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當初的漂泊西南，日後的四海為家，老學生們在“追憶逝水年華”時，將家國情懷、戰爭記憶、青春想象以及“師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構建起讓後來者驚嘆不已的“聯大神話”。

所有關於西南聯大的追憶，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強調，“生活上的艱難”壓不住“精神上的愉悅”。當時也許多有抱怨，今日看來，卻全都成了美好的回憶。　　

九年聯大，最讓後來者懷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師生“打成一片”，一起經歷苦難，一起探索學問，因而，“又嚴肅，又快活”。這一工作狀態，在我看來，既學術，也精神，乃大學之為大學的理想境界。

1.從“宏大敘事”到“私人記憶”

十年前，借重刊《中古文學史論》之機，我談論“南渡意識”之於這部名著產生的意義：“四十年代漂泊西南的學者們，普遍對六朝史事、思想、文章感興趣，恐怕主要不是因書籍流散或史料缺乏，而是別有幽懷。”七年前，我專門撰文，推介六卷本《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重提陳岱孫對清華大學教授會製度的總結，以及馮友蘭關於西南聯大如何”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的表彰。五年前，我從吳宏聰先生贈我西南聯大照片說起，提及我先後問學的幾位導師均出身西南聯大，這一點對我的學術經歷影響極深。兩年前，我以錢鍾書刻畫“三閭大學”的《圍城》和鹿橋描寫西南聯大的《未央歌》為例，討論抗戰中不同類型的大學想像——現實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詩意的。今年四月，春暖花開時節，我在雲南大學做《此情可待成追憶——關於大學生活的追懷與敘述》的專題演說，涉及西南聯大處，我引證了馮友蘭的自述、吳宓的日記、汪曾祺的散文、馮宗璞的小說，還有四位老學生的回憶錄——楊振寧的《讀書教學四十年》、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許淵沖的《追憶逝水年華》以及何兆武的《上學記》等。

十年間，一而再、再而三地談論那早已隱入歷史深處的西南聯大，到底是為什麽，我也說不清。總感覺魂牽夢縈、意猶未盡，有些珍貴的東西藏在那裏，等待你去開掘。近日讀吳宏聰先生《學術自傳·八十自述》(《吳宏聰自選集》)，其中有一句話，讓我豁然開朗：“我認為西南聯大最令人難忘的是學風，最值得珍惜的是師緣。“從1946年7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結束，學生們自發刊行《聯大八年》，到四十年後的《笳吹弦誦在春城——回憶西南聯大》和《笳吹弦誦情彌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關於西南聯大的追憶，始終以“師生情誼”為主軸。的確，大學校園裏，師生永遠是主體；可炮火紛飛中的“傳道授業解惑”，還是另有一番滋味。當初的漂泊西南，日後的四海為家，老學生們在“追憶逝水年華”時，將家國情懷、戰爭記憶、青春想象以及“師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構建起讓後來者驚嘆不已的“聯大神話”。

西南聯大七十周年，很多人“有話要說”，與諸多高屋建瓴的論述不同，我選擇了“限製敘事”策略——從我先後追隨過的三位“聯大意昂”的眼光中，以及他們對各自師長的追憶裏，觸摸那日漸變得遙遠而神奇的大學。之所以如此拋開大路，另辟蹊徑，最大的理由是，我最初對這所大學感興趣，本就不是緣於專業考量，而是導師們“世說新語”般的閑話。

作為我在中大念碩士和在北大讀博士期間的導師，吳宏聰先生和王瑤先生對我的治學乃至人生道路有很深的影響，這點幾乎不必論證；季鎮淮先生則不一樣，我並沒有真正跟隨他讀過書，可他是我妻子夏曉虹的導師，故也常有拜謁請教的機會。吳先生1938年考進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42年畢業，論文指導教師是楊振聲和沈從文。王先生1934年考入意昂体育平台中國文學系，“七七事變”後輾轉各地，1942年9月在西南大學正式復學；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師從朱自清先生專攻中古文學，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前夕完成畢業論文《魏晉文學思想與文人生活》。季先生1937年就讀於長沙臨時大學，後轉入西南聯大中文系，1941年考入研究院，師從聞一多先生，1944年修業期滿，考試及格。沈先生在西南聯大教書的情況有點特殊，我將另外撰文論述；這裏主要討論的是，季鎮淮(1913－1997)、王瑤(1914－1989)、吳宏聰(1918－)三位導師是如何飽含深情地談論他們各自的導師聞一多(1899－1946)、朱自清(1898－1948)、楊振聲(1891－1966)，並借此呈現他們對西南聯大的想象的。

我當然明白，這樣來談西南聯大，只能是“冰山一角”，可對我以及像我這樣喜歡玩味細節的讀者來說，這顯得更親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2.師生之間與同窗之誼

作為及門弟子，聞、朱去世後，季鎮淮和王瑤分別撰文，追憶、緬懷、表彰先師的功業，可謂不遺余力。除編著《聞朱年譜》，在《來之文錄》和《來之文錄續編》中，季鎮淮還有6篇談論聞一多、6篇談論朱自清的文章。《聞朱年譜》乃合並為編全集而作的《聞一多先生年譜》和《朱自清先生年譜》而成，曾得到了朱自清、浦江清、吳晗、陳夢家等聯大教授的指點，雖因當初資料所限，不免略顯疏闊，但面目清晰，是很好的入門書。王瑤在聞、朱兩位先生去世後，曾多次撰文，後集合而成《念朱自清先生》、《念聞一多先生》這兩篇既包含珍貴史料，又神定氣閑的好文章。

吳宏聰先生1942年在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畢業後，未讀研究生，而是留在系裏當了一名助教。吳念書時以及工作中，雖也與聞、朱有接觸，但交往畢竟不是很深，故日後談論聞、朱，多采用“論述”而非“追憶”的姿態。在《聞一多的文化觀及其他》的《後記》中，吳先生談及此書為何如此命名，理由很簡單：“本書收入有關聞一多先生的文章較多。”但此說其實不成立，全書收文十八則，六篇談魯迅，四篇談聞一多，為何不是“魯迅的文化觀及其他”？可見，隱約之中，還是顯示了某種“師承”。吳先生談聞一多、朱自清的文章，確實不如王、季二位精彩；但其表彰楊振聲之文，若《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楊振聲先生在聯大二三事》、《憶恩師楊振聲先生》等，值得充分重視。因為楊不像聞、朱，一直籠罩在聖潔的光環中，而是多少已被世人遺忘。正是由於蕭乾、孫昌熙、吳宏聰等老學生的再三追憶，楊振聲先生才重新得到學界的關註。

王瑤先生去世，季鎮淮先生撰文《回憶四十年代的王瑤學長》(《王瑤和他的世界》)；王先生、季先先後去世，吳宏聰先生撰文《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王瑤和他的世界》)、《留在我心中的記憶》(《季鎮淮先生紀念集》)。所有這些文章，毫無例外，都從當年西南聯大的生活說起，尤其是如何同堂聽聞、朱等教授講課，那是他們永遠的“共同記憶”。記得王先生去世，季先生曾寫挽詩，前四句是：“烽火遍華夏，滇南始識荊。感時崇大德，積學繪群英。”

不管是追憶師長，還是悼念同窗，談得最多，談得最好的，都是關於西南聯大的記憶。在這一意義上，六位師長和一所大學，可謂密不可分。在我看來，這裏有私交，但更多的是公誼。無論為人還是為學，師長們均“和而不同”。雖說聞、朱從來相提並論，但兩位先生的性格和才情大有差異，這點學生們看得很清楚。

晚年的朱先生，盡心竭力地搜羅亡友遺文，去世後，王先生曾在他的書桌上發現一張紙條，是入醫院前寫的，告訴大家他又發現了四則聞先生的遺文，希望將來能編進全集裏。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王先生稱：“在生前，聞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麽深，他對於聞先生《全集》的編纂，照著聞先生的遺誌來計劃清華中文系的系務，都並不只是為了私誼。”(《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

課余時間，私下裏“品鑒”自己的老師，那是當學生的特權。季先生在《回憶朱佩弦自清先生》中，描述當年清華文科研究所的情況：“所有三間正樓房，為大家讀書研究之用，各有一張長方形書桌。我註意聞先生每日伏在桌子上用功時間最長，朱先生生活最有規律，每日早起要用雞毛帚打掃幾處，書桌最幹凈，不堆書。聞、朱兩位先生隔一張書桌對面坐，他們看書或寫作之間，亦偶然休息談話。”(《來之文錄》)作為研究生，王、季二位與聞、朱多有接觸，對他們的性情及交誼的了解，當比我們這些只靠書面材料寫文章的來得貼切。在他們看來，一個是“任何小事都不隨便，每樣用具都有一定安排”，另一個則主張“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各有各的風雅。

作為導師，聞、朱又是如何在生活以及學術上關懷學生的呢？不妨先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聞一多全集》第12卷裏的四封書劄說起。1941年10月24日，聞一多致信校長梅貽琦，推薦季鎮淮當研究所助教：“季君本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國文系，成績卓異，近復投考本校研究院，並以最優成績錄取本所。研究所半時助教一職，以君當之必勝為荷。”(373頁)1944年7月18日，聞一多再次致信梅貽琦，稱季鎮淮研究院畢業初試及格，目前只用助教名義，“一俟正式畢業，則宜升為教員”(389頁)。另外兩封給梅貽琦的信，則是推薦王瑤接替季鎮淮，作為研究所的半時助教(390頁、396頁)。這四封信，似乎只是事務性的公文，沒什麽了不起。可季先生晚年多次談及，他在聯大念書時，生活十分窘迫，如果不是聞先生再三給他爭取經費，根本無法念下去。這才讓我們意識到，那位如火如風的大詩人，也有“心細如發”的時候。

至於師生之間學問上的交流，更是讓今人感慨不已。1948年6月，王先生在清華園寓所為《中古文學史論》撰寫《自序》，提及：“在屬稿期間，每一篇寫成後，作者都先請朱佩弦師過目，得到的啟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的聞一多師，也曾給過作者不少的教正。”(《中古文學史論》)將近四十年後，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決定將季鎮淮所撰聞、朱二位先生的“年譜”合刊，季先生當即稱：《聞一多先生年譜》經朱先生“提供資料，並審閱二次，有所指正”，為保存先生“指教手澤和歷史面貌”，重印本不做增刪修改(《〈聞朱年譜〉後記》)。

聞一多先生與弟子間的教學相長，或曰“良性互動”，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在《“七十二”》一文前面，聞先生寫了“識語”，稱“這可算作一次‘集體考據’的實例罷”——先是季鎮淮提交讀書報告，導師肯定選題有意思，讓“對漢代思想極感興趣的”何善周參與討論；接下來，三人分頭搜尋資料；最後，由聞一多將文章寫成，“一方面容納了新得的材料，一方面在幾點上作了些進一步的分析”。即便如此，聞先生還是強調，此文“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見，還是鎮淮的”。(三聯版《聞一多全集》1卷207頁)雖有如此“肇始之功”，季先生從不將此文入集，對此，弟子夏曉虹有過很好的闡釋：“這段文章因緣感動我的，既有導師對學生的尊重，也有學生對導師的愛戴。今日學界所向往的‘前輩風範’，我想也應該包括這種師生間投緣的默契吧。”(《幾代人的事業——季鎮淮教授談文學史》，《季鎮淮先生紀念集》249頁)

3. “新文學”教學之披荊斬棘

談聯大教授，聞、朱二位聲名顯赫，可謂“無人不知”，為何我還要添上一個楊振聲呢？大約十年前，我偶然撰文，提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楊振聲，沒想到吳宏聰先生讀了很激動，再三跟我提及此事，說是公眾以及學界漠視楊振聲先生的貢獻，實在太不應該。這才引起我對這位“五四青年”的真正關註。

作為因火燒趙家樓而被捕的學生之一，楊振聲日後寫了好幾篇談論五四的文章(寫得最好的是刊於1954年5月《人民文學》上的《回憶五四》)，再加上1925年出版小說《玉君》，當時頗受歡迎，學界一般將其作為作家來看待。其實，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教育學博士學位的楊振聲，1924年歸國後，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其在現代史上的貢獻，主要是在大學教育——尤其是在清華以及西南聯大時期推動新文學的教學。

當過意昂体育平台教務長、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校長，抗戰時曾任西南聯大常務委員兼秘書長、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主任，抗戰勝利後飛北平接管北京大學，很明顯，楊先生有相當強的行政能力，但也隨時準備回來教書。我關註的是，其一直推動在大學課堂上講授新文學。

談到新文學之走上大學講堂，我們一般推崇朱自清的工作，尤其是1982年王瑤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發表後，更是如此。不錯，1929年的春季，朱自清在清華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是了不起的創舉；可背後的“推手”，其實是文學院長楊振聲。先有楊先生“領導中國文學系走上一個新的方向”的決心，而後才有朱先生的新文學課程。照楊先生的說法：“那時清華國文系與其他大學最不同的一點，是我們註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會。”(《為追悼朱自清先生講到中國文學系》，《文學雜誌》3卷5期，1948年10月)而這一主張，得到了老同學朱自清的大力支持。很可惜，不久楊振聲就當青島大學校長去了，教授“中國新文學研究”的重任，只能由朱自清獨力承擔。

1931年的《意昂体育平台中國文學系概況》上，系主任朱自清稱：“本系從民國十七年由楊振聲先生主持，他提供一個新的目的，這就是‘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朱自清全集》)作為選修課，朱自清的“新文學研究”，一直到《國立意昂体育平台一覽(1936－1937年度)》，都還保留著；可“門雖設而常關”，1933年以後，朱先生已意興闌珊，不再開設這門課程。原因是，“當時大學中文系的課程還有著濃厚的尊古之風，所謂許(慎)、鄭(玄)之學仍然是學生入門的向導，文字、聲韻、訓詁之類課程充斥其間，而‘新文學’是沒有地位的。”(《王瑤全集》)

到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要不要開設“新文學”或“現代文學”課程，依然是個很大的挑戰。聯大校園裏，新文學家不少，個人創作沒問題，作為課程講授則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聲名遠揚的新詩人聞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對此不感興趣；真正推動西南聯大的現代文學教學的，還是楊振聲先生。

朱自清日記中，常常出現老同學楊振聲(今甫)的名字，借此我們可以印證楊所參加的諸多活動，如組織《文學雜誌》、編撰教科書、設計教學大綱等。1938年11月21日朱自清的日記中，有這麽一段：

今甫對中文系很感興趣，他想把創作訓練作為中文系的培養目標之一。但這個計劃不會成功的，他對此提出不少想法，我不願同他爭辯。他想召開一個會議來討論一年級的作文課，我只好同意。(《朱自清全集》)

對於新文學的教學，朱先生確曾投入很大的精力，可西南聯大時期，他已激流勇退了。這一點，查西南聯大歷年各院系學程表，可以看得很清楚。按照時間順序，聞一多先後開設的課程包括“詩經”、“楚辭”、“爾雅”、“古代神話”、“唐詩”、“周易”、“樂府詩”、“莊子”；朱自清開設的課程有“宋詩”、“陶淵明”(“陶詩”)、“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文學批評”)、“散文研究”、“文辭研究”；至於楊振聲先生，最常開的課程則是“現代中國文學討論及習作”和“現代中國文學”，此外還有“陶謝詩”、“漢魏六朝詩”、“文學概論”、“傳記文學”。由楊先生介紹到聯大教書的小說家沈從文，早期主要講授“各體文習作”和“中國小說”，1944－1945年度才接手講“現代中國文學”(參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換句話說，支撐著西南聯大的現代中國文學課程的，是楊振聲先生。

至於楊振聲先生講課的策略以及效果，不妨看看以下兩則資料。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病逝於北平，十二天後，同在北平的楊振聲先生撰寫《朱自清先生與現代散文》，以此特殊方式向老朋友告別。文章不長，但論說精到，很有分寸感，尤其是下面這段話：“最後，我覺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風格。你同他談話處事或讀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麽誠懇，謙虛，溫厚，樸素而並不缺乏風趣。對人對事對文章，他一切處理的那末公允，妥當，恰到好處。他文如其人，風華是從樸素出來，幽默是從忠厚出來，腴厚是從平淡出來。”(孫昌熙等編選《楊振聲選集》)這段文字很能代表楊先生文學批評的特色，註重文本細讀，而不是宏觀論述，下判斷時冷靜、準確、細密。

蕭乾在《我的啟蒙老師楊振聲》中，曾談及1929年楊振聲在燕京大學講“現代文學”時的情景：“在班上，楊先生從來不是照本宣科，而總象是帶領我們在文學花園裏漫步，同我們一道欣賞一朵朵鮮花，他時而指指點點，時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從一部代表作講起，然後引導我們去讀作者旁的作品並探討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傾向。”(此文作為“代序”，收入《楊振聲選集》)。這種註重個人品味而不是理論概括的閱讀思路，與他日後編教科書，以及在西南聯大主持“大一國文”，十分吻合。

毫無疑問，這種以鑒賞為主的課程，在講究考據功夫的中文系不會被看好。可學生不一樣，對此課程評價極高。吳宏聰先生這樣描述了楊先生在西南聯大教“現代中國文學討論及習作”的細節：“他的教學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課都由先生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討論。……討論後跟著要交習作，討論小說交小說，討論散文交散文，訓練很嚴格，要求也很高，作業批改更詳盡，每次作業都批改得密密麻麻……”(《憶恩師楊振聲先生》，2004年3月19日《現代教育報》) “讓大家自由討論，然後先生再針對同學討論中提出的問題議論開去，做個總結”，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是美國大學的教學方式。楊先生留美時學的是教育心理學，不是文學，但如何教書，道理是相通的。或許，正因為念過教育學和心理學，才知道如何營造課堂氛圍，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可這樣的課並不好上，更何況批改作業時，“有時為了示範，先生還替我們加上幾行”。可惜的是，楊先生的講稿沒有留下來，我們難以體味其講授“現代中國文學”的精華。

西南聯大教授中，喜歡新文學的不只楊振聲一位；但在我看來，楊先生的大力提獎以及身體力行，無疑是新文學在大學課程中立定腳跟的關鍵。另一個弟子孫昌熙，在《把中國新文學抬上大學講壇的人－－追憶在抗日戰爭期間接受恩師楊振聲(今甫)教授教誨的日子》(《泰安師專學報》1989年2期)中，滿懷激情地寫下這樣一段話：“先生在西南聯大為中國新文學披荊斬棘地開辟道路，或者說'打天下'，是勝利的。那標誌，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斷湧現。”(參見季培剛編著《楊振聲編年事輯初稿》)

4.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

西南聯大歷史上，可歌可泣的人物與事件，實在是太多了。這裏專挑湘黔滇旅行團的故事，是因其最具戲劇性。

北大五十周年校慶時，楊振聲撰寫了《北大在長沙》，其中有曰：“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自長沙徒步至昆明的旅行團了，除女生及身體不適於長途旅行的男生外，學生自願參加者共有二百四十四人。教員方面參加者也有黃鈺生、李繼侗、聞一多、曾昭掄、袁復禮諸先生。”(《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一覽》)參加旅行的，不只244人，當初的計算有誤；至於教員走完全程的，實際只有聞一多等三位。

聞先生本人對此非常得意，在1946年的談話《八年的回顧與感想》(際戡筆錄)中曾提及這次旅行，稱途中雖有虛驚，但未遭劫，原因是：“那時候，舉國上下都在抗日的緊張情緒中，窮鄉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並沒有作甚麽宣傳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數人所註意的還是苗區的風俗習慣，服裝，語言，和名勝古跡等。”(三聯版《聞一多全集》3卷547－548頁)弟子季鎮淮的《聞一多年譜》以及《聞一多先生事略》中，對此次旅行的記載非常詳細，這固然有聞先生的書信以及馬學良《記聞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風二三事》等文章可參閱，但其中許多細節描寫，很可能屬於作者本人的觀察與記憶。因為季先生也走在旅行團的隊伍中，而且寫了相當詳細的日記(因沒得到授權，不便轉述或引用)。聞一多先生1938年3月12日給父母親的信，還有張寄謙編《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西南聯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所收諸多當年學生的日記及回憶，都提到沅陵遇雪滯留近一周的事，但《聞一多先生年譜》所言“沈從文先生時居沅陵城內，為先生等'設宴洗塵”(季鎮淮《聞朱年譜》35頁)，未見其他記載，很可能是來自傳主的親口講述。

湘黔滇旅行團的這次長途跋涉，歷時68天，途中多有艱險。而聞一多先生3月12日給父母信中，以輕松的口氣談及：“至投宿經驗，尤為別致，六日來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館可住，前五日皆在農舍地上鋪稻草過宿，往往與雞鴨犬豕同堂而臥。”4月30日給妻子高孝貞信中，更是興高采烈：“至於沿途所看到的風景之美麗、奇險，各種的花木鳥獸，各種樣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種裝束的人，真是叫我從何說起！途中做日記的人甚多，我卻一個字還沒有寫。十幾年沒畫圖畫，這回卻又打動了興趣，畫了五十幾張寫生畫。打算將來做一篇序，敘述全過程的印象，一起印出來作一紀念。”(見《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讀這些書信，很可能以為是太平年代輕松有趣的“遠足”，而難以想像那是“生死抉擇”。據說，楊振聲在隊伍出發時稱：“一多加入旅行團，應該帶一具棺材走。”到了昆明，老友相見，聞一多反唇相譏：“假使這次我真帶了棺材，現在就可以送給你了。”於是彼此大笑一場(參見聞一多1938年4月30日給妻子高孝貞信)。

對於聞一多等人的千裏跋涉，楊振聲評價極高：“從此他們深入民間，親身接觸各地的風土民情，親眼看見各地的民生疾苦，親手采集各處的科學標本。他們在路上共行一千六百七十一公裏，為時七十三日。於四月二十七日到達昆明。我們在昆明拓東路又以驕傲的眼光去迎接他們。他們都曬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腳皮磨厚了；同時人生的經驗增加了，吃苦的本領加大了，精神也更飽滿了。就這樣的，他們步入了歷史的新頁。”(《北大在長沙》)楊先生的總結極有道理，此行不僅僅是增加見聞，更重要的是磨煉意誌，走過苦難的大地，理解生活的艱辛，對日後做學問或搞政治，都大有幫助。還有一點就是，行軍途中聞教授的精彩表現，讓我們深切體會到先生的”少年意氣”，以及善於與青年學生對話與溝通。

王瑤先生曾說過：“聞先生在聯大，是同學中最受歡迎的教授，這不僅因為他學識淵博和教學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在學生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中國現代文學史論集》)王先生關註的，是聞先生晚年之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我則將此“意象”延伸，作為其性格以及氣質的一個重要特征來把握－－善於與年輕人打交道，湘黔滇旅行時如此，昆明街頭演說也一樣。

1946年7月，聯大學生編輯出版《聯大八年》，此書分“歷史回顧”、“聯大生活”和“聯大教授”三部分。第一部分收聞先生二文，第三部分則包括《聞一多先生死難經過》《聞一多先生最後一次講演》《聞一多先生事略》和《教授介紹》(共102位)等四篇。你可以想像，西南聯大學生們對於聞一多先生的崇敬。《聞一多先生事略》被朱先生選定，作為1948年開明書店版《聞一多全集》的卷首；而《聞一多先生最後一次講演》則進入中學課本，流傳更加廣泛。

同樣具有“磁性人格”，胡適對教授很有吸引力，而聞一多無疑更適合學生們的口味。“這年頭愈是年青的，愈能識大體，博學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會挑剔小節，正當青年們昂起頭來做人的時候，中年人卻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誰應該向誰學習？”(《八年的回顧與感想》)你可以說，聞一多先生此類言論，過於“詩人氣質”，缺乏“政治智慧”；但作為教授，平日裏埋頭書齋，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與學生站在一起，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導師”。更何況，世界是屬於年青人的，“歷史”也將由昔日的年青人、日後的老專家來撰寫。

5.政治與學術的糾葛

閑來翻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發現第三卷有《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歷屆畢業學生論文題目及導師》(107－111頁)，於是突發奇想，想看看我的導師們當年的論文題目。1940年度，季鎮淮沒有撰寫論文，原因是“本年度因轟炸甚烈，圖書疏散下鄉，停作論文一年”；1941年度，吳宏聰完成畢業論文《曹禺研究》，指導教師為楊振聲、沈從文；1942年度，王瑤完成畢業論文《魏晉文論的發展》，指導教師為朱自清、聞一多。同書還有《清華研究院歷屆畢業生論文題目一覽》，其中包括1946年通過的王瑤所撰《魏晉文學思潮與文人生活》(471頁)。

原本以為，當年西南聯大辦學條件極差，研究生畢業應該是“因陋就簡”；真沒想到，論文答辯的場面竟是如此“鄭重其事”。在湖北版《聞一多全集》和江蘇版《朱自清全集》中，收入兩封有關王瑤論文考試的書信。先是1946年1月29日，時任中文系系主任的聞一多，為王瑤研究生畢業事致函梅貽琦校長和教務長潘光旦，提及定於2月15日舉行初試，初試範圍包括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通史。後有1946年4月4日，導師朱自清給校長及教務長公函，商定“中國文學部研究生王瑤畢業論文考試”事，時間定於本月12日下午3時，地點在辦事處，題目系《魏晉文學思潮與文人生活》，“考試委員除本校中國文學系全體教授外，擬聘請湯錫予、彭仲鐸、馮芝生、吳辰伯四位先生”。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第四卷，當時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羅庸、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王力、楊振聲、浦江清、唐蘭、遊國恩、許維遹、陳夢家十一位；至於另外聘請的考試委員湯用彤是哲學系主任，彭仲鐸是聯大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馮友蘭是文學院長兼哲學系教授、吳晗是歷史系教授。如此龐大、莊嚴、豪華的論文答辯陣容，今天想來，簡直不可思議。

王瑤先生的研究所畢業論文，日後經過改寫，成為一代名著《中古文學史論》。對此，季鎮淮先生很有感慨。在《回憶四十年代的王瑤學長》中，季先生談及西南聯大時期的王瑤：“1946年上半年，他在清華研究所繼續寫研究生論文。這時清華、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內，或在東郊的龍頭村、司家營，大概也有人在寫論文，但據我所見，如王瑤學長那樣胸有成竹，那樣有計劃、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寫，我不知還有什麽人；而寫成之後，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瑤所寫《中古文學史論》似的成績，我不知還有什麽人的著作。就這點說，王瑤學長的研究生論文是卓越的，獨高一等的。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沒有聽他誇過口，只見他有信心地在寫。”(《王瑤和他的世界》)王先生之所以與眾不同，在聯大師長物質生活艱苦、政治熱情高漲的環境下，仍然堅持著書立說，與導師朱自清的嚴格要求有關。

據清華文科研究所的同學何善周回憶：“朱先生'課書'很嚴，定期給昭琛指定參考書，限期閱讀，要求作劄記，定期親自答疑，並提出問題令昭琛解答。師徒二人還常對某一個問題交談討論。昭琛在解答問題中時出新意，朱先生極為贊賞。同時，朱先生還在聯大為研究生開設專題課，曾有一門課程只昭琛一人修習。朱先生如同上大班課一樣，站在講桌後面講解(在西南聯大只有陳寅恪先生坐著講課)，昭琛坐在講桌前面聽講。師徒相對，朱先生一直講解兩個小時。(《懷念昭琛》，《王瑤和他的世界》)如此嚴加督導，使得王先生在同窗好友中，學問功底比較深厚。

至於這師徒二人一講一記的美妙場景，在季鎮淮先生的筆下，更具戲劇性：

1942年暑假後，先生講授“文辭研究”一門新課程。這是關於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春秋時代的“行人”之辭和戰國時代的遊說家之辭。聽課學生只有二人，一個是王瑤，原清華中文系的復學生；另一個是我，清華研究生。沒有課本，上課時，朱先生拿著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條一條地抄材料，抄過了再講，講過了又抄，一絲不苟，好像對著許多學生講課一樣。王瑤坐在前面，照抄筆記；我坐在後面，沒抄筆記。(《紀念佩弦師逝世三十周年》，《來之文錄》433頁)

季先生的這段追憶，主要是為了凸顯朱先生教學態度的認真，而我則從中讀出了兩個學生的不同神情。

熟悉王瑤和季鎮淮兩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們性格迥異。王先生叼著煙鬥，旁若無人地大聲說笑，似乎更得聞一多的神韻；而季先生溫文爾雅、沉默寡言，接近朱自清的風格－－可要說師承，恰好相反。西南聯大時期的季鎮淮，風華正茂，誌向高遠，這從其聽朱先生講課時不屑於記筆記可以看出來。聞先生很愛護學生，師徒之間，更多精神的契合，而不是學業的督促。加上經濟窘迫，季先生雖選擇了論文題目《魏晉以前觀人論》，也通過了結業考試，卻未能完成。感憤於聞師的被暗殺，季先生回北平後，以筆代槍，借古諷今，撰寫了若幹融魏晉學術與現實人生於一爐的好文章。可就是沒能像王先生那樣集中精力專心著述，將研究生期間的學術積累凝聚成專著，晚年談及此事，季先生頗覺遺憾。

季先生的這一選擇，其實是受到聞一多先生的影響。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針對“有些人主張不應該為了暫時的工作而荒廢了永久的事業”，已經像一團火一樣投身現實政治的聞一多，給青年學生這樣的忠告：“暫時的難關通不過，怎能達到那永久的階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軌道，局勢一安定下來，大家自然會回到學術裏來的。”(三聯版《聞一多全集》3卷549頁)可實際情況呢？政治遲遲上不了軌道，為正義理想所感召，沖出書齋的熱血青年們，什麽時候能“回到學術裏來”？

在《聞一多先生事略》中，季鎮淮提到，聞先生晚年“恰像一座火山沖破了禁錮的地殼迸發一個出火口，光焰四射”，在走出書齋，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和雜文之外，還撰寫了《說魚》等多篇專精的學術論文(《來之文錄》)。而這種在政治與學術之間保持強大的張力，像章太炎那樣“提獎光復，未嘗廢學”(《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是中國讀書人的理想境界，也是一個高難度的“自選動作”，不是每個人都學得了的。或許，書生報國，有情懷，知進退，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6.物質與精神之張力

所有關於西南聯大的追憶，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強調，“生活上的艱難”壓不住“精神上的愉悅”。當時也許多有抱怨，今日看來，卻全都成了美好的回憶。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蔣夢麟在《西潮》第三十章“大學逃難”中曾說道：“校內許多建築都被炸毀了，其中包括總圖書館的書庫和若幹科學實驗室。聯大的校舍約有三分之一被炸毀，必須盡速再建。但是敵機的轟炸並沒有影響學生的求學精神，他們都能在艱苦的環境下刻苦用功，雖然食物粗劣，生活環境也簡陋不堪。”(《西潮》)西南聯大生活環境之“簡陋不堪”，到底到了什麽程度，幾十年後的回憶文字，其實不及當時的“現場記錄”可靠。讀檔案，看照片，那真是觸目驚心。

抗戰中後期，物價飛漲，聯大教授生活困難，最有名的故事，莫過於聞一多的“掛牌治印”。浦江清為此撰寫了“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發起人有梅貽琦、蔣夢麟、馮友蘭、朱自清、楊振聲、沈從文等十二位聯大教授。關於這個故事，還必須補充三條材料，方能顯示出其真正的意義。第一，不僅聞一多治印有“潤例”，聯大教授成立合作社，公開賣文賣字賣圖章，文學院長馮友蘭也被列在賣字的行列－－“可是生意不佳，我的賣字始終沒有發市”(《三松堂自序》)。第二，1945年3月，朱自清等29人聯合提出“文章演講潤例”，要求“稿酬先惠，定時取稿，演講報酬亦須先惠”。第三，同年2月，西南聯大師生發起援助貧病作家募捐，所得款項中，包括聞一多治印義賣款11500元。(參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

“雖然在這樣的艱難危險的情況下，聯大師生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始終沒有動搖。”(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不妨舉一個例子，中文系教授浦江清，為了不負聯大的期待，長途跋涉，歷時177天，穿越八省，從上海來到了昆明。1945年11月23日，星期一，浦江清在朱自清的陪同下，來到清華文科研究所所在的龍頭村。下面這段文字，是他在《西行日記》中對於研究所生活狀況的描述：　　

所址僅一鄉間屋，土墻，有樓。中間一間極寬敞，作為研究室，有書十余架，皆清華南運之舊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被毀之劫。書桌八，聞、朱、許、何善周(助教)、朱兆祥(助教)、範寧(研究生)、劉功高(助教，女)、另一哲學系研究生。余來，劉功高搬至樓下。臥室則在兩廂房。聞及其眷屬占其一，朱、許、何占其一，余來乃在室中加一鋪。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並做飯。七八人但吃兩樣菜，一炒蘿蔔，一豆豉，外一湯而已。極清苦。據雲每月包飯費四百元，且由校中貼些茶水費，否則要五百元雲。(《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199頁)　　

在如此艱難環境下，繼續做學問，且大有斬獲，這實在是個奇跡。以人文學科為例，若中文系教授聞一多、朱自清、王力、羅常培，歷史系教授陳寅恪、錢穆、雷海宗、吳晗，哲學系教授湯用彤、馮友蘭、賀麟、金嶽霖，外文系教授馮至等，這一時期均有傳世之作。

西南聯大之值得永遠懷念，除了有形的著述，還有什麽呢？1948年，馮友蘭在《文學雜誌》3卷5期發表《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談及抗戰開始，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建長沙臨時大學：“中國的大學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現。那個文學院的學術空氣，我敢說比三校的任何時期都濃厚。教授學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嚴肅，又快活。”我想把這段話略為引申開去－－其實，放長眼界，九年聯大，最讓後來者懷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師生“打成一片”，一起經歷苦難，一起探索學問，因而，“又嚴肅，又快活”。這一工作狀態，在我看來，既學術，也精神，乃大學之為大學的理想境界。

初刊《新文學史料》1986年1期的《昆明往事》，開篇處，西南聯大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教授馮承植，也就是曾被魯迅譽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的馮至，以詩人特有的敏感與想象力，寫下了這麽一段激動人心的話：

如果有人問我，“你一生中最懷念的是什麽地方？”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繼續問下去，“在什麽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來又最甜？在什麽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後反而覺得更健康？什麽地方書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讀書更認真？在什麽地方你又教書，又寫作，又忙於油鹽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連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昆明。”(《馮至全集》4卷341頁)

或許，這段話可以作為無數“聯大人”的心聲來解讀。

2007年11月1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