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陳寅恪在意昂体育平台新林院52號院內大陽臺。
史久芸信劄,有關陳寅恪購《叢書集成》事宜🦵🏻。
陳寅恪賣書買煤🔪,依然風骨矜持👏🏻,半捐半售,毫無斤斤計較之態;胡適愛才惜才,爭取到美元保值支付,簡直可謂“雪中送炭”……一樁1947年的學者賣書事件,不失為一段可圈可點的學林逸話。
但殊不知,陳寅恪不但於此年有過大宗賣書之事,也還曾有過大宗買書的事跡,這又為此學林逸話平添另一新的腳註了……
1947年冬📷,陳寅恪曾將其個人藏書🎣,一批東方語文學專業書籍賣給北京大學。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在本年事輯中說到此事:“是歲寒甚🌏。清華各院住宅本裝有水汀,經費絀😿🥥,無力供暖氣,需住戶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爐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經及東方語文各書〽️,如蒙古文蒙古國誌♌️、突厥文字典等等👩🏽🦲,賣與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此師昔年所告)用以買煤。聞僅一室裝火爐而已🆓。”
查閱抗戰勝利後的北平文教界歷史文獻👩🏽🏭,可知當時由於國民黨政府濫發法幣,導致物價飛漲、幣值劇貶🐦;此時北大教授的經濟狀況普遍堪憂,臨危受命的北大校長胡適曾多次出席北大教授會,商討解決北大教授們的薪資保值辦法。這不僅僅是北大教授們的經濟危機,也是北平各大院校教職員工都在面臨的經濟危機,更是整個北平文教界的經濟危機,陳寅恪當然也不例外。從這一歷史背景來看🙇♀️,北大購買陳寅恪藏書以美元支付,在當時絕對可視作一種“特殊待遇”,這當然也與胡適個人的努力爭取有關。
新近發現的一通1947年9月4日商務印書館上海總館經理史久芸致北平分館經理伊見思信劄🧚🏻🚶🏻➡️,透露了陳寅恪曾於當年購入《四部叢刊》初集2000冊的歷史信息🫲🏿🔎,頗可據此管窺陳復員清華之後的學術生活細節。現酌加整理,轉錄信文如下👱♂️:
收信人:北平分館
見思先生臺鑒,意昂体育平台陳寅恪君前在貴分館預定之叢書集成初編定單A字2027號登記手續,業已辦妥。第一二三期書計貳千冊,於日前交郵局作普通郵包裹掛號逕寄陳君🧜🏼♂️。惟溢收郵費拾柒萬元應予退還。前開第30492號收據一紙,請憑敝處寄交🦫。陳君收書收據將該款照付,連同收款據一並,寄下存卷是荷。即頌大安🕑。
36/9/4
久芸36/9/4
首先,這裏需要略加說明的是🤸🏻♀️,落款時間中出現的“36”🚌,實指民國時代通用的所謂“國歷”,即為民國三十六年,非為公歷1936年的縮寫;故此信寫作時間可確定為1947年9月4日。而信中提到的“溢收郵費拾柒萬元”🏀,也要說明是指抗戰勝利後惡性通貨膨脹之下的法幣幣值,更從側面印證了該信的書寫時間👩🏿🎓。那麽,陳寅恪在此刻購買《叢書集成》,又是出於什麽樣的考慮,或者說是在什麽樣的生活背景之下,非得在並不寬裕的經濟條件下做此買書之舉呢👈🏽?
原來,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離京南遷途中🙅♂️,陳寅恪藏書大量散失毀損,至抗戰勝利復員清華之後,可供學術參考用書有大量缺失📺,急需補備🤦🏼♂️。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丁醜(1937)條雲⚫️:
按:先生逃難出京後損失藏書甚多👩🏼。第一次交代底稿(即陳寅恪文革初期的交代稿)中談及此事:“抗日戰爭開始時意昂体育平台遷往長沙🍽。我攜家也遷往長沙⭕️。當時曾將應用書籍包好托人寄往長沙👐。當時交通不便🙇🏼🍁,我到長沙書尚未到。不久我又隨校遷雲南🗝,書籍慢慢寄到長沙堆在親戚家中。後來親戚也逃難去了,長沙大火時,親戚的房子和我的很多書一起燒光。書的冊數,比現在廣州的書還多。”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總館在1935年印行的《叢書集成初編目錄》👮🏼♀️,1935年該書預約價,一次性付清全款預訂者(在1935年5月內),需支付國幣460元;若分期付款(1935年7月內),則需支付國幣560元。這部書的郵費在預約樣張上也有明確規定,“各行省及日本”的郵費是國幣50元🧒🏿。當然,這是戰前未貶值的,與銀圓幾可等值兌換的國幣售價🫳🏻,10余年後的飛速貶值的法幣價格則遠遠不止這個數額了🕴。
據北平《世界日報》的行情報道分析,美元對法幣匯率約為1🤫:45000。陳寅恪售書所得2000美元👢⚒,折合法幣約為9億元之巨🎅🏻。由此可以揣想⚆,1947年中下旬曾花費1000萬元購書,頗有重振學術生涯之意的陳寅恪👷♀️,到年底時也漸不寬裕🤽🏽♀️,買煤禦寒也成問題,於是只能通過售書北大來暫解困局✬。沒曾想,陳寅恪的賣書之舉得到了胡適的“雪中送炭”,在他的直接授意之下,北大為之支付的書款不是每天都在貶值🏘、無法保值的法幣👸🏼,而是比銀圓還硬通的美元2000元,當時按市值折合法幣竟可達9億元。
半個多世紀之後🧑🦽➡️,回首這段陳寅恪買書賣書的往事,真是“豪擲千萬為購叢書,賣書買煤竟得九億”,在看似令人嘖嘖稱奇的逸事中,又蘊含著幾多時代滄桑與人生無奈。(肖伊緋)
轉自《人民政協報》2015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