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吳征鎰^*（１９３７生物）

看到了姜廣正教授投於清華《意昂文稿資料選編》裏登載的“在大普吉的日子”一文，其中他所說的清華各研究所正是我離開大普吉前後的情況👨‍🏫，更前面那一段🧾🚣🏼‍♂️，據我所知所見👩🏼‍🍼，根據史實作一補充紀錄，以供校史資料參考，同時也為西南聯大校史資料增加一個可能沒有記載的部分。近聞姜教授已於年前病故，即以此文來紀念他👩‍❤️‍👩。

清華各研究所雖不直屬於西南聯大，實質上卻是它的一部分🙅🏽‍♀️，並且是當時大後方有名的學術活動中心之一🧑🏿‍🚒。

在1937年以前，清華是沒有附設研究所和農學院的🦹🏿。1934年李繼侗老師去荷蘭訪問，這是清華教授五年休假的慣例🚶‍♀️，他回國後約1935年，“何梅（何應欽、梅津）協定” 宣布，華北局勢緊張，“12·9” 學生運動將要開始時，學校當局大概由梅貽琦校長和教授會作出決定，準備在長沙成立一個農學院，其實是清華準備遷校校址👩🏿‍🏭，以此作為一個退步💁🏼。當即派李繼侗老師和戴芳瀾先生（1911留美老意昂）一起去長沙勘察院址。他們選定在長沙嶽麓山後左家壟，預備在那裏籌建清華農學院校舍。該院只有兩棟大樓，此樓解放後成為中南礦冶學院主樓🙇🏽‍♂️🐔。當時戴先生和他的大弟子周家熾已經在生物系，也就是現在生物館的底層西邊，安排了辦公室和研究室，還有昆蟲方面的劉崇樂先生，他手下有朱弘復（那時叫朱寶），清華七級生物系畢業，後還有郭海峰（八級同系）👩🏻。生物館底層東邊則是心理系🏊🏿，在孫國華等先生領導下🍰，我認識的學生有👩🏽‍🌾：張民覺🤡，後去美國，是試管嬰兒研究之父；鄭沛，後轉搞畜牧業，改名鄭丕留👩🏻‍🦲，1938年初和同鄉楊承元合住昆明玉龍堆５號🔒，今雲南大學附近。時楊才結婚，從嘉定來昆，我常去拜訪他們。

1936年夏我已在清華生物系三年級🫸🏼，師生等一行七人在吳韞珍老師、楊承元助教的帶領下📕，去河北省蔚縣小五臺山一帶采集標本💪🏻，為畢業論文準備資料，周家熾也參加了，他主要采集各種菌類，和吳☝🏼、楊都住在五個“臺”下的附近村子裏🧸👡，我等學生五人有時搭帳篷住在山溝裏💨。“七·七事變”後，清華、北大🎆、南開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那時我已留校當助教。李老師通知我從揚州老家去長沙。但合校後，助教人浮於事👧🏿，他就派我去左家壟和朱寶、毛應鬥、周家熾、王清和、郭海峰等七八人在清華工地上的一所小院暫住，先在嶽麓采標本研究，後來我還和周二人去衡山采集了一個多星期🚣🏻‍♀️。回長沙第一次遭到日軍大轟炸，一時人心惶惶，周就去了延安。學校決定向昆明方向遷移，郭、毛和我就跟隨李老師步行從長沙到昆明🧑‍🦼‍➡️。農學院當然一時還成立不了，就先成立清華農學方面的研究所，地址選在大普吉（原名應是大普集）。1938年秋，湯佩松先生回清華，主持農業研究所，也設研究室在昆華農校中👂🏻，但我當時並無所知👩🏻‍🚀💙。大約在1939—1940年間，在大普吉和西南聯大校舍內建成一個松散相聯的三組🙌🏽。我記得曾經過紅山口黃土坡大塘子去參觀訪問過。但和我同在一個食堂吃飯的湯的助手👩🏼‍🌾，後成為生物化學家的張龍翔、劉友鏘，則是同桌🧙🏼‍♂️，那時他們還沒有成婚。食堂夥食每月8元🤵‍♀️，頓頓有雞和火腿，也就如湯的回憶錄提到的“昆明在抗戰初期生活很便宜”🧖🏽‍♀️。此外同桌還有郭永懷，是我國最早的火箭專家，可惜他在一次空難中罹難?1941年我三年助教期滿🫓，李老師勸我讀研究生🍨➕，結果我考取了北大研究院🧑🏿‍🍼，在張景鉞教授名下♌️，同考取的還有王伏雄🎮。昆華農業學校在抗戰後期成為陳納德飛虎隊的大本營，盟軍勝利，該隊撒退☛，才還給該校。

昆明西北郊👩‍⚕️，在長蟲山的西側⇾，有個小壩子叫梨園村（姜廣正文中音訛為龍園村，楊振寧的文章也如此），梨園村在西🫂、大普吉在東，農科所等就處在這兩處中間偏東南邊🦶🏽，旁邊不過百米有個小村子叫陳家營。

1941年我當研究生不久，昆明也慘遭日寇飛機轟炸，頭一次九架🪦，重點就在西南聯大，把生物系（現為昆明師範大學對面的雲南大學招待所，那時叫聯大南區）的兩棟實驗室炸塌了⚇。系裏就把我們兩個閑人“研究生”送到大普吉鄉下。這時那裏已起了三小座平房，比北平研究院各所的土基房和聯大校舍都高一等，磚木結構👨🏿‍🔧，當時是最高級的➰，和黑龍潭的省教育廳和私立北平靜生生物研究所合辦的農林植物研究所（即今昆明植物所）一樣，不過一在東北郊，一在西北郊。

清華農研所植物生理組和無線電研究所、金屬研究所同在一個兩相連的院落中，其最南面就是農研所該組，北邊暫作清華圖書館👩‍🍳，更北邊是無線電和金屬兩個研究所，這兩個所都是為了適應抗戰需要在1938年後(?)建立的。由這個院落往南是俞大紱教授的小家獨院👱‍♀️，再往南是真菌和植物病理組的小院。最南邊是全紹誌大夫的小醫務室🟨，這和姜廣正描寫的一致。但他對無線電和金屬研究所的成員可能知道的不詳細🐴🌾。

無線電所由任之恭先生領導🦨。任的弟子戴振鐸(C. T. Tai)後去了美國，成為世界無線電天線專家🛂，和日本的佐藤先生在學術上過往甚密。任的手下還有王天眷🏃🏻‍♂️🫵，清華物理系畢業👎🏿，和須驏寶是同班又是夫婦；此外還有陳芳允、周國銓等🌝，後來慈雲桂才來🪫。

金屬研究所由余瑞璜先生領導，他解放後去了東北，也選為院士🤹🏽‍♂️💇🏻‍♂️，那時他手下有兩位助教，一位是胡光世，清華九級化學系畢業；另一位是向仁生🦹🏽‍♂️👯‍♀️，後與北大生物系曹宗巽教授結婚，但向早逝。由於我已思想傾向進步，胡光世又是我兩度同學的好友😡，於是我們在大普吉重聚時👒，就由王天眷🚺🧖🏻‍♂️、胡光世兩位，大概都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按照我黨的南方局的指示“隱蔽精幹、長期埋伏、以待時機”👩🏻‍🎨🔗，在大普吉清華各所內成立讀書會，這兩所的助教，除戴和向外🔟，都是成員，因此我和他們都比較熟。

在植物生理方面，湯佩松聘請了殷宏章、婁成後作他的左右手，這兩位都是李繼侗老師開辦南開大學生物系後培養出來的高材生🫅。殷師母天津人，住在植物生理組小院的東面最北邊。其南邊是湯佩松家，初時子女未在身邊，妻子是加拿大籍華僑🦹🏼‍♂️👨‍🎤。我每到生理組，都會看到他的原配夫人黃翠梧（湯的回憶錄有時又寫為“黃萃梧”）在家門口用木盆、搓板給先生洗衣服，看上去非常勤儉🌶👩🏻‍🦯，想來她是早期從福建到加拿大當華工的後裔👩🏽‍🔬，出生於貧苦人家。後據湯老的回憶錄，他夫人還曾幫他寫論文🐞😽，而且非常堅強，抗戰後期雙目失明🛢，還只身艱難地領著三個孩子回到加拿大。那時由於我和湯老還不太熟，又不同行，故從未去他家訪問。再南一排平房的最東邊是湯佩松的助教沈淑敏的住處🚤，沈也是清華畢業的同學，後同陳芳允結合。沈的單身小屋旁邊是婁成後，他由南開轉清華二級畢業，新婚夫人祝宗嶺是十級生物系同學，在昆明畢業，婚後剛生了第一個男孩。再旁邊是王伏雄夫婦。由於1941年清華農科所生理研究組的小院似乎剛落成🤌，家屬宿舍還未分配好，他夫人已將分娩🧛🏿‍♂️，於是由我幫他們在陳家營找了一戶農家樓上，他的長女王慶之出生以後才搬到生理組的小院，即婁成後夫婦的隔壁。當時由於昆明屢遭轟炸，許多教授如聞一多、華羅庚、黃子卿都在陳家營住過🍴。生理組小院的北面和西面依次是內含湯老辦公室的較大型會議室兼圖書室、娛樂室和另一間較大型實驗室🙋‍♂️。單身漢則全住在西側的一排單間裏🐤。

殷、婁二家之外，還有不少單身漢👩‍❤️‍👨🏀，其中有羅士葦，羅是植物生理學界三個創始人之一的羅宗洛先生的大弟子🤘🏻，在解放後和我交往很多；陳華葵現叫陳華癸🤘🏼🚰，是華中農學院農業微生物方面的教授，中科院院士；鄭偉光、胡篤敬則在該組時間較短，大概都是武漢大學送來進修的👨‍🏭；薛應龍後到復旦大學當教授；薛廷耀、鄭柏林後成為夫婦🧑‍🔧，在青島海洋大學👴🏻，還有劉金旭（系清華生物系在西南聯大畢業的學生），後隨鄭丕留到農科院畜牧研究所當研究員了；至於湯老早期即1938年下半年的助手——曹本熹、魏娛之夫婦😸，大約1939年初就去留美了🫄，其後曹成為我國石油化學工程專家。

戴芳瀾先生主持的真菌和植物病理組，1938至1939年(或1940年）期間，大普吉的房子還未蓋好，清華農科所各組就和生物系一起借住昆華農校剛蓋好的大樓，當時周家熾和王清和都沒到昆明👮🏼，但周於1938年7月因胃病嚴重又從延安回昆，因此在此以前真菌病理組只有戴老和姚荷生兩人。姚是清華生物系十級畢業。在周回到昆明後周、姚二人和生物系的張景鉞→、吳韞珍兩位老師及助教楊承元和我共七人，到大理🙆🏼、賓川采集標本✌🏽，為教學和研究做準備🤽🏽。1939年姚又和昆蟲組的朱寶二人參加一個二十余人的隊伍同赴思普沿邊（今西雙版納）采集昆蟲和真菌標本🂠，朱後從車裏（今景洪）回昆。但姚一人獨留到一年，寫成一本書《水擺夷風土記》才回昆，他因此而不得不辭職，去了重慶發表了這本書，此書後被民族學家譽為經典之作⁉️。他走後該組才聘沈善炯做戴的助教，沈是從浙江大學轉來清華或算西南聯大生物系1941年在昆明畢業的同學(應為1942年畢業——編者註）🈴。該組還聘了俞大紱先生主持病理工作，戴才得專攻真菌。該組的小院大體上是長方形🔁〰️，在西邊緊接一個更小的院落，是戴老夫婦二人的小家。東連兩排房，其北第一排有七間，最東是俞大紱的助教王煥如（那時同事都叫他大王）和方中達，王身高體大、面黑、戴付眼鏡，常和方中達一起打籃球。沈善炯和王🥰、方二人同屋，旁邊是沈的工作室🚶，和戴老的研究室相鄰，當時戴老讓沈開辟藻菌研究工作，故能獨占一間🪢。戴旁邊是裘維蕃的研究室🏂🏼，裘專攻大型肉質菌（多食用蘑菇）。隔壁是周家熾、金光祖和我三人住同屋，但金不久就走了🔌，投身革命後改名康迪🔲，後為武功西北農學院院長。再旁邊是俞大紱的研究室🧑🏿‍🔧👨🏻‍🦽‍➡️，其側是他和王⛹️‍♀️、方、尹（見後）三人的病理學研究材料的整理室。那時他們進行昆明主要冬季作物蠶豆鐮刀菌立枯病研究。最西邊有個小門通戴老家，向北又有一小門通俞大紱的小院門口，由此再到生理組小院的西南小門，即婁成後、王伏雄兩家的西側。前一排有中間一間和兩面相對的兩大間，西面一大間是周家熾的工作室兼全組的標本室，那時他正研究白蟻培養的大型肉質菌，有名的雞蹤菌。東面相對的一間面向東北🕠，擺著一臺滑動切片機🤤，那時很寶貴，王伏雄的胚胎學工作，我的杜鵑花維管束連續切片📟，都是在這臺切片機上做的。東屋西側分開一個小圖書館，後戴老已將該組原有圖書從重慶調到昆明🫀，藏書中除有Saccado全套和多種全套期刊，如Bull. of the Torrey Bot. Club之類和不少種歐洲19-20世紀的彩色蘑菇圖譜，琳琅滿目，是一個很精致合用的專門小圖書館🆑👸🏼。戴老給我們開了真菌學課，並讓我做羊肚菌和馬鞍菌的專題，而得以瀏覽一切。中間一小間有我和尹莘耘二人❇️，我的工作小桌朝北、尹的朝東，尹也是俞大紱的助手📥。再南是個空院子和大門，門旁西側又伸出一更小院落是全紹誌大夫管的醫務室🧑🏿‍🎄。當時已把清華疏散到重慶北碚的圖書中，經、史、子🦸🏿、集中文的善本珍本也已調到昆明，放在無線電所和生理組的小院中間一大間裏保存。又研究所在東北郊👵🏻，施家營成立後才搬到那裏。圖書館由馬文珍管理*️⃣🏛，其中還有些小說雜文可以借來看🦠。馬先生長我十歲，身體相當瘦弱，他雅好文藝🌦，和我很談得來，後來他在清華圖書館做編目工作很有成績𓀌，並成為業余詩人，九十一歲終老清華園。“北望集”得朱自清、葉聖陶賞識⛎⇾，其身後所輯成“清華園集詩詞選”中有一首懷念故友的詩句（作於近四十年後）🍌，有“黃昏飯後故人來．．．．．．滿窗明月唱瑤臺”之句🪁，可見他和我過從情景🥤。

稍後陳席山（陳楨）老師在真菌植物病理組的小院東邊自己花錢蓋了個小四合院，他因編寫《高中生物學》而頗有點稿費版稅的積蓄🥟，戰時避亂那就算是最好的了✧。這就是當時大普吉各研究所大致的輪廓。這批建築在清華復員時就移交大普吉農場作宿舍，八十年代前昆大鐵路從中經過，將生理組小院基本鏟去一大半🚴🏿，但其他還完整。到本世紀初，只有我曾住過的那排灰磚平房還在，屬良種選育場🪿，其余全部改為紅磚平房，蕩然無存了♻️。

大普吉是梨園村小壩子東北邊的一個小鎮🛡，當時往北通富民，往西可到海源寺和龍雲別墅（現已不存），其後山有個昆明附近的名勝古跡叫“妙高寺”，大普吉人常於星期日郊遊到彼🧑🏼‍🌾，其山麓丘陵偏東邊🚣🏿‍♂️，距各研究所不遠處👂，有個終年不涸的水塘，比較幽靜，曾有聯大經濟系教授丁佶在其中遊泳💐，不慎淹死👩，得名為丁佶塘。我們讀書會經常在這附近利用星期天💂🏼‍♀️，趁人不註意😽，席地而坐👏🏽，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學習小冊子（如《論持久戰》之類），會員還有城裏的數學系田方增，他一直在數學系辦公室工作。數學系辦公室和生物系的植物標本室斜對面，並和清華農科所昆蟲組正對，那時楊武之先生的兒子楊振寧和領導學運的袁永熙兩人都常來田處🏊🏽‍♂️，來時都要從我主管的標本室辦公室桌前經過，所以我對這二人面熟，然而當時並不相識，姓名都不知。田以外還有化學系的李毓英，後來還有物理系田曰靈👨‍🦲，數學系彭慧雲，彭後與周國銓成為夫婦，但農科所各組只有我和周家熾二人參加。讀書會一直延續到1944年我返城後🤚🏿，部分人如田🤞、彭就和我另組讀書會了。王天眷後留學美國，中間和組織失去聯系，回國後才又接上定居武漢物理所。

後期無線電所還請了範緒筠來參加領導，他是原華中大學物理系教授🕒🛺，與卞彭年（後改卞彭）🏤、蕭之的同校。華中大學內遷到大理喜洲🍛🧝‍♂️，1944年我和生物系助教劉德儀在編寫大理縣誌時曾到過喜洲，並去找過卞、蕭二人🌞，卞彭和範緒筠同我五叔父家有內親關系，故也較熟悉📸，範後轉交大🏋🏻‍♀️。以上是我所知大普吉1941—1944年期間大概的情況。

抗戰勝利後，聯大解散，清華、北大、南開復員🦸‍♀️，於是清華才正式成立農學院🏨，當時已無力量在清華園附近買地新起房子🏌🏿，就借在頤和園東宮門斜對面，滿清接納“內廷供奉”和收藏戲曲檔案的衙門升平署裏👨🏼‍⚖️，接管了幾棟曾系日偽時代農業專科學校的簡陋洋房🧗🏻‍♀️，作為農學院的基地。該院只設四個系🧑🏽‍🚒。農學院包括清華農科所的三個研究組另又增加了畜牧和園藝合成的農藝系。其中園藝學教授沈雋夫婦二人也住北院二號與我這個單身漢共分一棟教授宿舍🧍‍♂️。植物生理系仍由湯佩松領導🎒，時殷先生已出國🏤，婁成後還在🚶，其他都是生理研究組的成員。真菌和植物病理系，仍為戴芳瀾、俞大紱這幫人馬。

再一個就是昆蟲系，由清華農科所昆蟲組擴建，昆蟲組一直沒有到大普吉💪🏼，他們的研究室和工作室就在聯大南區與聯大生物系同一小區當中，和聯大南區各系有相同的大小和結構👩🏽‍✈️。劉崇樂先生主持外，還有陸近仁和他的堂弟陸寶麟，這時毛應鬥和朱寶已先後留學美國🛟，因而姜淮章十級畢業也在昆蟲組當助教，直到他留美之前🙇🏻。稍後還有和後是北大生物系教授陳德明同班畢業的欽俊德👩🏻‍💼。郭海峰於三年助教期滿後，轉甘肅博物館工作。解放後回昆明師範大學於該大學改稱前任生物系主任，到八十歲壽終🚶‍♂️。由於真菌寄主標本和食性專一昆蟲所吃的植物標本都常拿來我處鑒定名稱，故我和他們也都相互熟悉。

農藝系原由清華牛奶場擴建，主任姓許，後是養豬專家，由北農大轉赴東北📼。此時清華農學院和北平農學院合並一起搬到羅道莊即原來北平農學院的院址🛀🏼，今在玉淵潭公園內。清華成立農學院沒幾年也就從此取消了🕴🏼。

此外🙍🏿‍♂️，在大普吉一帶還有兩個研究所，既與西南聯大有關，但又不是西南聯大直屬，其中也有可稱為大普吉人的。一個是在生理組小院西面🏌️，離生理組旁的籃球場很近處有兩列桉樹夾道👽，通另一小院🏌🏽‍♂️，這是前雲南省地礦廳所屬的地質調查所（現是選礦廠），其中有李璞、郝詒純🦻🏼、顧知微三人，都是西南聯大畢業的。李是池際尚的丈夫💇🏽，夫婦都是老黨員，他又是和塗光熾🏌🏻🤷🏽‍♀️、殷汝棠（我的入黨介紹人）、王松聲(1948年前全家曾和我住一套房子）一齊💆🏽，都由延安歸來投入後方工作📏，由於李和胡光世都是“民先隊員”🔼，所以胡介紹我成為朋友之後🍼🍿，過從較多。解放初期，中國科學院組織科學家隨大軍進藏🤼‍♂️，李璞和原在北平研究院✩，解放初由英國回國的鐘補求，都是我出面動員的🧑🏽‍🔬。郝詒純在湯回憶錄中🍼，稱她為排球場上的“靈魂”，然而湯老卻不知她曾是聯大學生會主席，進步社團冬青社的活動分子，是早在中學就入黨的📁，曾幫熊大縝烈士做過地下工作，是個不折不扣的老黨員，後當全國九三學社的負責人之一。郝和顧後來都成為古生物學家，並選入院士行列。李和塗光熾則是貴陽地球化學所的骨幹，而塗也成院士和地學部主任。當時李、郝二人都常來生理組排球場上打排球或籃球。該調查所可能是熊慶來先生長子熊秉信創建的。秉信（清華八級）和我曾在1938年6月合作考察（狹義）昆明四鄉的地質和植物，但他不久早逝🧑‍💻，所以未在大普吉相遇。數十年後，熊慶來的另幾個兒子，包括在法國多年，學美術雕塑的熊秉明又在楊武之的長子楊振寧返昆講學時相遇，當時我正是雲南省科協會長，在宴會上得見熊氏兄弟，才知秉信已早逝去👳🏿‍♂️。秉明則後來為農展館（原科技館）塑造了一個三個詩神“真、善🪯、美”的銅像🚴🏿。

另一個是在陳家營東面河堤邊上📒，有一個破爛不堪的“土主廟”（雲南特有）。大約有一個大殿和對面的小樓，西側還有兩三間廂房🧏🏼‍♂️。那就是1942—1944存在過的當時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辦的中國醫藥研究所🐚。抗戰以後，大後方本就缺醫少藥的局面更加嚴重🧡。教育部長陳立夫一直通曉中醫藥，就讓國民黨元老之一經亨頤的兒子經利彬承辦此事。經原是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長，該所原設在三貝子花園（後即北京動物園）內💯，陸謨克堂（紀念法國生物學家Lamarck)樓下🏇🏿，與植物研究所同一座樓👨🏼‍🦲。但七七事變後🏊，經家在重慶🦗，該所既未遷昆明，圖書儀器也全丟得精光，一點也沒有⇒，怎麽辦呢🎾？他本有妹婿林（後為中科院植物所所長兼生物學部主任🪟、院士），因林原在陜西武功楊陵，後又轉福州任研究院院長，不能到昆，於是托林轉邀我的老師吳韞珍（他倆都研究過菊科）幫助經先成立藥用植物研究室，臨時設在陳家營土主廟內↕️。當時昆明生活已日趨困難，吳師有三子二女🐁，負擔不起，事先將家眷送回老家青浦朱家角，自己只身在昆。為了補充經濟🧌，也就慨然應允。師因見周家熾在雲大附屬醫院割治胃潰瘍成功🧑🏿‍🚒，身體轉好，就也向該醫院求醫，該醫院院長正是法國留學歸國，戴芳瀾先生的長兄，戴練江（芳澄）。哪知戴的手術雖然高明，割治順利🔎，但吳師數年來身體已因貧病交加，遠比周家熾衰弱👇🏿，術後打嗝不止，約十日左右，內外傷口迸裂，轉腹膜炎不治而早逝💊，時才44歲。如果當時有青黴素等藥物，是完全可治的，但由於缺藥，名醫也無可奈何。吳師在術前術後均由我一人照料，也只余垂淚相向而已。吳師故後，只由西南聯大具棺木暫時浮厝在聯大北墻外，送葬時除生物系師生外，還有他生前好友楊武之、黃子卿💡，黃有挽詩，今尚存我處🏄🏿，可是我的挽師五律四章，則於文化大革命前散失。吳師故後👰，在中國醫藥研究所的職務不得不由我承擔𓀙。該組還聘請了鐘補勤🧕🏼，即鐘補求的大哥💻，植物分類學界在中國最早的倡導人鐘觀光(K. K. Tsoong)教授的長子，當時從設在貴陽油渣街的林業部林研所轉來。匡可任系日本北海道大學林學系肄業，抗戰後經屯沖中學轉昆明黑龍潭農林植物研究所🔦👩🏻‍🏫，因與當時所長爭定喙核桃新屬不合，從而轉來。我在西南聯大接替吳師任職時，助教簡焯坡（清華十三級）、蔡德惠（西南聯大生物系1942高材生）也先後來這一破爛不堪的研究所“兼差”🧎‍♀️‍➡️，算是勉強支撐這一個短命的研究所的門面。經所長本人的生理、病理、藥理等工作始終只是泡影🌚。我們在三年中僅在有泥菩薩的大殿中，自寫、自畫📐、自己石印完成《滇南本草圖譜》第一卷，載50種滇南本草中的較有效的草藥👨‍🦽。其中金鐵鎖一種，根名“獨定子”，系雲南名藥白藥中的主藥之一，由吳師和我合定為石竹科的新屬。鐘🧓、匡和匡、簡各做了一次滇東南的植物調查采集，至今標本尚存在北京植物所和昆明植物所🫲🏻。圖譜由石印工人羅某承印於該所解散前。今僅我處存有３本，其余也都散失🪄🤌🏿，其封面標簽卻是陳立夫題的，序實由我作，用所長名義。我當時還住在戴老師的小院裏與周家熾同屋。所以這個短命所裏的人可忝列大普吉人的行列🏊‍♂️。德惠✊，上海人，是西南聯大招考來的1942應屆畢業生🧑🏻‍🦼‍➡️，但早慧卻早夭，大約才過二十一歲🙇‍♀️🍋‍🟩，於《滇南本草圖譜》印出後，就得了粟粒性肺結核入腦的不治之症🌔，歿於昆華醫院。德惠實是親聆吳師教誨的最後弟子，但其畢業論文是我批的分數，今尚存我處🍧🧢。當時昆明尚無火葬設備，是按和尚坐化方式在缸中火化的。當時我先失師，後失弟子的痛苦可想而知。至於簡焯坡的遭遇也是不幸的㊙️，他是廣東新會人🌽🪱，家原是僑日富商💇‍♂️，他擅日語，精於摔跤👩🏻‍🎨。在通縣潞河中學近畢業時🙍，騎自行車沿鐵路到北平，途中被孫殿英匪部“綁票”🦐，轉劫於冀、魯、豫三省，因系學生又被迫做匪部的文書💅🏼，終逃脫後才復學♥️。聯大畢業後留校二年，轉入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與郝景盛、匡可任約1943—46年間，隨所長劉慎諤（士林），借昆明西山華亭寺藏經樓上做研究（此樓後全焚毀）。“阿簡”在復員後回北平在陸謨克堂中，曾掩護我疏散到冀中解放區。此時相依只有一寡嫂。解放後入黨並調科學院部工作，後又回所🌾。如此到文革𓀝，完成了我國藜科研究🥷🏻。文革後調院部做外事工作，手足麻木，沒有註意及時診治，轉為腦血栓🤘🏼，當時又無搭橋手術，致病廢在家過三十年，極為可惜👓。簡🤹、蔡二人和我雖名屬三代🦻🏽，實均系同師摯友🫵🏼。今當“中國植物誌”垂成之際，撫今追昔🎞，真是百感俱集，既深惜、深悲老師和這兩位師弟才學沒有真正展開🚡，又深覺我自己“晚逢盛世”，對健康和光陰的彌足珍惜💂🏼‍♀️。這個“土主廟”雖然小樓已焚毀🍌👢，大殿卻還在，只是改為“大慈大悲”觀音廟了🐂。將近60年的“滄桑”於此可見。

總之，大普吉在當時抗戰中的國民黨統治區足可以稱為學術活動中心之一的⭐️🈚️，植物生理組和植物病理🧑🏻‍🦰、真菌組的活動🟡🚵🏻，具見於李約瑟的報告，和湯佩松先生在科學報連續登載的《為接朝霞顧夕陽》回憶錄之中，無須贅敘。此外只將姜廣正先生文章所未及的提供🕤。如有機緣🏋🏼，將另寫“大普吉人物誌”以充實此篇回憶🤸🏿。

* 作者為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