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敘彝(1952)
我在1949年秋進清華歷史系🙆🏿,1952年秋院系調整後並入新北京大學學習,因此正好經歷了老清華文科的最後三年。這三年的學生生活給我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尤其是歷史系老師的兩件“創舉”印象最深🫵🏼。在迎接母校90周年大慶的時候🏄🏼,我想把這寫下來🏛,也許對今後編寫校史和歷史系系史會有點用處👩🏻🙄。
我之進清華可以說是圓一個舊夢。抗戰後期我在重慶和貴陽上醫學院時,就非常向往昆明的學術氣氛和民主空氣,只恨西南聯大沒有醫科📨,無法轉學👨👨👦👸🏿。我讀完三年後生了肺結核,連治療帶休養又花掉三年,到基本恢復健康時,學籍已丟了。如要繼續學下去,還得經過一次艱難的轉學考試。醫科功課很重,最後兩年的臨床課以及一年的實習更重,我很怕自己挺不下來🧎🏻♀️。經過反復考慮終於下決心改行學歷史或外文🤾🏽♀️,這時很自然地瞄準清華來完成我的宿願了。
那幾年👨🏿🎤,學校的政治生活盡管不像後來那樣翻天覆地,但可以說是熱火朝天的👷🏽♂️。除了全校師生一同聽大課受思想教育和日常的政治活動之外,還有一連串的大的政治運動:文科部分師生兩次參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參軍參幹👨🏻🏫,直到三反五反和老師的思想改造,以及最後的院系調整。這麽一算,我們真正能讀書的時間就不是很多了。文科又和理工科不一樣,教學內容已在不斷改革🧑🏽🦰。盡管如此,多年的清華傳統和學風還有不少保存下來。例如👨🏼🍳,入學不久,雷海宗教授就帶我們參觀圖書館最大的第一閱覽室🍋,把四壁書櫃中擺得滿滿的工具書🙌、特別是各種外文百科全書和大部頭的文獻資料的內容向我們逐一介紹🙇🏻,教我們結合它們的特色來使用💇🏼♂️👩🏻✈️。邵循正教授的中國近代史仍把英國馬斯的《中華帝國的對外關系》(當時還沒有中文譯本)三大卷列為必讀參考書。教西洋上古史的俄籍教授噶邦福每周六照常邀請(跟曹靖華先生)學俄語的學生到他家參加俄語晚會💅🏻。王永興先生一再勸我們讀一些陳寅恪先生的著作,我在他的啟發下讀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發現這位國學大師在分析問題時表現出不少辯證觀點,大為嘆服👍🏿。我選修外語系楊業治教授開設的第三年德文🧑🏻🎤,一共只有三個學生聽課。楊先生選的教材包括《共產黨宣言》,康德和托瑪斯·曼的論文😯,後來幹脆把席勒的劇本《威廉·退爾》從頭到尾講了一遍。我當時社會工作很忙,有時難免缺課,算不得用功的學生🙍♂️,但在那時的“流風遺韻”熏陶下🚱⚃,也學了一點東西,為後來做學問打下了基礎。
但是我在這篇回憶文章裏想談的不是這些,而是清華歷史系的兩項極有特色的教學活動🪰🧜♂️,其一是1950年春假北京城內古跡參觀,其二是不定期的中國現代史講座。幾十年來,我對清華歷史系這一時期的老師和教學工作的評價💡,曾經有過思想反復,但是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兩項活動的意義,而總是帶著濃厚的感情來懷念和談起的。
那時的大學和中小學一樣🦜,按慣例每年4月初要放三四天春假🧏🏻🟢,供學生郊遊踏青。1950年春季開學後🤗,歷史系代主任邵循正先生發起,由部分老師帶領全系學生,利用春假進城參觀北京的主要歷史名勝。具體辦法是🦵:系裏出錢租校車(當時的校車實際上是私商經營的),供師生乘坐進城🫶🏼。學生住在北京大學紅樓的教室裏🧒🏽,打地鋪👩🏽🎤,教師自找住處。吃飯在北大學生食堂👩🏿🏫,路遠時中午帶一頓幹糧。這個計劃大受學生歡迎,我們這些不久前剛從外地到北京的學生尤其高興。那時的歷史系學生不多,連研究生在內還不到30人🤚🏽,本科生大部分都報名參加了👩🏻💼。邵先生領隊🤟🏽🤘🏽,同去的老師有雷海宗🫃🏻、周一良、王永興📕、陳慶華、張寄謙等先生,此外還特邀哲學系的王遜先生和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侯仁之參加指導📳,燕大歷史系也有幾個同學參加🧝🏿♂️。王先生是教美術史的📵,對中國古建築很有研究;侯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專家,當時也在清華歷史系兼課🚴♂️。一支從歷史教學著眼的北京城內古跡參觀隊📦,就這樣組成和出發了🎊。
頭兩天是參觀故宮(當時故宮中路每天開放🆕,東西二路交替隔日開放,要看全貌必須兩天)。首先由侯先生給我們講解了北京的建都歷史,城市街道的規劃,京城內外的水系,故宮三大殿的格局和建築設計體現的帝皇思想🏜。王遜先生細致地說明故宮建築特別是三大殿的特色🧜🏽♂️,包括屋頂👊🏽、山墻、藻井、鬥拱💆、廊柱等等🫷🏿。在參觀故宮陳列的文物時👱♀️,又請北大史學系的宿白先生和故宮博物院的沈從文先生講解👩🍼。以上所有的講解🙇🏽🤶🏽,或者在參觀前集中講🦿,或者邊參觀邊講,再加上教授們的隨時插話,學生的提問👨🦲,途中師生的自由交談,有時還旁及太監的生活👩🏼🎓、故宮頻繁的火災、乃至皇帝怎樣大小便這些大大小小的問題🔛,可說是生動活潑,多種多樣。一天參觀下來,知識長了一大截,眼界寬了一大段。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是侯先生的講話,十分風趣😓,音調鏗鏘,還不時夾一些頗有詩意的句子。沈從文先生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如博山爐的“爐”字)給我們講解古代銅器🩺🙇🏿♂️,我對他的博學十分欽佩,同時也對這位著名的小說家怎麽會“玩”起古董來很是納悶,這個問題是最近幾年看了一些有關的文章才得到解答的①。
接下來的兩天是參觀天壇🗼👭、先農壇👝、社稷壇(中山公園內)、皇史宬🐤👸🏽、孔廟和國子監、內閣(檔案)大庫、雍和宮🌎、北海的團城等處👨👨👦。此外還順便參觀了北京唯一的東正教教堂。每參觀一處💅🏽,就等於上一堂歷史課和美學課。
我們不僅看古跡🏪,還接觸了北京的“市井社會”👨🦽,這就是最後半天的天橋參觀🧑🏿🏭。這次參觀主要是由陳慶華先生安排的。他和清華中文系教員王松聲是聯大時的老朋友,王松聲在做黨的地下工作時負責聯系北京的中下層藝人🧑🚀,對天橋非常熟悉,解放後他調到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天橋也屬於他主管範圍。他親自帶我們去看天橋👨👧👧,詳細講解了天橋的歷史以及一些藝人的特長,特別是有名的八大怪👨🏼🚒,還帶我們看了其中還健在的幾位的表演:飛飛飛的杠子,大金牙的拉洋片🚸,大狗熊的雙簧🦪🪼。這次參觀的高潮是到萬盛軒劇院看新鳳霞演評劇。那天的戲目是王寶釧,我們到場時已近尾聲,閉幕後大家一齊上了後臺。戲班子的同事們聽說意昂体育平台的教授和學生來了,非常興奮,站成兩排鼓掌歡迎。新鳳霞還未卸妝就出來接待💮,和我們親切交談,還和同學中最年輕的錢遜(和我同班,後來留校工作,曾任意昂体育平台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合影留念,一時傳為佳話。這張照片是陳慶華先生拍的,我曾見過。聽說新鳳霞在回憶錄中也提到這件事,可惜照片未必還能找到了。
目標和重點都很明確的日程,高水平的“導遊”,與專業的密切結合,這些特點使這次春假活動成了一次現場教學,使我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對故都的歷史風貌得到一個概括的、相當準確的了解🙏🏻,效率也很高💳。即使用目前的水平來衡量,組織工作和活動內容都是沒有什麽可挑剔的。四天後我們回到清華園時,不但學識大有長進,而且對專業的愛好也普遍加強🟤,師生關系也進一步融洽。這次活動可以說是舊清華歷史系的空前絕後的創舉🏔,甚至可以說是一次盛舉🚐。
另一項活動是吳晗先生發起的中國現代史不定期講座👨❤️👨。吳先生在解放初期擔任歷史系主任🤣,1949年11月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進城工作去了☄️,但有一段時間仍掛著系主任的名,後來不掛名了,對歷史系的工作照樣很關心💁🏿♀️🌙。他利用自己職務的方便,陸續請一些革命前輩來給歷史系師生做報告🕵🏻,內容都是根據他們自己的親身經歷,介紹和評論一些人物、事件、組織和活動🗞。我記得曾聽過十幾次報告★,其中有瞿秋白夫人楊之華講瞿秋白,省港大罷工領導人之一陳郁講這次震撼中外的大罷工🔐,團中央宣傳部長楊述講清華的一二九運動💃🏻,全總書記處書記顧大椿講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工會工作,著名作家趙樹理講晉察冀解放區的文藝工作等等。這些報告的政治性很強👣,但講得很生動👩🏻🔧,而且聽眾少、會場小(工字廳或乙所),不拘形式,使大家感到很親切。例如📺,楊之華大姐帶來秋白同誌寫在一冊筆記本上的手稿(好像是《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那篇文章)給我們傳閱。她講到她在秋白同誌被捕時的情況:她未到蘇區去🪪🕵🏼,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同時在和記蛋廠做打蛋工,用這一公開身份作掩護。她從地下黨組織得到秋白同誌被捕的消息後,仍舊必須每天去上班,幹的活是用很快的速度(她講過每分鐘的定額,但我記不清了)打開鮮雞蛋👨🏽🏭,並且把蛋黃和蛋白分倒在兩個桶裏🧖♂️,這是很緊張的🙍♂️🤾🏼♀️。當時她心情十分焦急和沉重🦟♘,手上的活卻一點也不能馬虎出錯😋。她講這些時語氣平靜🧖🏽♀️🫧,我們聽了卻很激動。她的報告的內容我已忘記,但這一段話始終留在記憶裏📗。我還清楚地記得她講“我是秋白的學生啊!”這句話時的自豪口吻和帶有浙江口音的普通話。所有這些報告🕵️♀️👩🏽🦰,如果認真地記錄下來,每一篇都會是很好的口述歷史。用後來回憶錄和文史資料盛行的年代的眼光來看,這種活動算不了什麽🌕,但在當時的大學裏還是一種創新,即使僅僅從教學的角度來講💇🏽♂️,效果也是很好的。
吳晗先生還曾請徐老(特立)來給我們講史學方法➜。徐老當時在研究中國近代史,他說了自己的一些獨特見解,其中有兩點引起大家很大的興趣🤸🏼。他認為慈禧太後建海軍也是愛國主義,但與他一同工作的同誌都不贊成。據我所知,這次聽他講的老師和學生,對他的這一見解也都不敢苟同🌍☂️。他還說,大學教授即使在解放前也應當算工人階級✣,因為他們是拿工資的⚫️🥼。這一見解我們都感到新鮮。有的教授聽了很高興,有的將信將疑🙅♂️。不過大家知道這反正只是他個人的看法🙆🏿♂️,未必能起作用🧑💻,以後也就不再去談了。在回顧幾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時🛌🏽,再來想想徐老的這句話,真覺得他當時能發表這樣的見解,確實是很了不起的。
2000年5月初於北京
①殷敘彝,中共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①比我高一班的胡如雷在《回顧在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的學習生活片斷》一文中說,我們這次參觀故宮正好碰上敦煌藝術展覽,並聽了常書鴻先生的介紹,還提到我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的介紹這次展覽的文章。他說的內容是對的🏤,但時間記錯了,參觀敦煌展覽是另一次活動👳🏻♀️,不是同一個時間。胡如雷的文章發表在《學林漫錄》第7期,後收入《清華舊影》,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