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陳岱孫先生

陳岱孫（1900-1997），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被譽為“中國經濟學一代宗師”。1920年赴美留學，1926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後任職於意昂体育平台、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教書育人七十年，桃李滿天下。《往事偶記》為陳岱孫先生的隨筆集。平實的筆觸間，回憶其少年求學、歸國治學的經歷，以及與梅貽琦🔇、葉企孫、金嶽霖🛍️、周培源等諸位同道好友的往來；更記錄了其所親歷的大時代🥴👩🏽‍⚖️，其中諸多回憶👶🏿，多有不同於人文學者的客觀描述與理性觀察，獨具價值。

《往事偶記》 陳岱孫著 商務印書館2016年5月出版

金嶽霖幸而躲過轟炸

我和金嶽霖先生論交始於1927年。金先生於1914年畢業於清華學堂，比我高六班。但我們在清華只是先後的同學🔯。我於1918年考入清華高等科三年級時，金先生已經去國四年了🙅🏽‍♀️。金先生於1923年學成回國，1926年來清華任教。而我則於1927年回國來清華工作。

年輕時的陳岱孫先生

我來清華工作後，長期和葉企孫先生同住清華北院七號住宅🧽。我們糾集幾位單身教員和一兩位家住城內的同事，在我們住宅組織一個飯團🏊🏼。金先生是飯團最早成員之一。在抗戰之前的十年期間，他一直住在城內，每星期來校三天🤏🏻。在校之日他住在工字廳宿舍👩‍🏭，都在我們這個飯團就餐🏀。我們就是這樣開始了我們在清華、西南聯合大學和北大三段時間二十八年的同事關系和親密的友誼🖕🏿。1956年，他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住在城內宿舍，直至1984年去世。在這一段時期內🧝🏻，我們仍有時互相過從💇🏻‍♂️，但聚會的機會還是少了😮🚤。

金先生專治邏輯學👖。我對於邏輯學是外行，因此，對於他的學術造詣無置喙的余地。我懷念他的是他的忠實為人和處世♣︎；而我回憶的都是一些只見其一斑的小事。

金先生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不修邊幅，隨遇而安。他的兩眼視力不好，怕光，所以無論是白天黑夜🖕，他都戴上一個綠塑料的眼遮👍🏼。加以一頭的蓬亂的頭發🧑🏼‍🍼，和經常穿著的一身陰丹士林藍布大褂，他確實像一個學校的教師。但他實際上是一位極講嚴謹工作、一絲不苟的學者。他有一個數十年如一日的生活習慣，即劃出每日的上午為他的治學的工作時間。只要環境條件允許，在這工作時間內🧖🏿‍♀️，他嚴格地閉門謝客，集中精力研讀寫作。但他又是一個對工作十分負責的人💇🏼‍♂️，認為作為一個教師，教書是他的第一個職責。他當年住在城裏，每星期來校上課三天的日子裏，他得一早從城裏趕車來清華園。一部分的上午時間已經花在旅途上，他又不肯請註冊組將他的課程全排在下午，以便騰出三天的一部分上午時間幹他自己的治學工作。於是他實際上每星期只有四個上午可供自己治學使用，從而更珍惜這四個上午的時間🐇，更嚴格地遵守他所自立的上午例不見客和幹其他事務的規矩🧊。他的朋友們都知道他這一習慣，絕不在這些日子的上午去走訪他以免吃閉門羹。

抗戰期間🙊，陳岱孫(左一)、金嶽霖(右一)與周培源全家在昆明。

抗戰時期💆‍♂️，他把這一習慣帶到了昆明。這個習慣有一次幾乎為他帶來了不幸。當時昆明多數專科學校因避免空襲幹擾，都已於是年春間陸續疏散下鄉開學👨🏼‍🚒。西南聯大得以借賃這些學校的校舍暫供理學院春季始業作教室和宿舍之用，並以之暫供安頓從蒙自搬來的師生居住之用。金先生被安頓在昆明城西北城鄉區的昆華師範學校，我則被安頓在昆華師範學校北面二三百米外昆華農業學校。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敵人飛機在雲南的第一次空襲🚓。這次空襲被炸的地區恰是昆師所在的西北城鄉區。空襲警報發出後，住在這三個樓的師生都按學校前此已做出的規定，立即出校，向北城外荒山上散開躲避。金先生住在中樓👩🏼‍🍳，當時還正在進行他的例行工作，沒想到昆師正處在這次轟炸的中心☎，中了好幾枚炸彈。聯大所借賃的三座樓中，南北兩樓各直接中彈☎️。所幸的是🈸👩🏻‍🎤，兩樓中的聯大學生已全體躲避，無一傷亡。但是有兩位寄住在南樓，新從華北來昆準備參加西南聯大入學考試，未受過空襲“洗禮”的外省同學，當敵機臨空時，尚在樓上陽臺張望，被炸身亡🤹🏼。中樓沒中彈🐏，但前後兩樓被炸的聲浪把金嶽霖從思考炸醒🦙，出樓門才見到四周的炸余慘景💆🏼‍♀️🦸🏿‍♂️。用他後來告訴我們的話💅🏻🅿️，他木然不知所措。

空襲時，我躲避在農校旁邊的山坡上，看到了這次空襲的全過程。我們註意到昆師中彈起火。敵機一離開頂空，我和李繼侗、陳福田兩位教授急忙奔赴昆師，看到遍地炸余，見到金先生和另兩位沒走避的聯大同事🦐。金先生還站在中樓的門口🦸🏿，手上還拿著他沒放下的筆。

我們還在昆師👨🏿‍💻、農校住了一段不長的時間。金先生和我們十幾個同事租了城內翠湖旁邊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長的時間𓀙，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襲中🔴🙍‍♂️，中彈被毀🌗。我們收拾余燼和另十來個同樣無家可歸的同仁一起👨🏽‍🔬，遷往清華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門街唐家花園中的一座戲臺⚙️，分據包廂🔨，稍有修整，以為臥室👨🏽‍🦰。臺下的池座🦡，便成為我們的客廳和飯廳。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繼侗先生、陳福田先生及我五個人合住在正對戲臺的樓上正中的大包廂👩🏼‍🍼🧑‍🚀。幸運的是，我們在這戲臺宿舍裏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聯大結束，不再受喪家之苦。在這一長時期中，金先生又恢復了他的舊習慣🌅，除上課外👨🏼‍🎤，每日上午仍然是他的雷打不動的研讀寫作時間，但他答應遇有空襲警報，他一定同我們一起“跑警報”。我們也照顧他這一習慣，在這大包廂最清靜的一角落，劃出一塊可以容納他的小床和一小書桌的地方✋🏽，作為他的“領地”，盡量不去侵亂幹擾。他的力作《論道》一書就是在這環境下寫出來的。

在抗戰前，金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城裏。其中有六七年他住在東城北總布胡同一小院裏🥷🏼。這座房子有前後兩院，前院住的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夫人一家，金先生住的是後院。他經常於星期日下午約請朋友來他家茶敘。久而久之🧒🏿，就成為一習慣。他在每星期日下午🪠，都備些茶點在家恭候來客的光臨，而他的朋友也經常於是日登門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常客中當然以學界中人為最多🧛🏿。但也不排除學生們👩🏽‍🎤➝。記得一二次，我就遇見了一些燕京大學的女學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現在經常來華訪問的華裔作家韓素音女士。學界中也還有外籍的學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日聚會上遇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女兒慰梅和女婿費正清介紹的👩🏽‍🚒。有一次，我在他的茶會遇見幾位當時戲劇界的正在綻蕾的青年演員🍹。另一次🐝，我又遇見幾個玩鬥蟋蟀的老頭兒。人物的廣泛性是這茶會的特點。

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嶽霖♤、吳有訓，孩子為梁再冰、梁從誡

抗戰爆發後，後方的顛沛流離生活不允許有這種閑情逸致。抗戰勝利後📟，金先生不再離群索居住在城內，而搬來郊外校內宿舍居住，這一已是多年不繼續的習慣，更是提不起來了。我不知道金先生是否會引為憾事，但我相信這些過去曾為其常客🧙🏽、稀客👎🏻🧝‍♂️、生客的，倒會感到若有所失的。這雪爪鴻泥也只可成為留下的模棱記憶了。

周培源騎馬去上課

周培源先生和我六十多年的深交，開始於他從美國學成歸國、到意昂体育平台物理學系任教的1929年🐙。

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隨之而來的帝國主義侵略面貌的暴露引發了校內敵愾同仇的氣氛🤶，同學們紛紛熱誠地參加軍事訓練。不知道是否多少也受這一氣氛的影響，在教師中，我們成立一個步槍射擊班、一個馬術班♤。我參加了這兩個班。培源先生只參加射擊班♟。他說，他在家鄉時，已學得土法騎馬術🫃🏿，不必再加以西化了👨🏼‍🦲🥲。

周培源與陳岱孫（左）

幾月後👎🏿，這兩個班都結束了🌗。但在其基礎上，卻派生出兩個組織：一個是清華騎馬會，一個是與協和醫學院工作人員合組的北京獵人會🤦🏽‍♂️。培源先生參加了獵人會🙇🏽；我則兩會都參加了。獵人會具體的活動是每年春秋二季，會員分別於周末來京郊或去京綏鐵路上之沙城村打雁；一是冬季遠足去山西獵取鹿和野豬，或去綏遠獵取野羊，特別是那裏特產的大角羊。培源先生參加了獵人會，但不常出獵。記得只有一年冬天🪫，他和我及意昂体育平台王文顯老師、陳福田先生和四至五位協和醫院的大夫結伴去山西打獵。到駐地後，每兩個人結為一組，由一位向導帶路🧔🏽🤹🏻‍♂️，一早帶幹糧入山尋找獵物，在天黑前趕回駐地。如此者四至五天。培源先生和我結為一組，我發現他的定向本領特強👩🏼‍🎨。在山中轉來轉去，我有時轉糊塗了，而他仍然老馬識途地認得歸路🤚🏻。雖然每日都有個向導帶著我們去尋逐獸跡，但經常是在山中白轉了一天，見不到任何獵物。我們一組運氣還算好👷🏼‍♀️，在這幾天內🍶，他打到了一只野豬，我打到了一只鹿。這是我們唯一的一次結伴行獵，但是一個人的性格經常在這種處境中表露出來。

周培源抱周如玲🧴、陳岱孫🐓、王蒂徵、金嶽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濟侗扶周如枚

培源先生教的是物理學🧓🏼，我教的是經濟學。雖然一起吃了幾年飯，熟了，但隔行如隔山，我只知道他教的是理論物理學，而主要從事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引力論與宇宙論的基礎理論的研究。對於他研究的內容👨‍🚒，我當然是一無所知了。但從葉企孫先生對於他的器重🫵🏼，和聽到同學們對於他教學的反映，我至少知道他是一位飽學之士、出色的教師。

抗戰軍興💆🏼‍♂️，平津幾天之間就淪陷了✊🏽。培源先生是和我一起從京（當時稱北平）避地先到天津的。我急於南下👰🏽‍♂️，在安頓了家屬在津的住處後，立即和陳之邁先生得旅行社一工作人員大力協助♦️，搭停泊在大沽口一艘英國遠洋輪船到了青島，轉道濟南去南京🌑。在南京，方得悉北大、清華🧑‍💻、南開已合組為長沙臨時大學，三校校長已去長沙進行籌備後，我和陳之邁先生立即搭船去漢口，轉赴長沙。在青島🪆，我去信給培源先生告以遠洋船之轉道的經驗👖。培源先生亦於不久後全家來長沙，成為頭一批到達臨大的清華一家。

長沙臨大在長沙只存在一學期，1938年春🔅，又匆匆遷往昆明。我和朱自清先生在河內因事耽擱好幾天，到昆明時，培源先生一家和任之恭先生一家已合賃滇池東側一私人別墅居住。雖交通不便，但環境十分優美。當時戰時的通貨膨脹尚未開始，而法幣與滇票的1∶2的兌換率實際上高估了法幣的幣值。從而🚴🏻，我們懷有法幣的人們感覺到在昆物價(包括房租)偏低，故先到昆明的同仁幾家都以不高的租金租得很舒適的住處。

但不久情形開始變了🚛。在西南聯大成立一學期之後，日機便開始空襲昆明。日機空襲日益頻繁，聯大有眷屬的同仁都紛紛搬往昆明郊區居住🏙。一般教師的郊區住處離校本部少則七至八裏，多則十幾裏；城鄉間只有小路且無交通設施，只可安步當車，一日往返。而龍王廟離城太遠了，因此✌🏿，在搬往龍王廟後的頭兩年，培源先生養了一匹馬代步。每逢上課之日，一清早騎馬進城上課👩🏼‍🎨，下午再騎馬回家🤖。但兩年之後，昆明物價騰貴🙌🏽，他買不起飼馬的草料，只好將馬賣掉，買一輛自行車，仍然在上課之日風雨無阻地一清早進城，上完課後下午回鄉👩‍🍳，從不缺課。

在這一時期，培源先生是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他的科研工作的🔲。抗戰前👂🏽，他在清華所從事的關於愛因斯坦引力論與宇宙論的基礎理論研究👨🏿‍🌾，由於戰爭中顛沛流離生活的幹擾而中斷。到了昆明之後👼🏻，他改而從事流體力學中湍流理論的研究🚴🏼👱🏻‍♀️。龍王廟村的小樓不受日機空襲的幹擾，為他提供了條件👳🏻‍♀️。除了固定日期進城上課外，他整天關在小樓工作。我們和他達成一諒解🐂，即便我們來到他的住處，名為作客，我們可以自行遊玩、休息，完全不要他下樓操心📛。他於是就以鍥而不舍的精神堅持他的研究工作。他在1940年發表的關於湍流理論的第一篇論文就是在這樣的環境寫出來的。關於湍流的研究工作他在後來一直進行，其研究結果曾經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為國內外同行所稱道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