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並不一定是什麽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的幸福。

西南聯大（1938年5月4日開始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

五、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聯大有個大圖書館，每個系也有自己的圖書館，這在戰爭期間是很難得的。所有圖書館全部開架，學生可以自由進書庫，願意看什麽書就看什麽書，待一整天也沒人管。有的書看著名字不錯就拿出來翻翻，如果覺得沒意思，又給擱回去，有的非常感興趣就借出來，如同浸泡在書的海洋裏，那享受真是美好極了。解放後我在歷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員也不能進書庫，要看書的話得在外邊填條，然後交給圖書館管理員去拿。有一次我跟管書庫的人商量，我只查一個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書裏，你讓我進去翻一下，不必來回填條換書，太麻煩了。其實那時候我年紀挺大了，都五十多歲了，他“恩準”我進去查書，還拿個手電筒，緊盯在我屁股後面，似乎唯恐我在裏面偷書，或者搞破壞。這種監視讓我覺得異常尷尬，很不舒服。現在的國家圖書館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許多館室不能入庫，先在外面填條，限借三本，也許只給你找出一本來，翻翻可能還不是你想要的。得，這半天等於瞎耽誤工夫，翻了一本沒用的書，時間就報廢了。

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碰見過一個美籍華人居密，她是國民黨的元老、司法院院長居正的女兒。她說她去南京找材料，借書麻煩極了，借檔案就更麻煩，結果待了七個月，所看到的內容抵不上在美國圖書館看一個月。我深有同感。我們手續太麻煩了，如果書庫能隨便進，就跟逛書店一樣，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雖然不是所有書都仔細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進書庫，借什麽書得填條請他給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覺得這跟我們的指導觀念有關。圖書館的作用是什麽？應該是盡最大的可能把書讓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們現在的觀點，圖書是國家的財富，我們要盡量地把它保護好，越翻越爛怎麽成？所以就千方百計地盡量少讓人看，或者不讓人看，這在無形之中，使我們國家在吸收知識方面落後了。圖書館是為傳播知識設立的，著眼點不應當是建多少高樓、收藏多少圖書，而應當是怎麽才能讓這些書流通，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如果這一點不考慮的話，圖書館變成了藏珍樓，唯恐被人家摸壞了，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義了。

我第一次去美國的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們的圖書館。按理說我是一個外國人，也沒有介紹信，什麽證件都沒有，可並沒有人查問，書庫照樣可以進。圖書館從清晨開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從早幹到晚，而且它的條件非常好，裏面有沙發，旁邊就是小吃店，累了餓了可以歇一陣再繼續，那你一天能收獲多少？而且裏面那些關於中國的書，包括港臺的書、大陸出版的書，報刊、雜誌，幾乎都有。可是我們這裏呢？國外的書看不到，港臺的書也看不到。我在歷史所的時候，借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寫個申請讓黨委特批，誰願意去找那麻煩？這等於我們在思想上自我封閉了。別人的都不看，關起門來就看自己的那一點，好比一個足球隊整天關起門來自己練，人家怎麽打法你都不知道，這種球隊出去能打得贏嗎？既然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先天就比資本主義優越，他都不怕你，你為什麽怕他呢？

我們那時候有好幾條路徑可以提高英文，一個是跑到外文系圖書館借英文小說。記得有個同學問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說看了二十本吧，他說：“二十本不夠，得三十本。”後來我們發現，讀英文小說不要看英美人寫的，而要看其他國家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比如法國人大仲馬、小仲馬、莫泊桑的，或者俄國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譯成英文就容易得多。還有一條路，就是看英文雜誌。聯大有個雜誌閱覽室，國內國外的期刊雜誌總有兩三百種的樣子，沒事了就可以到裏面翻一翻，跟逛書店一樣，可以吸收很多東西。其中我有興趣，而且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關於美術史的，裏面插圖非常精彩——其實學校裏沒有美術史的專業課，可那種雜誌閱覽室裏也有。還有一本雜誌，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樂史雜誌，介紹很多古典音樂。有一篇文章給我印象很深，講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個德國民間的傳說。一個小孩病得很重，父親抱著他騎馬去看醫生，晚上風吹得很緊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魔王出現勾引那個小孩，後來那個小孩就死了。這個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詩，可是一直沒找著，看見那本雜誌上有，趕緊抄了下來。這些條件後來就再沒享受過了。我在歷史所那麽多年，牌子也是“中國科學院”，按理說條件應當很豐富，結果反倒不如聯大的時候。

那時候英國領事館離學校不遠，領事館裏的閱覽室可以隨便進，一般只有三四個讀者，而且閱覽室的人挺殷勤，還給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離開貴陽的前兩天，希特勒進攻波蘭，二戰開始了。英國領事館裏有各種英文的報紙雜誌，當時我們對戰局也很關心，常過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倫敦畫報》）報道戰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國投降，希特勒占領了巴黎，戴高樂跑到英國繼續打仗，叫作“自由法國”（後來叫作“戰鬥法國”）。其實戴高樂在法國地位並不很高，原是陸軍部一個局長級的人物，不過他提出一個新的戰術觀念很有名，認為未來作戰主要是機械化的機動戰，而不是像一次大戰那樣打壕塹戰，挖個深溝，擁有機關槍把守敵人就過不來。二戰時大規模使用坦克，可以到處跑，所以打的是運動戰。德國打敗法國以後有個“海獅計劃”，準備過海打英國，先是大規模地轟炸，每天都是幾千架飛機，連續轟炸了三個月，倫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鐵裏，那些情形《倫敦畫報》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圖畫。當時英國只有八百架戰鬥機，數量上遠遠少於德國，可都是當時最先進的，一種噴火式spitfire，一種颶風式hurricane，性能非常優越。而且英國還有一種秘密武器是雷達，在“大不列顛之戰”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德國終於沒有能過海。這些都是我從領事館的閱覽室裏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實事知識，另一方面，不自覺地就吸收了許多現代報刊的應用英文。

六、茶館聽吹牛，裏根掛二牌

我們那時候的生活條件極差，尤其教師就更艱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馮友蘭，戰前一個月的工資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買一座四合院，戰爭爆發以後便每況愈下。從前都是用硬幣，比如銀元，上邊有袁世凱或孫中山的頭像，再比如銅板，不過都很麻煩，稍微多一點就很重，很累贅，而且非常臟。1935年，國民黨政府請英國的專家李茲?羅斯來中國進行幣製改革，改用法幣（即法定的貨幣），由中央政府的銀行統一發行紙幣，全國通行。這當然比硬幣優越，一開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錢，錢從哪裏來？票子一印就出來，所以國民黨當局采取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麽掏窟窿怎麽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國民黨進行改革確實也在著力，因為知道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幣製改革也是備戰，但你不能一味地靠這一種辦法。從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價顯著上漲，結果通貨膨脹，導致整個經濟崩潰，最後連吃飯都很困難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間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鋪住四十人，頗有點類似我們上世紀七十年代五七幹校的宿舍。不過打仗的時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學，有個別有點錢的人在外邊自己租個小房子，還有的是根本就在外邊工作，比如有人在外縣教書，到考試的時候才回來，所以宿舍裏往往住不滿，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擠。我同宿舍裏有位同學，是後來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級，年紀差不多，都十八九歲，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發留得很長，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後跟，經常說笑話，還抽煙，很頹廢的那種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北大歷史系的汪已經是助教了，也是這種作風。

不過好在不要錢，上學、吃住都不要錢，學生每個月靠“貸金”吃飯，而且不用還，這和今天大不一樣。假如那個時候要學費的話，我相信絕大部分學生都上不了學，不但我們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學，包括楊振寧。那時候教授錢太少了，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數學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飯都不夠吃的還上什麽學？當年的艱難時世，恐怕是今天難以想像的。

前邊提到過，幸福最重要的就在於對未來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一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那時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生活非常之艱苦，可是士氣卻沒有受影響，並沒有失敗主義的情緒流行，總是樂觀的、天真的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而且勝利以後會是一個美好的世界，一個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這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聯大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背井離鄉，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園裏，而且因為窮困，吃喝玩樂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學習，休息時就在草地裏曬曬太陽，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門外有一條鳳翥街，街上有幾十個茶館，大家沒事就到茶館喝碗茶。其實喝什麽無所謂的，很便宜，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一毛錢了，無非就是茶葉兌開水，有的人是真拿本書在那兒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闊天空說什麽的都有。最記得有一次，我看見物理系比我們高一班的兩位才子，楊振寧和黃昆，正在那高談闊論。其實我們也沒有來往，不過他們是全校有名的學生，誰都知道的。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又問以為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一副很不屑地樣子，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這是我親耳聽到的，而且直到現在印象都很深，當時我就想：“年紀輕輕怎麽能這麽狂妄？居然敢罵當代物理學界的大宗師，還罵得個一錢不值？！用這麽大不敬的語氣，也太出格了。”不過後來我想，年輕人大概需要有這種氣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昆明的時候時常看看電影，而且也不貴，一個月總可以看上兩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總得有兩百多場。當時有一家南屏電影院是新建的，設備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記得每次演電影前先放一段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國父孫中山、國家主席林森以及蔣介石委員長的像，接下來才是看電影。電影分為幾種，一種是時事性的紀錄片，比如隆美爾和蒙哥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戰，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片子也是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們非常驚訝的，就是羅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羅斯福才六十二歲，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應該是一個正當年的時期，可他簡直衰老的不得了，簡直就是九十二歲，和不久之前判若兩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後沒幾天他就腦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種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寫二戰的，像《卡薩布蘭卡》（當時叫《北非諜影》）、《魂斷藍橋》，再比如《東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頂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國就炸了東京，電影裏演的就是那次轟炸。還有一部電影講二戰海戰的，看了以後我才知道，那些潛水艇裏的人要時常照日光燈，補充一些紫外線。另一種就是文藝片，比如《簡愛》、《亂世佳人》，還有音樂片，像講斯特勞斯的《翠堤春曉》，音樂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學看了五六遍，裏邊的好幾個歌我們都會唱。《葡萄春滿》（New Wine），講的是舒伯特的一生。還有《一曲難忘》（A Song To Remember），寫肖邦的。演肖邦老師的是Paul Muni，演喬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演員，那個片子我也看了好幾遍，就是喜歡聽他的音樂。後來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嘯山莊》，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夢》（Rebecca），都是當時有名的片子。

那時候的好片子非常多，裏根的電影我看了幾部。當時他是個二流演員，用京劇的行話來講，是“掛二牌”的，當然還有“掛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當時有個英國的著名演員叫Eroll Flynn，演了許多戰爭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絕望的旅程》，裏根就在裏邊給Eroll Flynn配戲。

據說當時擔任電影片中譯名工作的是吳宓老師，不知確否，不過從某些片名來看，如《卿何薄命》、《魂歸離天》（兩辭皆出自《紅樓夢》）之類，很像是吳先生的風格。附帶說一點，當時的電影沒有配音，有些同學就是去學英語的。我作為歷史系的學生，也從電影裏認識了一些具體的古代生活情況，如Laurence Olivier（奧利維爾）、Vivien Leigh（費雯麗）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戰，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譯名為《絕代艷後》，即法國路易十六的王後），這些文娛生活豐富了我們的知識。

七、兼職做教師

從1939年到1944年，對我是最困難的幾年。抗戰前在北京做中學生的時候，學校裏一天吃三頓飯，一個月才花五塊多錢，質量不錯，而且可以敞開吃，1938年我在長沙上學的時候也是五塊多錢，至少都是細糧。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價飛漲，學校裏吃飯雖然不要錢，可是非常之差，有點像我們上世紀六十年代三年困難期間吃不飽的光景。人的胃口畢竟有限，糧食定量就意味著限製你的口糧，西南聯大的時候雖然沒有定量，可大家都過去搶，不一會兒工夫就沒有了。一直到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個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讀了研究生以後，我就在中學裏做兼職教師，每月工資已是數千，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七八百元錢，每頓飯都自己花錢在中學裏買，總算能吃飽一點了，只要不養家活口，生活還算過得去。昆明中學有好幾十個，比較缺教師，幾乎全讓聯大學生包辦了，有的學生迫於生計，平時在外縣兼課，到了考試才回來。年輕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殺價錢”，工資壓得比較低，加之聯大學生的水平比當地高一些，所以學校裏也願意用。

我們做研究生的時候幾乎沒有人不做中學教師，只有工學院的例外，他們可以下工廠，修公路、修鐵路，或者修汽車，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數同學都在兼課，包括鼎鼎大名的楊振寧。楊振寧在聯大附中教書，他的愛人杜致禮就是他班上的學生，後來他出國了，王浩就接手在那裏教。當時不但是學生教，連聯大的老師也在中學裏兼職。我在好幾個中學教過書，求實中學、五華中學、龍淵中學、昆華女中，教國文，教英文，也教過歷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裏基本沒間斷過。在五華中學教中文的時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裏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氣比我大得多了，本來就是名教授和文學家，當然應當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並不覺得泄氣。聞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學裏教書，學校當局知道聞先生是有名的詩人，所以給他的工資特別高，還特別給他一間房子，雖然現在看來也不覺得怎樣，不過在當時就非常了不起了。

八、戀愛

在戀愛婚姻的問題上，老一輩人和我們當時的年輕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輩人一方面是維新的，比如錢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對古代根本是懷疑的，可另一方面，他們的舊學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舊的思想。所以他們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辦，後來又講婚姻自由、個性解放，對家庭包辦的婚姻不滿意，就另外找人結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適。胡適的婚姻是家庭包辦的，雖然後來也另外有人，除了韋蓮司可能還有別人，但他不願意傷他母親的心，始終保持著和江冬秀的婚姻。這是中國舊的倫理傳統。郭沫若、魯迅都是這樣，雖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來包辦的夫人還在，算是家庭成員。

到了我們那一代，學校裏沒有規定學生不可以結婚，不過事實上不可能結婚。書還沒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麽維持家庭？“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鐘情？妙齡女子誰個不善懷春？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神至聖。”（郭沫若譯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序言）但我們那時候真正談戀愛的人畢竟是少數，結婚的更是少有，總以為那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一般都是參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歲，甚至三十多歲才結婚，而且很少有人在畢業以前就談戀愛，女同學結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結婚了就中斷學業，做家庭主婦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說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別人怎麽想，至少我覺得那本書寫得很不符合當時的情況。小說寫“一二?九”運動，寫北大的女生，那時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馬神廟的北大五齋，我兩個姐姐都住在那裏，我去過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個女生我至少認識一半以上，可是沒聽說誰是結過婚的。男同學裏也很少有人結婚，除非是從偏遠地區或農村裏來的，城市裏長大的大都沒結婚。可是書裏寫林道靜不但結婚了，還和人同居，而且還換了人，那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學隨便跟人同居的？後來我在聯大見到有學生同居，大都是東北的。那時候東北已經被日本占領了，國破家亡，那些同學流亡在關內，自己沒有安身的地方，所以兩個人就找一個公寓住下來。可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這樣。一個人寫小說，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經驗寫在裏邊，所以那些情節就顯得太虛假，完全不符合當時的真實情況。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觀的轉變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讀的是哲學，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來就吐血，身體非常虛弱。那時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過沒有檢查出來，因為不犯病的時候和正常人一樣。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會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許是別人傳染給我的，也許我還傳染別人，這都不知道，沒有隔離，也沒有藥，等於自生自滅。

後來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並不那麽嚴重。細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個人失血不很多的話，沒那麽嚴重，吐血而死往往並不是因為失血，一般都是因為窒息，血出來的時候把氣管給堵住了，那時是非常難過的，我很有體會。而且我得肺病還有個特殊經驗，只要天氣一變，比如忽然風雷交作，我就感到氣悶壓迫，開始吐血。有位同學跟我開玩笑，說：“你這是‘天人交感’。”《資治通鑒》裏有一段故事，武則天的時候屢興大獄，抓起人來就用酷刑。有一個人在監獄裏受了很重的刑，結果出來以後能夠預報天氣。別人問他：“怎麽會這麽靈？”他說不是他靈，而是他的傷一變天就立刻有預感，所以預言非常準確。我想這是對的，我當時也是這種經驗，天一變就能感覺到。

我的遭遇還算不錯，終於挺過來了，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麽幸運。物理系一個同學叫張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後來還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來的話，現在也該是物理學大家了，也會是諾貝爾級的，可是不幸後來得了肺病，畢業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學系有個小胖子叫陸鐘榮，也是讀得非常優秀，我們一起上過德文，畢業的時候得了肺病，眼看著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後來死了，實在太可惜了。他們那麽年輕有才，如果給一個條件能夠活下來的話，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績，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畢業以後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響一起念了哲學，不過我沒有念完，一是因為生病，半年沒有上課，二是又受王浩的影響，放棄了哲學。王浩本科是學數學的，哲學念得也非常好，他認為，學哲學只有兩條路走，一條路是從自然科學入手，特別是從數理科學入手，不然只能走倫理說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愛人，但這些不是哲學，真正講哲學一定要從自然科學入手。另一條路，就是得到一點哲學的熏陶，從哲學的背景改行搞文學。他這一點說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學家大多是科學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兒、萊布尼茨，當代的懷特海、羅素，還有列寧批判過的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學家。王浩是學數學的，當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學”，我沒自然科學的基礎，念了一年工科遠遠不夠，心想還是不要學哲學了，學也學不好的。那時我正病重，於是找來一些文學書排遣，特別是英國浪漫派，雪萊、拜倫、濟慈的詩歌給了我很大的影響。

西方的詩歌和中國詩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長篇大論，一首詩就是一小本書，發揮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學，這在中國詩裏很少見。英國十九世紀有兩個重要詩人，Browning（勃朗寧）和Tennyson（丁尼生），一般的評價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當時的感受是，Browning的詩歌雖然氣勢雄渾，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這一點上，Tennyson似乎更勝一籌，也更加讓我著迷。Tennyson中年的時候寫了一首長詩《懷念》（In Memoriam），懷念他死去的朋友，寫得非常感人，系統地發揮了自己的人生哲學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打動我的，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寄托，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講，就是“暢論天人之際”。再比如，Tennyson八十三歲去世，他的最後一首詩Crossing the Bar幾乎每個選本上都有，詩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時候趕上大霧，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霧氣散盡才駛離港口，Tennyson聯想到自己八十多歲了，人生快要走到盡頭，駛離此岸的港灣，跨過人生的界線，之後，就可以見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這些詩我讀過之後非常感動，而且非常欣賞這種人生觀，覺得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轉到外文系念文學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導師是吳宓先生，後來他去四川了，由美國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導師。不過後來我也沒有念好，因為我主要的興趣不是文學研究，只是那些詩對我的思想有啟發，覺著非常有會於心。我一直都這樣認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這個對我沒多大用處，拿不到博士學位，也找不著好工作，那我就不幹了。當然這樣想也不算錯，但那是另外一種作風。從中學開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這大概與我自由散漫的習慣有關系，也可以說跟自己的人生觀有關系。在我看來，讀書最大的樂趣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麽都重要，而不在於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假如不是很有興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犧牲，我覺得犯不上，或者說，太功利就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償失。

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運動非常熱烈，課也停了，學校裏也亂，靜不下心來讀書寫論文。1946年聯大宣告結束，清華、北大回北京，本來我應該跟著回北京再寫一篇論文，我想寫一篇論叔本華，因為叔本華雖然是哲學家，可他走的是文學的路，我很有感觸。可是姐姐寫信說母親隨她在臺灣病得厲害，以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來的時候內戰又打了起來，北上無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後也沒有拿到學位。

摘自《上學記》，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三聯書店200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