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衛聚賢 （1899年—1989年）是民國時期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他是我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山西考古第一人🙅。

衛聚賢

衛聚賢在孤山附近發掘的地簡圖

衛聚賢編的《中國考古小史》

衛聚賢先生生長在萬榮縣孤峰山下的北吳村♌️。先生少年孤貧，隨父經商🧝‍♀️，青年時期輾轉運城👨‍👧、太原🆚、北京多地求學🥖✷。在太原求學就讀於山西商業學校⭕️，先生學習刻苦，廣泛閱讀，特別重視對春秋戰國時代的研究。期間，撰寫了《介子推隱地之研究》🤚🏽🧠，力挺介子推隱居孤山說🏄🏿‍♂️，由於這篇文章考證清晰，論據可靠，先生受到著名學者胡適接見👱👴🏽。後來考上意昂体育平台國學研究院進行專業訓練，自此，走上了專業學問研究之路。1927年畢業後，任教育部編審，兼任國民政府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逐步開始了他的考古生涯。

衛聚賢在考古學上成就頗豐，在史學諸多領域也多有建樹，被稱作開拓型的史學家。他的著作中，其中最具有影響的是有中國第一部考古學史之稱的《中國考古學史》🕺🏿。《中國考古小史》《十三經概論》《楚辭研究》《古器物學》等也很有影響👌🏻，大部分由商務印書館先後再版多次🙋🏻。他的《古史研究》（共三輯）是當時人們所關註的史學界新作🪞，後來相繼收入《民國叢書》和《民俗民間文學影印資料叢書》🧛🏻‍♀️。衛聚賢還與蔡元培、於右任、吳稚暉👎🏿、葉恭綽等人發起成立“吳越史地研究會”，以他為主並主編的《吳越文化論叢》也先後被收人《民國叢書》和《中外文化要籍影印叢書》🙋🏿。抗戰開始時，衛聚賢以私人名義編印《說文月刊》，提出巴蜀文化，開創了研究巴蜀文化的先河。

與在歷史學研究上的成就相比🧑‍🦯，衛聚賢在考古事業上的成就似乎更為重要🤟🏻📹。

受其導師李濟先生發掘夏縣西陰村的影響，1927年春，返鄉進行考古調查🔓，於孤山周圍發現了多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隨後他撰寫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經過和見解》發表在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四號上，從此在萬泉（今萬榮）孤山周圍開始了頗有意義的考古活動👢。

1930年10月30日—11月8日，衛聚賢和董光忠、張蔚然（兩人此前都曾在史語所考古組任職）以山西公立圖書館的名義🧑🏽‍🎨，在萬泉西杜村閻子疙瘩進行發掘🧑🏽‍⚕️，衛聚賢先生的《漢汾陰後土祠遺址的發現》（發表於1929年《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十九號）和董光忠的發掘報告（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太原山西公立圖書館和美國福利爾藝術陳列館中英文合刊）詳細記載漢汾陰後土祠遺址的研究與發掘。經過發掘👩‍💻，得到了銅五銖錢、鐵刀、鐵釘📣、陶壺、陶釜、陶溫器等古物，有“千秋萬歲”磚、幾何紋磚，“宮宜子孫”“長生無極”“長樂未央”等瓦當以及大瓦等文物。通過發掘出土物及其他考證，衛先生認為此地當為漢汾陰後土祠的所在地，而後土祠的前身即為介子推祠☮️。1931年4月1日—5月15日在萬泉荊村瓦渣斜遺址進行發掘，這次發掘報告由董光忠書寫並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所辦重要刊物《師大月刊》上👼🏻。荊村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意義非常重大🖐🏻，這次除了發現大量的陶製生活用品之外，還發現了陶塤這一先民生活的樂器，至今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品中仍能看到在荊村出土的陶塤。陶塤出土的荊村仰韶文化遺址之發掘🌱👨‍🦳，標誌著山西籍考古學家衛聚賢為我國考古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並躋身中國考古大家之行列🏊🏻‍♂️。

除了在家鄉的這兩次發掘外🪧，在此前後衛聚賢還有幾次重要發掘😞。1929年9月，衛聚賢先生率隊發掘明故宮🛺，這是他首次進行考古發掘，1930年3月又主持發掘南京棲霞山墓葬。1940年4月7日🫅🏿，衛聚賢和郭沫若在嘉陵江北岸調查時發現了幾塊漢磚和一對石槨🐭🚒。次日,兩人又約同馬衡⛺️🕧、常任俠等人繼續調查,在周圍又發現了數座漢墓⛈。14日，連同新增加的胡小石教授，幾人一同發掘這些墓葬。衛聚賢負責發掘的漢墓出土了大批五銖錢🕜、一把鐵劍和數件陶器。21日試掘結束後，衛聚賢等人還在當地半山竹廬內舉辦了一天的小型展覽，展示各種文物圖案的漢磚十幾種，參觀人數達到兩千人以上，22日重慶多家報紙均報道了這次展覽會的情況。郭沫若還專門為這次發掘出土的漢磚題詩五首，其中 “寶劍已殘琴已斷”“甓上猶余漢代錢”等詩句🎠，都是描寫這次考古發掘的成效。

衛聚賢在歷史、考古界成就斐然，在金融史的研究方面業績亦十分明顯。先生所著《古錢》《古錢年號索引》《山西票號史》對後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山西票號史》意義更為重大🪯，可以說近年來👐🏽，對於山西票號的研究應是從衛聚賢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

1951年衛先生去香港之後，又撰寫了《中國人發現澳洲》《中國人發現美洲》。1975年先生到臺灣後把在香港出版的《文字學》一書做了修改補充，後來又撰寫了《咬文嚼字》，這兩本書是衛聚賢晚年最主要的著作🫂。這些著作體現了衛聚賢在中外文化研究和文字學方面的突出成就。

轉自《山西日報》2014年2月27日