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汪子嵩，1921年出生，浙江杭州人。著名希臘哲學史學家👨🏽‍⚖️。1945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從陳康先生學習希臘哲學。1949—196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64—1987年任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高級編輯、副主任。曾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研究會理事長🖤。著有《希臘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亞裏士多德關於本體的學說》等🧑🏿‍🔧，合著有《希臘哲學史》等。

汪子嵩先生

太老師者，老師之老師也。除“無師自通”者，不管當事人是否真“通”🎛，都有老師。而只要自己的老師不屬“無師自通”者，則定有太老師可“追溯”。所謂學無常師、師出多門👨🏽‍🎨、轉益多師，都是說一個人往往不止一位老師，甚至師從方式也不止一種，例如有正式開門授徒的，有私淑教外別傳的🏬，於是太老師也就常常不止一位了。但不管怎樣，我稱今年九十四高齡的汪子嵩先生為我的“太老師”，應當不算“高攀”——因為我的老師範明生先生是汪先生的學生，師生關系具有“可傳遞性”，於是我就“多”了一位太老師!

事實上，我在認識老師之前就“認識”太老師📘。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我本科階段的西哲史課堂上🌈4️⃣，高文新教授講授希臘哲學，除了葉秀山先生的《前蘇格拉底哲學研究》🧚🏿‍♀️👨‍👨‍👧‍👦，高老師也曾提到太老師的《亞裏士多德關於本體的學說》🤼‍♀️。這並不奇怪，因為這兩部書是那個年代尚不多見的嚴肅的希臘哲學研究著作。

但在我的腦海中，後一部著作不如前一部著作的印象來得深刻🤶🏿。一個原因大概在於我對於希臘哲學的理解其實一直停留在高老師為我講授的前蘇格拉底階段👨‍🚀，沒有“進階”到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更不用說晚期希臘階段了；另一個原因🧙🏽，則是我的哲學“啟蒙”讀物🐸、列寧《哲學筆記》其時正在吉大哲學系“如火如荼”，革命導師那句著名的“亞裏士多德搞過來搞過去就是搞不清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大意如此)無疑為我閱讀太老師的著作澆了一盆冷水🫀，更何況太老師自己在書中就反復引用導師的那句名言👨🏽‍🚀。於是👷🏼‍♂️，年少無知的我心中禁不住想:這麽“搞不清楚”的亞叔，我們有什麽必要去“搞清楚”呢?!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的淮海中路622弄跟隨太老師的學生也就是我的老師範明生先生學習⚡️。一次課堂上，範師忽然撇開他的講稿(其實就是那部《晚期希臘哲學和早期基督教神學》書稿)，從提包裏利索地取出一部手稿小心地讓我們欣賞🥤，正當我們為那清健而雅秀的行楷嘖嘖稱奇時，範師以交織著佩服和自豪的神情和口吻告訴我們，這就是傳說中的太老師汪子嵩先生的手澤和墨寶!

也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那時十分紅火的《讀書》上念到太老師的一篇懷舊文字，其中談到太老師的老師金嶽霖先生晚年經常感嘆自己培養了三個落伍於時代的學生:沈有鼎、王浩和殷福生(海光)🥾，具體內容記不清了，但因為我其時前後碰觸《沈有鼎文集》中所附與王浩的通信🖌、王浩撰康宏逵翻譯的那部《哥德爾》，以及《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集》三書所引起的感發，“痛定思痛”的太老師演說的“舊事”從此給我留下了磨滅不去的印象🤹🏽。我甚至以為🥄，那很可能是太老師最有“歷史價值”的一篇文字了。

在我回到太老師的故鄉，在杭州大學準備博士論文時🤹🏼‍♀️，讀到了太老師的學生、也可以說是學生的學生余紀元教授那篇有名的《亞裏士多德論ON》，這毫無疑問是中文世界研究亞叔的一篇標誌性文字。記得我在論文中援引了紀元教授對於ON的界定和梳理，此後我曾好幾次在杭州見到紀元教授並一同聊天⏸。

2008年春夏之際，我從普林斯頓出發，從紐約坐火車旅行到布法羅，來接站的是紀元教授。忘了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他駕車帶我去尼亞加拉觀瀑時，笑稱自己這裏就是中國哲學家協會北美分會布法羅接待站，因為凡是中國哲學界學者到訪美利堅，幾乎沒有不到布法羅的；而到了布法羅🦶🏻，幾乎沒有不去看瀑的🧖🏽；去看瀑，幾乎沒有他不接待陪同的🐴。對紀元教授的話，我絲毫沒有“心理壓力”🧜🏽，因為我和他另有兩層“特殊關系”:一是我們乃諸暨老鄉⛹🏿，雖然某次他有些黯然地告訴我，每次回鄉並不想多住一晚，都是急急地離去，我聽上去有點兒像魯迅先生筆下那種“逃也似地離開故鄉”的心境和況味🏌🏼；二是我的老師明生先生非常欣賞紀元教授，當年紀元教授剛出道時曾到範老師府上拜訪，他對範師頗為尊重，範師談到他也是一口一個“小余”📘。

從大瀑布上下來時，我們又自然地談到了太老師汪子嵩對他的“器重”和“栽培”🧑🏿‍🦰。他動情地回憶到，當年那篇《亞裏士多德論ON》並非自己投給雜誌社的，是汪先生從“小余”和他的學術通訊中整理連綴而成並交給《哲學研究》發表的🖋。紀元教授也談到自己的老師苗力田教授對他的期望，當年他在加拿大獲博士學位後，苗先生希望他回國工作，正當一切手續就要落定時🍫，他得到了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的一個無法拒絕的項目OFFER，於是只好對不起苗公了:“一個做亞裏士多德的學者，哪裏都可以不去，但就是不能不去牛津啊!”

日前購得三聯新出的汪先生《往事舊友欲說還休》。這部近於自傳的回憶錄中所談種種，既有讓我感到無比親切者，例如太老師回憶自己抗戰開始後輾轉浙滬各地求學的經歷時，還提到當時尚屬紹興府的楓橋鎮以及蕭山臨浦的戴村，後者是我每次回鄉時的必經之地；又有廣我見聞讓我深受啟迪者，例如其中回憶到太老師的老領導馮定的資產階級積極性論🪐，以及太老師的朋友陳修齋先生的哲學無定論。

另外一點或可“彌補”我的記憶“缺失”的是，太老師繼多年前《讀書》上那篇文字後再一次提及他在西南聯大的舍友殷海光，並“檢討”了當年對後者的“印象”:“我和殷福生從來沒有來往，但他在那邊高聲談話👩🏼‍🚀，我在這邊都可以聽見👐🏻。我便有了這樣的印象:這個人即使不算‘反動’❤️‍，至少也是‘落伍’，對他沒有好感。……我讀了幾本他的著作，發現自己過去對他的看法實在是偏見。”由此可見，如果說太老師的老師金嶽霖先生眼中只有殷福生🛃🖖🏿，那麽太老師眼中則是有殷海光的👩🏿‍🎤。

我在別處曾憶及明生師當年為我們上最後一堂課時👶🏽，讓人動容地述說他的希臘夢是不完整的😡。我也曾想，如果當年我堅持以希臘哲學為業🆘❄️，也許早就當面領教過太老師的風采了。可是，世上沒有見過自己太老師的人所在多有🗃，再說沒有見過不等於不能從太老師那裏受益。

由此想起同樣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師之一、大學時教我中國哲學的李景林先生。兩三年前🍻，他來我任教的浙大參加盛大的馬一浮先生研討紀念會🧑‍🎤，臨走前我去看他，見他桌上整齊地堆放著精製精印的馬先生書法全集🥑，欣羨不已🤜🏼，忍不住嘀咕:“所有會議代表都獲贈這套書嗎?”一貫有些大大咧咧的景林師這回不無自得地說:“只有能稱馬先生為太老師的人才有此幸運和榮幸!”我半信半疑:“蠲戲老人怎麽成了您老的太老師啦?”景林師更得意了:“我不是金曉村(景芳)先生的學生嘛⚀，而金先生在樂山復性書院時曾問學於馬先生，那馬先生不是我的太老師又是什麽呢?!”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