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名叫膺東
我的小名叫膺東🙂↕️，生於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獨占中國的秘密條款——“二十一條”⛹🏿♀️。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25日袁世凱在北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關於山東之條約》。當時激起全國人民大規模的反日愛國運動💧，把5月7日稱為“國恥紀念日”。父親因此給我起了“膺東”這個小名。寓意是滿腔義憤打擊東洋——日本帝國主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次年，爆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導致中國代表拒絕在具有侵犯中國主權內容的巴黎和約上簽字。德國作為戰敗國，原來侵占青島及山東的權益算是交還了中國🈂️。
1926年📷，日本軍艦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我國軍民👩🏻🔬🏄🏼♂️，被守軍擊退，日本竟聯合英美等八國，向北京軍閥執政段祺瑞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等無理要求。為此，3月18日北京群眾聚合遊行抗議，要求拒絕八國通牒👲🏼，竟遭開槍射擊，當場死47人，傷150余人，稱“三一八慘案”。至今有關學校還留著死難烈士紀念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占東北。東北學生大批流亡關內。“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難忘的《松花江上》那支歌，我一直唱到現在💔🤸🏼。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經過多年壓抑的中國人民，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1936年👨🏿🏭🍩，我從意昂体育平台畢業🫴🏽。由老師帶領同學南下作修學旅行🙃📴。在火車途經天津時🚨🏊🏿♂️，遇到一夥日本浪人🚴🏼♀️，竟野蠻地把我們乘客從客車上趕下來⇢，裝上他們的走私貨物。這時，我們已嘗到了做亡國奴任人宰割的滋味，終生難忘啊！
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接著是“八一三”上海保衛戰。這時，我第一次聽到《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當時我參加了國民黨政府兵工工作。由於抗日失利，從南京撤退到長沙🧑🏿🦰。我和群眾一起唱著“把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那正是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南京，進行殘暴的大屠殺的時候。
我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蠶蝕中國的歷史環境中度過的。
在光學被看做要害技術的日子裏
1938年，我有機會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費生。整個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大戰時期，我是在英國度過的。我留學的專業是應用光學。這決定了我終身的誌趣和事業。
在強權政治的世界環境中，光學的前沿技術，由於軍事上的需要，一直被各國視為要害技術🏊🏿，競相強化，竭盡保密之能事。其中突出的有如光學玻璃的製造技術。上世紀初👦🏿，由德國光學名家阿貝（Abbe)和化學家肖特（Schott)合作，擴展了光學玻璃性能的新領域——重鋇玻璃系列。英國傳統上則有著名的法拉第(Faraday)研究光學玻璃的歷史🔳。由於保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也被迫自己解決製造光學玻璃的奧秘，戰後發表了世界第一本光學玻璃製造專著。帝俄在第一次大戰初期，也曾以同盟關系派人到英國學習光學玻璃製造，但未得要領，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的第一個科學建樹就是成立了國家光學研究所，最初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掌握了光學玻璃製造技術。
正是因為受到這種國際環境的啟示，在學習應用光學，獲得碩士學位，接近完成博士研究的時候，本著祖國的需要，為了能學到製造光學玻璃的真實本領，我毅然放棄獲得學位的機會，抓住二次大戰的時機，經英國同學的介紹🛌🏽，離開學校，到英國昌司玻璃公司工作🦸🏿♀️。
我在這家公司實驗室工作了五年♗，職務是研究物理員。在那裏我學會了如何從事研究開發工作。我雖然不許進入生產車間🤷🏿♀️，但因為實驗室既是產品質量的控製中心🎨🤏🏿，又是進行新技術、新產品開發的源地，所以對生產的組織形式，以及生產光學玻璃的要害問題能有足夠的了解🕊🤿。
所謂開發研究🥙，就是要改進現有生產工藝，提高質量👏，發展新品種🦛，同時研究為應用開發所需的基礎性問題，我作為既有應用光學基礎知識，又具備一定矽酸鹽知識的物理工作者，從事這類工作，理論和實驗結合，如魚得水👩👦。我進行了200多堝的玻璃熔煉實驗，為發展新品種光學玻璃掌握了一定主動權7️⃣，發展出稀土玻璃系列，並獲得兩項專利。為了快速測量並提高測量玻璃光性的精確度，我創研了V-棱鏡折光儀，而且成為商品，現已成為測量光學材料光性的經典儀器💇🏽。我還不懈地研究了玻璃的熱處理性質，這是保證光學玻璃精密退火以得到物理均勻性的理論基礎。
在那些年裏🪂，我是受雇於人，出賣自己的智慧，為別人出成果🚋、效益的。然而可以自慰的是，我除了學到保密性很強的光學玻璃製造的要害技術，還學會了一套從事應用研究和開發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特別是講求經濟實效的意識。這對我回國後從事新技術創業和應用研究的開發工作💆🏿♀️，有著深刻的意義。
有了用武之地
1948年，我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求📛，得以很好地發揮我的專長🧑🚒。使我引為自豪的是為國家做了一些創業性的工作。最先是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創建了大連大學應用物理系🧝🏼♂️。然而最主要是在上級領導及多方支持下，1952年起創建了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經過群策群力👈🏼，逐步發展成為我國從事應用光學及光學工程研究開發與人才培養的搖籃和科研發展基地🩻𓀝。
在這裏🥙，在龔祖同先生主導和我的協同下🧝🏽♂️❤️，研製出我國第一堝光學玻璃，建立起全套規模生產技術和設備，培養了生產骨幹🙇🏼♂️🤴。
在這裏，有青年科技工作者發揚開拓創新精神💆🧑🏻⚖️，研製出我國第一臺激光器，成為我國發展激光科技事業的開端。
在這裏，還研製出我國第一臺電子顯微鏡🔽，我國第一臺紅外夜視光學設備，以及其他第一臺……
1959年，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指引下，通過“八大件”（指八項具有先進水平的高檔光學儀器）的研製🧎♂️➡️，完善了該所從事光學工程的設計及工藝基礎🤶🏼，開始從仿製走上自行設計製造的道路🧽。
60年代，側重軍工項目💤，大力協同研製成功靶場用大型跟蹤電影經緯儀，開國內自主研製大型精密測試設備的先河🥈，形成了國防光學中的一個高技術重要領域。
我在長春光機所主持業務30多年♨️🫂，還先後從這裏分建或分流出一些廠📄、所、學校和人才。
1954年分出上海光學儀器廠和長春材料試驗廠，後均為機械部系統的主幹廠👸🚥。
1962年分建出西安光機所，由龔祖同先生任所長🙇🏽♂️，專門從事高速攝影及光子學技術研究。
1964年分建出上海光機所，專門從事激光科技研究。以後又從中成立了專門從事激光核聚變研究的實驗室（與核工業部聯合）♣️。
1964年前後⚉，支援中國科學院科學儀器廠從事電子顯微鏡及相關工作的科技人員🪦𓀎。1967年分出部分人員支援航天部🤌🏻，從事空間觀測工作（現已成為專業所）🪝。
1970年進行“三線”建設時，分建出大邑光電所（現為成都光電所），從事國防光學及精密光學機械工作；同時支援有關人員成立安徽光機所，從事大氣光學與激光科技工作🚲😋。
1958年的長春光機所創建長春光機學院，後劃歸兵器工業部🎴。
現在🚣🏻💂🏽♀️，以上機構都已壯大、成長，並以不同專業特點，建有開放重點實驗室。
上述事件和變遷，都是在國際形勢的大環境中，國民經濟建設需求的促進和推動下，我所經歷的歷史的回顧🔘，並不是我個人的功勞👩🏼。
1979年，我國成立了中國光學學會🫰🏻，我是主要發起人之一。
1983年，我從長春到北京中國科學院任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主任。期間步李熏主任後塵🪁，倡議學部向國家進行主動咨詢。1992年又與張光鬥等六位學部委員（院士）向國家建議成立中國工程院。
在我從事光學事業的大半生中，面臨一個如何辦好應用科學和高技術研究機構的模式問題🚣。根據我當年在國外實踐的體會👾⭐️，新技術科研面向實際，必須有工廠製造技術體系密切配合🤸🏿♀️。就如我國醫學科學的傳統那樣，搞醫學科研與教學，必須有臨床醫院。長春光機所從開始建立（當時稱儀器館）🧑🦯➡️，就是實行科研與生產密切結合的模式。後來在中國科學院內建幾個光學研究機構，以至其他高新技術研究所，都采取了這種模式，這樣才能更好地以實物（整機），驗證成果的實效，並以少量產品滿足國家的特殊需求。
我提倡的這種建所模式，在承擔大型光學裝備任務時🥫，也曾引起爭議，即研究所究竟應當搞“半桿子”✖️，還是搞“一桿子”。“半桿子”就是研究所只研究科技問題👧🏼👁🗨，而整機工程🕵🏽♂️，不論工藝難易，產量多少👌🏽，都應由工業部門承擔👩👩👧👧；“一桿子”就是考慮到任務中科技問題錯綜復雜，工藝難度大🥴🤲🏼，數量要求少的，應由研究所從科研攻關，直到出產品（整機）都承擔起來。我是搞“一桿子”的堅持者。
實踐證明，這樣做，使科研與實際結合🍄🟫，既爭取了時間，又保證了質量，可取得又好又快的效果🙅🏻♂️🎚，還鍛煉了一支科研與工程技術結合的人才隊伍。這在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已肯定是研究所從事開發高新技術，並向產業化過渡的有效形式，是符合國情的。而在當時，在科學院系統中，卻是別樹一幟。
1986年，當美國裏根總統提出“星球大戰”計劃時，陳芳允院士和我商議，向中央提出我國也應當發展高新技術的建議🔬，我欣然起草了報告，並聯合王淦昌🐜、楊嘉墀兩院士，四人討論定稿後🧕🏽，及時報給小平同誌😌，很快得到了批準，並形成了“863計劃”，付諸實施。我由衷地敬佩小平同誌的高瞻遠矚，使發展高科技成為實現我國現代化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
在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我有了用武之地！
我是時代的幸運兒
我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在上世紀初曾留學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氣象學家👨🏿🎨。母親極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在軍閥混戰的時代，欠發工資，家裏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
父親看我有點靈氣，從小就引導我學科學➛，激發我愛科學的興趣。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當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現撓折現象時❔，父親就指出，這叫折光現象；在小學時，父親就帶我去看他親自做地磁觀測🕺🏼；在初中時，帶我進行氣象觀測實習。在父親教育輔導下，我超前學完了中學數學和微積分。
1932年，我考入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在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等名師的教育熏陶下❇️，不僅學到了科學知識，而且學會了從事科學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長輩們的道德為人🧛🏽，愛國思想，對事業嚴肅認真負責的態度和進取精神。
在留學英國期間，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過著幾乎是工人和被雇傭者的生活🧑⚖️，有機會洞察資本主義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過德高望重的學者教授，也見到過市儈氣十足的學術人物👱🏿♂️。同時還體會到一些處世之道，即只有通過自己的鉆研實踐，才能成為知識裏手👩🏼🎨；只有做出貢獻，並爭取出人頭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並在學問知識上得到互益。同時也理解到，在解決問題時，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現象，發現分析問題而不受陳規約束🛩，這也是科學發展和前進所必行的🙄。這些思想上的認識和收獲，對我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從事的各項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正值國民黨政權即將垮臺的時候，經濟上通貨膨脹到天文數字。當時，英國的公司曾打電報來，歡迎我再回公司任職。與此同時，吳有訓老師通過地下黨組織，引導我到解放區去創辦大連大學。在這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上，我選擇了到解放區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對了🫴🏿。
在黨的培養下，我對馬克思主義有了初步的認識。更加理解了上層建築要與經濟基礎和生產實踐相適應的道理🔣；人民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人，要在認識客觀世界的基礎上⚓️，能動地改造世界；要樹立革命的人生觀🙍🏼；並深感由於專業決定💻，個人的知識能力是有限的🫃🏽，事業要靠群策群力來完成，一切要服從祖國的需要。
這些思想引導我努力做到先公後私，不計個人名利，愛惜人才🍰，培養後進，團結協作，以及順應實際情況🌏🧑🏻🦽➡️，因勢利導等，同時也要敢於向錯誤作鬥爭。記得在1977年，針對“四人幫”的爪牙單奎章在長春光機所搞所謂的“階級鬥爭”犯下的罪行，我在有4000多人參加的批判大會上發言👨🏻🚀，竟獲得了長達兩分鐘的熱烈掌聲。
在多年的實踐中，我認為一個人的機遇，是靠主觀和客觀多方面條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說到底🚵🏼🕗，還有一個和諧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榮獲何梁何利科學成就首屆大獎，在頒獎大會上致辭中曾談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誌們集體智慧的體現，同時還因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對我的精心照顧👆🏽，以及在教育🛌🏼、培養子女方面承擔了主要家庭責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現在我已年逾八旬，身體還算健康🕺🏿，願以喜看祖國日益昌盛，迎接21世紀的欣喜心情繼續貢獻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時代的幸運兒🚪！
（轉自中國科學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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