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宗
馮至(1905-1993)🧏🏿，現代詩人🤦🏽👨🏻🍼，翻譯家。1939至1946年任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德語教授👩🏻🏭。1964年9月由北京大學西語系調任現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外國文學研究所👨👧。
說來汗顏，從1964年外國文學所成立時馮至同誌出任所長，到他1982年改任名譽所長🤙🏻，再到1993年逝世⏪，我都沒有離開外文所🕴🏻，但我卻不敢說我“知道馮至”🦥。就像與故宮終生比鄰的街道大爺🤦🏼♀️，未必敢說知道故宮一樣☂️。
歲月過於久遠，不知蒙哪位盛情，拍下幾乎整整半世紀前外文所的這兩張照片。一張（見圖）上🈂️，中排坐著馮至⛹️、蘇聯組組長葉水夫與老翻譯家楊仲德、袁可嘉、方土人👩👩👦🧑🏽⚕️。後排站著負責文藝理論譯叢的陳燊👨🏼🍳，還有童道明、呂同六、文美惠幾位學者👨🏽🏭。我席地坐在前排。另一張上👷🏼，袁可嘉👩🍼、文美惠、呂同六半蹲前面，馮至🧑🏼🤝🧑🏼、水夫、陳燊和我站在後面。旁邊是正在吐穗的麥田👨🏻🎨。1963年毛主席下達要研究外國的指示🟢，1964年9月外文所正式成立。不數日，又根據中央指示到安徽壽縣“四清”。1965年6月四清結束前的暮春，馮至和我們拍下這兩張照片🧑🏿🌾。由於建所伊始匆匆下鄉🐦🔥，這該是馮至和外文所同事留下的最早合影。
1965年外文所在安徽壽縣古堆大隊參加“四清”時攝，第二排左三為馮至
四清結束時所裏大部分同誌回京，我們1964年進所的幾個大學畢業生留下“勞動鍛煉”。馮至同誌給我們留下一把新氣兒未下的黃油布傘🧑💼，說“呂紹宗，在農村下雨還用得著🥉，留下吧”。這傘當時很貴，得5塊錢🏋🏼♀️，我們自己是舍不得買的☮️。臨走事情那麽多，所長還想著留下的年輕人，我們很感激。
一年勞動鍛煉結束回所後，我向馮至同誌匯報我們幾個人一年的心得體會。我們是和文學所同誌們結伴回京的，他們由經驗豐富的同誌帶隊👲🏼，路上一切全仰仗他們，還隨他們一道參觀了曲阜“三孔”、濟南趵突泉、天津水上公園👨🍳。匯報時我很擔心領導批評我們路上“遊山玩水”👩🏻🎨，不料聽完匯報，馮至同誌高興地說：“你們表現很好。路上開開眼界📼，長長見識，也很好。”這是我第一次向馮至所長匯報🧞♂️，此後每天上班都能見到他🤦🏻♂️🔲。
所以過去如果有人問“你知道馮至嗎”，我肯定會脫口而出👐🏿，說“知道，知道”。可現在我卻不敢說🌯。譬如魯迅為什麽贊揚馮至是“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朱自清為什麽說馮至的“敘事詩堪稱中國獨步”？再譬如🙂，周揚為什麽說“馮至同誌學貫中西”🦹🏽🤫？再譬如👷🏽♂️，郭沫若在德國文學方面本就不乏建樹🚴🏻♂️，但凡遇各地請教卻常常拜托馮至教授作答，馮至同誌怎樣的造詣贏得郭老如此信任？再譬如，毛主席讀了《新觀察》連載的馮至的《杜甫傳》👲🏻，緊握馮至的手說：“你為中國人民做了件好事👩👧🤙🏽。”毛主席何以對馮至評價這麽高？這些問題我都不知如何回答👩🏼🎓。
不過不知者，也非我一人🪆。真能從各方面說透馮至的不多。之所以這樣，一方面自然是自己知識淺薄👨🏿🔧。另外也因為馮至處事一向低調🦹🏽♂️，不事張揚。下列幾事，也許可見證馮至的淡泊名利，低調為人。
一✌🏽、謝絕各類榮譽頭銜
1990年我國要出版《中國各民族文化百科全書》。在遴選社科院範圍的顧問人選時，負責全書編纂工作的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所長王平凡首先想到了馮至👨🏿🦰，但征求馮至意見時，馮至卻十分誠懇地說👩🏽🎓：“平凡同誌，我們一起幾十年了🏄🏿♀️🚒，我當顧問不合適👩🦯，我覺得自己知識不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我覺得很慚愧。”馮至謝絕王平凡的熱心推薦↖️🤵🏼，聽了讓人意外。1964年創建外文所🧑🏼🎓，馮至出任頭一任所長時，王平凡出任副所長兼黨總支書記（後改為黨委書記）。兩人幾十年的交情，感情深厚。盡管如此，但當王平凡請馮至出任《中國各民族文化百科全書》顧問時🖕🏻🚛，馮至還是難以領情👛。因為他覺得“我的知識面也沒那麽寬廣”。這讓人想起季羨林辭“國學大師”的稱呼。馮至的民族文學知識👩🏽🏫，季羨林的國學知識，也許都不在常人之下👸🏼，但那並非他們的長項。馮至認可的頭銜都擔負著沉甸甸的責任，如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主編🧜🏼♀️🧧、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不盡力📕、不擔責任的稱謂他不要，他說：“如今有些人註意職稱和頭銜，我卻討厭這些🔓。我認為一個人的價值在於他的作品和工作，而不在於什麽‘主任’，‘顧問’，‘理事’等空頭職稱🎴。”
馮至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1987年外文所德國文學學者韓耀成陪馮至去德國，接受各國國際交流中心授予他1987年藝術獎，行前做名片時，馮至只同意印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名譽所長”一職，因為這標明了他所在的工作單位，甚至連“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稱謂，都是在勸說之下他才同意填上的。在給一位寫關於他的文章的作者的信中🏂，他要那位同誌文章中不要提他的職務，說“職位沒有意義，不必提”🚴🏻。他在遺囑中交代，他去世後“若有必要通知親友，名字前不冠以任何頭銜”。
二、謝絕為他開“紀念會”、“研討會”
馮至從事文學事業六十五周年前夕，他任外國文學所名譽所長🚂，所長張羽提出研究所以馮至從事文學事業六十五周年為題舉辦一次慶祝活動，並選與馮至長期共事的德國文學學者張黎執筆撰寫賀詞。這本是學術界司空見慣的事🦥，可說是常態💁🏼♂️，大家也都發自內心對馮至懷有一種崇敬👱♀️☎️。但賀詞都寫好了🤷♂️，卻被馮至謝絕了。他跟長期相處的同事也不拐彎抹角➜，說“該幹什麽幹什麽，千萬別趕這個浪頭”。所領導本想再勸他，馮至一句戲言讓大家再也張不開口♿，他笑著說：“誰知道你們在這種場合說的是心裏話，還是曲意奉承呢🏋🏿♂️？我可受不了。”然後仿佛是“到此打住”似的👩🏼🎓，說“謝謝大家好意”🥹。
過了5年🤲🏿，又逢馮至壽辰，時值馮至從事文學活動七十周年的“整十”大日子，外文所領導又起慶祝之心🧑🍳。於是多位領導一起來到馮至家中🛃。為了便於馮至同誌接受🕺🏿🌯，一開始領導們便把話說清：除紀念會開始所長發表一篇介紹馮至生平的講話外🤭，下面不做任何與學術無關的發言🏌️♀️。但還是被馮至照舊謝絕。若是外邊舉辦馮至的學術研討會，馮至不僅不會幹涉，甚至會洗耳恭聽發言中對他的說長道短，但由自己的下屬、朋友來“紀念”，而且又逢壽誕之日，大家會說些什麽呢？這恰是馮至最不愛聽的。
與馮至風雨數十載的夫人姚可崑教授對馮至的心思一清二楚，所以夫唱婦隨說🙆🏽♂️，他們家從無做壽的習慣🦏，要不是大家提醒都忘了馮至該過生日了🏨，甚至說：“我迷信，不許您們搞這個活動。”
《外國文學評論》編輯部也曾提出舉辦一次“馮至學術研討會”，馮至同誌同樣沒有接受。他在一封信中說：“我最怕這類會，勞民傷財。”
三、不停的反思自省，可貴的“自知自明”
馮至有首詩叫《自傳》👸🏼，說🐲：
三十年代我否定過二十年代的詩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過四十年代的創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過去的一切都說成錯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麽那麽多
於是又否定了過去那些否定
到底該肯定什麽👳🏿，否定什麽
進入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難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短短數句👩⚕️，把他不停自省的一生做了精煉的實錄👁🗨。因為他有難得的“自知之明”，所以盡管魯迅、朱自清都誇他的詩寫得好，季羨林更說馮至的詩“形神俱臻絕妙”🤧，他上大學時曾“無限向往，無比喜愛”，但馮至1991年初給王偉明的信中卻說：“我從二十年代開始寫詩，直到現在仍未與詩絕緣🔡，但為數不多🤳🏿，好的更少🤳。”在七十年代的一首舊體詩中，馮至的自省甚至滿含著自責👨🦳，說“工力此生多浪費🌿，何曾一語創新聲”，談及此事🧶，他說詩中說的“也是實情”♉️。當年他是文學史上魯迅曾經誇贊的詩社《沉鐘》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對《馮至評傳》的作者周良沛談起《沉鐘》，卻說當時羅石君的詩寫得比他好，觀察深刻🫂，起點高⛔️。雖然羅石君後來到日本去了，不再寫詩。可是現在提“沉鐘”的詩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歷史。他怕“評傳”中把他寫高了，把別人淡忘了。
不僅是詩⛹🏿♂️，包括全部學問🖕🏻，他都覺得自己平平淡淡👫🏼，總說：“我有自知之明，我有許多地方不如其他現代詩人、學者🎷，我在他們之中不過是名列‘中等’而已。”談起一篇評介《馮至學術精華錄》的文章🍎，馮至對文章作者說：“您的評論，我沒有意見，只是覺得誇獎太多，未能指出書中缺陷與不足之處。實際上，此書所收文章，歷史將及半世紀🤽🏿♀️🙍，良莠不齊，深淺懸殊，均在所難免🎦，似不宜一概肯定👮♂️。”至於這個書名，馮至更說：“我本非‘學者’🚋，已在該書《自序》首句說明，偶有論述💪🏽⛹🏽♂️，更當不起‘精華’二字✌🏿。至於‘精華錄’命名💾，乃出版社強加於我者，徒增汗顏🙅🏽。”
此話並非謙謙之語，而是馮至內心所想，卻讓人感慨不已。他對自己的作品總要求評價要“一分為二”，說“有人研究我的作品，我當然感謝🧔🏽。但若是不一分為二進行分析只停留在稱贊上，我總覺得不舒服。”在給《詩刊雙月刊》編輯的一封信中還說🏇🏽：“您若能組織幾篇文章，對我作品不是頌揚🕴🕑，而是給我分析與批評🐼，使我清醒些，我是歡迎的🥝。”對研究他作品的稿子，他總要求降低贊揚的調子🤯👧🏻，要求把諸如“學術領域的重大建樹”🖱、“受到熱烈歡迎”♏️🚨、“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等等統統“刪去”。看了《外國文學評論》送他過目的一篇評論文稿🚴🏿♀️，他把自己的要求寫在一張紙上👴🏿：“‘卓越的’可刪去”，“‘不同凡響的’過獎了”🙎🏼♀️，甚至連“深刻”一詞也要求刪去。在給寫他評傳的一位作者的信中，馮至也要求“實事求是，不要溢美”🥃𓀏，說：“過分溢美的文字，讀後往往不但不感到愉快👨🏿🚀，反而感到很難過。”對尚未發現問題的，送人譯作時，他十分誠懇地說：“有什麽譯得不當的地方請你告訴我。”
他覺得朋友來往，最珍貴的就是能以誠相見🧑🏽🍼♊️，坦誠直言🥞。有一次，當來訪者問他👨🏽🦳：“據您看，人的友情，衡量深淺厚薄高下，最重要的標準是什麽”時，馮至沉思後輕聲說出兩個字：“批評”🏊♀️。他深情回憶他1936年作為一個18歲的青年學者從德國回國後，發表了與當時嚴酷的社會現實脫節的一首詩〰️，而遭到長他六歲的摯友楊晦直言不諱的批評，其深厚情誼💁🏻，他念念不忘🤵🏻♂️。
馮至就是這麽個人，他從內心深處喜歡低調，不喜歡張揚；喜歡如實評價，不喜歡溢美拔高。他甚至為把他生日說成“華誕”而不悅，說👆🏻：“生日就是生日#️⃣，什麽‘華誕’！”他同樣不同意因他在西南聯大時與聞一多站在一起⚧，面對國民黨白色恐怖挺身而出，支持學生反對暴政的愛國行為而稱他“民主戰士”。他認為拔高了，說他只不過是為愛國的熱血青年說公道話而已。
四、馮至的三件憾事與糾錯
馮至常對人談起他一生的三大憾事👮♂️📏。其一是1958年他主持編寫的《德國文學簡史》⏺。當時全國“大躍進”的浮躁情緒“空前高漲”，每日充斥耳際的是“戰鼓催春”🧙🏽♀️、“一日千裏”，各行各業每日都在“大放衛星”。寫文學史的“一班人馬”也難置身其外♨️，盡管資料不夠充足，但跨上馬鞍就難“下馬”🧘🏻♂️。事後再看，馮至便覺百不如意，甚至覺得是塊難忍的“心病”🏊🏿♀️。所以他不同意將這本書編入自己年譜👳🏿♀️，雖同誌們勸說為不使年譜出現空白而“實事求是”填入，但“文革”後出版社提出再版時，馮至卻堅決不同意。這算是馮至的一個糾正吧♻️。
第二大憾事是“反右”中他曾批過艾青💂🏼。此事當時並非出於個人恩怨，運動中難免響應“號召”的因素🧋。但冷靜下來⚇©️，畢竟自己的錯批傷害委屈了艾青，因而深感內疚和不安。在1988年“神州詩吟”的詩人聚會發言中，他說“我代表我和艾青”⛹️♀️，這種把艾青當“自己人”的態度，也算是種“平反”吧。後來在艾青作品國際研討會上，馮至又再次發言，對艾青的詩給予高度評價。這應是再一次糾錯的表達方式。後來兩位詩人多次相聚。雖然馮至怎樣表達歉意外人不知，但馮至生前最後一次住院🤹🏽，艾青也在👱🏼♀️，馮至重病中去看艾青，兩位老人高豎拇指👩🏻🦯🙎🏻♀️，互贊共勉，“恩怨”早已冰消雪融。
第三大憾事是馮至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它編輯出版於“文革”剛剛結束的年月。盡管目前它仍是廣泛使用的工具書，但馮至覺得𓀚，作家🧝♂️、作品的評介都難免帶有“左”的色彩，同樣是馮至的“一塊心病”🏋🏼♂️。可惜牽涉面廣，一人之力難以糾正，這位不斷自省的學問家只好抱憾而去⟹。
馮至的憾事想必絕不止這三件，前面他不斷自省，勇於“否定”自己的那首詩也許可以作證。這就使他，馮至🤛🏻，格外讓人敬重🙈。我想⛲️👷🏼，他這種精神是值得今天的人們學習的👵🏼🪪。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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