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2014年，一篇紀念“兩彈元勛”鄧稼先的文章悄然流行，題目起得非常動人:《有一種愛情叫國家機密》。文中寫道：“整整28年，鄧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蔔，妻子許鹿希信守離別時相互托付的諾言，無怨無悔、癡情等待。”

然而，這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卻引發了爭議。與鄧稼先熟識的人，都稱上述說法為“可笑的謬誤”。更有人指出:“老鄧功勛卓著，又何須畫蛇添足？”

時值鄧稼先逝世30周年，《中國科學報》記者聯系到其生前的工作單位。幾位曾與鄧稼先共事的老先生對采訪給予很大支持，他們希望能修正一些以訛傳訛的說法，因為“如實還原歷史細節，才是對鄧院長最好的紀念，也是對後人最好的教育。”

讓我們看看，圍繞著鄧稼先，都曾有過哪些真真假假的傳言呢？

鄧稼先拋妻別子數十年？

這是最典型的一個誤會。

據鄧稼先生前的學術秘書——竺家亨研究員回憶，鄧稼先是在1958年夏天調到二機部九所（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理論部工作的。

從1958年到1972年的這14年間，鄧稼先一直和妻兒一起在北京生活。直到1972年後，他才調往四川省梓潼縣，在那裏一直工作到病重返京。

“外面有好多報道，說老鄧一到這個單位，就被分配到茫茫戈壁灘上，其實根本不是這樣！”竺家亨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在北京的那幾年，鄧稼先的工作單位離家只有一站之遙。

不過，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確實並不知道丈夫的工作地點和工作內容。因為保密規定，鄧稼先乘坐公交車時甚至不能在附近的公交站下車，總是在稍遠的地方下車，再步行到單位。

隨著時間推移，許鹿希和丈夫的小同事們也逐漸熟悉起來。一貫忠厚耿直的鄧稼先教同事們“騙”許鹿希：“要是她在單位附近看見你們，就告訴她你們是來這邊辦事兒的！”

盡管工作繁忙，但大多數時間，鄧稼先是可以天天回家的。那時候，鄧稼先每晚組織大學生們學習中子理論，常常一上課就上到半夜11、12點。附近地區當時還很荒涼，土路兩邊是大片的高粱地。為了確保鄧稼先的安全，領導總會派兩名大學生送他回家，竺家亨就常常接到這樣的任務。

鄧稼先和許鹿希所住的宿舍樓，四周都是鐵絲網，看門的大爺每晚10點就鎖門睡覺了。在這種情況下，竺家亨他們只能把鐵絲網拽出很寬的一條空隙，幫助身材高大的鄧稼先鉆過去，再把他那輛半新的自行車舉起來遞送過去。

鄧稼先夫婦放棄了美國的優越生活？

原九所所長、曾與鄧稼先長期共事的李德元研究員告訴記者，許鹿希曾多次對他說：“現在很多地方都在講，我們是拋棄了美國的優越生活回到中國的。但我們在美國的時候，其實是很清貧的。”

李德元很能理解許鹿希對這種說法的不滿：“很多時候，正是這些過度的、不實的宣傳，反而把那一代知識分子內心真正發光的東西都掩蓋住了。”

在他看來，當時的知識分子歸國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建國初期，全國上下百業待興，很有秩序。當旅居海外的中國人，得知自己的祖國正在起工業、興科技，那份向往是是發自內心的，並不需要動員和宣傳。”

鄧稼先從不追求生活享受？

其實，在竺家亨眼裏，鄧稼先是個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每逢工作有所突破，他常會主動提出請大家吃頓好的。

一次任務完成後，鄧稼先興致頗佳，對手下的幾個大學生說：“今天我們放假，大家晚上有興趣嗎？我請你們去聽戲！”

大夥兒雖然高興，但也心懷顧慮：這臨時想去聽戲，恐怕票早就賣完了吧？鄧稼先卻不擔心。當晚，他帶著5、6個大學生到戲院門口，專門等人退票，大家果真也都如願進了劇場。

“當時，我們幾個年輕人挺不好意思，反倒是老鄧，逢人便問‘有票嗎？有票嗎？’”竺家亨笑著回憶。

“但是老鄧這輩子，沒有享過一天福。”李德元說。鄧稼先，這個出身於書香門第的高級知識分子，對個人生活毫不講究，不挑吃、不挑穿、不挑住。建所初期，大家都參加義務勞動，盡管“一看就是個沒幹過活的人”，他還是認真地參與工地建設。

當時的工地食堂非常簡陋，連桌椅都沒有，人們打好飯菜只能端出來在露天就餐，經常是幾個人一夥，蹲在地上吃。

鄧稼先常常吃著吃著，就把飯盒放在地上，跟別人聊起工作來。有好幾次，他的飯菜被工地上放養的雞鉆了空子。

“我們看到他的飯又被雞啄了，又好笑，又不好意思，都紛紛把自己的飯菜撥給他。”竺家亨笑道。

面對任務，鄧稼先總是氣定神閑、鎮定自若？

在某些文藝作品裏，鄧稼先的形象被塑造為“氣定神閑、鎮定自若”，但在實際工作中，很多人都見過他在重大試驗方案上簽字時，雙手顫抖的樣子。

“他這個人啊，責任心很重。”竺家亨說。鄧稼先常常對同事們說：“理論部的工作必須非常細致、慎重。我們這裏出一點小問題，到別處就是大問題。”這種心態，也讓他常常處於壓力之下。

許鹿希和同事陳輔之都曾回憶道：鄧稼先一緊張就會心慌，每次一接保密電話，他的手都發抖，說話的聲音也不自然。這裏面既有性格因素，更因為他肩上的責任實在是“重於泰山”。

有一次，他給周恩來總理匯報工作，因為試驗結果不太理想，他的手又開始發抖。總理跟他開玩笑:“稼先同誌，你這麽緊張，我們年紀都這麽大了，萬一心臟病發了可不得了。”他才稍稍放松下來。

但是，容易緊張的鄧稼先，卻直面核武器發展的一項項重大任務，真正做到了“臨危不懼”。

在一次核試驗中，核裝置已經下到井口，準備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留守北京理論部的於敏突然想起一個過去被忽略的物理因素。於是，於敏馬上打電話請求暫停作業，並立即組織科研人員用多個程序對算。當時的情況，牽一發而動全身，各級領導不斷追問情況進展，在場的鄧稼先雖心急如焚，但還是和於敏扛住了全部壓力，經過兩天一夜的奮戰，確認了那個因素對大局影響無關後，才將試驗按時進行。

因為保密的緣故，核武器研製隊伍面臨的巨大挑戰和巨大困難，長期以來並不為人所熟知。而鄧稼先和他的戰友們正是在長期承受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巨大壓力下，艱苦奮鬥、團結協作，實現了原子彈、氫彈、武器化、小型化等一系列裏程碑式的成就。

鄧稼先是這支隊伍當仁不讓的傑出領袖。盡管部分文藝作品中描繪的鄧稼先性格與實際有所出入，但是他的平易近人、謙遜隨和卻是毫無爭議的。

在采訪李德元和竺家亨時，他們言必稱“老鄧”，而非“鄧主任”或“鄧院長”。“這是我們九所的傳統。”李德元自豪地說。

鄧稼先調到理論部時，帶領剛畢業的大學生開始原子彈理論的白手起家。鄧稼先待他們，就像對待弟弟妹妹，常常把自己的糧票分給大家。剛開始，大學生們還“主任”、“主任”地叫，但是鄧稼先一再聲明: “你們就叫我老鄧!”

就這樣，在九所，除了彭桓武和王淦昌先生，不論什麽領導，都是如此稱呼：鄧稼先是“老鄧”，周光召是“老周”，於敏是“老於”……

在竺家亨的記憶裏，鄧稼先常說的一句話便是：“小竺，我有糖，你來我這兒拿！”對那些與鄧稼先朝夕相處的同事們而言，“翻他的衣袋找煙抽，翻他的抽屜找糖和點心吃”，都是常有的事兒。

但就是這樣性格的鄧稼先，也有急了的時候。當時，科研設備非常緊張，他們常常需要到處去租借各種儀器。特別是一臺104電子計算機，各個單位都搶著用。

但是有些同事，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上機後拿不出結果，白白浪費了寶貴的上機時間。

“這可不行！”鄧稼先趕緊開會討論，會上決定，新編程序一次通過的，提出表揚；多次不過，則有相應的懲戒，甚至取消上機資格。“即便這樣，他也從不訓斥別人，只是有理有據地批評。”竺家亨說。

“很多人都覺得，在老鄧手下工作，心情特別好！”竺家亨說，“哪怕單單為了報答他的信任，我們什麽都樂意做！”

鄧稼先癌症源於“捧回碎彈片”？

在一次核試驗中，核彈沒有正常爆炸，摔落在茫茫試驗場裏。在事故原因不明的情況下，一眾科技人員、參試部隊指戰員甚至國防科工委的領導，都爭相沖往禁區，大家心急如焚，要早點找回核彈。鄧稼先更是不顧眾人反對，先後兩次進入核心區。

與傳聞不同，鄧稼先並未“捧回碎彈片”。但是當核彈碎片被發現後，他第一時間趕去檢查，確認沒有發生最危險的情況。後來查明原因，這次失敗源於降落傘故障。

幾天後，鄧稼先在北京的醫院做尿檢，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不正常。

李德元和竺家亨都反復強調，當時，鄧稼先是穿著防護服進入輻射區的，“這是規定”。絕非部分文章中所述的，“沒有對身體進行基本的保護”。

後來折磨鄧稼先的直腸癌，究竟是不是與這次“降落傘事故”直接相關，現在已無法確證。但事實上，鄧稼先和他的同事們，多年承擔沉重的任務壓力、日以繼夜的工作、因陋就簡的不規律的飲食，還有狂暴的政治運動的沖擊……所有這些，都讓他們長期處於高危健康風險之下。

“癌症誰都可能得，很難歸咎於那一次事故。”李德元說，“但是毫無疑問，老鄧的病是被耽誤了。”

1984年，一次開會時，鄧稼先當著科委主任的面，說了一句：“我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了。”這話一出，全場都笑了。在大家看來，作為一名科學家，鄧稼先還潛力無窮。在大家的笑聲中，鄧稼先反思的卻是：“我說錯話了，不該自稱是‘強弩’。”

此時距離他去世只有兩年，他的身體正在遭受癌症侵襲，卻無人知曉。直到1985年7月，他才在北京301醫院被確診為直腸癌，入院治療。

竺家亨再次看到鄧稼先時，他已經接受過直腸癌切除手術，身體外面掛著一根管子。當時他還可以出門走動，一聽說今天有工作會議，他馬上說：“我也去開會吧！”

這個在工作上時刻繃緊神經的人，偏偏在自己的生死命題上，表現出了格外的樂觀和豁達。

鄧稼先的貢獻被“過譽”了？

對這一說法，李德元鄭重地表示反對。當年的核武器研製團隊確實人才濟濟，但鄧稼先做出的貢獻，仍是任何人無法替代的。

鄧稼先任理論部主任期間，還有周光召、於敏、黃祖洽、秦元勛、周毓麟、何桂蓮、江澤培等7名副主任，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理論部“八大主任”，他們個個都是專業領域一流的科學家。

每周，鄧稼先都會組織一場業務討論會，討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法。副主任們都參加會議，剛畢業的大學生也一起參加，大家都可以在會上各抒已見，誰都可以提出不同看法。

當時的理論部，不乏個性強硬的人物。但不管爭論如何激烈、言辭如何犀利，鄧稼先從不生氣。漸漸地，大家也都服了這個學問大、脾氣好的老鄧。大家也習慣於討論中針鋒相對、你來我往，會下依然心平氣和、團結友好。由此，也形成了九所人引以為豪的科研文化。

“在發揚學術民主上，老鄧功不可沒。”竺家亨說，“我們沒有任何思想壓力，心無旁騖地做事情，我至今懷念那樣的氛圍。”在這個集體裏，鄧稼先始終緊密地團結著每一個人，從而實現了人人平等、集思廣益和融會貫通。

“老鄧是最適合做這個主任的人，他就是有這個本事，把大家團結起來，分工協作，完成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李德元說。

“文化大革命”期間，單位內部也成立了群眾組織，派別之間互相攻擊，研究工作也因此停頓。此時，竟然是老實巴交的鄧稼先挺身而出，分別跟兩派的領頭人談話，他說：“毛主席指示我們，原子彈有了，氫彈也要快。我們要加快速度，要搶在法國人之前爆炸第一顆氫彈，這也是周總理的指示。”在他的說服下，對立的兩派重新攜起手來，投入到氫彈突破的工作中。

其實鄧稼先是不善言辭的人。有老同事回憶，他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往往就是拍人肩膀。“我最怕老鄧拍我的肩膀，一拍就是讓我幹活，我還非幹不可！”

鄧稼先自己曾說：“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過做了一部分應該做的工作。”他既從不“貪功”，又何來“過譽”呢？

記者手記：我們需要怎樣的紀念？

李德元說，幾十年間，很多人把創作的劇本拿給他看，請他推薦、修改或是提建議。但是漸漸地，他主動遠離了這些事情：“我不想再看了，看了總覺得別扭。”

他說，整個核武器理論研製的過程，其實是很枯燥的，沒有娛樂節目所追求的戲劇性。那些刻意追求“有看頭”的文章、話劇、電影，往往會偏離歷史的真實。

這讓人不禁反思，在一個“泛娛樂化”的年代裏，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紀念那些偉岸的背影，和他們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這個問題上，常見的誤區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存天理、滅人欲”式的宣傳。為了塑造“高大全、偉光正”的形象，刻意描繪主人公“付出一切、犧牲一切”，甚至形成“比慘”般的宣傳模板；另一種則是標榜“刻畫人性”，卻常常淪為戲說的宣傳，比如為了博取眼球，給人物安上子虛烏有的情感和不倫不類的調笑。

無論上述哪一種，都是對被紀念者的不尊重。

只有還原事實，才是最好的懷念。像鄧稼先這樣的“國士”，減之一分則難見其深情；增之一分則有損其謙恭。唯有未經粉飾的真實，才能不懼時間流逝，永遠直抵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