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河南省唐河縣城西北部，有一片青磚灰瓦的建築群，不起眼的外型，卻是中國的一片文化高地。這裏生動的展覽能把遊客帶入到真實而又玄妙的哲學天地間，這就是馮友蘭紀念館。

邁進古色古香的紀念館大門，第一進院落正房門口，掛著一副木刻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上聯說的是馮先生的平生誌向，下聯則是馮先生要達到的精神境界。

“舊邦新命”源於《詩經·大雅·文王》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原意為周雖然是歷史悠久的邦國，卻不會在守舊中滅亡，其使命在於不斷革新。馮友蘭先生將其概括為“舊邦新命”，這四個字最早出現在1946年馮先生撰稿的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成為“民族性與現代性”相結合的代名詞，被學界廣泛采用。舊邦新命是中華民族的生命特征，也是馮友蘭先生終生的哲學追求和學術底色。

一

1895年12月4日，馮友蘭先生誕生於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這年，喪權辱國《馬關條約》簽訂，古老的中國進一步墜入苦難的深淵。也是這年，發生了要求變法圖強的“公車上書”事件，尋求民族脫困之路成為仁人誌士自覺擔當的使命。生逢千年之大變局的時代，“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段概括司馬遷治學精神的文字，成為馮友蘭先生一生學術的真實寫照。

1915年，馮友蘭先生考入北大哲學，這時的北大正是中國新文化運動風暴的中心。馮先生晚年回憶說，他在這裏看到了一個學問的“新天地”。這個“新天地”是指胡適在課堂上帶來的“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系統的研究”等西方學術的研究方法。1920年，英國新實在論哲學家羅素應梁啟超之邀來華講學，他希望中國人既不要盲從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動地沿襲中國固有傳統。這種理論後來對馮友蘭的哲學生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然而，西方各種思潮的傳入也沖擊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一時間，“全盤西化”和“文化保守”兩派展開激烈爭論，這時亟須有學術領袖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找到中西文化差異的真正原因。

1919年，馮友蘭先生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導師正是實用主義大師杜威教授。在三年後的博士畢業論文中，馮友蘭先生選取中西十大哲學派別作比較，得出的結論是：人的思想不分東西，中西文化差異不是文化優劣的問題，而是時代的差異。這是當時對中西文化差別最清醒的認識，也是中國哲學史上“比較哲學”研究的最早開始。從此，馮友蘭先生用西學更為宏觀的視角，俯瞰和改造中國文化，“融匯中西、貫通古今”，推動中國文化向現代化轉型，開始了“闡舊邦以輔新命”的一生。

二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國這個擁有悠久哲學傳統、塑造了古老文明的東方國度，正處於存亡絕學之際。1933年5月，長城抗戰失利，《塘沽協議》簽訂後，華北門戶頓開，中華民族危亡到了緊要關頭。這時，任意昂体育平台教授的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第二卷即將完成。他在自序中說：“此第二篇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病時之見父母也。”“銅駝荊棘”的典故出自《晉書》，指的是古人見天下將要大亂，嘆息宮門前的銅駝將流落於荊棘之間，表達了憂國憂民的悲情。

由此也可以看出，馮友蘭先生的哲學從來不是書齋裏的學問，他始終把自己的學問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文化的復興聯系在一起，希望他的書能起到復活民族精神的作用，以應付即將來臨的事變。在這兩卷哲學史著作裏，馮友蘭先生第一次把從先秦到近代數千年來散亂不清、只言片語的思想碎片，用西方邏輯分析的方法，重新整理編織成一片哲學的彩霞雲錦，為苦難的中國人找回了文化自信，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

三

馮友蘭先生“舊邦新命”的學術追求，不僅體現在中國哲學史中，更體現在《貞元六書》組成的哲學體系裏。

1937年，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在民族危亡的關頭，馮友蘭先生於次年在南渡路上出版《貞元六書》（註：“貞元”就是“冬春”的意思，《貞元六書》是比喻中華民族從低谷開始走向復興之際所著的書）的第一本《新理學》，自序說：“懷昔賢之高風，對當世之事變，心中感發，不能自己。”他明確這本書的目的是“以期對於當前之大時代，有涓埃之貢獻”。《新理學》問世之後，被學術界認為是中國哲學復興的標誌，而哲學的復興，又是民族復興的先導。

此後，《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相繼問世，都強調了文化自信，洋溢著對民族復興的熱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正所謂“以誌艱危，且鳴盛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華民族在歷盡苦難後最終取得了勝利。在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中，馮先生自豪地寫道：“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

抗戰勝利後，馮友蘭先生遠渡重洋去美國傳播中國文化。他的英文講稿後來被翻譯成中文出版，這就是當代超級暢銷書《中國哲學簡史》。該書誕生以來，借助法、意、西、南、捷、日、朝、中等二十多種語言譯本，讓它在世界哲學的宏大交響樂裏，第一次有了屬於中國的經典篇章。

馮友蘭先生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諳熟西方各哲學流派，其哲學體系註定是中西融合的典範。如果說中國人因為嚴復而知道西學，那麽外國人是因為馮友蘭先生而知道中國文化。馮先生為中西文化互通互融做出的卓越貢獻，至今無人超越。

四

由於對中國哲學史和哲學的巨大貢獻，1949年馮先生獲得“儒蓮獎”（被譽為“漢學諾貝爾獎”，1872年設立，以獎勵全世界為漢學（中國學）做過傑出貢獻的學者），成為“儒蓮獎”設立一百多年來，第二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耄耋之年的馮友蘭仍念念不忘“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92歲時還寫成對聯，掛在自己書房的東墻上。馮友蘭先生病逝前四個月，150萬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口授完成，為“闡舊輔新”的一生，畫上了圓滿句號。1990年11月，馮友蘭先生逝世，遺言“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再次表達了對民族文化的自信。

如今，越來越多的遊客走進馮友蘭紀念館，感受馮友蘭先生的家國情懷，尋找哲學中的精神家園。在馮友蘭紀念館哲學成就第二展廳的門口，豎立著一個兩米高的展板，上寫幾行大字“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馮友蘭先生終其一生努力追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文化復興指日可待，這也是中國人共同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