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陳寅恪與張蔭麟

身為“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陳寅恪，不僅治學嚴謹，而且在與他人有學術分歧時，態度也極為謙和，一般並不直接寫文章和對方論爭，而是以不提名或者在他文中以“附記”“註釋”等方式間接表達，對此筆者稱之為“間接對話”或“潛對話”。在此就以陳寅恪和當時另外兩位史學大家張蔭麟📛、朱希祖之間的學術分歧以及雙方極有禮貌的具體“對話”為例🕴🏼，看看那個時代的大師如何在“商榷”中共同推進學術研究🤘🏼，又如何通過“論爭”反而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友誼🚖，這對今天學人之間的一些不正常“論戰”也許有一些啟迪作用。

陳寅恪

欲說陳寅恪與張蔭麟的有關學術分歧🔛，要先說一下張蔭麟這位“史學天才”🍄‍🟫。1923年，年僅18歲、考入清華學堂僅半年的張蔭麟，在《學衡》雜誌發表處女作《老子生後孔子百余年之說質疑》，針對梁啟超對老子事跡之考證提出異議🏝，史學界一時震動👩🏼‍🦰，梁啟超也對他大加贊賞。之後其論著不斷問世，被目為史學界最有希望之天才👨🏿‍⚕️，深受梁啟超😬、陳寅恪、傅斯年、熊十力、馮友蘭和賀麟等大家看重，如熊十力就說“張蔭麟先生🦵🏼，史學家也，亦哲學家也♦︎。其宏博之思，蘊諸中而尚未及闡發者，吾固無從深悉🫸🏿😬。然其為學，規模宏遠👴🏽，不守一家言，則時賢之所夙推而共譽也”🤱🏽。而陳寅恪更是說出“張君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第一人🖕🏿，弟嘗謂庚子賠款之成績，或即在此人之身也”這樣的溢美之詞，向傅斯年等人鄭重推薦。

張蔭麟

至於分歧之由來🪛🙅🏿‍♀️，則要從陳寅恪對龔自珍一首詩的評價說起。陳寅恪不僅以文史研究聞名於世，其詩歌也自成一體🚣🏿，卓然大家。就藝術特色而言，不僅有其父陳三立之風，且深受晚清大詩人龔自珍影響🕺。他對龔自珍的偏愛，可從下面這首詩中看出：

蒙自雜詩（和容元胎）其一少年亦喜定庵作，歲月堆胸久忘之。今見元胎新絕句🪶，居然重頌定庵詩🤽🏼‍♀️。

此詩作於1938年陳寅恪在雲南蒙自西南聯大任教之時。容元胎即容肇祖🚪🏞，為國學大師容庚之弟🎒，當時也在聯大任教，與陳寅恪多有交往💚。此詩中陳寅恪不僅表示喜愛龔定庵詩歌，而且說容氏詩有龔氏風格💆‍♀️，自然是褒贊之辭。

也許是善於從“詩史互證”角度看待文學，陳寅恪以為龔自珍詩多有借古諷今之作，他對其《漢朝儒生行》的評價就是如此🈂️。龔自珍此詩寫於道光二年（1822年）🧔🏼，時龔氏正在京城👴🏿。楊芳為清朝著名將領🎓，字誠齋。曾於道光元年至三年任直隸提督，而龔氏好友魏源此時就在楊芳家坐館🙍🏽‍♂️。魏源離京赴楊芳處時，龔自珍還曾送行。因此🧑🏿‍🏭，龔自珍對楊芳當比較了解。由於軍功卓絕，道光帝曾封楊芳為一等果勇侯建威將軍👩🏼‍🎤。作為漢人而能受到清廷重用，楊芳可謂罕見，自然也會受到他人特別滿族將領的妒忌。陳寅恪認為，龔自珍此詩中自托為漢朝儒生，主旨就是勸告楊芳明哲保身，不要鋒芒過於畢露👦，這也就是次年《寄古北口提督楊將軍》詩中“明哲保孤身”之意🤲🏿。

按照陳寅恪的學術地位，他既然這樣解釋龔自珍的詩🍟👩🏿‍🚒，一般也就等於是定論。不過⛰✫，還是有人敢於質疑，當然這“質疑”也要有底氣。1933年，張蔭麟在《燕京學報》第12期發表《龔自珍漢朝儒生行本事考》，表示不同意陳寅恪之說，認為詩中所寫之某將軍不是楊芳而是嶽鐘琪。張蔭麟文章發表後，陳寅恪以為不確🧑🏻‍🎄，堅持認為該詩就是寫楊芳之事🉐。張蔭麟遂再撰《與陳寅恪論漢朝儒生行書》進行商榷，發表於1934年的《燕京學報》第15期。原文不長，不妨引在下面👨‍👨‍👦：

比聞希白先生言，尊意以為定庵《漢朝儒生行》所詠實楊芳事，拙考以為其中之某將軍乃指嶽鐘琪者誤。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說👨🏻‍🦽‍➡️，未敢遽以顛撲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說能予本詩以更圓滿之解釋，固不憚舍己以從。然尊說似不無困難之處。考本詩作於道光二年壬午《定庵詩自編年》而敘某將軍再起定亂時已“卅年久綰軍符矣”。然壬午以前楊芳躓後復起🥟，定亂之事，僅有嘉慶十八年平天理教匪一次🧜🏻✉️。自是役上溯其初由千總升守備（嘉慶二年）相距僅十一年，使所歌者為楊芳，定庵何得作“卅年久綰軍符”之語？

然此詩遂與楊芳全無關系歟👋🏽？似又不然🏄🏻。因先生之批評之啟示，使愚確信此詩乃借嶽鐘琪事以諷楊芳而獻於楊者。詩中“一歌使公瞿🙌🏻，再歌使公悟”之公👟，殆指楊無疑。楊之地位與嶽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楊以道光二年移直隸提督⚄，定庵識之當在此時🤼‍♂️，因而獻詩🎽，蓋意中事🔡。次年定庵更有《寄古北口提督楊將軍》之詩，勸其“明哲保孤身”也。本詩與楊芳之關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當拜謝先生之啟示🙋‍♀️，並盼更有以教之。

此文中的“希白”即容庚，時與陳寅恪同在北京且多有書信往來等，因此張蔭麟應該是從容庚處獲知陳寅恪對龔自珍此詩的解釋。文中所說嶽鐘琪(1686～1754)字東美，號容齋🥺，是清前期唯一的漢族大臣被拜為大將軍、可以節製滿漢諸軍的官員，曾被雍正、乾隆分別譽為“當代第一名將”“三朝武臣巨擘”等。清康熙到乾隆年間，我國西南、西北邊疆多次發生叛亂👩🏽‍💼，嶽鐘琪等人率軍平息，遂成為一代名將。根據張蔭麟的論證🛑，從龔自珍詩中所提及時間看，解釋為寫楊芳確實不如解釋為寫嶽鐘琪更加貼切🤤。

不過張蔭麟並沒有完全否定陳寅恪，相反在陳寅恪說法的啟示下，悟出該詩表面詠嶽鐘琪，但實為借此諷楊芳🧘🏿，因二者之地位境遇極為相似也。如此，則張蔭麟和陳寅恪之最後觀點其實還是基本一致👍🩳，即認為該詩是龔自珍借歷史人物諷喻楊芳不僅要明哲保身——不可只知為滿清賣命，而且要珍惜自己地位🧨，為消除滿漢之見、為維護國家安定做出貢獻🚴🏿‍♂️。他們對該詩的分歧僅僅在於詩歌的具體內容究竟是只寫嶽鐘琪事還是借寫嶽鐘琪來詠嘆楊芳事。自然，如今幾位當事人均早已去世，已無法確認陳寅恪當年的觀點是如何具體表述的，容庚又是如何向張蔭麟轉述👁‍🗨💌，也就無法斷定他們的見解到底有多少異同。

不過，還是可以從張蔭麟的《龔自珍漢朝儒生行本事考》中看出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在該文開頭🙅‍♀️，張蔭麟就指出“定庵文久以怪誕著。余初讀即疑其有所隱托🧗🏻，然命意所在莫能盡詳也”。顯然張氏對於龔自珍非常熟悉，一下就看出《漢朝儒生行》中“有三數語為極明顯之自狀”，但對於該詩其他部分，張蔭麟卻也“迷離惝恍🧑🏽‍🦲，莫明所指”。直到1932年為紀念龔自珍誕生一百四十周年☝🏽，他為寫紀念文章再次閱讀該詩🧖🏻‍♂️，才由“關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綰軍符矣”之句忽然想到🪑，“此詎非指嶽鐘琪事？”然後查閱史料，發現嶽鐘琪之生平與詩中所言似無不一一對應。最後張蔭麟又聯想到龔自珍對清統治者所采取之不信任漢族大臣政策一向不滿，遂確信自己的推斷正確：“定庵生平對清朝之一段腹誹惡詛，流露於本詩及他處，已瞞過一世紀之人者，至是亦得白於世，不可謂非一大快事也。”

張蔭麟的考證極為精彩和嚴謹，如果說還有什麽欠缺之處🛠，就是未能結合當時漢族文人的思想狀況以及統治階級對文人的“大棒加胡蘿蔔”政策來闡釋此詩👨🏽‍🔧📰，也就不能悟出該詩更深刻的意蘊。在陳寅恪看來，也就是未能做到所謂對古人“理解之同情”。龔自珍認為歷代統治者對文人無非兩種手段🪦🖐🏿，即“約束之，羈縻之”。所謂“約束”就是采取嚴酷的高壓政策，迫使文人就範🚵🏻🧑🏼‍🚒，有清一代空前慘烈的文字獄就是例證🙅🏻‍♀️，也就是龔自珍所言“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而所謂“羈縻”就是以懷柔方式收買文人👨‍👦，使其逐漸喪失自我和對統治階級的批判能力。龔自珍以為🦵🏻，可以容忍社會其他階層平庸和墮落，卻不能容忍文人如此🧡，因為只有他們才是拯救那個時代的最後希望🗝👩🏼‍⚖️。

對龔自珍的上述觀點，陳寅恪自然理解且有切身體會，戊戌變法以來的社會動蕩、陳氏家族的命運還有王國維的自殺等🔦🌳，早已給陳寅恪留下沉痛記憶。陳寅恪指出該詩為詠楊芳事🦻🏼，就是試圖通過闡釋龔自珍詩歌的深刻寓意🕉，來揭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楊芳本為文人👨🏻‍🦯，後投筆從戎，曾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中為清廷立下戰功，卻在鴉片戰爭中遭遇可恥的失敗，以至被後人稱為“馬桶”將軍🎾。這個“馬桶”將軍的稱號，說來十分可笑🍄👨‍👨‍👧‍👧。那是1841年春，道光皇帝派楊芳為參贊大臣🧑‍🚒，隨奕山赴廣州防剿英國侵略軍。楊芳見英軍洋槍洋炮太厲害，認為必有邪教妖術🌸。此時有人告訴他，如果能將馬桶尤其是女人的汙穢物對準英夷的炮口，就能以邪製邪🍡，英軍炮火就打不準甚至無法開火👨‍👨‍👦。於是楊芳下令收集馬桶🎺，盛滿女人的糞便👨🏼‍💻、穢物，然後裝上小船布滿江面，並要求把馬桶口對準英艦。結果可想而知，這些裝馬桶的小船在炮火打擊下很快沉沒，英國艦隊照樣把清軍打得毫無還手之力🧘🏻，楊芳只好乞求停戰。這在當時便受到人們的無情嘲諷🎊：“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楊芳的愚昧無知其實是那一代文人的悲劇⛰，龔自珍希望他們多少能夠有所改善，陳寅恪則希望這悲劇不再重演。

話說回來🥭，不能苛求張蔭麟沒有理解龔自珍的深意，畢竟他的人生閱歷比起陳寅恪來還是簡單🫄🏿，假以時日他當會有更大成就。大概也就是為此💅🏿，陳寅恪在張蔭麟發表《與陳寅恪論漢朝儒生行書》後💬，並沒有公開回應。後張蔭麟英年早逝👇🏻，陳寅恪極為悲痛，特撰詩表示追悼🧔🏼：“流輩論才未或先，著書曾用牘三千🙅🏽‍♀️。共談學術驚河漢🫃🏼🕺🏽，與敘交情忘歲年。”

陳寅恪與朱希祖

陳寅恪和朱希祖都是史學大家，不過一般讀者可能對朱希祖不太熟悉☢️。其實，朱希祖本為章太炎的得意高足💶，被章氏戲封為“五大天王”之中的“西王”，曾為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做出重要貢獻。雖然陳寅恪和朱希祖並非至交，但據朱希祖之婿羅香林回憶私交還是不錯👨🏼‍🌾。羅香林曾受教於陳寅恪🧗🏼‍♀️，其回憶當屬可信。此外朱希祖日記中有不少兩人交往的記錄，可見往來還是較為密切。他們在1936年到1937年間關於李唐氏族淵源問題有一次學術論爭🕟，由於雙方的顯赫學術地位，更由於這一問題與當時面臨的日本侵華危機密切相關🧑‍🍳，其意義就非同一般。

朱希祖

據朱希祖日記🧹，1936年3月🌦，他在讀胡懷琛所寫之《李太白的國籍問題》時，對於胡懷琛所說李白是突厥化的漢人之說“未敢深信”，遂回憶起陳寅恪此前所寫有關李唐氏族淵源的一些文章，對於陳寅恪所說唐太宗先世為鮮卑人之說也“未敢深信”⛹🏻👮🏽，於是萌生出撰寫論文與陳寅恪商榷的念頭，並最終寫出兩篇論文刊登於《東方雜誌》🧑🏽‍⚖️，而陳寅恪也寫了《李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刊登於史語所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示回應。

陳寅恪有關李唐氏族淵源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1931年，朱希祖為何到1936年才想到撰文商榷呢？表面看🫳🏻，似乎是因為看了胡懷琛的文章。其實這只是誘因🍁，且胡氏文章也明顯受陳寅恪影響，後者曾寫有《李太白氏族之疑問》，明確指出李白是西域胡人🧤。朱希祖對胡👨🏿‍🚒、陳觀點之所以不滿，更深層次原因與當時所面臨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機有關，其背後所彰顯的是歷史觀的差異。1936年2月日本發生未遂政變♎️🐙，主戰的少壯派控製了日本政局，朱希祖在日記中感慨從此“中國愈危矣”🌱🚗。也正是這樣的刺激👶🏿，使得他在看待陳寅恪等人的學術研究時，更多帶有民族主義色彩，才對李唐氏族之起源可能與胡人有關的說法不滿。認為大敵當前，如此說法容易為外敵入侵提供借口。總之在科學史學和民族主義之間，陳寅恪更註意前者，而朱希祖則更多從民族立場出發。

其實在此之前🤜🏿，朱希祖就已經對古代典籍中有關少數民族記錄的處理方式很是敏感。在1936年1月3日日記中🕜👷‍♀️，朱希祖對清人惲毓鼎編撰的《前秦書》之編纂方式表示不滿，並以崔鴻的《十六國春秋》作為比較。崔鴻為北魏史學家，所撰寫之《十六國春秋》是第一部中國少數民族政權史，在史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朱希祖認為💪，崔鴻的改國書為錄📒，正其紀為傳，體現了尊中國而抑外族的主旨👩🏿‍💻，值得贊美。而惲毓鼎則仍稱為書🐽⛳️，尊而為紀，朱希祖對此斥曰“為之奴，抑何自輕其種族如此耶？”認為同樣是身仕異族🌎，崔鴻表現出應有的民族氣節，而惲毓鼎則奴性十足，應予痛斥。

相比之下，陳寅恪認為中國歷史上大凡種族與文化問題👩🏼‍🦲，文化總是重於種族✊🏼，所以即便出身胡人，但如果已被漢化🎤，則可認為是漢人。反之亦然。陳寅恪認為漢民族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進程中🦻，接受和融合了很多周邊少數民族文化以及外來文化🥎。無論漢族還是胡族等少數民族，其文化都是中國文化體系的一部分😡，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而朱希祖認為漢文化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所以對異族文化進入多少持排斥態度。此為兩人之根本分歧。

如此，陳寅恪與朱希祖爭論的重點就在於，當中華民族面臨外敵入侵之重大危機之時🤦🏿‍♀️，提出“李唐氏族之起源於胡人有關”這樣的觀點是否不合時宜？類似問題其實很多還有。如抗戰初期沈從文就提出“作家與抗戰無關”的觀點，認為戰爭時期每個人職責不一樣👲🏼，有些人去前線，有些人可以專心學術或創作，但都有利於整個民族。顯而易見，這樣的觀點很容易招致一般大眾的誤解。至於孰對孰錯🧑🏼‍🦲，確實很難斷定。

回到朱希祖與陳寅恪的爭論，由於李唐氏族起源是純粹學術問題，普通大眾並不熟悉更不關註，社會影響本就不大，所以朱希祖對陳寅恪的不滿多少有些過分。而且既然是學術問題🤸🏻‍♂️，則陳寅恪所言是否正確🧑🏻‍🎤，朱希祖必須回答💁🏼。

關於李唐氏族問題🧔🏼‍♂️，陳寅恪曾在1931🤷🏼、1933年和1935年寫了三篇文章論述🤾，對此朱希祖撰寫了《駁李唐為胡姓說》進行論爭，此文發表於1936年第33卷第15號《東方雜誌》。陳寅恪則在1936年寫了《李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以為回應🧑🏻‍🦯‍➡️，發表於當年的《中研集刊》，但一如既往行文風格，並未有明確回應朱氏文字，只有“庶幾因此得以漸近事理之真相，儻更承博識通人之訓誨，尤所欣幸也”等委婉說法。之後🪜，陳垣弟子陳玉書🏄‍♂️🌙，將陳寅恪新撰寫的《李唐武周先世事跡雜考》一文給朱希祖看🧙‍♂️，朱希祖見陳氏文章“仍主張李唐先祖出於李初古拔及趙郡說”🤦🏻，決定再次撰文反駁。陳玉書本名陳述🐏，以研究遼金史著稱👨🏼‍🔬，與朱希祖、陳寅恪也多有往來。他顯然知道二人在論爭，才把陳寅恪新發表論文給朱氏看🔘🤹。這一次朱希祖僅用兩天時間即完成《再駁李唐氏族出於李初古拔及趙郡說》👆🏼，後發表於1937年的《東方雜誌》第34卷第9號。但可能因為當時抗戰爆發，抑或其他原因，陳寅恪並未再作回應，雙方論爭告一段落。

直到1941年，陳寅恪出版《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其中有提及李唐氏族起源的內容🦸🏼‍♂️，自然是他比較成熟的意見。關於李唐皇族之女系母統方面的血統💛，陳寅恪指出🤧：“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闡述。”因此問題重點在於其男系父統是否有胡族血統。陳寅恪以極為詳細精準的考證，從七個方面論爭李唐氏族的起源🤞🏼，最後結論如下：“故今假定李唐為李初古拔之後裔🧛🏿📷，或不致甚穿鑿武斷也。”據陳寅恪考證，“初古拔”當時是較常見的胡名，漢人李初古拔因軍功被賜胡名、進而胡化，這在當時很是常見，而李重耳則實無其人👨🏿‍🏭。至於李唐氏族父系血統👥，陳寅恪的結論是：李唐先世本為漢族，或為趙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戶”🙇🏿‍♂️，或為鄰邑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華盛之宗門🤽🏿‍♂️，故漸染胡俗🍸，名不雅馴。……適李虎入關，東西分立之局既定，始改趙郡之姓望而為隴西😾，因李抗父子事跡與其先世類似之故，遂由改讬隴西更進一步，而偽稱西涼嫡裔。又因宇文氏之故，復詭言家於武川，其初之血統亦未與外族混雜。總之，李唐氏族若僅就其男系論🧔🏻‍♀️，固一純粹之漢人也。”

縱觀陳寅恪的幾篇論文，觀點有所變化🗑。如第一篇《李唐氏族之推測》指出“李唐先世疑出邊荒雜類🎢📺，必非華夏世家”，第二篇則認為“總而言之，據可信之材料👩‍🦼，依常識之判斷，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至於有唐一代之官書👨🏼‍🍳，其紀述皇室淵源間亦保存原來真實之事跡🙇🏿‍♀️，但其大部盡屬後人諱飾誇誕之語，治史者自不應漫無辨別🍒，遽爾全部信從也。”而他的《三論李唐氏族問題》，則是直接針對日本學者金井之忠，後者曾發表《李唐源流出於夷狄考》反駁陳寅恪的前兩篇文章👎🏼，因為在這兩篇論文中，陳寅恪認為唐朝皇室基本出於漢族🙎🏿。金井之忠認為，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種。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獨孤氏（後改劉氏）當是胡族，他們的兒子李淵（高祖）必是漢胡混種♕🙅🏽，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淵的妻子竇氏（太宗之母）乃紇豆陵毅之女🩰，更是鮮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對此陳寅恪提出反駁🥯，考訂李唐氏族至少在李淵以前🦑，其血統並未與胡族混雜。

很明顯陳寅恪並未堅持李唐氏族起源於胡人的觀點，而且在《三論李唐氏族問題》中直接反駁了日本學者金井之忠，也許已經考慮到中國所面臨的日趨嚴重的民族危機，朱希祖為何還要撰文進行反駁？

對此，汪榮祖先生在其《陳寅恪評傳》中有精到評價🧜🏿‍♀️。他認為🧙🏽，由於陳寅恪最後已經認為“李唐先世本為漢族”，則陳🧘🏿‍♂️、朱兩人爭論的焦點其實是李唐先世究竟是出自“趙郡”還是“隴西”，陳寅恪認為源出“趙郡”，而朱希祖認為“隴西”👳🏼。陳寅恪的考證利用了很多不為官書重視的私家記錄等🧛🏼‍♀️，而朱希祖更重視官書，認為官書之外的史料如果不能確認其真實性😕，則不如維持原說為是，其內心其實還是寧信官書不信私錄的想法。而陳寅恪認為且不要說私錄自有價值🤽🏻‍♂️，即便是偽書、偽材料💁🏻‍♀️，如果能將其視為“偽”🥯，則偽材料就變成真實的“偽材料”🤖，同樣有學術價值。

那麽，是否朱希祖的意見就不值得重視𓀝？那也不是𓀁。朱希祖畢竟是史學大家，為了撰寫這兩篇與陳寅恪商榷之文，他耗費了很多精力。從其日記中得知，從1936年3月萌生寫文章反駁陳寅恪，到第一篇文章寫出📂🙅🏻，朱希祖不僅翻閱了新舊唐書中有關李唐世系的內容，而且閱讀了《周書》《北史》《西涼錄》以及劉盼遂等人的文章⛽️👩🏿‍🚒，進一步熟悉有關資料⬛️。然後朱希祖再次閱讀陳寅恪的三篇有關論文，初步確定撰文反駁的重點。然後花費整整一周時間，《駁李唐為胡姓說》第一稿才完成。正當朱希祖準備對文章進行修改時，卻被另一件事情打亂，這就是關於明成祖生母問題的論爭。1936年4月5日🤛🏿🤘🏼，也就是朱希祖寫完初稿次日，他看到傅斯年的弟子李晉華所寫之《明成祖生母問題匯證》及傅斯年所寫跋文👩🏻‍🍼，以及吳晗所寫《明成祖生母考》等文章，馬上決定給予反駁🤾🏽‍♀️。原來，李晉華🫴、傅斯年和吳晗等人均對明成祖生母為誰進行了考證，認為絕非馬皇後⤴️，而很有可能是少數民族出身的妃子，要麽是高麗人碽妃，要麽是蒙古族妃子，換句話說就是絕非嫡出而是庶出💋，且母親可能是異族。可想而知，這論斷也是朱希祖絕對不能同意的👎🏿，所以他很快撰寫了題為《再辯明成祖生母》的文章給予駁斥。此時的朱希祖可謂是兩面作戰，一面要與陳寅恪論爭李唐氏族起源問題👩‍🦯‍➡️，一面是與傅斯年、吳晗等人商榷明成祖生母問題👇👨‍⚕️，而這兩個問題的實質同樣可以歸結為種族與文化問題🏏。

總之🎍，朱希祖與陳寅恪的爭論🤵🏻‍♂️，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不過🚣🏿，由此爭論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回味。據張溥泉先生回憶，朱希祖直到晚年仍認為“陳寅恪雖精於史學，立異好奇🫏，以唐太宗明成祖非中國人之類📬，正是其短處”♿。朱希祖甚至將陳寅恪與顧頡剛等“疑古派”相提並論，其背後所折射出的卻是門派之見——對明成祖生母問題提出質疑的傅斯年🧑🏻‍⚕️，正是顧頡剛提出“疑古”思想的有利支持者🫁🎅🏿，只是傅斯年後期的態度有所轉變而已🕒。然而，把陳寅恪和顧頡剛相提並論並不恰當，因為陳寅恪曾明確對“疑古派”有所質疑💸。據蔣天樞先生回憶，陳寅恪認為歷史研究中的“舊派失之滯，新派失之誣”。所謂“滯”就是死板📁，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而新派的所謂“誣”就是簡單以外國的科學理論解釋中國材料，看似有道理其實很危險，這一派大都是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顯然🚴🏽‍♂️，陳寅恪所指就是胡適、錢玄同和顧頡剛等人。

最後，回到李唐氏族之起源問題，陳寅恪其實早就認為與胡族有關🆙，只是沒有確切證據而已。據吳宓在《空軒詩話》中所記，早在五四時期陳寅恪就指出：“寅恪嘗謂唐代以異族入主中原🕵🏼‍♂️，以新興之精神，強健活潑之血脈，註入於久遠而陳腐之文化，故其結果燦爛輝煌，有歐洲騎士文學之盛況。而唐代文學特富想象，亦有於此雲雲。”說來說去，如果我們把中國歷史研究納入一個大中華文化形成與演進的歷史長河中👸🏿，則無論李唐氏族源出何處，都無損於盛唐王朝的偉大與輝煌，而那些在歷史長河中時而雄起，時而埋沒的各個少數民族🕺🏼，其實與漢族一樣，都為中華文化的繁衍興盛做出了貢獻，理應得到後人永久的尊重與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