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任繼愈

2016年4月15日是任繼愈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日。國家圖書館將於當日在北京舉辦任繼愈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暨學術研討會𓀒✋🏿。國家圖書館並於今年初發起征集參會論文或紀念性文章，在此我們刊發其中的兩篇📡，以表對作為文化巨匠、學術宗師的任繼愈先生的深切緬懷之情。

任先生是國家圖書館的館長🤞，但館裏的同事們很少稱任館長，大家都習慣稱任先生。因為大家覺得，館長只是一個行政職務🦒，而任先生對於大家來說⛳️🪢，不僅僅是一位領導，更多的是一位可敬可親的導師🦹🏼‍♂️、長輩。

任先生擔任館長，按分工主要是把握國家圖書館的辦館方向、人才隊伍建設，至於具體的日常管理工作，則由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館長負責。

辦館方向🧛🏽，實際上就是國家圖書館的定位。國家圖書館的到館讀者在全世界國家圖書館中是最多的🖥💅，服務面在全世界國家圖書館中也是最廣的，這當然是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特色和成績所在🧖🏻。但是，任先生常常為此感到憂慮，憂慮的出發點不是國家圖書館的讀者太多了、服務面太廣了，而是通過這個現象，他感到我國圖書館事業與發達國家圖書館事業之間的差距。因此，他總是在各種場合🏊🏿、通過各種機會呼籲🤶🏽🕗：希望國家和各級政府加大對圖書館事業的重視和投入，多建一些社區圖書館，讓那些本來應該在社區圖書館接受服務的讀者免去舟車之勞，不要僅僅是為了一本普通的圖書、一本常見的期刊而都“擠”到國家圖書館來，既為普通公眾提供方便🧵🌺，也為國家圖書館“減負”☞，讓國家圖書館集中精力更好地履行國家圖書館的職能⚆。

每年新年，國家圖書館照例要開一次離退休人員的茶話會🅾️，許多老同誌趕來就是為了見一見任先生，向任先生問問好🤙🏻；國家圖書館也要開一次全館員工大會，任先生總要講講話，每次講話都不長🤥🦸🏻‍♂️，講話的風格也都基本一樣：講一個小故事、一個笑話，說明一個大道理👨🏽‍🍳。有一年的講話主題是談圖書館的服務📂，話不多，任先生半開玩笑地說：館裏博士論文閱覽廳墻上鐫刻著趙樸初先生題寫的《離騷》中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意思本來很好，但我每次看到，心裏總不是滋味🎻🍻，我在想🍣，要不要把這個換換🤽🏼‍♀️，因為它總是讓人產生聯想，似乎在批評我們讓讀者為了找一本書、一冊期刊而感嘆“路漫漫其修遠”，為借一本書🏢、一冊期刊而上樓下樓求索無門🫎。大家在一陣笑聲之後留下了許多思考。還有一次，也是全館員工大會🚵🏼‍♀️，該任先生講話了💧，話也很短✪👨‍👩‍👧‍👧，內容與會議的主題也沒什麽關系，他突然說✍🏻：世界上最值得敬佩的，要數中小學老師。為什麽🗿？因為每個中小學老師都希望自己的學生今後能夠超過自己🦩，他們會為學生的一點成績而高興不已📸，也會把學生的成績看作是自己的成績📟。這與有些大學老師不一樣🕕，生怕學生超過自己。最後一句話點題：希望在座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同誌向中小學老師學習🛃🏓，要註意培養年輕人。

任先生是國圖的館長，也是全國圖書館界的一面旗幟。任先生非常重視國圖與其他圖書館之間的關系。在他從館長職位上退下來時，與館班子成員有過一次集體談話🎺，話也不多，他說💆🏻‍♀️：各位館長都有很豐富的經驗，以往的具體工作都是你們幹的，我很放心，沒有什麽要交待的，只有一件事要特別說一下👷🏿‍♂️：周部長在主持館裏工作期間🧑🏻📫，曾立下了一個規矩𓀊：兄弟圖書館的館長們到館裏來參觀、辦事㊙️，無論大小⚁，只要有時間🖕🏼，都要見見面🫄🏻，一起吃個飯💇🏻‍♂️。希望今後把這個傳統堅持下去。國圖的事要靠大家支持，要與兄弟館搞好團結，共同把國家的圖書館事業搞好。任先生這話其實是有感而發的。聽人說🧑🏿‍🎄，以前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這兩個大館的關系並不太好🧑🏻‍🎤，任先生在1987年擔任館長以後，很快就去上海🚴🏽‍♂️，登門拜訪了比他年長的顧廷龍館長🍳，兩位老人握手言歡，從此🏊🏽‍♂️，兩個館來往交流十分密切。1998年顧廷龍先生在北京兒子家故去，國圖特地在館裏設了一個靈堂，供在北京的朋友後輩吊唁，這恐怕也是很罕見的事了。任先生的字寫得很好，很有筆力，且有自己的風格，因此許多人都找他求字🧑🏻‍🦱🚰，我也求過👩🏻‍🦱，但沒能得到。不過🙅🏻‍♂️，只要是圖書館來求字，任先生幾乎是有求必應，並且絕不收潤筆🫐，所以國內很多圖書館（有的還是規模很小的圖書館）的館名都是任先生題寫的。一天晚上😏，山東省圖書館趙炳武館長突然給我來電話，說是新館修好後，省裏要把在大明湖公園裏的老館拿走另作他用，館裏希望借助任先生的影響（任先生既是國家圖書館的館長，又是山東人，山東省的領導是很尊重他的），向省政府反映🌴，建議留下大明湖老館作為古籍分館。省政府很快就要決策，事情緊急🙎🏻，因此任先生的信最好明天就能寫好寄出🏢。這樣倉促，對任先生有些不敬，希望我先代為疏通說明🏘。第二天一大早，我趕緊去找任先生，任先生什麽話也沒說，馬上就寫了一封信，並鄭重地蓋上自己的印信。後來，聽說大明湖那處館舍給山東省圖書館留下了🏂。像這類事情是很多的。

任先生既管大事，也管小事、具體的事🎲，有些小事後來也派上了大用場，解決了一些大問題。

2001年，我剛到國圖，分管善本部和古籍館。一天，任先生特地把我叫去，說：國家圖書館收藏了很多名人手稿🚋，管理製度比較嚴密🐙，書庫的條件也不錯，只是有少數手稿需要特別註意。巴金先生曾多次捐贈手稿，但有一些手稿是用圓珠筆寫的，你找圖書保護組的同事研究一下🙇‍♂️，看看有什麽好的辦法防止圓珠筆筆跡褪色和洇浸。接受任先生的任務後🩲，我馬上找善本部和圖保組的同事研究。這還真是一個難題📛，因為迄今為止，在全世界圖書檔案界都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最後🟤，圖保組提了一個方案✮：在每一頁手稿之間夾一頁無酸紙，以防洇浸𓀏。另外🌯🕜，做一批好點的書匣，把手稿與周圍環境稍微隔離一點，以緩減空氣中有害氣體對圓珠筆筆跡的影響。此後不久，發生了巴金先生贈書流失事件🧧，當時巴金先生家屬及一些學者都耽心手稿是否安全，結果我們把巴金先生手稿保護狀況的照片給巴金先生家屬看，巴金先生的家屬看到國圖對保護巴金先生手稿是非常用心的🀄️，心中的怒氣也就消了不少。

2002年5月，周紹良先生病了，亟需一筆錢🕵🏻‍♂️。周家曾經是很有錢的👊🏼，解放以後🙂🧏🏼‍♂️，出於愛國之情，周家將幾乎所有的資產、文物及古籍善本等都捐給了國家，其珍貴藏書多數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倘若換作金錢，不啻以億萬計🧝🏻。誰曾想，周紹良先生晚年體衰多病，又不願向國家伸手🌻，因此決定將自己因研究需要而收藏的一批拓片出讓🫲🏼，委托中國書店辦理相關事宜。周紹良先生是當代研究碑帖的大家，編有《唐代墓誌匯編》，所藏拓片質量很高，特別是其中有一部分為章鈺四當齋舊藏（此前章鈺四當齋曾有過半數的拓片收藏於國圖）。一位日本學者聽說周先生有意出讓，開價160萬元，並馬上趕回日本籌資，許以三日之期🎡。此事被白化文先生得知🌳💂🏽‍♀️，古道熱腸的白先生趕緊將消息告訴任先生，希望任先生出面，想辦法🐉，既不讓這批珍貴的拓片流落國外🧕🏿，又能解周先生燃眉之急👩🏽‍✈️📢。任先生不顧年高，立即驅車去通縣的雙旭花園周宅拜會老同學☂️，周紹良先生則以實情相告，提出願以100萬元讓與國圖。從周宅回來後，任先生把我叫到辦公室👨‍🌾✌🏻，說：周家兩代人愛國之情，世人共知，國圖受惠最多🪦😑。現在周家有困難，得趕緊想法解周先生的燃眉之急。至於購買程序中操作方面的困難🕋🦻🏿，我們自己想法解決🤸🏽‍♂️。中國書店彭震堯經理聞知此事後，免收原來代周先生整理編目的相關費用，天津圖書館陸行素館長慨然決定悉數購藏國圖多余的復本，在各方的努力下🧙🏻🚴，此事終得圓滿解決。

國圖文津街老館以收藏古籍為主🦻🏻，建築古香古色👨‍👩‍👧‍👦，環境非常優美🏅。從2001年開始的文津學術講座更是蜚聲遐邇📠。任先生從一開始就十分關心、呵護，不僅給這個系列講座取名“文津講壇”，題寫了匾額👮🏻，又請朱家溍先生親自設計匾額樣式🤴🏼。任先生自己提出，每年至少在文津講壇上講一次。任先生還親自出面，邀請到了華君武、王蒙、厲以寧、張豈之、秦伯益等先生前來演講💁。每逢著名學者到文津街老館講演，不管風雨🚌，無論寒暑🙋🏼‍♂️，他總是親自到場🧗🏼，坐在聽眾席上聽講。我們都知道，這是任先生在為文津講壇“助陣”。

任先生是一位很細心、時刻想到別人的老人♒️。每次上班時🧑🏽‍🎓，他都不讓司機把車停在辦公樓的門前👩🏽‍🚒，而是早早停下🧔‍♂️，他自己多走一段路。因為他發現👉🏻，如果車停在門前，會對進出上班的員工稍有妨礙。在他從館長的崗位上退下來的大會上，他說了一段話，至今讓許多員工感動不已：“我到國圖擔任了十八年的館長，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沒有做什麽，我記得只有一件事是我做的：剛搬進新館辦公樓時⚡️，門口的玻璃擦得很亮，好多人沒註意，往往會一頭撞上去，有一次還傷了人。我發現這個問題後，讓後勤的同誌在玻璃上貼了幾條彩條🧎🏻‍♀️‍➡️，讓人知道這是一扇玻璃，從此後就再沒有發生撞門的事了。”

任先生從2009年3月住進醫院，很快我們就明白，任先生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因此去見任先生的時間比以前更多了🛀🏽。有時談學術🚣🏿，有時談學林掌故，有時談館裏的工作，有時談社會問題🙅🏻‍♀️。在諸多社會問題中，任先生最關心的是教育問題🚌。

有人說，知識分子精神主要體現在對社會、對現實的批判上。這一點，在任先生身上體現得非常充分⏯。作為一位歷史學家，任先生非常註意觀察👮🏿‍♀️，既關註社會中存在的普遍現象，也關註一些具體問題；作為一位哲學家，任先生善於在紛繁復雜的表象中提煉出帶有規律性、實質性的東西👂🏼。因此，對於社會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現象，任先生知道得很多🧏🏽‍♀️，分析得也很透徹👰。譬如說學術界一些抄襲📌、剽竊行為，任先生會通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博士學位論文中所反映出來的實例來加以批評😶‍🌫️。在分析當今教育製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時，他又提出了像重建考試製度、設立“國家博士”學位製度等建設性方案；在批評當今社會重經濟🧟🫵🏼、輕文化的傾向時，他自己身體力行，直到生命的終點還在從事文化建設的工作，他說：“文化建設，首先要有文化的積累。現在的青年人讀古書已經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裏找。後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們花費更多工夫。在這方面，我們這一輩人還有一些優勢。我們多做一些工作🌾，後人就能省些事。”因此任先生對於館藏文獻的整理傾註了很多的心血，像《中華大藏經》、文津閣《四庫全書》、《永樂大典》⛹🏽‍♂️、館藏敦煌遺書、館藏西夏文獻以及其他古籍的整理🎃、出版等等都是在他的關心🏫、指導甚至直接主持下開展的。其他如“樣式雷”“北堂藏書”等專藏文獻的保護、整理💂🏼‍♂️，他也十分關心，常常過問。

許多人都知道，我是任先生從四川大學調來的⚉，也有不少人以為我是任先生的及門弟子。其實，在來國圖工作之前👊🏼，我沒有見過任先生。

記得上大學時✦，中國哲學史教學指定參考書就是任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但說來慚愧，以前任先生的著作只是瀏覽並未曾細讀過，也沒有想到過會與任先生有直接的接觸👩‍🦼，更沒有想到能在任先生的直接領導下工作。記得是1998年秋天的一個雨夜，我突然接到川大宗教研究所卿希泰先生的一個電話👳🏽，說任先生給他打電話，國圖（那時還叫北京圖書館）正在物色一位業務副館長，有人給任先生介紹說徐中舒先生指導的一位博士在川大圖書館任館長，口碑還行。任先生辦事是很細心🦜、很縝密的，於是請卿希泰先生從旁了解。卿先生對我是比較了解的🔹，在任先生面前自然是謬獎有加🕺🏿😔。雖說任先生只是希望從旁了解🧿，但卿先生覺得還是應該問問我本人的意見⛔，是否願意去北京工作🕺🫱🏽。這樣，我才開始與任先生有些通信聯系。2001年2月我到了國家圖書館，分管業務工作，常常要向任先生匯報、請示，遇到一些大事、棘手的事🔁，要向任先生討教，每次總能在任先生那裏得到幫助，有時他會直接表態📩👩🏿‍🔧，有時並不直接表態，而是講一個故事、講一段閑話，讓你自己去體會、思考🏊🏽‍♀️。工作之外♜，一些屬於個人的私事🌶，任先生也是要過問的：任先生常常會在周末的早上打電話，問我在幹什麽，練習英語沒有😞？有一次還專門把我的妻子叫到他的辦公室單獨談話🧑🏻，說：你的英語好，得督促陳力學好英語，在家裏多說英語🤛，有一個學英語的小環境🥭，天長日久🤾🏼，他的口語水平就能提高。就是在他老人家最後一次住院、我們去看他時👩🏻‍🦰，他還提起這事。

任先生離開我們快七年了，但我一直覺得他老人家還和我們在一起，許多往事🛌🏼，歷歷在目🤦🏿‍♀️，但提起筆來，一時竟不知從何寫起。殘夢斷憶，草成此文🧑🏿‍💼，以為懷念。

（作者為國家圖書館常務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