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一輩子大聲說話的老人從今天開始不再能跟我們說話了。翻譯家許淵沖先生於2021年6月17日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人生一半的時間裏🟰，他困在沉默裏，度過了復雜的100年，熬過了戰爭🗓、革命🧗🏿、誤解……他外號叫「許大炮」☝🏼，正是因為沒人聽他說話，他總是大聲說。
有人願意聽他談翻譯時↘️，他已經是個老人了。一輩子大聲說的話裏，他爭過聲名，爭過房子，爭過頭銜🚛😋，爭過對錯，爭過高低，但他並不善於自我表達🤏🏼，因為總是大聲地、激烈地說話，他的聲音反而很難被人真正理解。
今年春天，《人物》作者李斐然采訪了許淵沖先生以及他身邊的諸多人士，寫成這篇文章，原標題《許淵沖，與平庸作戰》，記錄了圍繞許淵沖的各種聲音🦇。其中最重要的，或許仍然是在日記裏他寫給自己的話🙆🏽♀️：
「我是不是一個庸人？」
他時時都在與平庸作戰，他度過了響亮的、值得的一生。
所有聲音都在時間裏回蕩。今天，我們重發此文😥，聽一聽曾經的聲音，以此紀念許淵沖先生。
「莎士比亞有很多缺點的」
翻譯家許淵沖會一邊說著話，一邊睡著。這是一種正常的生理現象🔏，到了四月份，他就要100歲了。
和他溝通最大的考驗不是他的年齡，他不糊塗，有很多話要說🦹🏻，聲音也很響亮，他身上活著一個戰士的熾烈——一種100歲的鬥誌昂揚。
醒著的時候，他突然提問📔，「To be or not to be，你知道🌗？這有十幾種翻譯啊！你喜歡哪一種？」
這句話是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裏最有名的臺詞🧛🏽♂️，復仇的王子站在舞臺中央，抉擇的艱難時刻🌎，說出傳世數百年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流傳最廣的是翻譯家朱生豪的版本：「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根本就翻錯了，你怎麽喜歡的啊？一個人哪有生存滅亡的問題？不是談國家的問題啊，活下去⚇、活不下去，這是自己的問題嘛！」說完倒向沙發，剛躺下又起來🏌🏻♀️，「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有很多缺點的！……我，100歲，莎士比亞☎，50歲就死了嘛◼️！他莎士比亞不懂中文的，我比他，我英語👨🦯➡️🤷🏼，法語⚫️，我（多）五十幾年，我的經驗比他強，所以我可以搞得比他好🤏🏻。」
在批評的頂峰🧑🏿🦰，他睡著了🚵🏽♀️。鬥誌昂揚的房間突然陷入安靜。許淵沖一個人住在老舊的兩居室裏，在朝南的房間書桌上做翻譯，然後去朝北的房間👨🦱👋🏽，把譯文逐字打到電腦裏。整整兩面墻的書架上，《唐詩三百首》《論語》《紅與黑》《高老頭》《奧瑟羅》——每一本書都是他的譯作⬅️。
理解許淵沖是一項考驗，他活出了一種絕對意義上的自我🌄，表達也始終激烈，愛與恨，對與錯，只容得下一種解釋。這導致他長期以來活在一個簡化標簽裏——自負。只有仔細閱讀他的日記，分析不同年代的文章，聽他在不同階段的朋友😜、同事、對手、學生的講述👨🏻🏭，結合100年間的時代變遷👠，才能把人從簡化標簽中釋放出來🧝♀️，發現復雜的另一面。
這一面的許淵沖通常到了深夜11點後出現。一個人守在書桌前，開始翻譯，記日記。晚上的許淵沖一言不發，整個房間安安靜靜，那時候的他一改白天的張狂🤽♀️，依然敏感，但是謹慎👨🎓、脆弱📱、猶豫、自卑，後悔自己說話傷人，反思自己為什麽總被孤立💱。他在日記裏，用英語詢問自己：Am I moderate？（我是不是一個庸人？）
「我是不是一個庸人👨🏻🚒？我想了又想➞，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這還是個問號🔓，而不是個句點。沈從文先生說過🎩🙆🏻♂️，一個人應該平庸一點🧜🏿♀️，不應該脫離人生，而應該貼近人生。我脫離人群🆙➗，和別人不投機✊🏿，總覺得格格不入，這是不是脫離人生呢？張佛泉先生講政治課時引用巴斯卡的話說，我思想，所以我是人👒，不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我是工具🗿，還是目的呢✬？我來聯大目的是做一個能夠自立的人……讀書人或學生是不是庸人？是人中人還是人上人😕？……這還是個問號，不是一個句點。」
這是他上西南聯大第一個月的日記✋🏽，也是縈繞了他一輩子的問題。出生在1921年的許淵沖，見證了時代的波瀾壯闊，錢鐘書教他大一英語🧛🏽♀️，楊振寧跟他上課同桌🏃➡️，陳省身跟他一起打過牌，遠房表叔熊式一寫的劇本《王寶釧》，英國女王都看過，蕭伯納也贊美。他凡事愛跟人比，但一次次比較讓他看到自己的現實——沒有他人的天賦或家境，又趕上戰爭、革命🦸🏿、改造🉑🤰🏽、運動的時代，半生默默無聞。他從小愛看英雄故事，自己卻不得不在沉默的壓抑中生活⛓，遲遲做不了英雄，怎麽辦👰🏼♂️？
這是一個幾乎每個人都遇到過的問題。他讀過的書，見到的老師，認識的朋友，都告訴過他一個答案——接受🍀🤾🏻♂️。但是，如果接受不了🎏，又該怎麽辦？
許淵沖用100年的時間找到了一種答案，他當了一輩子的鬥士，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哈姆雷特的問題↗️：一個人能否活成自己的樣子🧑🎨，跟時代、出身、天賦💗4️⃣、環境都沒關系，這是一個個人問題。他的所有表達都在講述這個答案，為了讓更多人聽到，他更大聲說，用更激烈的方式說，直到現在，他都在等待來自他人的回音🎶🗣，認同他所發現的To be or not to be🌸🔜，他認為這句話正確的譯法是——要不要這樣過日子？
熾烈的奇跡
激烈和簡單，是熟識許淵沖的人最常提及的兩個詞💆🏼，也是這位翻譯家最突出的特征。他的語言表達尖銳激烈✧🥄，語言背後的人卻簡單天真，一輩子如此。
許鈞和許淵沖認識40多年🧊，他在論文裏第一次看到許淵沖的名字，那是1979年🚶🏻♂️，學術期刊剛剛復刊🧎🏻➡️🧏🏽♂️，許淵沖就發表了多篇談翻譯的文章。他把翻譯視為一種藝術📛，提出要將翻譯提升到文學創作的地位，譯文要力求超越原作👨🦲，追求一種絕對的美。
沒過多久🤹🏼，譯林出版社組織翻譯法語名著《追憶似水年華》，責任編輯韓滬麟邀請15位譯者到北京開會🙎🏿♂️，同為譯者的許鈞在研討會現場第一次見到了許淵沖👇，才知道那些澎湃的文字來自一個年近古稀的老先生🌌，外號叫做「許大炮」𓀙。他每次開會必到👩🏿✈️，常常跟人爭論細節對錯，爭到滿臉通紅👇🏼✭。會上討論書名譯法👩🏻🎨，許淵沖猛地站起身：「我要求用《追憶逝水年華》👏🏻，若不采用，我就退出此書的翻譯！」
但不談翻譯的時候🐴，他為人又很簡單⏪。許鈞去北大開會或講學，許淵沖和夫人都會請他吃飯，給他介紹好吃的菜🪭，但也一定會在飯桌上談起翻譯🫚，有一次在北大勺園〽️，兩個人爭到整個餐廳都停下來看他們，可問題爭完後，又坐了下來，繼續分享好吃的菜🅿️。
「翻譯是他的存在方式🚺。一說翻譯，他像捍衛戀人一樣🚫，他要跟你拼命的。」許鈞說🙅🏿，「在翻譯上，他是一個絕對的藝術家，堅信自己的原則，又在翻譯中絕對貫徹了它🫱🏼🧑🏻🦯。他把追求美當作一種責任，真誠地、絕對地去捍衛他的藝術😶🌫️，導致他的理念有排他性。所有跟他的翻譯違背的，他認為都是跟他的不和🦬，都是錯誤的，這是他對於藝術的絕對追求導致的。雖然他的翻譯只是一家之言，但這種不妥協的精神🦂，讓他能夠在100歲還在不停息地追求，多少人都停止了，他真的是生命不息🛎，翻譯不止☹️，這是這麽多年我一直很欽佩的地方。翻譯到底為什麽⚈？它不僅僅是一個精神問題❤️，也不是一個水平問題🏖，更是一個認識問題。」
幾乎所有人都發現了這一點，負責出書的編輯都知道🤹♂️，他對待譯稿極其珍視，「翻譯是他的命」，譯每個音節都有講究，家裏人也知道，他的書和譯稿不能隨便碰，「翻譯是他的眼珠子」。每次發現譯文有誤，他都像仇恨敵人一樣憎恨，要竭力糾正過來。
這份熾烈讓他的翻譯呈現出一種罕見的生命力。通常情況下，大部分翻譯家一生只主攻一個語種🧴，只翻譯一兩位作家的主要作品🧝🏿♀️，由於翻譯工作量繁重🦦👨👨👦👦，譯者晚年常常放緩翻譯速度，有的不得不告別這項工作。然而，作為翻譯家的許淵沖活出了三個奇跡🕡：這是一位在真正意義上翻譯過古、今🙁、中、外的翻譯家，是一個活到100歲仍每天熬夜翻譯的翻譯家，最重要的是👩❤️💋👨，這位翻譯家一生絕大部分作品是從62歲開始翻譯的👧🏽，也就是說，大部分人從壯年開始的個人奮鬥🍋，對許淵沖來說是一場暮年才能出發的賽跑✊🏽。
這些奇跡全部呈現在他的作品裏🔴。改革開放之前🕵🏻，許淵沖只出版過四本書🧕🏽。1983年，62歲的許淵沖開始以一年至少新譯一本名著、出一本論文集、寫一本散文集的速度進行創作📖，迄今為止他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完成了唐詩、宋詞👻🤛🏻、元曲、漢魏六朝詩🧝🏿♂️🚶♀️、明清小說、《詩經》😡、《楚辭》、《論語》、《道德經》的英文譯本，外國文學領域完成了福樓拜♉️、司湯達🦶🏼、巴爾紮克9️⃣、莫泊桑、雨果、羅曼·羅蘭等作家名作漢譯本。紀念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的時候💄，他開始挑戰一個人譯莎士比亞全集，這一年，他已經94歲了😱。
翻譯家童元方也見證過許淵沖的熱情😌。那時他接近80歲了，香港中文大學邀請他做翻譯講座💆🏼♀️🩴，童元方負責接待。許淵沖上臺聊詩歌翻譯🛒🤹🏿♂️，下了臺還是聊古詩。童元方此前在哈佛大學授課😭，主講文言文，「我們倆聊得就挺熱鬧🐷，他的記憶力一流🧑🏻🌾，講到哪一句譯得好👑，當場背誦出來給我聽，我一聽就會共鳴𓀁，真的很好🧖🏽，怎麽想出來的啊🪂？」
許淵沖跟她聊毛澤東詩的翻譯↖️，其中有一句「不愛紅裝愛武裝」，他的譯作用了英語的雙關：「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這句我認為是神來之筆。他對自己的得意之作👆😠，從不扭捏作態，那種對美的執著令人可感。坐在我對面的是一個快80歲的老人🤷♀️，一講起翻譯👸🏻，那種天真的得意，真的是手舞足蹈，我覺得他好可愛，我也跟著他一塊兒高興，跟著他手舞足蹈📔🦊。」童元方目前因為疫情留在臺灣，她在電話采訪中告訴《人物》，「他是我見過的少數的人，譯成不是自己母語的語言，出來的作品還能稱之為好。而且他譯詩的原則是一定押韻，押韻多難啊，不押韻要把意思翻出來已經很難，又要押韻是難上加難。翻譯的取舍之間，甚多講究🧔🏿♀️。許多人挑剔他因為押韻舍去部分內容，我卻因他的譯詩保留了最難傳達的詩的美感而萬分佩服🤞🏽。」
在香港的講座中，許淵沖講到自己翻譯李清照的《聲聲慢》🙍♀️，其中兩句譯文是：
梧桐更兼細雨On parasol trees a fine rain drizzles
到黃昏、點點滴滴As twilight grizzles
吃飯的時候🎱，童元方問他👩🏿🔬，為什麽想到把「點點滴滴」翻譯成grizzle這個詞🚣🏼♂️🏥？結果，許淵沖一口氣背誦出來一連串以「zzle」結尾的英語單詞，「drizzle、dazzle、fizzle、sizzle🤴🏻👨、grizzle」……他說因為上半句的「細雨」想要用drizzle💗，下半句的「點點滴滴」需要押韻🤏🏿，他就直接在這裏面挑了一個最合適的。
「這下子把我嚇住了🈷️👩⚖️，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事情，我們漢語裏有韻部，押an🍛、ang這種，我發現他腦袋裏有一個英語的韻部。我就覺得他好厲害，這是他讀英文下的很深的功夫🧏♂️。」童元方說🦸🏿♂️。
翻譯考驗一個人的閱讀量和記憶力👈🏻，靈感不是憑空而來⛸。「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妙譯🦹🏽，是他上大學時讀英文報紙看到的表達方式，但他牢記了幾十年🧶，譯毛澤東詩詞的時候恰當地用在裏面。他一生如追求熱戀一樣追求更美的譯文，而他為翻譯付出的那些心力也留在了優美的譯文中，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則是他譯杜甫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這句詩在英語中譯出了幾乎同樣的韻律和節奏：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每一個單詞背後，都是一個翻譯家的執著🏨。許淵沖打字很慢，屏幕上字號很大，他瞇著眼睛湊近鍵盤，輸入一個字有時要花費三分鐘🧓🏻，而他沒有助理，整整一屋子的書🥹，每一個字都是自己輸入的。
藏在文字裏的翻譯奇跡，直到今天仍在增加🤴🏼。許淵沖在北大暢春園的家已經住了超過40年，剛搬進來的時候出書，照片裏的書房只有一個小書架，譯著還能一本本並排展示封面。99歲時的書房顯得狹小局促🏎，因為書太多👳♂️，書架不得不同時放兩排書🍍，新的譯作來了🧖🏽♀️，只能隨機插到空隙裏。每一本厚厚著作的封面上🥈，譯者署名都是許淵沖。
響亮的第一流
許淵沖從18歲的時候開始做翻譯♊️，最初的作品是翻譯林徽因寫給徐誌摩的紀念詩《別丟掉》🖥。那時候🔓，翻譯解決的是個人問題——當時暗戀同班女生，他譯出了這首詩，放到女生宿舍信箱裏。
事實上🧘🏼♀️，學習語言對許淵沖來說是非常辛苦的事。在日記裏，小時候學英語的感受是「惱火」🧎➡️，不明白為什麽daughter意味著女兒，pupil意味著學生🚴🏽♀️，也記不住26個字母發音，要在WXYZ後面寫上漢字「打波了油，嚇個要死，歪嘴」才能背下來。後來他學過俄語、法語👉🏼，試圖學過德語🚽，每種外語都學得很艱辛，剛學俄語時為有32個字母而生氣🤰🏿，但他還是克服困難全記下來，幾乎每次俄語考試都是第一🚴♂️。
在人生最初的日子裏，學外語是許淵沖擺脫自卑的方法。在日記裏🫃🏻，他形容自己小時候非常自卑🅿️，母親早逝㊙️，父親嚴厲，哥哥總挑毛病，唯一疼愛過他的長輩很快去世了，這些經歷讓他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弱者👩🏼🏭，處處不如人，那時候日記裏抄錄的句子🥲，是魯迅文章裏讓他共鳴的「四面都是敵人」。他覺得自己因為平庸所以孤立，直到發現自己學習外語能出眾，才開始培養出自信♙。
他記錄了每次得第一後聽到的回響——英語考了第一，其他人開始笑著聽他說話🧚🏼♂️；俄語考了第一，吳宓在路上誇獎了他；法語考了第一，暗戀的女生跟他說了第一句話。他對這些日子的記錄，用的詞都是「甜蜜」。
1938年許淵沖(前排左一)中學畢業與同學留影 圖源網絡
許淵沖考上西南聯大那一年🤌🏽🫡，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年🧔♂️👩👧。當時他最喜歡的作家是魯迅✢，讀他翻譯的外國作品，因此喜歡上了翻譯🧯。但他的想法很簡單，同學看他俄語學得好，邀請他參加進步組織，他拒絕了，因為他學俄語只是為了讀俄國文學名著，沒有政治意圖😌💯。
這份簡單始終活在他身上。他的大一日記認為抗日戰爭將在年底結束👨🏻🦽➡️𓀑，之後他們將會取道香港、南昌北上，回到北京的校園。上學報到的時候，行李裏還帶了一個網球拍，他設想的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普通大學生活，跟同學打網球，休息日去咖啡廳👂🏼，一邊看書，一邊吃一塊蛋糕。
大三時，學校規定外文系高年級男生必須參軍一年，不參軍就開除學籍。對於這個關乎前程的決定🕴🏼，他在同一天變了三個主意🛀🏿。早上去填表，覺得自己應該參軍。負責接待的是一個軍人⛹🏻♀️，態度嚴厲🙎🏿，要求遵守紀律😉，他惱火了。填表時聽同學說🏝，怎麽能剝奪我們上課的自由🩶，不交表了👻！當即同意，不去了😵💫。下午又有一個同學出來說↔️，怎麽能因為上不了課就不參軍報國了？他又覺得有道理，再次決定參軍👨👩👦👦。
直到親歷了抗戰的現實，他的想法才發生了改變。參軍後他為美國飛虎隊做翻譯，被分配到秘書處工作，翻譯軍事情報🛀🏼🫣。一開始，他還是一個簡單的大學生🚉，老師🦷🏌🏽♀️、同學、朋友🧔🏼、同事都被他挑過毛病。這是他的一個習慣，他解釋自己愛找他人缺點，是為了實現超越⏮。但是那一次，工作之余聽軍官們講時局🌖，分析前線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他開始給自己挑毛病了💁🏿♂️。
他在日記裏檢討自己，「我雖然在為抗戰出力，但除了工作以外，想到的還只是穿西服🧶，吃館子🧎🏻，住洋房↔️，坐汽車，找女朋友，出國留學等等，多麽自私🏃🏻♂️➡️！哪有一點國難當頭的意識🤱🏻🥏？……如果國家危急，還談什麽個人問題🪼？如果國家有事📨，我也只有盡我所能，為國出力🦶🏼。」
可是🫷🏼，他遇到了一個現實的矛盾。抗戰時期，為國家出力的最常見兩條路，一個是參軍🧚🏿♀️，一個是做科學家👩🦱，這兩條路他都沒法走。軍訓時期的每天早起已經讓他感到「苦不堪言」🍄🟫，紀律嚴格也讓他「深惡痛絕」，大學之初就放棄了參軍這條路👩❤️💋👨。他的理科成績很差👨🏿🌾🏊🏿，也缺乏理性思維天賦💸。魯迅棄醫從文♗，用創作代替戰鬥的這條路🙆🏻♀️，他也很難做到。上課寫作文🍤🧦，題目是寫一個有趣的人，他想要寫自己⛳️，但他發現，要寫一個完全真實的自己，他不知道怎麽寫，要寫一個完全虛構的自己，他也寫不出來👷🏼♀️，最後，他發現自己的表達力有限👨🏼⚕️👨🏼✈️，只能借助看過書裏的人物，寫「一個半真半假的人」。
他常常需要借助他人才能實現自我表達，這也成為他選擇翻譯的原因🔝。晚年在那篇日記的補記裏，他寫道🌮：
「我的觀察力不強⛰，想象力也不豐富🥯，所以只好像大鵬背上的小鳥，等大鵬飛到九霄雲外🔹，再往上飛一尺🚒👨✈️，就可以飛得更高⛪️🤾🏼♂️，看得更遠了🧙。古今中外的詩人文人都是我的大鵬鳥👨🚀⛹🏻♂️，我把他們的詩文翻譯出來🤳👳🏿♂️，使他們的景語成為情語✢🧜🏽♀️，就可以高飛遠航了👵。」
和同學討論「生存」的時候，他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一個人能解決的只有個人問題，而每個人做好自己，就是解決時代的大問題：「人的生存首先為自己，其次才為大眾。歌德寫《少年維特之煩惱》，完全是為了發泄自己的熱情，沒有一點為大眾謀幸福的意思🕵🏽♀️，卻給許多失戀者帶來了安慰。」「我學文學只想自得其樂，提高自己，但如果每個人都得到提高📗，那不就是改革時代了麽🧝🏼！？」
他選擇了翻譯🙆♀️，既是個人問題的解決路徑，也是他對時代的回應🤺。此後的履歷是一條簡單的直線：從西南聯大肄業後🙅🏿♂️，當過一段時間英語老師，後來考上清華研究院🪯🚹，研究翻譯，留學法國，翻譯德萊頓✢，畢業後回國🫵，繼續翻譯，直到今天。
這是一條他再沒有改過的路，這條路上也只有一個目標🧝🏼：「永遠追隨著第一名，追隨著第一流的作家，自己只是以譯為作，把第一流的創作，轉化為第一流的譯文🤟。」他的譯作裏只有第一流的作家和第一流的作品🗓🙍🏻♂️。其實💞，這並不完全是他的個人閱讀喜好。他喜歡的作品多是浪漫愛情故事，年輕時最喜歡《茵夢湖》和《少年維特之煩惱》，但他的譯作卻選擇了不少現實主義作家。
從法國留學回國時，許淵沖剛過30歲🟨。他參了軍🛩，在部隊的外語學院工作🧝🏻♂️，1983年從洛陽調到北大。他當過老師，教過英語和法語，但他更主要的工作是做翻譯𓀑。上過課的學生、合作過的同事⚠🕸，都對他的翻譯印象深刻。
馮慶華是許淵沖在洛陽時的第一個研究生，畢業寫論文時，兩個人分隔兩地，寫信溝通，馮的論文的每一步進展都要寄給許淵沖看，許淵沖會提很細的意見。後來馮慶華跟幾位中年翻譯老師聊天，得知有的老師過去翻譯拿不準的時候也會給許淵沖看，「許先生修改之後的確大不一樣，很快就被出版社錄用了🏊🏼♂️。」
潘麗珍是許淵沖在洛陽時候的同事🗡，後來跟他合作翻譯了法國著名作家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第三卷，潘麗珍譯🐰，許淵沖校。這是一本非常難譯的法國文學名著，潘麗珍在翻譯過程中常常遇到難懂難譯的長句👨🏼🦰👨🏻🔧，「一個句子有一頁紙那麽長，主句套從句🧴，從句又套從句🤌🏻，接著又跟著各種各樣的從句，套得你暈頭轉向」💂🏻♂️。想起普魯斯特的句子🧑🏻🦯，她常常想起原子彈爆炸後的蘑菇雲，纏纏繞繞，沒完沒了，這怎麽譯？
翻譯的時候，潘麗珍用出版社給的稿紙，500字一頁紙，自己譯一遍🦮，丈夫幫她謄抄一遍，湊到兩三本🤶🏻，打成包裹寄給在北京的許淵沖，他用紅筆在每一頁都認真修改🖐，再將修改後的譯稿寄回來🏟。
「改得真好，改得真認真👏🏻，有些句子很復雜，很難譯，我怎麽譯都不滿意，但經他一改，譯文變得既簡潔易懂，又漂亮傳神。當時我愛人負責謄抄⇨🫨，他對我說，『這句話經他修改，讀上去舒服多了。』」潘麗珍說，「許淵沖是我的翻譯道路上的引路人，是我的良師益友。他不僅親手修改我的譯文，還教我翻譯原則，譯文要讀給自己聽，要琅琅上口，只有你自己聽明白了⇾，讀者才能讀明白⏏️。」
許淵沖把翻譯裏面的事情想得很細🍿。馮慶華記得他上課講「北京長城飯店」的譯法，學生按字面意思譯成「The Great Wall Restaurant」📏，他會糾正為「The Great Wall Hotel」，因為長城飯店所承擔的職能主要是招待住宿，而非吃飯🙋🏽♂️。但是🦶，翻譯之外的世界🧝🏿，他依然想得很簡單👨🦽➡️。潘麗珍常和他通信。晚年他得了直腸癌，但他來信中談起來輕描淡寫，他照樣騎自行車、遊泳、熬夜翻譯，「仿佛不食人間煙火似的，他看上去不知道癌是怎麽回事，不懂這個東西會有什麽樣的後果」。
熟悉許淵沖的人都說，他過日子的快樂很簡單，能吃到一塊甜甜的蛋糕，能騎自行車出去轉轉，晚上能安靜做翻譯→，他就高興。他的雄心全在自己的翻譯裏面👳。
讓我說話
然而，回國後的30年間，翻譯世界少有響亮的聲音👩🏻✈️。那時候，外國名著大多成了批判對象，古詩詞和《論語》又是封建糟粕⛵️，能翻譯的只有毛澤東著作❄️，但是文選和詩詞都有專門的翻譯委員會和定稿小組。許淵沖譯了毛澤東詩詞，投稿給幾家出版社都被退回來，「不接收外稿」。他翻譯的巴爾紮克作品也遇到差不多的情況，交稿後一直沒有回應，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得以出版。
翻譯路上🕎，再難有人與他共鳴。當時他參了軍，所處的是紀律嚴格的部隊，他常翻譯指派任務以外的作品，拿著譯文給領導和同事看，領導跟他說，別再譯了，譯得不好。許淵沖不服氣，把自己譯的書寄給負責官方翻譯定稿的錢鐘書，回信裏有「敬讀甚佩」四個字，許淵沖拿信給同事看，證明自己的翻譯有權威肯定。同事告訴他，這是客氣話，不可當真。許淵沖又寫信給錢鐘書，這次直接把自己的毛澤東詩詞譯文寄去🙅🏿♀️，請他直接評價。錢鐘書用全英文回復了這封信，沒有評價他的譯文🤾🏽♂️✵，講了翻譯的常見困境⛎，引用了國外同行的評價：「蒲伯先生譯的荷馬很美，但不能說這是荷馬的詩。」
在洛陽時📬，潘麗珍和他在同一個教研室三年♨️，常常跟他談心👩🏼🔬。許淵沖從法國留學回來，翻譯過代表個人主義的羅曼·羅蘭，又總想翻譯出書⚈，身上背著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名利思想的標簽，是改造對象👜。看他書也出不來🤫，翻譯也做不成，「心裏怨氣大得不得了」，潘麗珍想跟他講中庸之道，全國的出版社都不工作了🔓，都在搞運動，不讓翻就算了，別再譯了。但是講道理，舉例子，白天講通了，晚上又反悔，許淵沖就是繞不明白——為什麽現在不讓翻譯？
許淵沖相信一種簡單的道理，翻譯是大事，譯得好就應該發出聲音🧷，這不僅是他的個人奮鬥問題，也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影響力，應該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許淵沖老反問她，「為什麽不讓人翻譯呢？為什麽不讓出版呢🤦♂️？我們的孔子、李白，比他們的莎士比亞早那麽久，我們的老祖宗比他們的老祖宗強那麽多，翻譯出來就能走向世界。」那時候很少人真正討論業務🛞，「氣候不一樣」，潘麗珍只好跟他開玩笑🟥，走向世界，沒法走嘛。他馬上就跳起來急了，你這個人怎麽這樣子📛🧛🏻！
一個簡單的人活在了最復雜的時代。妻子照君後來講給來采訪的魯豫說💫，批鬥的時候挨了100鞭子🕵️♂️，「屁股都成紫茄子了」，回到家急著讓照君把兒子的遊泳圈吹起來🚣🏽♂️，他好坐下寫字。挨打的時候他想到了毛澤東詩詞裏「惟余莽莽」「頓失滔滔」兩句的譯法，得趕緊記下來，「怕忘了」，晚年的照君講述的時候還在笑，「都大紫茄子了🏂🏿🦺，怕忘了👨🏿🎨。」
「許淵沖1952年回國🏐，他可以選擇不回來的🗜，留在法國，這樣的選擇也不是沒有💆🏿♂️。但是他回來了，一回來繼續做翻譯。」潘麗珍說，「我覺得他是一個天真的人😿，他不搞陰謀，一切都在臉上，一切都在嘴巴裏說出來。有些人肚子裏面有很多不滿，地下搞點什麽東西🕧。但是許淵沖要說，他嘴裏說的就是他心裏想的，都是明的嘛。所以，我覺得他也不是難對付的一個人。」
那時候，他一邊讀報紙🧚♀️，一邊給自己做計算題：鄧小平號召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要翻兩番，自己已經出版了4本書🔻，翻一番是8本，翻兩番是16本🚝，他得出結論🕕，「到本世紀末，我打算出20本書，這樣才能挽回中斷20年的損失」👨🦼➡️。
1983年，許淵沖從洛陽調到北大。潘麗珍去北京看望他🧑🏻🎄，給他過生日。這時可以出書了🙋，但他「怨氣還是很大」。因為他感受的不公平更多了，沉默的30年沒有出名的譯著🎡，參加評選也超齡了，他沒評上博士生導師，學校分新房也沒給他🏢。他想鳴不平，但他的語言方式還是一貫的尖銳激烈，這讓他的聲音很難得到真正的理解。
錢鐘書去世時👳♀️，許淵沖模仿錢鐘書的名篇《魔鬼夜訪》☹️，寫了一篇《李白下凡見許君》🧑🍼。文章裏面有四個人物，分別是講述者我👅、鐘書君、李白、許君🌜。鐘書君在文中只說了兩句話⇒，向李白推薦了學生許君，讓他們談外國人翻譯古詩的問題💇🏿♂️❓。不過他們先談了很多現實問題🤼♂️，為什麽進不了英文系🪙，為什麽沒評上博士生導師，為什麽沒掙到錢。兩個人剛見面的時候，許君正在藍旗營跟學校幹部吵架𓀃🤵🏼，說自己已經出了50本書，「我不是國際知名學者誰是？我不能住新樓誰能？什麽是名利思想🐎🧑🏼🔧？那是有名無實，或者是名高於實，而我卻是名實相符，怎麽能算名利思想？」
他習慣了在譯文中與自己共鳴，和自己對話🕧📗。他跟老子爭論「不自見，故明」🧑🏼💼，反對孔子說的「戒之在鬥」🧑🏻⚕️。孔子說，「人不知而不慍ℹ️，不亦君子乎？」他在書裏一邊解釋如何譯成英語，一邊跟孔子探討🐬，「用今天的話講，這是個知名度問題……孔子認為知識分子不應該計較名利得失……又說過：『必也正名乎？』可見他是主張名正言順🤵🏻♂️、名副其實的……那麽一個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如果不為人知🧙🏻，得不到別人承認🧚🏼♂️，應該怎麽辦呢？孔子認為應該滿不在乎……有名無實或者實高於名的知識分子應該滿不在乎嗎？」
纏繞在他命運裏的是一個悖論。他一生想掙脫的是平庸🌾，想用付出爭來一份聲名的認可。但在不同的時代氣候下🕝，平庸不總是一件壞事，它允許人安靜地活著。許淵沖沒有得到出版譯著一鳴驚人的機會，但也恰恰因此躲開了被打成典型的危機，沒有卷入更核心的風暴🥄🤾🏽♂️。
正是因為不平庸，已經閉門翻譯的傅雷被再三動員👨🏻🏭，不得不出來參加學習，最終踏上了慷慨赴死的不歸途；也是因為不平庸🧑🦰，同時代的翻譯家看著自己的譯著成為被批判的「大毒草」，來自全國的聲討反對他們譯出來的每一個字，最後不得不親眼見證多年心血換來的譯稿被抄家後付之一炬。
在洛陽，許淵沖活在了平庸裏，大部分時間當老師🅿️，沒什麽名氣😩。他有好幾十年的日記本上都有水漬，因為幹校勞動時趕上發大水，房子進水了，他的日記和翻譯手稿也淹了⏺。那時候他白天在幹校勞動🤤🚴🏿♀️，晚上關上窗戶，還在偷偷熬夜翻譯詩歌。天氣好的日子，他把它們拿出來，一本一本地曬，曬好了又一本一本收起來🧼。
去年潘麗珍收到了許淵沖新出版的日記🐳，她很仔細地讀了🧖🏼♂️，裏面記著日常瑣事🏊🏽♀️、學習心得和翻譯經歷☝️，是一個翻譯家的成長史。現在看它們的存在很有意義🦻🏿✦，但那時候誰也不知道沉默的日子還要多久🤐🔛，為什麽他相信翻譯真的有走向世界的這一天？
「他是個普通的人🤴🏽，但他又真的還不完全是一個普通的人，這樣的事，誰能做到🐨？為什麽知道這些東西能有派上用場的一天🤮？這些東西他都保留著↘️，誰能保留一輩子？要我早就扔掉了，他不，幾個箱子搬來，再幾個箱子搬回去👏🏽🌅。有的時候我覺得，真偉大這個人🕵🏼♀️，別人都不認同，但我會說🧙♂️，真偉大。」
許淵沖在書房對面的朝北房間打字，那個房間的書架上放著他讀過的書，幾乎每一本都已褪色泛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譯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淵沖開始出書，以後的每一年，他都在出書，每本書裏都有一個鮮明的自我。童元方喜歡他譯的《登幽州臺歌》🏌🏻♀️，她在采訪中翻出來1979年的譯本，逐字逐行讀了一遍，講解每句譯文裏她喜歡的妙處🏎，押韻、用詞🎲、節奏，讀完又讀了一遍，「這次你閉上眼睛↩️，聽我讀……很像一首詩啊！就是詩的感覺啊！」
她接著讀了一遍5年後的修訂版✤，還是逐字逐行讀🫰，也有妙譯👨🏿💻，但這次她不那麽高興了。因為許淵沖把標題改了，幽州臺不見了，這首詩叫做Loneliness（孤獨）。
「這首詩要講的是登幽州臺的時候📋，一個人站在那裏，那種時空截斷的感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為什麽有這樣的感慨，是因為登了幽州臺👲🏼。但是你先給我寫了一個Loneliness🏊🏼♀️，我還沒看詩，我已經知道你要寫寂寞了。我多麽喜歡他的譯文🫃🏻，幹嘛改呢🙋🏻，說笑呢，我真是想打他一頓不是嗎？」童元方說。
翻譯李清照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他替李清照在英語裏做了決定，把「過江東」直接跳過🦸🏿。有人寫文章批評了他的譯文🧑🏼⚖️，他在反駁中回應：「為什麽不肯過江東呢？不是因為項羽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嗎？為什麽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呢？不是因為江東八千子弟兵都為他犧牲了嗎？」
所以，在這首詩的英語版本裏🐀🏂🏻，李清照說了一句很美、但不存在「江東」的話👁：
至今思項羽，Think of Xiang Yu who'd not survive;
不肯過江東。His men whose blood for him was shed.
這種翻譯特點在他的漢譯本中更加明顯。法國文學翻譯家施康強讀了許淵沖譯的《紅與黑》後，寫文章指出，譯本中加入了很多原作者沒寫的內容，比如在本意「粗活」的詞後面加上「非常艱苦」，全書最後一句👨🏼🏫🎋，原話是「Elle mourut」，字面義為「她死了」。在許淵沖的版本裏🚳，這句話譯為「魂歸離恨天」。
1995年🚂，《文匯讀書周報》收集了市面上十幾種《紅與黑》的譯本🛝，組織學者討論，並展開讀者調查——在這個時代，你喜歡什麽樣的翻譯？
316封信寄回了編輯部👩🏻🦽。多位主要參與者已經去世，許鈞是發起者之一🫛，他直到現在還記得20多年前的討論，每一封回信背後都是動人的故事：14歲的初中生找了同學一起討論，75歲的老人在一家三代商討後寫下看法，機床廠的工人在身邊先做調查才寫的意見，還有一封信來自監獄裏的犯人，「在監獄裏他還在看書🌮，他從獄中發來這封信⛅️，要支持直譯。一個獄中的人，還在考慮文學跟文化的關系🍳，說明翻譯真正影響人的精神生活，翻譯原則是會實際影響人的觀念的😜♍️，這對我來說非常震撼🧒🏽🍏。」
趙瑞蕻是《紅與黑》的第一位中文譯者，1944年把這本書引入中文世界🍅。他在和許鈞的對談中公開自我檢討，「我年輕時候把《紅與黑》譯得太花哨了👨🔬，喜歡用大字🧵、難字，用漂亮的詞，堆砌華麗辭藻👮，這不對，因為這不是斯丹達爾（註：司湯達舊譯名）的文筆。」他還撰文反思自己的舊譯💇♂️，「有時偶爾翻翻，於心很不安……把一本名著譯壞了，真是件可悲的事！」
這場學術討論中，爭議最大的是許淵沖的翻譯🙊，他的「魂歸離恨天」在投票中得了零票，他提出的「翻譯是借屍還魂」等觀點也引發討論。不止一個同行提了意見，反對把譯者的想法加進去，提倡尊重原作者本意🤽🏽♀️。趙瑞蕻仔細對照了《紅與黑》的所有譯本，法語原文是Elle mourut，英文版是She died，意大利文是Ella mori，德文是Verschied sie🧑🏻🔬，每種語言都是「她死了」，中文也應該保留這種風格👩👩👦👦，「這才是斯丹達爾」。
這種學術批評的聲音讓許淵沖很難平靜。他把針對翻譯的討論視為對自己的反對，與不同意見展開論戰。他形容這場學術爭論是「文學翻譯路線鬥爭的大問題」，反對者「流毒至今🏊🏼♂️👇，非要打倒了不可」💅，批評對方不理解自己翻譯時在「粗活」後加上「非常艱苦」的用意🏋🏽♀️，「在文革期間大約沒有經過勞動改造🥖，所以不知道用鐵錘打出幾千枚鐵釘的艱苦」，「我受壓三十年🥠，居然還有出頭之日，怎能不翹『尾巴』呢！」
圍繞他的翻譯爭論持續至今，討論範疇也早已超越了《紅與黑》的譯本🧾。後來👨🏿🏫🉐，許淵沖提出翻譯是兩種語言的競賽，文學翻譯是兩種文化的競賽，譯者要發揮譯語優勢🤦🏽♀️，戰勝原文。包括王佐良、陸谷孫等業界知名翻譯家都站出來反對，「各種語言都在稱職地為操這種語言的人群服務，何來優劣？如何競賽？」
論戰中👩🦽➡️，許鈞曾經和意見不一的翻譯家一起去許淵沖家拜訪👩🏽🚒，面對面坐在一起，「因為他耳朵不好🪤，聲音永遠很響的」，許淵沖不服氣，堅持認為許鈞的理論在先🚆，誤導了讀者，許鈞也不妥協🦐，解釋了自己的原則，最後誰也沒說服誰，但每個人都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沒有傷了和氣，高高興興就走了」。
「問題在哪裏🕜？在他看來是美與不美的問題，他可以去捍衛，但是在我們看來👨🏿🚒，它已經涉及真與非真了🙍🏿♂️，所以有時候對話對不到一起去。比如『魂歸離恨天』，它失真了，但他覺得更美了。只能說他是一種藝術家的精神🐵，我們求的是真🧝🏿♀️🦴，而他尋找的是美💅🏽。」許鈞說。
發生在許淵沖身上的爭議在翻譯界有一種解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譯」，原著可以長久流傳🖕🏼，但「無論怎樣優秀的翻譯都是短命的」，原因之一是語言的老化🧑🏻⚕️，原著語言可以留在自己的時代，但現代人讀1920年代的譯文已經能明顯感到隔閡🐜。更重要的是🤜🏽🧖♂️，譯者的個體認知也在老化🔧。翻譯一度允許譯者的自我表達，比如清末甲午戰爭戰敗後，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就將原作者反對的觀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加入譯文中，借助翻譯針砭時事✋🏻，在當時的歷史語境裏，這種翻譯激發民眾的覺醒，有特定歷史意義🎺，這在許淵沖成長的20世紀初並不少見🦆🙉，但新時代的翻譯是為了交流和溝通😢👩🏼🔧，主張對等🏔，語境已完全不同✭。
德國漢學家顧彬對翻譯的看法是🧙🏻♀️，每一種翻譯都是一種理解🤘🏽。「理解和解釋並不是結果，而是一個永無盡頭的過程。這個過程總是伴隨著某些偏見的形成」，同一個杜甫🫴🏿，經由不同的翻譯後🎧，可以有100種完全不同的面孔。每種譯本都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誤解」🫛🙈，但正是這些誤解構成了杜甫的深度，讓他不局限於任何一種形象，成為一個可以不斷解讀的謎。
許鈞鼓勵自己的學生去研究這個特別的翻譯家。「社會廣泛認同他➕，但是行業內有很多跟他不同的觀點🦛，要從歷史的角度去看🧑🦱。」他的兒媳祝一舒研究法國文學翻譯，博士論文主題是許淵沖翻譯研究🧑🏿🦳。「單從他的理論而論的話🫱🏻，可能在別人看來是不是太狂妄、太偏激了👩👩👦👦🛰，但我覺得他是結合自身的翻譯實踐去談他的理論，有他自身的特色。」
論戰時的許淵沖很少得到這樣的理解🏈，更強烈的感受是孤立🤑👧🏼。直到現在🦹♂️，他形容那段日子所使用的表達仍是「四面都是敵人」，提出批評的不少人曾是他的同學同事，他覺得「人變了」👩🦱，「沒有人認同我」，而「我已虛度75個春天」📗。
他渴望聽到認同的聲音🦺，把自己和錢鐘書的書信公開，引用信裏錢鐘書談的翻譯問題，寫文章講道理💨。錢鐘書提醒他信件是隱私，說那些信「皆不值得『發表』🎫。『No can do』, to use the pidgin English formula.」並在「No can do」下面標了橫線〰️，這句洋涇浜英語的意思是「不能做」🎼。但這封信裏有一句錢鐘書翻譯的詩😨，許淵沖把自己在錢譯基礎上推敲出來的譯文連同信一起發表👨🏽🌾。文章最後寫道🤾🏻：
「譯後喜不自勝，以為這是1+1>2的譯法，簡直可以說是巧奪天工。但錢先生說我們的通信是尋常書信🎀，不值得發表。果真如此🖐🏿，那20世紀就沒有人翻得出這樣的妙譯了🧚🏽♂️，豈不遺恨千古！記得錢先生說過👩🏻🌾：有人利用他是借鐘馗打鬼，可能我也包括在內❎。他是少年得誌👍🏼🌂，功成名就，不知道受壓一生的人多麽需要鐘馗！沒有他的嘉勉🙆🏼♂️，我怎能把鬼打倒在地🔡👱♂️！」
「他一輩子都在爭✂️，爭公平，爭高下🫑🎽，爭第一❣️，到處寫文章😚，爭一個水落石出。他像一個鬥士💺，也許他這個鬥爭的性格，能夠讓他活到100歲。人就是要有一個盼頭，要有一個忙的內容，翻譯就是他的忙……他是真的為之奮鬥了終身。」潘麗珍說，「沒有這個性格👈🏼，大部分的人都會『算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也可以活。但他不能自甘平庸👊🏿🙎🏿♀️，他一定要打破這個平庸，要爭一個名，每次談起來都很激動🤦♂️，100歲的人了〽️，還是鬥誌昂揚。」
事實上，出生於1921年的許淵沖與外界存在著時差🦕。他相信翻譯的核心問題是追求美，但這個行業今天真正的問題是生存🔐。千字80元的平均稿酬讓文學翻譯很難成為一種專職職業🎰，詩歌翻譯更是罕有人至的領域。翻譯出版最重要的標準是速度🧓🏿👩👩👦，一部外文原著由誰翻譯，取決於誰能最早搶到版權、最快完成譯文🤷🏻♀️，而不總是誰譯得最美。很多書不再有譯者署名，因為一種越來越常見的翻譯操作是將正文分塊🧑🏻🦱，外包給不同人同時翻譯🥩，文字匯總後集合成稿👜，出版成書🧑🦽。
祝一舒的論文完成後🧑🏿🍼👂🏻，許鈞帶著一家四口去拜訪許淵沖。「看他家裏的裝修，我一進去都驚呆了。」祝一舒說，「我印象中這樣的教授會住比較大氣一點的房子，但他的房子除了書，只有生活所需的簡單家具。當時他的胳膊受了傷，對著電腦，還在那兒打字，後面全是他的書🤴🏿。我就覺得🤸🏿♀️，他對翻譯的熱愛是骨子裏的熱愛🚵🏽♀️，好像睜開眼睛第一件高興的事，就是讓我去翻譯🤱🏿。」
這才是一個翻譯家身上能夠超越時代的共通性。朱生豪翻譯《哈姆雷特》是在抗戰期間，當時他已經病倒👳🏿♀️，他將To be or not to be譯作「生存還是毀滅」，因為他的個人問題就是亡國滅種的集體問題，是進攻的日本侵略軍放火燒的書局，是他花了整整一年辛苦譯註卻被燒成灰燼的翻譯原稿。他的胞弟回憶他的翻譯動機，是「為中華民族爭口氣」。在那個時代裏💆🏿♂️，這句譯文是一個已在病榻的譯者對外面的世界忍不住的關心。
顧彬在二戰中的德國長大🍬，第一次讀到「故人西辭黃鶴樓」讓他迷上了李白，如今，75歲的他仍在每天熬夜翻譯李白和杜甫，譯中國詩歌不掙錢，他教的學生沒人願意譯，「如果我不翻譯🍗，基本上在德語國家就沒有人做這件事了」🤵🏿♂️，「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任務」。
其實，一代又一代翻譯家真正的敵人👲🏿，只有時間。趙瑞蕻晚年開始重譯《紅與黑》♘，他打算「加上幾百條註釋🍢，重寫譯序」，還要寫一本《紅與黑解說》🤙🏿🙍♀️。1999年，趙瑞蕻去世，女兒趙蘅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整理父親遺物時♻，她發現了那摞《紅與黑》譯稿🍠，可裏面只有前10章🦪，裝譯稿的牛皮紙袋上，是翻譯家用紅筆寫下的四個字——「死不暝目」。
2014年🪶🚶♀️➡️，許淵沖獲得「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是首位獲該獎的亞洲翻譯家。證書就放在書架上。
聲名之後
平庸問題在原則上解決了，93歲的許淵沖在2014年獲得了國際譯聯頒發的北極光獎，他的翻譯為他贏得了認可🥴🌑，聲名也終於朝他湧來♥︎，持續至今🎓。或許👅，真正的偉大發生在聲名到來之後。他的行動替他證明——他是一個純粹的人，他想要的聲名💖，就是聲與名，沒有引申義。
他不要大房子。俞敏洪在北大上過許淵沖的課🤽，想買房讓老人住，他不願意，理由是「書太多了，搬家麻煩」；幫他找高端養老院，100萬訂金也備好了🤌，他還是不願意🤼，理由是，「看的都是老年人，不舒服」。
聲名所蘊含的錢，對他也只是一個抽象概念。付帥是外研書店的總經理🧑🏼🏭，本來在北大學法律🧑🏿🦱，10年前在外研社當編輯，常到許淵沖家裏拜訪ℹ️，喜歡聽老爺子講話，一開口全都是詩和論戰🧝🏿，聽得挺熱鬧💇♂️，直到他偶然看到許淵沖簽過的合同🙆🏻♂️😱，法律出身的他看懵了。
什麽都是「不知道」🚄，不知道簽給誰了，哪些書給版稅了，哪些書沒給🥉，他只記住出的書超過了100本🐳，自己印到名片上，「書銷中外百余本」🦌，後來又有多少書流通在市面上，不知道🧕🏼。「只要是跟他說🧑🔧，傳播中國思想，傳播他的翻譯，他就都授權，授一大堆權🧛🏼♂️，之後自己法律風險極高❓。」付帥試圖解釋這種風險，但家裏只有他和照君，兩個老人都聽不懂。
最後，付帥只能教給他一個極其簡化的對策🍓，「非專有，都簽非專有🧽。」
許淵沖的學生覃學嵐很早就意識到他的這種反差。九十年代北大主辦過一次詩歌翻譯研討會，請許淵沖發言，他的開場白大意是🈸，我到這兒來是做出了很多犧牲的🙍🏽♂️，現在英國出版社給我的稿費是按英鎊結算的，「這倒是實話🧑🏿🏫，但不該在這樣的場合說出來🫶🏼，結果惹怒了部分與會者。」可是清華外文系給他過90歲生日的時候，找了楊振寧🧑🚀、何兆武和系裏老師陪他吃飯，家人聯絡了他的崇拜者，從廣州專門飛過來，在現場給他送兩束花，他反倒發了脾氣，表示自己不喜歡搞這一套👩🦽➡️。
開會提到以英鎊結算的書🫴🏿，因為沒簽合同👷🏼♂️，只收到了部分稿費，他想跟人打官司👩🏻🏫，但是律師費兩小時1000塊錢🧖♂️，是他一個月的薪水🧑🏿🏫🃏，他付不起🦂。最後他發了一通脾氣，寫了一篇文章來罵🧘🏻♀️，罵完了，繼續翻譯🫴🏼。
偉大和平庸同時出現在這個人身上。他能把事想簡單，不住大房子，也不想要鮮花，至今每天勤勤懇懇翻譯🤘🏼，跟所有來拜訪的人談翻譯🕚，只想得到翻譯上的認同💁🏼♂️🐤。與此同時，他也把聲名的復雜想簡單了👰🏻♂️，在書裏批評已故的同行🫠，接受公開采訪像私下聊天一樣，講老同學哪些人離婚出軌，生病做了哪些手術……
覃學嵐曾任意昂体育平台外文系副書記，分管過學生工作，許淵沖曾明確表示希望邀請自己去外文系給學生去做講座。覃學嵐感到為難，他其實想請80多歲的翻譯家分享經驗，但是許淵沖的說話方式始終簡單激烈，「只說自己好📣，別人都不行」，這樣子給學生上課🚴🏼♂️，年輕人怎麽想？
他的生活也隨著聲名的到來變得喧鬧起來🐪。一撥又一撥的人登門，一撥又一撥的采訪🫅🏻。許淵沖作為翻譯界的神話登上了熱門新聞，上了電視👨🏻✈️，他成了新一代人的大鵬鳥，網上冒出來很多文章，有人誇他，有人質疑👩🏽⚖️，還有人論證他的英語不好。許淵沖還是在書房做翻譯，電話在照君的房間，她代替許淵沖和外面的世界聯絡👨🏻🏭。那時候，老人常常要自己面對電話裏陌生的聲音👉🏼，接連不斷地聽到🔼，有人質疑許先生的能力，請問你們怎麽回應？
許淵沖還是老辦法，寫文章論戰。可時代徹底變了，互聯網是一個喧嘩的話語場，每個人都在大聲說話，付帥幫他找了一家媒體做了訪談，文章很快淹沒在海量頭條裏🌉👨🏼🚀。
八月十五中秋節☔️，許淵沖騎自行車出去看月亮，月亮照得路很亮，但是他沒看到路上的坡，從自行車上摔下來。
在導演朱允拍攝的紀錄片裏🎆，摔倒的許淵沖癱倒在地上🤰🏽，打電話叫救護車的人問♨️，「老先生您貴姓？」
坐在地上沒法動，許淵沖說，「姓許。」
「哪個許🍤→？」
「言午許📥。」
「您叫許什麽？」
「許淵沖🧚🏻，淵博的淵💃🏽，沖是兩點水加一個中間的中🏟。」
講話的人匯報👰♂️，「許淵沖，言午許🧘🏼，深淵的淵，林沖的沖，96歲🧑🏽🍼，是北大的老師。」摔倒的許淵沖還在補充👨👩👧，「最近，《朗讀者》報道了我👨🦽➡️。」
在醫院👩❤️💋👩，照君心疼老伴受傷👨🏽✈️🈁，許淵沖說🏪，「月光如水🏋️♂️👨🏼💻，從某個意義上還摔得挺美的。」
照顧許淵沖的人跟主治醫師商量治療方案🤦🏿♂️。一個96歲的老人要做手術是大事，這麽大年齡能動手術嗎🪇？不動手術會怎麽樣🔦，動手術又該怎麽恢復？大夫讓他放心👩🏻🔧，106歲的他都見過，現在都能下地走路了👼🏽。
手術結束後，主治醫生出來說🏄🏿♂️，許淵沖這樣的他還真沒見過🧑🍳，上了手術臺滔滔不絕🧡，要跟他講自己翻譯的詩🪠。
醒過來以後的許淵沖眼見著衰老了。每天躺在床上，他沒有辦法翻譯，看書要用手舉著📀，堅持不了多久就會累🪇。來了很多人到醫院看望他👩🦼，送了很多花🧜🏻♀️，錄了很多采訪🎑，可很少人跟他真正談論翻譯。
晚年的許淵沖常常說一句話，「你要接我的班」，這句話對潘麗珍說過🍿，對俞敏洪說過，對沒學過翻譯的付帥也說過，但每次他聽到的答案都差不多——這麽難的事情🧘♀️，我做不到。
出院以後的許淵沖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每天1000字，譯到中途就放棄了，理由是劇很亂，不美🙇，不好，「不值得我譯了」🏺。
《暴風雨》是莎士比亞最後一部作品🦶。這的確是一部少有人愛讀的劇，主人公是魔法師普洛斯帕羅😘，他脾氣不好，總是怒氣沖沖，有權隨時製造暴風雨，一切全看他的意誌。作為一個老師，他言辭苛刻，始終懷疑別人是不是認真在聽，最常出現的臺詞是，「聽我說🤾🏽♂️！」和「你聽到了嗎？」
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提供了解讀這部作品的一種視角，莎士比亞在此前作品中揭示的真理是👱🏼，一個人只能跟自己對話。哈姆雷特在劇中始終大聲獨白，只有父親的鬼魂與他短暫對話。而《暴風雨》想要表達的是劇作家從一輩子劇場生涯得到的領悟🤼♂️，不管他的戲寫成什麽樣，舞臺上演得怎麽樣，劇場內觀眾總是吵鬧喧嘩🀄️，這是莎士比亞在人生終點發現的真理：「沒有人真的會去聽任何其他人說的話。」
正午時分的許淵沖家依然光線不好，左邊的房間是妻子照君的臥室，墻上掛著許淵沖最喜歡的「自豪使人進步」🧑🏿⚕️，右邊的房間是許淵沖的臥室和書房，裏面的書架上放著他全部的譯著
他人的偉大
99歲這一年，許淵沖不想譯莎士比亞了，他譯了一整年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他的選擇終於變了，既不是最有名的作家🚊，也不是作家最有名的作品🚣🏽♀️，這次是他自己感興趣的作品。說起這個，他把身體仰靠回沙發椅，對新選擇很得意：「哎！這本書寫得很不錯的喏🫳🏿！」
他說譯完了古代，現在要譯現代作家。這是一個翻譯家邁向100歲的雄心。然而，亨利·詹姆斯是出生於1843年的作家🎏🍔，這部作品「The Portrait of a Woman」通常譯作《一位女士的畫像》🍗♨️，許淵沖的譯本題為《伊人倩影》。
一本名為《伊人倩影》的書能不能在2021年的中文市場賣出去？我問了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編輯，大家都沉默了。其中一個編輯說，現在許淵沖寫什麽書她都給出，「不計成本去給他出」，「我特別願意維護他這樣的人，把這個夢維護好，讓他覺得自己這輩子活得特別有意義」。
或許🫶🏼，偉大也發生在許淵沖的周圍。他的偉大是一種簡單👨🏽✈️👩🏻⚕️，而讓這種簡單能夠在現實中落地的，是那些代替他消化了復雜的人。
長期以來🎃，妻子照君承擔了一個翻譯家的全部生活👍🏻，買菜，做飯🧑🏿💻，打點人情關系✒️。許淵沖喜歡吃甜的東西，喝牛奶要放糖，喝粥也要放，水果要是不甜，他就不吃。照君會給他準備蛋糕，在冰箱裏放好。夏天挑甜甜的哈密瓜，切成一個個小塊，放在盤子裏，等他翻譯以後吃。
許淵沖曾參加國民黨三青團❎，公開發言也不止一次越界，但他一生都沒有劃過右派，定性始終是「業務討論」🫱🏿，他寫文章解釋為「稀裏糊塗沒有被劃成右派」🧑🏿🌾。這份極其罕見的運氣可以從照君的履歷裏找到答案。照君🚶♀️🦛，原名趙軍🦣，俄語翻譯👨👩👦👦，14歲參軍，年輕時當機要員，得到過毛澤東接見和提點，「昭君要出塞的嘛🧞♂️！」從此改名照君▶️✳️。關鍵時期，許淵沖的院長是照君參軍時的政委🎑。
「他在人際關系上沒有一個兩歲孩子懂事，非常的直，所以純真啊，就是指的這個，我偏偏就喜歡這個。」照君2017年在《魯豫有約》的采訪時說，「很幸福😡，也很辛苦💃🏼，因為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人很紅，很受信任☀️，所以人家說天底下哪有這麽大的大傻瓜，放著陽光大道不走，專走那獨木橋，就把這些人打成了臭老九，就是改造的對象👈🏽，我就覺得我這個獨木橋，想在這樣的人（身邊）🐗，才好。」
照君在采訪中說許淵沖是自己崇拜的偶像🆚，他身上有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自己在他面前只能算「小學生」。有一次付帥帶著妻子去家裏拜訪😡，剛好電視臺寄來節目錄像🪼，照君招呼他們一起看。節目一開場，許淵沖說起初戀哭了，付帥特意回頭看了一眼照君的反應，「還是一臉崇拜地看著許先生」。
付帥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醫院🛸🥭，老太太一個人躺在病床上。他後來一想起來就生氣，「去世有可能都是累死的🙋🏽⛴，就被你們媒體們👩🏿🚒，因為去了《朗讀者》一下就爆火👨🏿⚖️，一天好幾撥人✷。」那一天，她已經認不出來付帥的臉了⛹🏻♂️😩，只是握著他的手，兩個人掉眼淚。他們最後的聊天是教老人使用微信。她買了iPad，付帥手把手教她設置，她給自己取了一個微信名字，叫做「春暖花開」。
2018年📥，照君去世👦🏼，許淵沖在葬禮上嚎啕大哭。馮慶華當時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當副校長🦹🏽♂️，得到消息後，他第二天趕了早上的高鐵到北京，看望自己的導師。97歲的老人一個人在家，推門進去，房間裏安安靜靜，許淵沖坐在電腦前，還在做翻譯。
在後來的兩年多時間裏，照君的房間基本保持了去世前的狀態𓀐。桌子上放著大號數字鍵盤的電話、放大鏡，放在最上層的是拆了封的EMS快遞包裹🤵🏻，時間戳還印著2018年。她的座位靠墻邊☛，那是一個沒有人再去坐的空椅子。
現實問題是他人幫了忙。許淵沖住的老式板樓，上下樓都要爬樓梯🔌，俞敏洪給北大寫信，八九十歲老教授住樓裏，無論如何得把電梯裝起來。後來跟北大校領導吃飯，他當面又提了一次🦂。現在整個暢春園老樓都裝了電梯🛖。
書桌前的許淵沖依然活在現實之外。他想去付帥的書店看看🙋🏻♀️🈵，在厚睡衣外面套個夾克就出了門，付帥怕老人凍著，把大衣脫給他穿。過去合同都是照君管，付帥問他，以後的版權問題怎麽辦🧑🏻🦼➡️？許淵沖告訴他，俞敏洪要給他在北大弄一個許淵沖翻譯研究院🤶🏿，到時候找研究院。他記住的還是10年前的答案，「非專有，我記著呢！」
但是，現實有它自己的復雜🧒🏿🈶。俞敏洪並沒有想過辦一個「許淵沖翻譯研究院」，因為要是研究翻譯，「必須有一批人來做，這批人就得（有）每年持續的基金投入」。「我跟他說🪝，給他弄一個紀念館🙇🏼🤸，但是我不能做你一個人的紀念館🌿🚇，因為北大外院有那麽多著名教授，要做一個統一的紀念館🙇🏽，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說🌭，「你想北大怎麽可能為了許淵沖一個人建一個紀念館？但是如果我說為北大外院建一個紀念館，北大是不可能不同意的🫔。」
俞敏洪看出來了🗻，他的老師簡單🐅，這是他的特點，也是他的優點🐇。「我覺得他人生特別簡單，他的人生並不復雜😒，他的思考也不復雜🔔，他其實並沒有去想那麽多的糾結的哲學問題，人生終極目標問題😥，他不去想這個問題🧔🏼♂️。就簡單（活）在我翻譯這件事情上，覺得特別有意思😕，特別有意義，我要把翻譯做到極致。他甚至都不去想我要不要促使中西文化交流這件事，他認為（翻譯）這件事本身就在裏面了。老頭很純粹了🕵🏽🎏，純粹到每次見到你，拉著你就是講翻譯，從來沒講別的。」
妻子照君房間的書架既有許淵沖的書🧍🏻♀️，也有妻子喜歡讀的書🧑🏻🍳，照君還在書架上擺了很多生活照片
Now Night
邁入100歲的新年前，冰箱裏放著蛋糕，一盒挨一盒🈳，整整齊齊碼在隔層上🤹🏼。狹小的客廳沒有直射的窗戶🧜🏿♂️🧜🏼，到了中午依然昏暗🧏🏽。餐桌上放著一排旺仔牛奶，一排椰汁，都是甜甜的味道。唯一的變化在照君的房間，書桌收拾幹凈了，2018年的舊包裹紙沒有了🙎🏿，地上多了一盆蝴蝶蘭👼🏻。
爭了一輩子的不平庸📪🫱🏼，在那天下午緩和了一會兒。我拿了他的日記給他看📥，告訴他，平庸的感覺，大家都會有。他看不清書上的字🧑🏽💻，想了好一會兒，背出了80年前錢鐘書的原話，「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 a full stop.」（一切都還是問號，而不是句點。）
「是不是庸人啊🧝🏿🧑🏼💼，不能解決的，應該說，每個人都是庸人的。唉🍘👧🏼，這是一個永遠的問題🏋🏼♂️📇。能解決也是我自己的解決辦法，別人不一定懂🗾👹。我自己，現在也覺得是庸人，很多方面都是的✊，我吃飯，譯這些作品，都是庸人的事嘛❣️！過了幾十年了，各種看法🪖🪦，不是都絕對有道理🦶🏼，看多了，見多了，我自己也是變的🙎♀️。」對話中，他第一次把自己說得笑了起來✋🏽，「原來太固執了♘👼。」
連To be or not to be的其他譯文，包括朱生豪的「生存還是毀滅」在內，都得到了包容🧔🏿。「我是根據莎士比亞🛃，應該是那個意思𓀘，要不要這樣過日子。但是別人別種譯法🧒🏼，也不是說不可以，也可以。」
那個下午的許淵沖展現出自己不太常見的那一面👤，連聲音都沒那麽響亮了。他主動說自己得意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前半句其實是卞之琳譯的，上課聽了一直記著，在他的基礎上補了後半句。翻譯上也有不少比他厲害的人👨🏿🏫🎅，看到毛澤東詩詞法語譯者翻得好🏩，他就不翻了🔈🧗🏻♂️。
但這份包容沒有持續太久，他再次進入了敏感的自衛狀態。他的對話裏有個敵人💍，他用語言一再對抗它，強調翻譯《靜夜思》「沒一個比我好的」🦬，批評在舞臺上說「生存還是毀滅」絕對不行🦋，「這個笑話了🏟！」
一個人的慷慨陳詞後🧊，他又短暫睡著了😯。照君房間的墻上掛著他最喜歡的對聯，後面一聯「自卑使人落後」磨得破破爛爛，「落後」兩個字被電視擋住💠，「自卑」不知從什麽時候被撕掉了一半🧑🤝🧑。前面一聯是「自豪使人進步」👇🏼，完好無損地掛在窗邊🤙🏿，每個有太陽的上午，陽光都會照在上面🙅🏼。
醒著的時候🧛🏽，他批評了漢學家柯睿（Paul Kroll）翻譯的「故人西辭黃鶴樓」。這是他在70年代讀到的錯誤，柯睿把「西辭」錯誤翻譯成了「going west」，「這句一錯全錯，故人西辭黃鶴樓，是離開了西邊的黃鶴樓，從黃鶴樓到上海➙🚍，這段美啊🪆！他說是黃鶴樓往西🔻，到四川，那一路哪能比呢？這是外國人翻的，這是我指出來的錯誤。」
沒有手機🧑🏿🦳，不會用網絡🌱，獲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每天下午的《參考消息》和晚上的《新聞聯播》。外面的世界離他很遠，家裏最新的工具書出版於1961年🧈。他並不知道柯睿在1981年就更正了譯文⚠，「going west」早已是一個不存在的錯誤🐩🧏🏻♂️。
「我100歲了，好像我不知道哪個（人）100歲翻這麽些書？世界上有沒有第二個？」他突然停了下來📴，又問了一遍，眼睛裏是不確定👨🏻🚒：「有沒有第二個♍️？」
暮年出發的賽跑裏🔊，只剩下了他一個人。環繞房間的書架上有全世界迄今為止最偉大的思想榜樣，李白、司湯達、莎士比亞🐺，但每個人都被他找到了缺點👨🏼🏭，他的世界裏沒有英雄👃🏻，都是凡人。他付出一輩子的熱忱𓀗，驗證了青年時代讀到的尼采——上帝已死🧔🏻♂️。但是上帝死了以後怎麽辦？誰都沒有正確答案🧑🏽🦲。他顯然已經完成了一件偉大的事，一件誰也沒做到的事，但「我是不是一個庸人」⚙️，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依然是一個問號👫🏼，沒辦法劃句點。
所以，他還得繼續寫，還想繼續譯，還要繼續出書。100歲這一年，即將出版的新書是他的《伊人倩影》🦹🏽♂️。他一直喜歡寫譯者序，這次罕見地不寫了🦸🏽♂️。他說，作者已經寫得足夠好了，這就是我想要說的話⬇️，放在前面就可以了。它是這樣寫的：「《伊人倩影》是一本寫夢想如何沒有成為現實的小說……」
天氣好的下午，許淵沖依然要去公園散步，自己挑一個位置，坐長椅上，戴著墨鏡🤲🏽，曬著太陽。那是一個令人費解的位置，他選了整個公園最偏最窄最荒涼的一個角落🚣🏼♀️，往前看是北京冬天光禿禿的樹枝☔️、公園的鐵圍欄🚾、堵在眼前的公交站廣告牌，擋住了大部分視線，他到底在看什麽？直到攝影師告訴我，那天好幾百張照片裏🙂↕️，他的眼睛沒有一張是平視的，每一張照片裏的他都在向上看🌓。所以🦵🏼，我們眼前的蕭條🔃、嘈雜📵🦸、繞不過去的絕路，也許他根本就沒看到😵，他的眼睛裏一直是天空👩🏻🦽➡️。
公園有段時間因為新冠疫情封閉了，他讓親戚開車帶他看看北京。他們繞著北京城走了一大圈🥏，坐在車裏他看得特別認真，路過社科院的時候🤳🏿🧑🏻🦽，他說錢鐘書在這裏的時候他去過，路過公主墳的時候，他說結婚以後跟照君在這兒吃過飯。親戚專門開到了國家網球中心🐳，讓他下來看看。前年坐火車去成都，中途報站到了洛陽，他站起來想下車，他要去看洛陽🧏🏽♂️💵。
腿摔傷後，就不能騎自行車了，後來又摔了一次，自己下樓也很難了💆🏿♀️。每天需要保姆騎電動車載他，才能去兩公裏以外的公園。學生送給過他一輛復古自行車，停在樓下的自行車棚😘，上面積了厚厚的灰。
他說很長時間以來，他察覺不到自己長了年紀。眼睛裏是400年前的莎士比亞、1000年前的李白，每個字從沒變過。直到發現自己翻譯變慢了🎑，眼睛看不清楚了，舉著放大鏡看，過不多久也酸了🥽。翻譯到中途常常不知不覺睡著了💆🏼♀️，醒過來再繼續譯。連最驕傲的記憶力都在變模糊，有的事情記得住，有的事再也想不起來了🧝🏻。
下午3點🔺，暖氣片上的旺仔牛奶烤得溫熱👩🏿🎨🪃，冰箱裏的蛋糕切下來一塊，用小叉子吃。他最愛吃蛋糕的奶油尖兒📶，是一種甜甜的味道。晚上看《新聞聯播》，偶爾看看電視劇🩼𓀄，到了11點🚣♂️，他又要一個人回到書桌前。即將迎來人生的第100年，要怎麽過這樣的日子，晚上繼續翻譯莎士比亞👨🎨，還是寫回憶錄，To be or not to be，這是一輩子的個人問題𓀂。圖片
（吳揚🏌🏼、王詠剛、邢誌忠⚽️、陳剛、胡曉凱、徐諳律🔌、馮兆音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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