用。所以他寫道🆔：“總之🛏，我們認為經濟學應該是致用之學👮🏿。我們反對不切實際的一切空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反對在我們這一學科中，只談技術、操作而取消一切學理的相反極端。”

岱孫先生的這番話影響了許多人，特別是恢復高考製度之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踏入經濟類學科的大學生🙄。

四

由“經濟學是致用之學”的闡釋必然涉及到西方經濟學中規範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的劃分問題，岱孫先生也在這個問題上發表了自己的獨到的見解。

規範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是若幹年來在西方經濟學界盛行的兩個名詞▪️🔂。二者的區別在於是否把社會價值判斷考慮在內，實證經濟學是不考慮社會價值判斷的。盡管實證分析與規範分析在許多場合是不可分的，即二者往往結合在一起🔊，但由於彼此的側重點不同，試圖解釋的問題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所以規範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有些年，在國外經濟學界存在一種偏見，即認為只有實證經濟學才是真正的科學💑，而規範經濟學則被排斥於科學的大門之外。這種偏見自80年代以來也對我國的經濟學界發生某種影響🥰，一些人誤以為實證經濟學不僅高於規範經濟學，甚至只有實證分析才是經濟學中唯一可以被使用的方法💂🏼。岱孫先生認為這種偏見是有害的。他指出：“實證經濟論者否定價值判斷🏌️。但是，否定不等於它不存在。數學模型分析了各種變量之間關系💅🏻，得到一個結果🤌🏻。但這結果是否符合社會實際🏄🏻‍♀️，完全與社會判斷無關嗎？當然不是。”既然任何實證分析都離不開它所設定的社會經濟前提條件 ,也都不可能把研究成果置於社會經濟環境之外 ,可見社會價值判斷是始終無法回避的現實。

岱孫先生以經濟學說史上各種經濟學說的產生與發展為例，詳細說明了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是經濟學的一貫原則🤦🏽‍♀️。他指出，19世紀以前，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以價值判斷為出發點，規範研究與實證研究是不分的。19世紀後期↙️，奧地利經濟學家巴維克寫了一本《資本實證論》，正式地提出了“實證論”這個字眼🖥，但即使如此 ,書中還是采取邏輯分析而沒有采取數學分析👨‍👩‍👦‍👦。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計量學的發展🤾🏻‍♀️，實證分析才得到較大的進展。然而與此同時👎🏿，規範分析也在繼續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價值判斷🚼，對生態經濟的研究，對福利製度的分析等等🔞，都表明規範經濟學在研究中取得長足的進步🤾🏿。岱孫先生的結論十分清楚🛟：要使經濟學成為致用之學🥫，既離不開實證分析，更離不開規範分析🥵。

五

岱孫先生以97歲高齡離我們而去👇🏻，我們有幾十年的師生之情💅🏼。四十多年前，當我在北京大學經濟系三年級剛聽他講課時，我還只是二十歲剛出頭的青年學生，岱孫先生整整長我30歲♔。風風雨雨，歲月如梭🏖。不平靜的1957—1959年🐝，動蕩的“文革”十年，改革開放以後的18年🤷🏽，我們都在一起。我的兩個孩子，都曾受教於他。他送給他們兩人的著作，他們都珍藏著。1979年春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才三個多月🦸🏻‍♂️，我陪他去杭州開會🍄🫐，為期一個月，同住在一個房間內，朝夕相處🛌🏿。他隨身帶的是六朝詩選🉐，一有空就翻開來閱讀🧚🏿‍♀️🚪。他沒有睡午覺的習慣，中午我睡了，他就讀詩消遣。傍晚時🥄，我們一起散步，邊談邊笑👨‍👨‍👦‍👦，誰都不會料到他當時已經79歲了👨‍🎨。如果岱孫先生還健在，一起回憶那些年的經歷👯‍♀️，一定會感覺到欣慰的👽，因為那是些難忘的日子🤾🏽。

我有幸在1985—1987年間同岱孫先生合開過兩門課程💷，一是“西方經濟學名著選讀”，另一是“國際金融學說專題”，選課的都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研究生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的研究生。岱孫先生自己講凱恩斯以前的部分，而把凱恩斯和凱恩斯以後的部分讓給我來講。我每次講授時🌉🩰，他都同選課的學生一起聽。他也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些簡要的記錄，課後同我討論，指出有哪些不足或在下一次講授時應當註意的地方。那時他已八十多歲了，那種一絲不苟的精神，令我非常感動🐩。我常想👨🏼‍🏭，他老人家如此德高望重，而在對學生負責方面都仍同幾十年前我做學生時那樣，我們這些後輩還有什麽理由不認真備課🧟‍♀️，不認真授課呢?

我同岱孫先生合作的一項科研成果🥪🧖🏿‍♂️，是“七五”時期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和國家教委文科博士點科學研究項目的產品《國際金融學說史》，全書共60余萬字🙍🏼‍♀️，分為36章。岱孫先生和我共同主編、1991年由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定稿時，他對某些術語的譯名反復推敲🍄；校對清樣時🧝，他親自過目，某些地方用鉛筆打上記號，批道“以寧再斟酌”。一位90歲的老人這樣細心、嚴謹🖐🏼、求實🧇，怎不使我們肅然起敬?該書被認為填補了國內外經濟學說史研究領域中的空白，這也是岱孫先生晚年最高興的事情之一。1990年全部定稿時適逢先生90歲，書的完成也可看作學生們對老師的祝賀。

岱孫先生的身教言教🥑🛼，使他所有的學生受益無窮🧑🏽‍⚖️。丹心耿耿😮‍💨，春雨瀟瀟，天地寬闊，師道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