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整理湯用彤先生留下的藏書時♈️,發現上面常寫滿了他和師友們的親筆批註和題記。雖不比長篇宏論,然吉光片羽,隨筆而就,適可凝結先賢思想之精微韞晦。今略撿一則🧑🦲,以見一斑👩🍳。
陳寅恪贈湯用彤文題識——大師的愛國情懷
陳寅恪先生1935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發表《武曌與佛教》一文👩🏻🦽,探討了佛教對武則天的重要影響及其對佛教圖讖的利用。當年陳寅恪贈送湯用彤的該文抽印本由湯一介先生珍存至今👱🏿♀️,封頁左上有陳寅恪的一段個性鮮明的毛筆行草題記,現版陳寅恪各類文集均未收錄,亦未見提及。茲錄於下🚤:
矢吹曾論道生學說,必見尊文👱🏿♂️,而絕不提一字🏋🏽♀️;又論“格義”,恐亦見鄙作💙,亦絕不言及。故弟於篇末引尊論以折之,而文中則不用其在巴黎發見之材料,職此故也🚱。
這段題記很有趣味,也極富學術價值,但需要簡單交待一下背景,其意方能了然😐。“矢吹”系日本著名學者矢吹慶輝(1879—1939)𓀑,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留學哈佛🙇🏽♀️,任教於日本大學🪒🤞、東京帝國大學等校。他1930年編定出版的《鳴沙余韻》是他在歐洲所發現敦煌文獻的結集,還著有《鳴沙余韻解說》〰️、《阿彌陀佛之研究》、《近代思想論考》等名作。湯用彤、陳寅恪對道生思想和格義問題的開創性研究,是現代佛教史上頗具原創性的兩大學術發現🧑🏻🎄。陳寅恪發現矢吹慶輝讀過湯用彤和他自己的相關文章,明明借鑒了他們的很多研究成果🙋🏻♀️♜,卻在文中一字不提,他頗感憤慨,所以就在文末的“附註”中說:“關於武曌與佛教符讖之問題🛀🏻,可參考矢吹慶輝博士著《三階教之研究》及湯用彤先生所作同書之跋文👨👧。(載《史學雜誌》第二卷第五六期合刊。)”矢吹氏以研究三階教著稱,他為調查敦煌史料🧑🏼🎤,巡歷英、德🍿、法🧑🔬🤱🏿,發現唐代三階教文獻,依之寫成《三階教之研究》👠,1923年以此獲文學博士學位。該書1927年由東京巖波書局出版🕴🏻,系首次將三階教歷史☢️、教義及典籍公布於世的學術成果👨🏼🎨。書中大論武則天時期《大雲經》符讖之事𓀛,雖史料豐贍🛋,但謬誤甚多。為此,湯用彤1931年發表《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跋》詳加辯駁,對其疏失逐一糾謬補正,理據確鑿6️⃣,為中國爭得了學術話語權👨。武則天與佛教讖事也是陳文的重點👩🏿🎨,故借機提出矢吹氏的相關研究⛓,並援引湯文的批評以暗示告誡(即“折之”)🏇🏼。他向湯用彤解釋為何要這樣做,以及他為什麽也不用矢吹氏在巴黎所發現敦煌新材料的原委👦🏻。陳寅恪的自立🧑🏿💻、自尊🚔、自強的真性情和愛國熱忱躍然紙上。由此便不難理解陳家“不食日粟”的緣故了。1937年日寇侵入北平,陳寅恪之父陳三立絕食五日以身殉國🥬。日軍侵占香港時🍊,陳寅恪於此間生活來源斷絕。日本駐港司令和港督分別給饑寒貧病交迫中的陳寅恪送來糧食和巨資🔴👳🏽。然而🙀,陳寅恪寧願餓死👩🌾,也毅然堅拒此不義饋贈🔉,並寫詩給其弟陳隆恪🫴🏻,其中有“正氣狂吞賊”之句🎷👨🏽🏫。陳寅恪的民族氣節和學人風骨,可借用1929年他為王國維所寫紀念碑文作為定評👩🏿🦲🫄🏻:“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該題記還反映出陳寅恪和湯用彤治學動機及其宗旨的問題,這與陳寅恪1929年所賦詩《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的立意是一貫的。陳詩雲:“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該詩意指,上世紀初🏊😼,岡崎文夫、白鳥庫吉等日本學者👩✈️,執中國史研究牛耳,雖卑之無甚高論🛸,然他們運用現代學術方法的成效,卻是當時國內浮躁學風望塵莫及的🍱。於是出現中國史權威反而不在中國,學子群往日本受學國史的現象。而彼時包括佛教史🧎♀️➡️、道教史在內的中國史被日本納入充當侵略工具的東洋學、支那學之中。學習本國歷史卻要去日本,這是一種何其沉痛的國恥👨🏿🍳。而誇誇其談、盲目自信的民粹主義👱♀️,就像戰國辯士田巴🔛、魯仲連那樣只有表皮功夫👨👧,無濟於事。他期待國內學人以實際行動洗此恥辱。“讀書不肯為人忙”是指治學要有自由獨立思考的創新精神,如此方能使學術精進無礙。此與陳寅恪《挽王靜安先生》詩中“吾儕所學關天意”的主旨相類。湯用彤與王國維🧞♂️、陳寅恪都是學衡派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文化研究事業關系重大。湯用彤和陳寅恪一直視中國文化為立命之本,他們選擇體現民族精神的歷史學和三教關系作為終生奮鬥的領域,其意也正在於闡揚民族魂,以高水準的文化成就使國家立足強國之林。這正與他們為學立誌,不為世俗名利而高揚主體性人格的理念一脈相通👩👩👧。為學一種是為了謀生,一種是謀心💪,即求心有所安🏃🏻♂️➡️🚴🏻。陳湯二先生自為後者。他們以身作則📈,不甘日人專美於前,打破其文化霸權,將中國宗教史和漢唐史等研究👩🏿🦳,在世界範圍內樹起新的高峰🧮✫,洗雪了中國史權威只在日本之恥,贏得了世人對中國學術的尊重👩👧👦。
湯用彤對陳寅恪的響應——中國敦煌學的全面開拓
陳寅恪認為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奇特之人物⛹️,論之者雖眾🦫,但實少有發明🍶。《武曌與佛教》就武則天大力倡導佛教一事探根尋源😘,從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兩方面剖析武則天與佛教的關系,詳述其先世楊隋皇室的佛教信仰背景及對她的熏陶,認為武則天自幼深受其母楊氏的影響而信佛🧑,又由於佛典教義,特別是佛教符讖可以為其政治革命張目,故極欲利用之✨。湯用彤1931年完稿的北京大學鉛印《隋唐佛教史稿》講義、《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跋》和陳寅恪該文都對初唐佛教勢力之升降以及武則天與佛教關系作了詳細分析🔹。陳寅恪除證實了湯用彤的觀點之外,又引證舊史與近出佚籍👐🏻,得出一些新的結論💥。陳寅恪顯系在肯定武則天崇信佛教的前提下作這番論證的。武則天誠與佛教有密切關系,但若斷定她的信仰純是佛教,則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直到湯用彤發表《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之前🧜🏿♂️,探討武則天與佛教關系的研究成果,主要著眼於政教關系,著重論證武則天怎樣依靠佛教改朝換代,沒有超出陳寅恪的研究框架。陳寅恪學風嚴飭⛺️,為世所重📚,每一立論,必反復推敲,務使細密周詳。但他當時未註意道教方面的敦煌史料,也沒有像湯用彤那樣廣泛利用石刻碑銘,故於道教對武則天的影響有所忽視,未得全觀🙏🏼。湯用彤《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補陳文之不足🖐🏽,以他新發現的武則天所撰《一切道經》序文為契機🚳↪️,指出武則天在敬佛的同時,與道教亦有密切關系。這一發現是湯用彤在結合敦煌史料梳理道教發展史的過程中揭示的,並由此改變了學術界對武則天宗教信仰的片面認識🧖🏼。倫敦藏敦煌寫本斯字1513號中的《一切道經序》🪣,在湯用彤發現之前尚未引起國內外學界註意🧙🏽♀️🦗。正是由於這項重要史料的缺失,使得人們對《一切道經》序文作者及其背景的研究都無從談起🧑🏿🚒👰🏻,因而對初唐道教的許多關鍵問題也就難以明了。1962年11月21日👩🏼🦰,湯用彤在《光明日報》發表《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根據倫敦藏敦煌道經寫本以及《金石萃編》👩🏽⚖️、新舊《唐書》等各類文獻🍔,考辨出武則天親撰《一切道經序》的前因後果,從而基本解決了上述問題。
湯用彤由《一切道經》的編寫緣起♣︎,進而論述武則天的宗教信仰🐢。武則天少時當過尼姑👩👧,利用《大雲經讖》登上帝位,獎勵華嚴宗🍩、禪宗等👋🏽,是她廣為人知的崇佛事實,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人們對她與道教關系的認識,甚至造成她崇佛抑道的錯覺🫓。湯用彤則發現有不少事實可說明武則天與道教有著深厚的淵源,認為武則天篤信道教的熱情,乃承繼太宗、高宗之遺製🚯👩🏿🦲,並深刻影響了她的後人及時代風尚🕢。
陳🚣♂️🙇🏽♀️、湯二老的文章,珠聯璧合,各盡其妙,相得益彰,使學界對初唐皇族的宗教信仰有了較完整的理解🎙。由於健康原因👨🏻,湯用彤未及徹底完成這項工作🏊🏿。隨後,饒宗頤💱、富安敦(Antonino Forte)、神塚淑子等海內外學者進而考察了這一時期道教的發展,認為武則天的宗教信仰,前後有重大轉變。及至晚年常遊幸嵩山🏊🏿,求長生👨🏼🎤,興趣愈加轉向道教♥️。武則天似乎是奉行了一種新的宗教信仰,以利於她的政治革新🏌️♀️。而這種新型信仰卻有意無意地融合了中印宗教的內容,其中道教是不可輕忽的關鍵因素。以上研究使學界對武則天乃至唐代前期的佛道關系👨🏽🦰🫙、政教關系以及文化融合的認識漸趨深化。正如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敦煌道教文獻專號”的“編者寄言”所說:湯用彤的《康復劄記》“在利用敦煌道教經卷方面🤢👧,樹立了崇高的典範。”
(作者:天津社科院哲學所 趙建永)
轉自《光明日報》2013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