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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櫓院士

2016年4月24日，中國首個航天日。早上，我告訴父親，“今天是我國的第一個航天日”，他點了點頭，很認真地開始收看電視。這一天，他始終在看，在聽。即使躺在床上，也戴著一個可以收聽電視信號的接收耳機，不願意錯過任何一件熟悉的事，熟悉的人。這一天，從來不喜歡換衣裳的他，主動提出要換衣裳。還問：“有沒有新的床單？換一條。”這都是之前從來沒有過的。看得出來，他把這一天看得很重，看作是一個重要的節日。

晚上六點多，他睡下了。九點醒了，又讓把他扶起來，坐在椅子上，還讓把電視打開。也就只過了兩三分鐘，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緊緊地閉上了雙眼，再也沒有睜開。

父親走了，他走的非常安詳，沒有遺憾！這一天，他與全國人民一起，回顧並禮贊了為之奮鬥一生的中國航天事業！

父親讀高中期間，正值日寇侵華之時。面對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他萌生了要學航空專業，要航空救國的想法。父親說：“抗戰時期，只想一件事，怎樣和日本人幹到底！”憑著讀書就要讀最好的學校的決心，他考取了抗戰期間由北大、清華、南開西遷至昆明成立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5年，以專業第一的成績畢業留校，開始了他的教書生涯。

抗戰勝利後，三校復員，父親赴北京意昂体育平台任教。1948年，因內戰，南北交通不便，父親應原西南聯大教授，時任上海交大航空系系主任王宏基先生的邀請，到上海交大航空系任教。得以與在上海復旦大學的新婚妻子、我的母親龔小甦團聚。

1944年秋西南聯大航空系同班同學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五人為陳士櫓，站立者左起第二人為何東昌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中央決定將長三角的上海交大、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三所高校的航空系合並，在南京成立華東航空學院（簡稱華航）。與此同時，在北京成立了由意昂体育平台、廈門大學、四川大學等幾所院校航空系合並成立的北京航空學院。一南一北，兩所航空高校，當時被譽為“北有北航，南有華航”。

1956年，從戰略布局考慮，中央決定華航整體搬遷，由南京遷往西安，以配合西安地區的航空工業基地建設，改名為西安航空學院。同時西遷的上海交通大學（除船舶專業仍留在上海），改名為西安交通大學。1957年，經國務院批準，西北工學院從陜西鹹陽遷入西安航空學院，合並成立西北工業大學。1970年，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航空系又整體遷入西北工業大學。

在華航西遷的同時，1956年9月，華航12位教師被國家選派到蘇聯進修，父親也在其中。他牢記出國前學校領導的囑托，埋頭苦讀。不到兩年時間，取得了其他人需要三、四年才可能取得的副博士學位，成為在莫斯科航空學院獲得副博士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

陳士櫓1957年在蘇聯

從蘇聯回國，父親直接回到了已從南京搬到西安的西北工業大學。當時，母親帶著我和哥哥還在南京。一段時間後，父親才抽空到南京看望我們，只呆了兩天，就又匆匆地趕回西安了。走了兩年，回來只呆了兩天，9歲的我哭了；媽媽安慰我，看得出來，她也挺難受！

父親回國的一年後，1959年10月8日，母親帶著我們兄妹搬家到西安，一家人總算團聚了！

1959年底，父親受命籌建西工大宇航工程系。建系之初，教材短缺，那些年，每天晚上回到家中，我們看到父親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刻蠟版，幾乎每天都要刻到深夜。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在睡夢中被父親叫醒，他臉色蒼白，出著虛汗，讓我幫他找一點吃的（現在想起來，應該是低血糖了）。那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家中既沒有糖果點心，也沒有剩飯。我找到一點粉條，和大我一歲的哥哥一起生火，將粉條煮熟。父親吃了後，感覺好多了，又繼續刻寫起來。（當時，我媽媽住在學校，只有周末才回來，我們和爸爸都吃食堂）這樣的狀況，持續了好幾年。

父親太忙，我們兄弟姐妹的學習，他過問的很少。每次考試後，會問考了哪些內容。做錯的題，只要知道錯在哪裏，就不再追究；如做錯了，還不知錯在哪裏，那是絕對不允許的。

對於子女有益的興趣愛好，父親會全力支持。我哥哥在上初中時，喜歡上了無線電。由於購買元器件開銷很大，作為主管家中生計的母親，基本持反對態度。當父親發現了哥哥用肥皂盒作外殼，裝的一臺兩管收音機，非常有興趣，問了許多相關問題，並要求母親：“陳兆怡搞無線電要用的錢，你一定要給他。”

哥哥後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非常感謝我的父親，由於他的慧眼和鼎力相助，使我在微電子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能先行一步，掌握了許多有益的知識，這讓我受益終身；也非常感謝我的母親，由於她的嚴格要求，凡是能自己製作的部件，我都是自己製作，這大大鍛煉了我的動手能力，也加深了對知識的理解。”

母親80歲後，經人介紹，家中來了一位隴縣山區的小保姆，還不到20歲。父親聽說她是初中畢業，詢問了一些數學、外語方面的問題，感覺她程度還可以，就鼓勵她抽時間好好學習，不要荒廢了學業。母親拿出學費，讓我給她報名參加了計算機培訓班，使她能多一些求職的技能。這個孩子在我們家呆了一年，就找到了圖文編排方面的新工作。

對於家鄉考到西工大的學生，只要父親知道的，都會請到家裏來做客，從學習到生活給予幫助。但是，父親的幫助也並非無原則的。記得有一個親戚的孩子，因考試不及格來找父親通融一下，被拒絕，並批評了他。“學習必須靠自己”，這是父親一貫的原則。

對於研究生，在生活上父親關愛有加，在學業上則要求非常嚴格。每一次，博士生的論文交來，他會一頁一頁非常認真地去看，小到標點符號都要一一糾正。對於文章中引用的參考文獻，他會親自到圖書館去查閱。90歲以後，身體不許可時，就讓我們到圖書館幫他把有關資料借回來，嚴格把關，一絲不苟！

2005年2月10日，母親因病去世。母親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人，但為了支持父親的工作，從上海到南京，又從南京到西安，包括自己的專業的調整，她做出了許多的犧牲。共同的人生觀、價值觀，成就了他們二人共同的事業觀和家庭觀。

父母的節儉是出了名的。從南京帶過來的家具，已經六十多年了，三合板的衣櫃，笨重的木椅，只要還能使用，就絕對不會扔掉。衣裳也是一穿就是幾十年。

就是這樣的兩位老人，每當他人有困難時，必會解囊相助。

母親去世後不久，新學期開學前，父親讓我將1000元錢送到學校一位已去世老師的家中，是給他聾啞兒子的孩子的學費。之前幾年，這件事，都是媽媽自己去完成的。當時，媽媽每個月的工資，好像也只有1000元。一直以來，父母除了寄錢給家鄉有需要的人們，身邊有需要的人，他們也在幫助。

對於公家的錢，父親說的最多的就是“國家的錢也不能亂花”。坐飛機要挑折扣低的；不是公事不能用公家的車；醫院收費太貴，不到39度不去醫院，等等。

母親去世後，我對父親多了一分擔心。2005年4月29日，兩院資深院士聯誼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我提出要陪同他去（之前出差，都是他一個人）。父親考慮了一下，說“好吧，那我們兩個人就坐火車去”。當時還沒有高鐵，火車跑了十幾個小時。父親說，“太浪費時間了，以後還是我一個人來吧。”說到底，他還是不願意多花公家的錢。

2016年3月15日，遵照父親的囑托，我將他多年的積蓄100萬元捐贈給學校，為他奉獻了一生的教學與科研事業，做最後的一點貢獻。兩年後，應西南聯大博物館的要求，為他們提供一些歷史資料。在翻閱父親的檔案時，意外地發現，他的入黨時間是1956年3月15日，整整60年，一切竟那麽巧合！

2010年9月陳士櫓90壽辰暨從教65周年會上與眾弟子合影

2016年4月15日，父親離世前9天，他的最後一名博士生答辯。早上，當我將這個消息告訴他的時候，他隨即對我說：“告訴他們，我已經沒有能力參加了，抱歉！”緊接著的一句是：“指導教師寫徐敏，不要寫我。”（徐敏也是父親的博士生，現在是博士生導師。在父親生病後，由她具體指導這位博士生。）過了幾分鐘，父親又叫我：“假如學生堅持要寫我，把我寫在徐敏的後面。”

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父親依然還在替別人著想！

2017年5月23日，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追授陳士櫓院士“工信楷模”榮譽稱號。部黨組書記、部長苗圩向陳士櫓院士的女兒陳清怡頒發榮譽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