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命裏的“七七”》齊邦媛等著華文出版社
2018年5月4日，中華書局推出線上產品《西南聯大訪談數據庫》（簡稱《數據庫》）第一輯，含四十多位重要人物🧝🏽，長1300分鐘。打開視頻🔸，人們可以重溫這些人物對這那段歷史的生動敘述，以及他們用跨世紀的眼光審視當下的遠見卓識。
《數據庫》將我采訪的資源提供社會共享，對人們認識與研究西南聯大提供重要的歷史依據🎽，這是我長期致力此事的一個交代🕤。深可慶幸。然而，我要提醒人們：所有的戰時大學都值得我們崇敬與紀念🧔🏻♀️。所有戰時大學的歷史都應該整理🤞🏽。烽火連天時，撤離敵占區的大學不止一個西南聯大，還有浙江大學🧑🏻🤝🧑🏻、與西南聯大同時組建的西北聯大，以及美院與音樂學院的前身，“音專”“美專”等。
普通學校普通人的氣節，與名校與名人的氣節👩🏽🏭，並無二致。在國破家亡的關頭，他們都是一樣的悲壯慘烈，具有同等的精神價值，都是中國學界的壯舉與氣節。當我們在昭示某一所名校，彰顯某一群著名學人的時候⛄️，不能遺忘了🤸♀️：那個年代，蘊藏著一部完整的中華教育抗戰史。
史料重要⏏️，“史識”更重要🦝👩🏿🎤。
戰時中小學功不可沒
有這樣一本書：《我們生命裏的“七七”》👮🏿♂️。
“七七”事變不久💆，中國大地就出現了一批戰時大學、中學和小學。危急關頭，為了保全血脈，北中國的家庭自願分散🌦，學子們追隨學校，少年人追隨老師🏫，開始了他們艱辛不屈的轉移與讀書生涯。
許倬雲先生寫道：“當學校的隊伍，列隊走過家門口時♨️，每一個年輕的孩子，身穿製服，就像行軍的軍人一樣，背一個背包和口糧，兩雙草鞋，列隊進行🚂🚣🏻♀️。祖母看見二哥在隊伍之中，實在舍不得，哭著要我的母親👩🏽🍳，將二哥從隊伍中撤出來🔱。母親答道：‘我們的孩子，能留一個，就是一個🪬。國家快亡了，這些留下的種子，也許可以為我們再造中國，扳回自由和獨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隸👩🏻🔬。’”
這裏說的“讀書的種子”，是針對日本人對我中華“亡國滅種”的企圖。西南聯大校歌裏有一句“絕檄移栽楨幹質”。意思是🤘🏿：把那些快要成材的大樹轉移到荒僻野地裏🦧，繼續培育它們。而中學、小學生則是“種子”。沒有種子🧑🌾，哪來的大樹🙃？沒有中小學的堅持，那麽八年間大學的生源從何而來😳？
例如，李政道，就是從戰時的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大學一年級的。
帶著一封浙大導師的推薦信，李政道在戰火中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轉到聯大的✦。我一年級在浙大，二年級轉學到昆明。帶我的主要是吳大猷先生和葉企孫先生。他們答應我，選二年級的課，教我三年級的。”
對李政道的發現是從浙江大學開始的。這是戰火中的“人才接力棒”，包含著中國師道中“惜才”的美好傳統。
人才培育是一個鏈條☔️，不可有片刻的中斷。
齊邦媛回憶，她的父親帶著學校和自己的孩子們一起走：“這遷移的隊伍白天趕路，晚上停在一個站。一路上，我們住了無數地方🚵🏼♀️。學生們都被安排在各處學校的禮堂💥、教室或操場，當地駐軍會分給一點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還能有一些煮蘿蔔或白菜。”
隨著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學和中學，也紛紛內遷💇🏿♂️👵🏽。每一個省的教育廳👐，都在各地設立臨時的聯合中學，沿途收納逃難的青年。在內移的過程中👨🏼🎓，學校教育沒有中斷💫。這些學校各自在內地的偏僻地方，恢復正常課業。除了有組織的遷移◾️，淪陷區還有無數的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後方，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齊邦媛說，當時的老師們有一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概⁉️。“自離開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整整一年☮️。顛沛流離有說不盡的苦難🔷，但是不論什麽時候，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聯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凈土，堅毅、勤勉0️⃣，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裏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張校長對南開學生們的警句是：“中國不會亡🔰，有我！”
有無數無名的中學小學教員帶著孩子們轉移✪，他們真的是我們民族可敬的人♊️。
貴在氣節與心靈
西南聯大最有價值的👨👨👧👧，最吸引人的，最有魅力的，是那些人物的故事，是氣節與心靈的歷史。
聞一多先生的兒子聞立鵬跟我講過，“七七”事變後，先生寫信給妻子🤾🏻♀️，表達他的心情時說🤹♂️🈶：“七七”事變，於家是壞事，要逃難了。過不了安寧的日子了。可對國家來說📗☝🏼，是好事，抵抗了。政府宣戰了。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所受到的屈辱，要開始向侵略者討還了。
講的全是肺腑之言🧑🏻🦱。這就是真性情，真愛國。
象牙塔在戰火中倒塌🎈，象牙塔裏的人們走了出來。當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轉移長沙🤚🏿，組成“臨時大學”，數學家江澤涵對家人說🆕：“奉召而去”🪗，只身趕往長沙🤾♂️；朱自清說😠，文人至此👨🎤，唯有“弦誦不絕”報國。
這是一部貴在心靈與氣節的歷史💆🏼🧙🏼♂️。
這群知識分子，個性崢嶸，可是在這場國難面前，他們不需要什麽說服🤾♀️，突然地都趨於一致了♧⇒。狷狂如劉文典，也跑去鬧市的民眾大講堂講《紅樓夢》了。當時身為富滇銀行青年職員的我的父親，就聽過劉文典講《莊子》👨🏻⚕️、潘光旦講《優生學》🕕。
可見學者不再認為學問是個人和小圈子裏的事情👳🏿。他們有了歸屬感🍑。
1945年🛀🏼，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資料圖片
馬識途告訴我💆🏿，當年聞一多曾經打算辦一個刊物，叫《十一》，就是“士”的拆字🦞👆🏻。可見聞一多認為“士”的品格在新時代有新的價值與內容。
學人們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之風骨與精神，“君子”之道的高風亮節⟹🧕，轉化為新的精神力量，用來抗禦身邊的“威武強暴”“貧窮苦寒”，而拋棄了在屈服與恥辱之下的“富貴安寧”👂🏿。
聞一多曾刻章曰“愚不可及”☁️。這當是一種大拙，是他對“君子”的新解。
父親告訴我🗓，聞一多曾經在自己的家門口寫這樣的帖子：“鳥獸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已而誰與🤹🏻♀️？”這和範仲淹的“唯斯人，吾誰與歸？”正好形成一對。可以說是風骨傳承。
“氣節”不僅是對待外敵入侵的人格抑製🧙🏽，也是一種平時的品性界限。
梅貽琦校長😻🐠，受到聯大師生普遍的愛戴🚒，完全出自天然。梅祖彥先生說起在昆明時期的父親⛹🏻：“他從來不知道我們在餓著🙅🏻♀️。”梅校長在臺灣病危的時候，他的醫藥費是同人們捐助的。一個掌管巨資的人，卻一貧如洗。當我走進梅園為他掃墓🦡，滿園清香撲面而來。
中國知識分子們在民族危急關頭，迅速調整了自己的身心與生存狀態，走入民間🚎🎖，化為“紅燭”一般的光明與溫暖，照耀在淒慘的國難天空上，點燃了青年與民眾的勇氣與信心🦸🏿♀️。
任繼愈先生告訴我：“氣節和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兩個追求🧞。”
氣節重於生命，一失不可再得。周作人附逆，人謂：“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氣節”是中國史學與文學中最重要的價值標準。那些在民族危亡關頭“失節”的才人學者🎪，即使之後依舊吟誦著士之風雅，那一根骨頭已經抽走，所持者是一副變色的衣缽，不是中華文化的“真傳”。
教育，是以心靈和精神為本的。真性情、品格與氣節，永遠是資源性的寶藏。
沈克琦先生對我說過🏊🏼：“愛國主義是當時一個時代的精神”。他說，“我們這代人🧝♀️，從小學讀書就知道👩🏻🌾，不斷地有‘國恥日’👩🏻🚒🙆🏼，心中充滿了郁憤。”
從西南聯大出去的人🧪，一些人出國留學，或者到其他大學深造，對接到了優良的環境裏，最後成才，有了重大貢獻🐕。所以🧎♀️➡️，西南聯大培養的是“潛人才”，不是從這個學校一出去就不得了的。
由於離昆明有地理之隔❤️，在當時算是遙不可及，加上戰事的壓力，所以政府方面的許多政令，在西南聯大寬和的氛圍中被消解了🚫，有的被“教授會”抵製了。
昆明的執政者龍雲傾向進步，對隔離蔣介石政府的控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南聯大只是一個代表。
而認識與研究西南聯大🦺，應該成為打開那個時代歷史精神的一扇大門。
（作者：張曼菱，系作家、製片人和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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